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代谢的灵魂革命：创新降糖药引领糖尿病代谢新纪元

摘要：全球老龄化与生活方式改变正推动糖尿病患病率不断攀升[1]。糖尿病常伴心脑血管疾病（CVD），而CVD是致死致残的重要因素[2]。传统“以血糖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已难以应对复杂挑战。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为代表的新型降糖药物，正在引领从“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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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老龄化与生活方式改变正推动糖尿病患病率不断攀升[1]。糖尿病常伴心脑血管疾病（CVD），而CVD是致死致残的重要因素[2]。传统“以血糖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已难以应对复杂挑战。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为代表的新型降糖药物，正在引领从“单一控糖”到“综合代谢管理”的治疗变革。这类药物不仅能降糖，还能通过减重、改善内皮功能、减轻炎症等机制，为心血管保护带来突破。然而，临床实践中仍面临药物使用率低、早期筛查滞后等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在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EASD）直通中国研讨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向光大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曾天舒教授、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金萍教授深入探讨了2型糖尿病（T2DM）诊疗的前沿进展，旨在指导临床实践。本文对会议精彩内容进行总结，以飨读者。随着全球糖尿病患者数量的不断增加，了解其流行病学特征对于制定有效的防控策略至关重要。曾天舒教授首先介绍了T2DM最新的流行病学情况。据2021年国际糖尿病联盟（IDF）发布的全球糖尿病地图集数据显示，全球20-79岁糖尿病患者已攀升至5.37亿，且增长趋势迅猛，预计至2045年这一数字将突破7.83亿[1]。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糖尿病防治形势尤为严峻：2021年新发患者超400万，总患病人数突破1.17亿，因糖尿病导致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高达1170万[3]。研究表明，空腹血糖异常、高身体质量指数（BMI）、不健康饮食模式及空气污染，均为糖尿病发生发展的关键危险因素[3]。针对上述挑战，曾天舒教授强调强化早期筛查、提升疾病诊断率是破解困局的核心突破口。2024年美国糖尿病协会（ADA）指南着重突出早期筛查的战略意义，并首次新增针对成人疑似1型糖尿病的标准化诊断流程。此外，IDF在《IDF关于负荷后1小时血糖诊断中度高血糖和2 型糖尿病的立场声明》中提出革新性诊断标准 —— 将75克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后1小时血糖（1-h PG）≥8.6mmol/L 定义为中度高血糖，≥11.6mmol/L 即可确诊糖尿病（此标准尚未被中国指南采纳）[5]。相较于传统2小时血糖检测，这一新标准能够更早捕捉高危人群，为临床干预争取宝贵时间窗口。接下来，曾天舒教授从代谢疾病管理方面进行了分享。2023年，美国心脏协会（AHA）提出的心肾代谢（CKM）综合征概念引发学界高度关注。该综合征揭示了代谢风险因素、慢性肾脏病（CKD）与心血管系统之间复杂的病理生理交互作用，这种恶性循环不仅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更显著增加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发生风险[6]。临床数据显示，T2DM患者常合并高血压、高脂血症、中心性肥胖等多重代谢紊乱，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加速心肾等靶器官损伤，进一步凸显将CKM整体管理纳入T2DM诊疗体系的必要性[7,8]。面对T2DM患者存在多重代谢紊乱的复杂情况，传统的治疗模式已难以满足临床需求。在此背景下，肠促胰素类药物应运而生，成为糖尿病治疗领域的前沿突破点。包括GLP-1RA在内的肠促胰素类药物凭借多重作用机制，不仅能高效调控血糖，更在改善T2DM患者心肾结局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9-11]。曾天舒教授还详细介绍了SOUL研究、FLOW研究等试验的主要结果。总而言之，目前肠促胰素类药物取得了重大进展，诸多研究结果证实，此类药物能够助力T2DM的综合管理。金萍教授介绍道，全球约1/3的T2DM患者合并心血管疾病（CVD）。一项横断面研究数据显示，33.9%的T2DM患者存在冠心病、颈动脉或脑血管疾病等心血管问题。尽管控制多重危险因素（血压、血糖、血脂、吸烟）可使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超50%，但现实中仅有不足20%患者实现全达标[14]。有研究表明，确诊T2DM前25-30年，糖尿病患者CVD患病率已是普通人群的2.18倍[15-17]。金萍教授进一步讲到，正如曾天舒教授所说，CKM综合征理念提示我们需要进行代谢管理。多项心血管结局试验（CVOT）证实，GLP-1RA能够显著降低MACE风险。例如，口服司美格鲁肽的大型优效性CVOT试验——SOUL试验结果表明，对于合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和慢性肾脏病（CKD）的患者，口服司美格鲁肽可使MACE风险降低14%[20，21]。2025年一项最新的荟萃分析结果表明，GLP-1RA能够显著降低复合肾脏结局风险达18%，同时降低全因死亡风险达13%[22]。基于充分的循证医学证据，2025年ADA指南明确推荐：对于合并ASCVD、心力衰竭（HF）、CKD和ASCVD高危人群的T2DM患者，应优先起始应用具有明确心血管（CV）保护获益的GLP-1RA或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23]。尽管大量循证医学证据已证实GLP-1RA对心血管高危患者具有显著获益，但临床实践中其应用仍面临使用率不足的困境。在中国T2DM合并CVD的患者群体中，GLP-1RA/SGLT2i 的实际使用率仅为6.2%[24]。一项纳入113名临床医生及1096例患者的调研显示，即便在血糖控制未达标的情况下，GLP-1RA的起始治疗及剂量上调仍普遍存在延迟现象。深入分析发现，注射给药方式、用药便捷性欠佳，以及患者对注射负担的担忧，是导致治疗延迟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些障碍显著影响了 GLP-1RA 在临床治疗中的及时规范应用[25]。

向光大教授总结到，目前，GLP-1RA类药物在糖尿病治疗领域已取得重大突破，为T2DM的临床治疗带来了全新希望。随着口服司美格鲁肽等新型降糖药物的广泛应用，T2DM的治疗模式正加速革新，临床管理亦将迈向更精准、更高效的全新时代。未来，我们热切期待更多前沿研究成果的发布，以及更多创新药物逐步进入临床应用，持续推动T2DM治疗领域的发展与进步。

小结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糖尿病患病人数的不断增加和患者病情的复杂化，传统的糖尿病管理模式亟待升级。以GLP-1RA为代表的新型降糖药物，凭借其改善代谢紊乱、减轻体重及心血管保护等多重作用，为T2DM的综合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推动糖尿病管理模式从“单一血糖控制”向“综合代谢管理”迭代升级。然而，尽管这类药物拥有充分的临床循证证据支撑，其在临床普及过程中仍面临两大现实挑战：一是药物使用率显著偏低，二是注射给药方式对患者依从性的影响。未来，需进一步优化药物使用策略，提升临床医生对新型降糖药物的认知与应用能力，同时关注患者的实际需求，以提高治疗依从性和临床疗效，更好地应对T2DM的防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