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4年10月7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迎来了一位不寻常的“乞丐”。他衣衫褴褛，浑身散发着恶臭，几乎站立不稳，却坚持要见周恩来。

1934年10月7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迎来了一位不寻常的“乞丐”。他衣衫褴褛，浑身散发着恶臭，几乎站立不稳，却坚持要见周恩来。

红军干部见他形迹可疑，起初不愿放行，但当他微弱地说出“我有重要情报”时，事情立刻变得紧迫起来。

这名“乞丐”被迅速带到周恩来面前，待周恩来认出他的真实身份后，不由大吃一惊，他竟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员项与年。

项与年顾不上解释自己的狼狈模样，立即从身上掏出四本学生字典，交到周恩来手中。

这看似普通的字典，实则暗藏玄机，它们用特制药水密写了蒋介石“铁桶计划”的全部内容。

这份绝密情报的送达，直接促使中央红军在九天后紧急突围，踏上了长征之路。

那么，这份险些让红军全军覆没的“铁桶计划”，究竟有多可怕？

1934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召集国民党高级将领及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制定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围剿方案。

此前四次“围剿”均以失败告终，蒋介石决心在第五次行动中彻底剿灭红军。

他调集150万大军、270架飞机、200门大炮及上千辆军用卡车，计划在瑞金周边150公里范围内构筑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按照“铁桶计划”，国民党军队将每天推进5公里，每占领一处便修建碉堡工事，形成30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逐步压缩红军的生存空间。

同时，空军将彻底切断红军的补给和通讯，使苏区成为一座孤岛。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蒋介石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所有文件均加盖“绝密”字样，并按编号分发，一旦泄露即可追查泄密者。

他自信满满地向将领们宣布：“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他万万没想到，会议刚结束，这份计划就被时任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莫雄秘密送交中共。

莫雄虽在国民党内任职，却早已心向革命。他曾参加黄花岗起义、北伐战争，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政策而逐渐倾向共产党。

1930年，他在上海结识中共党员刘哑佛、项与年等人，虽未正式入党，却多次为中共提供情报。

当“铁桶计划”落到他手中时，他深知若不及时送出，红军必将陷入灭顶之灾。

他立即找来项与年，二人连夜将情报要点密写于四本字典中，并决定由项与年亲自送往瑞金。

项与年的送信之路堪称九死一生。开始他伪装成教书先生，试图从吉安进入泰和，但沿途哨卡林立，盘查极严。

眼看无法通行，他索性躲进山林，昼伏夜行，靠野果和山泉充饥。几天后，他衣衫破烂、面容枯槁，活脱脱一副乞丐模样。

即便这样，兴国一带的封锁仍让他寸步难行。

情急之下，他捡起石头砸掉自己四颗门牙，让脸部肿胀变形，再往身上涂抹污秽，最终以“臭乞丐”的形象混过关卡。

国民党士兵见他满嘴是血、恶臭难闻，纷纷掩鼻驱赶，这才让他得以通过。

六天后，当项与年踉跄着将情报交到周恩来手中时，中央苏区领导层迅速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

此时，红军刚经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若再被困于“铁桶”之中，后果不堪设想。

10月16日，红军主力8.6万人紧急突围，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多年后，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感慨道：“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大功的。”

若非项与年冒死送信，若非莫雄冒险泄密，红军的命运或许早已改写。

而这一切，也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长征并非仅仅因军事失败而启动，更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死突围。

中央苏区的经济危机早在1933年就已显现端倪。这片位于赣南闽西的红色根据地，原本就处于贫瘠的山区，资源十分有限。

随着国民党经济封锁的日益严密，苏区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红军主要的经济来源，“打土豪”分田地，在长期战争消耗下已难以为继。

曾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领导人的龚楚后来回忆道：“井冈山附近地区，已民穷财尽”，这迫使红军不得不向赣南闽西发展，寻求新的生存空间。

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苏区的经济模式暴露出了致命缺陷。1932年后，蒋介石逐步稳定了各地军阀势力，得以集中全力“围剿”苏区。

国民党军队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在经济上对苏区实施严密封锁。食盐、药品、布匹等生活必需品被完全切断，苏区军民的生活陷入极端困境。

