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出声音的面具，曾被无情地赶出美术馆。而在包容的上海，一场关于空间叙事的声音探索悄然展开。六个戴着无眼程序面具的实践者，宛如被数据唤醒的赛博格，在合成算法与传感器的驱动下，将建筑空间转化为独特的声音探索。
发出声音的面具，曾被无情地赶出美术馆。而在包容的上海，一场关于空间叙事的声音探索悄然展开。六个戴着无眼程序面具的实践者，宛如被数据唤醒的赛博格，在合成算法与传感器的驱动下，将建筑空间转化为独特的声音探索。
一场特别的声音实践
上海音乐厅的音乐立方内，一场特别的演出即将开始。
观众尚未走进剧场，走廊上便迎面撞上佩戴无眼面具的“面具人”。他们身着黑衣，面覆苍白面具，仿佛被封印般一动不动。
剧场空间内也有“面具人”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有的观众倒吸一口冷气，选择远离；也有的胆大的观众直接坐在“面具人”身旁：“嗨，你在干什么？”——没有回应。
“ding-ling-ling”在铃鼓的召唤下，远处的“面具人”猛然抽搐，如遭电流击中。他们一步步冲破“封条”，扑向人群，面具发出躁动声响。随着中国鼓、钢琴的加入，其他静止的“面具人”相继苏醒。
六个“面具人”汇集成列，探索前行。靠近不同障碍物时，面具发出各异声响——失去视觉的他们，仅能靠声音辨别方位。
在面具发出的刺耳声音下，有的“面具人”将身体舒展，如同在舞蹈；有的“面具人”以诡异的角度贴墙攀爬；有的“面具人”如被抽去灵魂，身体从舞台“脱落”至地面……
当他们最终在剧场中央聚集，此起彼伏的电子噪音，好似一曲特别的“音乐”。
两位背景迥异的创作者
上述场景来自音乐、肢体与建筑即兴创作工作坊《盲戏》。
《盲戏》由许瀚、王泽昊创作。许瀚本硕阶段学习传统作曲，在英国读硕士时他开始关注“不确定性”实验音乐，之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研究转向观念化、实验性音乐，目前从事作曲、音乐学、声音研究、声音艺术、即兴行为表演。
王泽昊则是从另一个领域闯入音乐世界。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他，拥有着坚实的数理逻辑思维和编程能力。自幼学习钢琴的经历，在他心中种下音乐的种子，心中对于音乐的热爱，驱使他踏上了更为专业的音乐探索之路。现在，他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攻读计算机音乐博士，主要研究音乐声学、物理建模与乐器设计。
两人在一场关于声音实验室的讲座上结识，共同的研究方向让两人一见如故，并迫不及待想要展开合作：通过使用当代技术，诠释当代年轻人对音乐的理解、对声音的思考。
不同时期的不同探索
此次的《盲戏》是许瀚多年来探索的阶段性呈现。他回忆：“2019年，我和同伴带着可发声的面具进入美国的当代美术馆，结果被赶了出来。”在他看来，当代美术馆应该是最包容、开放的场域，却依然无法接受当代创作者对于声音的探索。
2020年，许瀚带着新的创意，在上海宝龙美术馆进行了一场纯粹的肢体演出。当观众踏入场馆来到他的装置面前，便成为作品的变量：他们的脚步、呼吸与驻足，都在无形间重构着演出的叙事，表达了“参与即创作”的理念。
此次在上海音乐厅，他们共同开启了新探索：“面具人”佩戴的面具搭载了基于频率调制合成（FM Synthesis）的声音算法。六副面具各对应一个固定音高（即载波频率），最低音为A2，其余五个音高为A2反隐裂中的前五个音。面具上的陀螺仪、光照传感器和超声波测距传感器等组件持续将实时数据反馈给声音算法，用以调节声音合成的参数，从而塑造音色的细微变化。佩戴者根据面具发出的不同声音，来辨别与障碍物间的距离。当六位“面具人”最终在剧场中央形成声学共振场时，观众听到的不仅是算法生成的声音，更是空间材质、人体移动、环境噪音共同造就的声场。
许瀚、王泽昊认为，“盲”不仅指视觉剥夺，更隐喻“技术致盲”，揭示出科技对人类感知可能造成的遮蔽和同化。同时，传感器数据被算法解析为同质化的电子声响。这种较为单调统一的声音与佩戴者在失去视觉后的夸张肢体探索相叠加，共同指向这样一个命题：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时代，人类个体正面临被“趋同化”，并在蓄力对抗这一趋势。面具背后的人似乎在与这种技术、数据、声音的同质化抗争，当他们勇于“盲目”且“天真”地探索空间和身体时，趋同化便在某些瞬间被打破。
千人千面的自由解读
《盲戏》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观众、创作者与表演者的多元视角。这场打破常规的声音实践，不仅是艺术表达的突破，更成为不同认知激烈碰撞的观念实验室。
学术与专业视角的深度解读中，现场有大学教授敏锐捕捉到作品对艺术权力结构的颠覆——无脚本的自由表演、观众与表演者的平等交互，彻底瓦解了导演与编剧的权威；建筑师则将目光投向空间叙事，惊叹于墙壁、座椅甚至空气都化作参与叙事的“活性材料”，建筑功能性与艺术表达在此刻实现跨学科交融。
年轻观众以纯粹的感官直觉拥抱这场实验，无眼面具的科技感、混乱声响的冲击力，如同一场视听狂欢；年长观众则从胶带封锁的过道、“面具人”的苏醒中，窥见对既定秩序的隐喻性反抗。然而，也有传统音乐爱好者因无法接受聒噪的噪音与失控的肢体语言，在演出结束后选择离场——这种离场本身，恰恰印证了实验艺术撕裂舒适区的先锋力量。
“声音、空间、肢体，仅仅是这三个词汇就很吸引我。”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科技专业的大二学生汤思齐在这次实践中担任“面具人”的声音辅助。在他看来，舞台艺术虽然多元，但很多时候音乐并非舞台上的主角。即便是歌剧、音乐剧，依然是有剧情的，在讲故事。而在这次表演中，参与者可以根据框架自己去理解角色，每个参与者都是特别的创作者。华东师范大学的姝婧作为“面具人”之一，深感这次表演让她感受到自由与任性，“当我看不到观众和外界的环境时，我反而无比兴奋，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的肢体得以挣脱外界目光的束缚，以最本能的方式与空间对话。”
袁绍然在《盲戏》中负责铃鼓，“盲戏两个字，我是分开理解的。盲是手段，是我们创作作品的过程；戏是结果，是经过创作后产生的成品。两者呈因果关系。” 从戏剧的角度看，他认为《盲戏》是一种很好的表演训练方法，“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农夫，戴面具的演员就是走散的羊，我要将羊引到羊圈（舞台中央的演区）。”参与《盲戏》，让袁绍然对当代艺术有了新的理解，“创作者明晰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借助非具象的手段展示出来，观众再自主感悟创作者的想法，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6月9 日至14 日，ICMC国际电子音乐50周年会议将在美国波士顿举行。届时，《盲戏》将在活动期间再度上演。
来源：音乐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