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腐败行为会通过群体模仿扩散。首任“一把手”崔玉奇的腐败未被及时遏制，后续继任者将腐败视为“潜规则”，形成“腐败代际传递”。

腐败行为会通过群体模仿扩散。首任“一把手”崔玉奇的腐败未被及时遏制，后续继任者将腐败视为“潜规则”，形成“腐败代际传递”。

前文回顾：新华社炮轰直播带货了

铜陵经开区，一个以贪腐闻名的地方，从2017年7月到2024年11月，7年零4个月，6任一把手落马，平均14个月抓一个。

这惊动了安徽省委书记。

“性质十分严重，教训十分深刻。”

铜陵经开区可真够狠的，权力在这里“狂飙”！怎么说呢，真正的开发区应该孵化企业，而不是“孵化贪官”。

可是，反腐败不能总靠“事后诸葛亮”，对这种前腐后继，要咋办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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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查的铜陵经开区6任“一把手”，分别为——

2022年至2024年任铜陵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的古劲松，2024年11月落马，今年4月被“双开”。

2020年至2021年任铜陵市委常委、铜陵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的黄化锋，2024年3月落马，8月被“双开”，今年5月被判刑11年。

2016年至2020年任铜陵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副主任的都述奇，2024年2月落马，8月被开除党籍。

2012年至2016年担任铜陵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的王毅军，2017年7月落马，11月被“双开”。

2011年至2012年期间担任铜陵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纪工委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正县级）的刘其鹿，2018年11月落马，2019年2月被“双开”。

2009年至2011年担任铜陵市副市长，铜陵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书记的崔玉奇，2017年7月落马，11月被“双开”。

除了6任一把手外，值得额外提一笔的是：铜陵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郑平，2025年3月也被查了。

这些贪官为何更喜欢挑开发区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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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如果开发区是个“权力游乐场”，那铜陵经开区就像被安装了“贪腐病毒”的旋转木马——六任“一把手”排队落马，这腐败是带传染性吗？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病毒宿主1号——崔玉奇（2009-2011年在任），他开了个坏头：当年铜陵经开区土地价格还是“白菜价”，他左手批地右手收钱，硬生生把土地出让玩成了“贪腐剧本杀”。后来的继任者纷纷效仿，土地腐败成了这里的“祖传手艺”。

自2009年以来，铜陵经开区六任党工委书记全部落马，平均每位任职仅2.2年即坠入贪腐深渊，直接导致铜陵经开区经济损失超60亿元。

到了王毅军（2012-2016年在任）时代，腐败技术升级了。他给工程招标套上“量身定制”马甲，在招标文件里悄悄写“投标企业需有南极科考经验”——结果自家亲戚刚注册的公司突然就成了“南极工程专家”。此为病毒变种2.0。

在铜陵经开区这场“贪腐接力赛”中，想要详细论述病毒迭代的经过，太费周章，总结一下，这里近乎无监督的“土皇帝”，党工委书记=土地审批+人事任免+财政大权，简直就是“开发区灭霸”，将开发区演变为“权力寻租自留地”。

这是“超级权力主体”的失控，经开区集行政审批、资源配置、执法监督权于一体，形成“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合一的结构。如古劲松在任时，同时掌控项目审批“一支笔”、干部推荐“一票决”、财政支出“一印章”。

内部监督上，纪工委书记长期由“一把手”兼任，同级监督形同虚设；外部监督则因信息不对称陷入“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的管不着”困境。

按照哈佛大学桑斯坦提出的“行为传染理论”——腐败行为会通过群体模仿扩散。首任“一把手”崔玉奇的腐败未被及时遏制，后续继任者将腐败视为“潜规则”，形成“腐败代际传递”。

铜陵经开区的腐败沉疴，是发展主义导向下“重经济指标、轻制度建设”的必然结果。反腐败需超越“运动式清剿”，转向“制度性免疫”，推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立体防线。

只能说到这里了。你懂的。

来源：时空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