学脉与传承 | 毛明超：冯至的学习时代——兼谈北大德语的学脉

摘要：学脉是思想体系的传承脉络，亦是学术生命的历史根系。追本溯源，通过考证史实、层层梳理来挖掘和展现北京大学相关学科的发轫历程，不仅能使学科发展更具历史纵深性，也能推动和促进学术演进的连续性。有鉴于此，对学脉与学术相关的学理探讨是具有学术价值的命题。北京大学校报新设

编者按：学脉是思想体系的传承脉络，亦是学术生命的历史根系。追本溯源，通过考证史实、层层梳理来挖掘和展现北京大学相关学科的发轫历程，不仅能使学科发展更具历史纵深性，也能推动和促进学术演进的连续性。有鉴于此，对学脉与学术相关的学理探讨是具有学术价值的命题。北京大学校报新设“学脉与传承”专栏，本期特邀外国语学院毛明超撰文，呈现了学脉演进轨迹，展示了学术发展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1930年代，冯至在海德堡

1921年夏，冯至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德文班，由此开启了他的学习时代。

北大德语教学的历史虽可追溯至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国后，京师同文馆开设“布语”（普鲁士语，即德语）时，但直至1918年，“德国文学门”方才在前一年归国执掌北大校务的蔡元培先生的推动下得以建立，并于1919年“废门改系”，成为德文学系。蔡先生之所以留德乃至设立德文门（系），是因为其秉持采德之长以救中国的理念：“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1918年1月，德文教授会成立，选举顾兆熊（顾孟余）为首任系主任，并着手制定德文预科及本科教学大纲与参考书目。

在专业设立之初，北大的德语教学就强调语言习得与文学研究并重，在预科两年夯实德语基础，在本科四年专治德语文学。根据《北京大学日刊》民国八年（1919年）10月14日登载的课程表，德文学系本科一年级学生每周有三小时德文戏剧、一小时德文小说以及两小时修辞学与文体学课程，课时量占专业课程的大半。及至翌年9月，《北京大学日刊》再度明确德文学系课程类别，包含“德文学类说、德修词学与文体学、德语史、德文学史大纲、德诗学、德国述略（历史、地理、风俗、经济、学术）、作文”，进一步拓展了德语文学教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此外，德文学系一年级新生还需选修陶履恭（陶孟和）的“社会学大意”，胡适的“哲学史大纲”及王星拱的“科学概论”等课程，已可见今日博雅通识教育的雏形。

1923年9月15日，《北京大学日刊》登载《德文学系课程一览》，冯至时年为大一新生

1920年7月，朱家骅受蔡元培委托，赴德邀请柏林工业大学教授欧尔克（Waldemar Oehlke）来华任职，德文系亦充分利用师资、扩充课程目录；民国10年（1921年）1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又登载课程调整，示明自第二学期起，德文学系补充“古代德意志文学史”“德诗家和德思想家传记：青年葛特”“葛腾语和古高德意志语”等合班课程，均由欧尔克担纲。与此同时，杨震文（字丙辰）亦已应邀赴北京大学任教，为一年级开设“文学选读一：现代文、现代诗、现代戏剧”等课程，并于同年9月接任系主任工作。

冯至在海德堡大学的博士论文《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创作中的文体原则》

正是在德文学系从筚路蓝缕至日臻完善的阶段，冯至进入北京大学，开始跟随欧尔克、杨震文、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洪涛生（Vincenz Hundhausen）等名师学习德语文学。根据《北京大学日刊》所载的1923-1924学年、1924-1925学年《德文学系课程一栏》，冯至在本科时的专业必修课程以文学为主，涵盖诗歌、戏曲、散文、文学史、修辞学、诗学与诗律学、比较文学，兼有哥特语及中古高地德语、“日耳曼国粹学”（即“Germanistik”，现通称德语文学研究）、思想史与经典作家作品研究，除辅以语文学（即“Philologie”，课表称“语言学”）、历史语法、成语、尺牍（书信）、作文等外语教学必须的练习课外，与德国高校德语文学研究专业相差无几。其中，德语诗歌（1学时）、戏曲（2学时）、散文（3学时）等文体专门研究课程，以及由欧尔克一人担纲的“德国文学史”（3学时）贯穿本科四年学业，且后者完全按照历史分期，四年分别修习“德国古代文学史”“德国文学史”（自中古时代起至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之德国文学史”“德国近代（近世）之文学”，使得学生对德国文学的发展脉络有了全面而详实的了解。此外，由李大钊担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仅在1919至1920年间就引进德文书籍逾五千册，占同期购入所有西文原版书籍的三分之二，有力地支撑了德文学系的研究与教学。