列宁师范学校因长期只能喝稀粥，被戏称为“稀饭学校”；机关工作人员每日口粮被缩减至12两，还要省下4两上交支援前线。

更为严峻的是，中央红军规模的急速扩张与有限的根据地生产力形成了尖锐矛盾。

到1934年，中央红军已发展到近30万人，加上地方武装和苏区工作人员，总人数超过50万。

这样庞大的武装力量，完全超出了苏区经济的承载能力。

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长的林伯渠曾忧心忡忡地指出：“我们的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扩红工作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1934年，长汀县动员了57名青年参军，经过层层转送，最终到达前线的仅有2人。

逃兵现象日益严重，一些新兵刚领到军装就偷偷溜走。苏区民众的参军热情明显下降，这与早期“送郎当红军”的盛况形成鲜明对比。

经济困境直接导致了政治危机，苏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

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苏维埃政府虽然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组织开荒生产、兴办军工厂、发行革命公债等，但这些努力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和军事压力下收效甚微。

军工厂因缺乏原材料经常停工，农田因劳动力不足而荒芜，公债发行也因群众贫困难以推行。

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后来总结道：“我们的经济政策在有些地方犯了错误，比如在土地政策上，在劳动政策上，在财政政策上。”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的“堡垒政策”正一步步压缩着苏区的生存空间。

蒋介石采纳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采取“步步为营，碉堡推进”的战术，在苏区周围修筑了数以千计的碉堡。

这些碉堡相互呼应，形成严密的封锁线，使红军的活动范围日益缩小。

到1934年9月，中央苏区面积已由鼎盛时期的8.4万平方公里缩减至不足1万平方公里，人口由400余万锐减至不足100万。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战略转移已成为红军唯一的出路。

1934年5月，中共中央开始酝酿主力红军转移的计划，并向共产国际请示。6月，共产国际复电同意进行转移准备。

9月17日，中共中央再次报告转移计划，9月30日获得共产国际正式批准。这一系列决策过程表明，长征绝非仓促之举，而是在经济崩溃和军事围困双重压力下的必然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仍保持着清醒的战略眼光。

在决定长征的同时，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政治口号，将战略转移与民族救亡紧密结合。

这既是对全国民众抗日情绪的呼应，也体现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政治担当。

正如后来张闻天所说：“我们长征，一方面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实现对日作战。”

当中央红军主力踏上长征之路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场战略转移背后那些隐秘战线上的惊心动魄。

莫雄，这位国民党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了改变红军命运的决定。

他并非共产党员，却因对革命的认同而甘愿冒险。在庐山军事会议结束后，他立即将“铁桶计划”交给了潜伏在他身边的地下党员项与年。

这个决定不仅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气，更意味着他将自己与家人的性命都押在了革命事业上。项与年的情报传递堪称中共情报史上的传奇。

这位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接到任务后，立即意识到情况的紧急性。

他与战友刘哑佛、卢志英连夜用特制药水将“铁桶计划”的要点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

为避开国民党严密的检查网络，项与年选择了一条充满艰险的路线：从庐山出发，经南昌、吉安进入泰和山区，再辗转前往瑞金。

当发现常规路线无法通行时，他不惜自毁容貌，用石头敲掉四颗门牙，伪装成浑身恶臭的乞丐。

这种近乎残酷的自我牺牲精神，确保了情报最终安全送达周恩来手中。情报送达后，中央红军立即行动起来。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从瑞金出发，开始战略转移。10月16日，主力红军渡过贡水，正式踏上长征之路。

这一系列行动比原计划提前了至少半个月，正是这宝贵的时间差，使红军得以在国民党“铁桶”合围前跳出包围圈。

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时曾对情报工作的重要性给予高度评价：“没有电台，我们就是瞎子；没有情报，我们就是聋子。”

这些隐秘战线上的英雄们，在革命胜利后却大多默默无闻。项与年在完成情报传递任务后，继续从事危险的地下工作。

1934年底，他在执行爆破任务时被捕，虽侥幸逃脱，却不得不转移至香港。抗战期间，他化名“梁明德”在天津从事地下活动。

解放后，他历任东北多个厅级职务，却在特殊时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直至1978年病逝前都未能完全恢复名誉。

