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重构全球技术秩序，AI技术的全球话语权争夺日益凸显。2025年中国企业DeepSeek发布的DeepSeek—R1模型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和复杂争议。研究系统考察中外媒体DeepSeek—R1报道的跨文化叙事建构与传播过程发现，西方媒体主
摘要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重构全球技术秩序，AI技术的全球话语权争夺日益凸显。2025年中国企业DeepSeek发布的DeepSeek—R1模型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和复杂争议。研究系统考察中外媒体DeepSeek—R1报道的跨文化叙事建构与传播过程发现，西方媒体主要使用安全化和地缘政治框架，通过“策略性技术叙事”强化AI技术的民族主义色彩，强调国家竞争、技术威胁与安全风险；而中国媒体和其他地区媒体则更多地采用技术创新与文化自主框架，突出技术主权，强调AI发展的多元路径与开放合作。研究提出“策略性技术叙事”、“框架渗透障壁”与“多元框架共存”等概念，揭示了媒介框架在全球技术话语权争夺中的战略作用，并指出全球媒体话语体系的不对称性与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为全球技术秩序的公平与包容发展提供理论视角和实践启示。
作者简介
郑恩（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清华大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赵懋（成都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博士）
李振康（浙江财经大学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
《传媒观察》2025年第5期
一
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快速重塑全球技术格局与国际关系。随着通用人工智能（AGI）竞争加剧，AI技术已成为国家战略资源和国际话语权博弈的关键领域。2025年1月，中国企业DeepSeek推出的DeepSeek—R1模型迅速引发了国际广泛的关注与争议，该模型采用混合专家架构（MoE）与旋转位置嵌入（RoPE）技术，在多个基准测试中表现优越，超越了多个西方主流模型，并被NVIDIA等国际云平台接入，迅速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一方面，开发者社区对该高性能开源模型表示欢迎；另一方面，西方安全研究机构对其潜在的“双重用途”风险表示担忧。2025年2月，澳大利亚、美国及欧洲部分国家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其在官方设备中使用，标志着相关技术争议进入政治化阶段。
在国际技术议题中，媒介角色已超越单纯的信息中介，转成为构建技术叙事与政治意涵的能动主体。在DeepSeek—R1所引发的争议中，媒介如何建构AI技术的地缘政治想象并转化为公众认知？媒介框架在重构国际技术话语权结构中扮演何种角色？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探究以下问题：
（1）中外媒体如何通过特定框架建构围绕DeepSeek—R1的国际争议？不同地区和类型媒体在框架选择上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
（2）这些媒介框架如何反映、强化乃至建构特定的技术地缘政治想象，并在全球技术话语权的分配中发挥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与非西方媒体的框架如何实现传播、转化或遭遇抵制？
二 文献综述
（一）媒介框架理论与全球技术议题的建构