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年出版，是当时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性成果，一经问世，当即风靡了德国和整个西欧，《少年维特之烦恼》在现代中国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郭沫若1922年出版的翻译本。

在教学内容上，冯至求学时期的北大德文学系注重启蒙文学与魏玛古典文学的讲授与研读，尤以莱辛、歌德、席勒为主，与冯至本人的旨趣相当接近。冯至之所以修习德语，是出于对郭沫若译介的德语文学，特别是1922年出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兴趣。在冯至看来，《维特》之所以流行，是因为“‘五四’时期一部分觉醒而找不到出路的青年与德国18世纪70年代狂飙突进运动中的人物有不少共同点，他们在这部充分反映狂飙突进精神的小说里得到了共鸣。”冯至在本科时期的书简与习作中，同样流露出此种孤寂与悲哀的情绪。1924年10月，他在《文艺周刊》上发表《好花开放在最寂寞的园里》，认定“没有一个诗人的生活不是孤独的，没有一个诗人的面前不是寂寞的……任凭他表面上，环境上，是怎样不同，其内心的情调则有共同之巅，孤独，寂寞。”在1925年4月致杨晦的信中，冯至写道：“德国文学中‘make you strong’（按：使人坚强）的文字太多了……我爱的还是那几位少见的薄命诗人Hölderlin，Lenau，Heine（按：荷尔德林、莱瑙、海涅）……”

然而冯至并不曾在寂寞中凋零，而是学习着忍耐，仿佛已预感到在苦痛中的坚守终可造就纯粹艺术之美。他在1924年8月致杨晦的信中写道：“晦哥！为艺术！生活的艺术化太难了！只好把灵魂溶于艺术之中吧！……为艺术，你忍耐吧！”正是在这一学期，冯至读到豪普特曼的《沉钟》，预感到在“深的悲哀”中已有“新的方向”。孤寂与死亡的诱惑，不再仅仅是个体的哀诉，而是上升为艺术创作的母题，由此成为了美的源泉，而这一转变却是经由德语文学实现的。

1925年11月，进入大三的冯至在《沉钟》周刊发表《记克莱思特（H. Kleist）的死》，纪念1811年在柏林西南郊的万湖边举枪自尽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大师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冯至笔下的克莱斯特是孤寂的，遍寻所求而不得，“左也是寂寞，右也是寂寞”，只留下“死”。但克莱斯特的死不是命定论下的颓丧，而是艺术的最后一次反抗，一如冯至在文中所写：克莱斯特的一生“是一篇悲剧，一种不调和（Dissonanz）；他的一生是内心同外界的战斗”，因此即便最终的结局依旧是在世人的不解与拒斥中陨灭，也留得“美”作为生命与艺术的结晶而永存，“哈孟雷特的精神在人间永在！浮士得的精神在人间永在！许许多多战士的战史在人间永在！汪湖（Wannsee）之畔的墓上的那朵奇艳的花也永无凋谢之一日，在人间永在了！”克莱斯特的苦痛与薄命，又何尝不是“make you strong”的文字呢！而这也是冯至办《沉钟》的目标：“我们要在为人所不注视的苦寂中，自己弄出一点甜味来。”