他的儿子项南后来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为特区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莫雄的境遇同样充满戏剧性。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将领薛岳怀疑他的真实身份，将他列入暗杀名单。

莫雄被迫逃亡香港，直到叶剑英亲自写信邀请他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特别关照下，莫雄被任命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1956年国庆，他受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李克农特意安排他与项与年重逢。

这两位昔日的战友，在分别二十多年后，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站在一起。

历史往往记住的是那些站在台前的英雄，而隐秘战线上的功勋却容易被时间湮没。

直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党史研究的深入和档案资料的公开，莫雄、项与年等人的贡献才逐渐为世人所知。

项与年的孙女项小米在1997年出版的小说《英雄无语》中，艺术地再现了祖父当年的传奇经历，让更多人了解到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这些隐秘战线上的故事告诉我们，长征的胜利不仅依靠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也离不开后方情报工作的有力支撑。

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党的情报工作，是革命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正是这些无名英雄的勇敢抉择，为红军赢得了战略主动，改写了中国革命的命运轨迹。

他们的故事，是长征这部壮丽史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长征的胜利绝非仅仅是军事上的突围成功，它对中国革命产生的深远影响远超当时任何人的想象。

1935年10月，当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时，这支历经磨难的部队已从出发时的8.6万人减员至不足7000人。

然而正是这些历经千难万险保留下来的革命火种，最终点燃了全国革命的熊熊烈火。

毛泽东在陕北会见斯诺时精辟地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短短三句话，道出了长征最为宝贵的历史价值。

在军事层面，长征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剿灭红军”的妄想。红军主力不仅成功保存下来，更在战略转移中锻炼出了一支钢铁般的队伍。

据统计，长征途中红军共进行了60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跨越14个省份，翻越18座大山，其中包括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20余座。

这些数字背后，是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不朽传奇。

更为关键的是，长征使红军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重新获得了战略主动权。

正如彭德怀后来回忆：“长征使我们学会了在运动中求生存，在转移中寻战机。”

在政治层面，长征促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历史性转变。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这一重大转折不仅挽救了濒临绝境的党和红军，更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张闻天在会后感慨道：“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后来的胜利。”

长征途中，党中央先后召开70多次重要会议，不断调整战略方针，最终确定了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使中国共产党站在了民族救亡的最前沿。

长征还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红军途经大半个中国，将革命理想传播到沿途亿万群众心中。

在贵州、云南、四川等偏远地区，许多贫苦农民第一次听说“共产党”、“红军”这些名词。

红军严明的纪律、平等的作风，与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红军所到之处，都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这些种子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开花结果，成为推翻国民党统治的重要力量。

从更深层次看，长征锻造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精神。

这种精神包含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实事求是的创新胆略、顾全大局的团结意识、依靠群众的优良传统等多重内涵。

1949年后，长征精神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建设新国家的强大动力。

邓小平曾指出：“没有长征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改革开放时期，长征精神又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成为鼓舞中国人民攻坚克难、开拓进取的重要精神支柱。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80多年后的今天，回望长征这段苦难辉煌的历程，我们更能深刻理解它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

长征不仅是一次战略转移，更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一次革命力量的浴火重生。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长征永远在路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长征精神依然闪耀着永恒的光芒，指引着我们继续前进。

红军长征的伟大壮举，远非单纯军事转移所能概括。

这场跨越两万五千里的战略远征，既是生死存亡的突围之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思想上的淬火重生。

历史证明，长征的胜利不仅在于跳出了敌人的“铁桶合围”，更在于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独立自主的革命品格和心系民族的使命担当。

从莫雄、项与年等隐秘战线英雄的舍生忘死，到红军将士爬雪山过草地的坚韧不拔；从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

到陕北会师的战略新局，长征用鲜血与智慧铸就的精神丰碑，永远铭刻着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初心。

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苦难辉煌的征程，看到的不仅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更是一盏照亮新时代奋斗征程的精神明灯。

来源：史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