随着媒介在外交实践中的核心地位不断提升，媒介化（mediatization）理论为理解当代技术外交提供了关键视角。媒介化理论关注媒介如何重塑社会制度与实践，强调社会活动越来越受到媒介逻辑的影响与支配。戴维·阿尔赛德（David L. Al-theide）与罗伯特·斯诺（Robert P. Snow）最早提出“媒介逻辑”概念，指出媒介如何通过格式与风格干预社会实践。随后，安德烈亚斯·赫普（Andreas Hepp）将媒介化视为媒介与社会文化之间长期互动的过程，强调媒介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建构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斯蒂格·雅瓦德（Stig Hjar-vard）进一步提出“制度性媒介化”概念，指出媒介逻辑已深度嵌入社会制度运行之中。
在全球技术议题研究中，埃尔莎·赫德林（Elsa Hedling）指出，媒介不仅传递信息，更在框架选择、话语策略与叙事结构上积极参与技术地缘政治想象的构建。她认为，媒介建构早已超越信息中介功能，转变为深度意义建构的能动机制。因此，本文采纳媒介化与框架理论的复合视角，意在揭示媒介在塑造AI地缘政治想象中的核心作用。
在操作机制层面，媒介框架理论提供了分析路径。罗伯特·恩特曼（Robert Entman）将框架界定为传播中对现实的有目的突出，它能够影响问题定义、因果归因与道德评价。在国际传播中，这种框架机制帮助构建公众对技术争议的特定理解。与此同时，阿利斯特·米斯基蒙（Alister Miskimmon）等人提出“战略叙事”概念，强调国家如何通过媒介建构有目的的技术叙事，以争夺全球话语主导权。两者共同揭示了媒介从微观操作到宏观传播策略的多层次影响机制。
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西方主导的传播格局，对跨文化背景下的媒介框架互动探讨不足。为此，本文尝试结合框架分析与批判话语分析方法，回应“媒介如何在全球传播场域中建构技术主权”的核心问题。
（二）媒介框架理论与全球技术议题的建构
技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在全球AI领域愈发突出，其核心在于将技术发展与国家利益、身份和主权紧密相连。沈辛成将其界定为“将技术发展与国家利益、身份和自主权紧密联系的意识形态与政策取向”。在AI领域，这种倾向表现为各国在战略规划、资源投入与技术主权上的政策强化。技术民族主义已从传统工业领域扩展至AI等前沿技术，构成全球基础设施资本主义下的新型文化逻辑。
媒体作为技术民族主义传播的重要场域，通过特定框架建构技术叙事。汪雪峰等人的研究表明，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科技发展常采用“技术威胁”框架，将中国AI进步描述为对西方技术主导地位的挑战。美国媒体倾向于使用“国家安全风险”框架，将中国AI发展与国家安全威胁关联；而中国媒体则强调“技术创新与全球贡献”框架，将AI发展描述为促进全球技术进步的积极力量。
媒体对AI技术的安全化框架建构是技术民族主义媒介呈现的关键特征。杨楠等人的研究显示，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AI发展的报道中，“安全威胁”框架占比高达43.7%，为美国政府对中国技术企业的限制政策提供了舆论基础。媒体的安全化框架通过提高威胁感知、合法化特殊措施和动员政策支持三种机制影响技术政策。
与此同时，冷战隐喻如“AI军备竞赛”“技术铁幕”等频繁出现在美国媒体报道中，构建了一种以对抗性为核心的地缘政治技术想象。这种“数字冷战”修辞表明安全化叙事正在取代开放协作的全球技术叙事。
此外，议题设置偏向也构成媒介再现的重要方面。国际媒体对中国AI的报道中普遍存在对伦理、风险议题的过度聚焦，而对技术本身的讨论则被边缘化。这表明媒体不只是选择报道什么，更通过选择“如何报道”构建技术他者形象。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概念，媒介在建构国家技术身份过程中，进一步划分“我们—他们”的技术想象边界。
然而，现有研究在分析AI领域技术民族主义的媒介再现时仍存在局限，大多集中在中美两国报道的比较，缺乏更广泛的跨文化视角。本研究试图通过多元化的媒体样本和深入的框架分析，弥补这些不足。
（三）全球南方技术实践的媒介再现研究
西方媒体对非西方技术创新的报道长期存在系统性偏见。赫尔曼·瓦瑟曼（Herman Was-serman）指出，西方媒体在报道非西方技术发展时，常采用“模仿式创新”或“技术追赶”框架，难以承认其技术原创性与本土价值。特别是在报道中国技术发展时，媒体往往强调其与西方模式的差异，并将这些差异建构为“威胁”或“问题”，而非创新潜力。