1927年，冯至完成在北京大学德文学系的本科学业，在教了两年书后，于1929年冬考取河北省官费留学名额，次年9月赴德国海德堡攻读博士学位。初到德国的冯至心无旁骛，每天“早八时起床，九时出门，六时回家，将及四月，夜里只见过四五次的月亮”，并开始系统研读德国著名诗人里尔克的作品。他倾心于里尔克如雕塑般的诗，出于内心需要而“一字不苟”地翻译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但更重要的是，冯至在里尔克的身上读到了将在日后不断激励与支撑他的信条：寂寞与忍耐、工作与等待。在1931年9月给好友威利·鲍尔（Willi Bauer）的信中，冯至写道：“我们必须有耐心，并甘于寂寞，不抱怨也不叹息。让我们把里尔克的话牢记心间：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就叫甘居幽暗而努力不懈。”因为他知道，里尔克在巴黎“从他倾心崇拜的大师罗丹那里学会了一件事：工作——工匠般地工作”。

“我们必须有耐心，并甘于寂寞，不抱怨也不叹息。让我们把里尔克的话牢记心间：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就叫甘居幽暗而努力不懈。”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里尔克著，冯至译

在时代的喧嚣中回归自我与内心，不随波逐流或是贪恋一时的名利，而是以忍耐为志业，一边涵养艺术的成长，一边坚韧地守候，这是一种纯洁的艺术的态度，也是在困顿中坚守学术的态度。坚守着、思考着、工作着，而不为时代的漠视与浮沉所搅扰，这就是冯至在他的学习时代从他倾心崇拜的大师那里所学会的：在寂寞中忍耐，在工作中等待。

“工作而等待”——这是冯至1943年于昆明所做的纪念里尔克的文章的标题，取自英国诗人奥登（W. H. Auden）1938年在即将沦陷的武汉所做的十四行诗：“当我们悔不该生于此世的时分/且记起一切似被遗弃的孤灵/今夜在中国，让我想起一个人/他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直到在缪佐他显了全部的魄力/一举而叫什么都有了个交代。”（节选）

冯至的部分著作与译作

在奥登的笔下，抗战阴霾下的中国犹如在沉默中静待艺术成熟的诗人里尔克在幽暗中顽强地坚守、不懈地奋斗，直到多年后的胜利“叫一切都有了交代”。1932年8月，冯至在给鲍尔的信中写道：“中国的情况越来越坏。在我有生之年，我是不能指望中国能好转了。但是我必须工作，拼命地工作，不用去问收获。”十年之后，在纪念里尔克的文字中，冯至再次坚定了“工作而等待”的信念，因为苦难的中国正需要这种精神：“但真正为战后做积极准备的，正是这些不顾时代的艰虞，在幽暗处努力的人们。他们绝不是躲避现实，而是忍受着现实为将来工作，在混沌中他们是一些澄清的药粉，若是混沌能够过去，他们心血的结晶就会化作人间的福利。”

冯至与姚可崑（1930）

1947年9月，《国立北京大学周刊》（第十二期）发布《西方语文学系添设德文组布告》，在新大二招收有德文基础的学生

1935年夏月，冯至完成博士论文及考核，与女友姚可崑成婚，启程回国，结束了他的学习时代。自1939年夏起，冯至出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教德语、讲欧洲文学，邓稼先、朱光亚、袁可嘉等都曾上过他的课。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复员，冯至于1946年7月返回尚未解放的北平，为在北大设立德语系而奔走。1947年9月，《国立北京大学周刊》（第十二期）发布《西方语文学系添设德文组布告》，在新大二招收有德文基础的学生，学习“德国文学史、小说、戏剧、作文等课”，至四年级则学习“小说、诗、歌德、现代文学、作文与翻译等”，依旧以文学为根基，课程设置与三十年前几无二致——这便是北大德语的学脉。1947年11月，冯至在给老友鲍尔的信中写道：“尽管中国很乱，可是北平却很平静，老样子几乎没有变化。北京大学没有受到破坏。这学期开始我在为设立德国语言文学专业而奔忙。这事我已办成。你有兴趣到我们这里来吗？……我们在北京大学是不会失望的。”相信今天的北大德语系也不会让冯先生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