这种技术报道中的不平衡反映出深层的话语权结构。早在1969年，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在其著作《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中就提出“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指出西方通过控制传播内容维护全球主导地位。其后，博伊德—巴雷特发展出“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强调全球媒体系统的结构性权力不平等。这些话语权机制主要通 过三种方式运作：一是设定技术标准的评判基准；二是建构线性进步叙事；三是嵌入价值导向的伦理评价框架。徐培喜提出“数字帝国主义”概念，强调西方媒体如何将中国技术描绘为“威权性技术”，突出“数据隐私风险”和“非西方性”标签，构建典型的“他者化”话语。
近年来已有多项研究指出全球南方媒体系统正在通过“去殖民化传播实践”回应这种话语不平等。陈世华提出的“去西方化”传播理论强调应从本土知识与实践逻辑出发，建构多元化的技术认知体系。史安斌等人进一步提出“南方转向”范式，主张通过制度重构与理论重构突破西方话语主导。达雅·屠苏（Daya Thussu）也强调，非西方媒体正在通过重新定义成功标准、强化本土知识价值与重构“南南合作”叙事等方式，主动挑战西方话语霸权。
总体而言，全球南方的技术传播实践展现出挑战西方技术叙事结构性不平等的主动性与能动性。本研究将以AI领域的技术外交媒介化呈现为分析入口，进一步探讨媒体通过策略性技术叙事与框架对抗主导话语机制的可能。
三 研究方法
（一）分析框架
本研究采用伯特·恩特曼（Robert Entman）的框架分析理论作为基本分析工具，将媒介报道中的框架操作化为四个维度：问题定义、归因分析、道德评价与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为揭示框架背后的意识形态建构，本研究引入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方法，结合诺曼·费尔克劳夫（Fairclough）的三维分析模型，系统考察文本层面（语言选择与修辞策略）、话语实践层面（新闻生产与消费过程）及社会实践层面（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关系）。
这一复合方法设计有助于超越传统的内容分析，揭示媒介框架在构建技术外交话语时的权力嵌入机制。结合预研究与文献回顾，本文最终识别出四类主要框架类型及其操作性定义（见表1），构成后续编码与对比分析的基础。
（二）样本选择
本研究采用有目的抽样（purposive sampling）方法，选取多元化的媒体资源作为分析对象，确保全球多地区视角的平衡呈现。媒体选择标准包括：全球影响力、对技术议题的持续关注度、地缘政治代表性以及语言可及性（英文或中文）。研究的时间范围为2025年1月（DeepSeek—R1模型发布）至2025年3月，集中考察DeepSeek—R1模型发布后迅速引发全球关注和争议的关键阶段。
样本抽取采用关键词筛选与目的性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通过综合数据库检索（Lexis Nex-is Academic、Factiva、中国知网、各媒体官网及其数字平台）使用“DeepSeek—R1”、“深度求索R1”、“中国AI”（China AI）、“AI争议”（AI Con-troversy）、“开源大模型”（Open—Source Large Models）等中英文关键词识别相关报道。为确保样本充分性，本研究扩大了数据源范围，不仅包括传统纸质媒体报道，还纳入了各媒体的官方网站、数字版、科技频道以及专业科技媒体平台的相关内容。初步检索获得了396篇相关报道，经过排除内容重复、提及过于简略的报道后，得到有效样本262篇。考虑到各媒体报道数量分布不均，研究采用了具有代表性的分层抽样方法，最终选取240篇报道作为核心分析样本（见表2）。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在媒体分类上采用两种层次：（1）三分法，将媒体分为西方媒体、中国媒体和其他地区媒体。其中，西方媒体包括美国媒体和欧洲媒体；中国媒体指中国大陆主要媒体；其他地区媒体主要包括日本和印度媒体。（2）二分法，将中国媒体和其他地区媒体统称为“非西方媒体”，与西方媒体形成对照。三分法有助于识别中国媒体的特殊性，二分法则便于分析西方与非西方视角的根本差异。在不同分析层次上，根据研究需要选择适当的分类方式，并明确说明。
（三）编码与分析程序
编码类目以四种框架类型为核心基础，并进一步细化为若干可操作的子类目（见表3）。由接受专业培训的编码员执行所有编码工作，其信度检验结果（Cohen's Kappa）为0.87，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可接受标准。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混合策略，通过统计分析把握框架分布，通过批判话语分析揭示框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四 研究发现
（一）媒介框架的总体分布、时序变化与多元回归分析
1.框架总体分布特征
研究结果显示，在所有样本中，地缘政治框架（34.2%）和技术框架（31.7%）最为常见，其次为伦理框架（22.5%）和文化框架（11.6%）。这一分布表明，DeepSeek—R1争议在媒体呈现中既有技术本身的讨论，也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
2.差异性分析
（1）框架选择差异性
不同类型媒体对框架的使用呈现显著差异。通过SPSS26.0软件进行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分析（χ2=86.53，自由度df=15，p
在西方媒体内部，欧洲媒体的伦理框架使用比例（35.7%）高于美国媒体（28.6%），但地缘政治框架使用比例（42.8%）略低于美国媒体（50.6%）。在其他地区媒体中，日本媒体表现出技术框架（33.3%）和地缘政治框架（41.7%）并重的特点；印度媒体则在技术框架（46.2%）使用上接近中国媒体水平，但其文化框架比例（23.1%）高于中国媒体（18.5%）。
除框架选择外，区域媒体在问题定义、话语特征和修辞策略上也存在明显差异。欧洲媒体更关注伦理和透明度，美国媒体更强调安全风险，日本媒体在技术评估与安全风险之间保持平衡，而印度媒体则特别强调文化认同和多样性价值。卡方检验表明，区域类型与框架选择（χ2=43.26，df=12，p
在地区维度与媒体类型交叉分析中，框架使用的系统性差异更加凸显。在主流综合性媒体中，西方地区媒体对地缘政治框架的使用频率（52.5%）显著高于中国媒体（23.6%）；在专业科技媒介中，西方地区媒介虽然也使用技术框架（38.6%），但比例远低于中国科技媒介（65.0%），同时其伦理框架比例（34.3%）明显高于中国科技媒介（12.5%）。商业财经媒体则在框架选择上呈现较为均衡的分布，但西方商业媒体的地缘政治框架（40.0%）仍明显高于中国商业媒体（16.0%）。
研究引入对应分析法进一步探讨媒体类型、框架使用与评价立场之间的关系发现，西方主流媒体与地缘政治框架和负面评价形成聚类；西方科技媒体与伦理框架和混合评价接近；非西方主流媒体与技术框架、文化框架和正面评价密切相关；而专业科技媒体则位于较中间位置，与中立评价相对接近。
（2）问题定义差异
不同框架在问题定义方面呈现显著差异。技术框架主要将DeepSeek—R1争议定义为技术评估与创新路径的挑战，地缘政治框架将其视为国家技术竞争与安全风险问题，文化框架聚焦于技术价值观差异与文化认同，而伦理框架则强调数据使用与算法透明度的伦理困境。西方媒体与非西方媒体在问题定义上存在系统性差异。西方媒体更倾向于将DeepSeek—R1争议定义为安全风险问题（占国家竞争框架的44.6%）和算法透明度挑战（占伦理框架的56.8%）；而非西方媒体则更多强调创新技术特点（占技术挑战框架的52.7%）和文化认同的构建（占文化框架的48.0%）。卡方检验表明，媒体类型与问题定义选择之间存在显著差异（χ2=96.27，df=21，p
在专业领域媒体中，这种差异表现得更为细致。西方科技媒体虽然比主流新闻媒体更多讨论技术本身，但仍将42.9%的讨论聚焦在算法透明度和数据治理问题上；而中国科技媒体的62.5%的报道聚焦在性能评估和创新路径上。商业媒体则更多从市场竞争和产业影响角度定义问题，但西方商业媒体的“市场威胁”框架（35.0%）明显高于中国商业媒体（12.0%）。
（3）评价立场差异性
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媒体类型与框架选择共同影响评价立场。控制事件类型变量后，媒体类型仍显著影响评价立场（β=0.47，t=3.27，p
区域分析显示，欧洲媒体的负面评价比例（42.9%）略低于美国媒体（50.8%），混合评价比例（28.6%）则高于美国媒体（15.9%）；日本媒体表现出较高的负面评价比例（41.7%）但也有显著的中立评价（33.3%）；印度媒体则在正面评价（38.5%）和中立评价（30.8%）上比例较高，负面评价较低（15.4%）。
评价立场与框架类型存在显著差异（χ2=102.5，df=9，p
3.框架使用的时序变化
由于研究时间范围集中在2025年1—3月的短时期内，框架使用的时序变化主要体现为对特定事件的响应。研究将这一时期分为三个阶段：模型发布初期（1月上中旬）、全球扩散期（1月下旬至2月初）和争议深化期（2月中旬至3月）。
在模型发布初期（1月上中旬），技术框架在各类媒体中占主导地位（54.8%），报道主要聚焦DeepSeek—R1的性能表现和技术创新。随着DeepSeek—R1在1月底登陆NVIDIANIM平台并被多家国际企业接入，进入全球扩散期，西方媒体的地缘政治框架显著上升（从38.2%上升至58.6%），而非西方媒体的技术框架仍保持主导地位（50.3%），但文化框架也明显上升（从12.5%上升至22.7%）。在2月初澳大利亚等多国政府表达安全担忧后，进入争议深化期，西方媒体的地缘政治框架（63.2%）和伦理框架（32.5%）达到峰值，非西方媒体则强化了文化框架（27.8%）和技术框架（47.5%）的使用。
时序变化在不同类型和区域媒体中呈现不同模式。例如，欧洲媒体对安全事件的反应（地缘政治框架增加18.2个百分点）不如美国媒体（增加25.7个百分点）剧烈；日本媒体则表现出从技术框架（初期50.0%）向地缘政治框架（后期60.0%）的显著转变；印度媒体在争议深化期增强了文化框架使用（从16.7%增至33.3%），显示了其独特的关切点。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区域媒体在Deep-Seek—R1争议演变过程中关注点的系统性区别。
综合框架分布与时序变化分析表明，Deep-Seek—R1争议的媒介呈现出明显的地缘政治分化。西方媒体倾向于将技术争议纳入国家竞争与价值观冲突的宏观叙事中，而非西方媒体则更注重技术本身的创新价值与文化意义。这种框架选择上的系统性差异不仅反映了媒体立场的不同，也反映了技术外交在媒介化过程中的复杂性。
4.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关键事件类型（β=0.415，p
关键事件对框架使用产生显著影响。通过对事件前后框架分布变化的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2025年2月多国政府对DeepSeek—R1表达安全担忧后，地缘政治框架在西方媒体中显著增加（t=4.23，p
框架类型与评价立场呈现显著相关关系（β=0.43，t=4.34，p
事件响应分析显示，评价立场随关键事件而变化。在DeepSeek—R1初期发布时，西方媒体的负面评价比例为35.3%，随着多国政府表达安全担忧后，这一比例上升至58.7%（t=3.92，p
进一步来看，媒体类型、问题定义和评价立场之间的复杂关联也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得到验证。在控制了事件类型变量后，媒体类型是问题定义的显著预测因素（标准化回归系数β=0.68，t=18.42，p
为进一步检验媒体类型对评价立场的直接影响，多元回归的分析结果表明，媒体类型是预测评价立场的强有力变量（β=0.47，t=3.27，p
交互效应分析揭示，媒体类型与框架类型在预测评价立场时存在显著交互作用（χ2=18.73，p
（二）归因分析
在归因分析中，各类框架呈现出相互区别的解释逻辑。技术框架主要归因于技术路径选择和资源条件差异，地缘政治框架强调国家战略和监管体系差异，文化框架聚焦于价值观冲突和技术哲学差异，而伦理框架则突出数据实践和制度环境的差异。表4详细展示了各框架下归因分析的分布。
西方媒体与非西方媒体在归因偏好上也存在显著差异。逻辑回归分析表明，归因到国家战略（β=5.23，95%CI[3.47，7.89]，p
媒体类型之间的归因差异也很明显。西方主流媒体51.2%的报道将DeepSeek—R1争议归因于国家战略因素，而专业科技媒体则有36.8%归因于数据实践问题。中国主流媒体有43.8%的报道将争议归因于技术路径选择，而科技媒体则有31.5%归因于资源条件差异。商业媒体在归因上更强调市场竞争因素，但西方商业媒体仍有35.0%归因于国家战略，而中国商业媒体仅有16.0%采用这一归因。
区域媒体的归因分析也呈现差异。欧洲媒体比美国媒体更多归因于制度环境差异（欧洲21.4%，美国14.3%）；日本媒体在归因时强调监管差异（25.0%）的比例较高；印度媒体则特别强调价值观多元性（30.8%）。这种区域差异反映了各地区对技术争议的独特理解视角。
事件响应分析显示，归因分析随关键事件而变化。特别是在2025年2月多国政府机构表达安全担忧后，西方媒体对国家战略的归因比例达到峰值（76.2%），反映了策略性技术叙事的高度政治化；而在DeepSeek“开源周”活动后，非西方媒体对技术路径和文化价值的归因明显增强（分别从45.6%和26.3%增至57.1%和42.9%）。
归因分析的语言学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词频分析显示，西方媒体更频繁使用“控制”“监管缺失”“战略威胁”等安全化语言；非西方媒体则倾向于“创新路径”“多元发展”“包容共享”等去殖民化语言，这种词汇选择强化了各自的解释框架。
（三）框架中的话语特征与修辞策略
1.安全化话语与去殖民化话语的对立
研究发现，安全化话语（securitizationdis-course）与去殖民化话语（decolonizingdiscourse）构成了DeepSeek—R1媒介框架中的两大核心话语系统。西方媒体（美国和欧洲媒体）报道倾向于采用安全化话语，将DeepSeek—R1构建为潜在安全威胁；而非西方媒体（包括中国媒体和其他地区媒体）则更多采用去殖民化话语，将Deep-Seek—R1描述为技术多元化的积极实践。其中，中国媒体的去殖民化话语更为强烈，而其他地区媒体（如印度和日本媒体）则呈现相对中和的话语特征。表5展示了两类话语的主要特征与代表性表述。西方媒体内部的安全化话语呈现差异：主流媒体强调“国家安全风险”和“监管缺失”；科技媒体聚焦“数据安全”和“算法透明度”；商业媒体突出“市场威胁”和“不公平竞争”。非西方媒体的去殖民化话语则体现为：综合性媒体强调“技术自主”；科技媒体强调“创新路径多元化”；商业媒体强调“技术生态共建”。词频分析显示，西方媒体高频使用“风险”（2.7次/篇）、“威胁”（1.9次/篇）等词；非西方媒体则频繁使用“创新”（3.2次/篇）、“多元”（2.1次/篇）等词（t检验：p
随着事件发展，安全话语在西方媒体中的使用频率显著上升。时间序列分析表明，从模型发布初期到争议深化期，安全化词汇在西方媒体报道中的使用频率呈显著上升趋势（β=0.62，t=8.27p
2.隐喻使用与叙事构建
隐喻分析显示，西方媒体与非西方媒体在DeepSeek—R1报道中使用了截然不同的隐喻系统。西方媒体广泛使用“竞赛”“冷战”和“双刃剑”等隐喻；而非西方媒体则更多采用“旅程”“桥梁”和“生态系统”等隐喻。
在西方媒体报道中，主流新闻媒体对“竞赛”与“冷战”隐喻的使用频率分别为46.5%和38.3%，高于科技媒体（35.7%、22.4%）与商业媒体（40.0%、20.0%）。在非西方媒体中，科技媒体使用“旅程”隐喻的比例最高（45.0%），而主流媒体使用“桥梁”隐喻的比例最高（30.0%），商业媒体则更多使用“生态系统”隐喻（24.0%）。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类型媒体在构建策略性技术叙事时的侧重点不同。
卡方检验表明，媒体类型与隐喻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相关（χ2=97.82，df=5，p
叙事结构分析显示，西方媒体倾向于采用“威胁—反应”的叙事模式，将DeepSeek—R1描述为对现有技术秩序的挑战，并强调应对措施的必要性；而非西方媒体则更多采用“创新—贡献”的叙事模式，强调DeepSeek—R1的技术创新及其对全球AI发展的潜在贡献。这种叙事模式的差异反映了不同媒体对技术发展的根本性理解分歧。
3.信息来源与权威建构
信息来源分析显示，不同媒体在DeepSeek—R1报道中引用的信息来源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影响了框架的构建与合法化。西方媒体更多引用安全专家（占引述的32.7%）、政府官员（占22.8%）和西方技术公司（占19.5%）的观点；而非西方媒体则更多引用技术研究者（占引述的37.2%）、DeepSeek团队成员（占24.6%）和国际学术机构（占15.3%）的观点。
不同类型的媒体在信息来源选择上也有差异。西方主流媒体引用政府官员的比例最高（31.4%），科技媒体引用技术专家的比例最高（42.9%），商业媒体则更多引用市场分析师（35.0%）。中国主流媒体引用政府和企业消息的比例较高（共43.8%），科技媒体则更多引用技术研究者（52.5%）和开发者社区（17.5%）的观点。
区域媒体在信息来源选择上呈现特定模式。欧洲媒体比美国媒体更多引用学术机构（欧洲17.8%，美国10.3%）；日本媒体特别强调产业协会观点（16.7%）；印度媒体则显著引用本国技术专家（23.1%）和国际组织（15.4%）的观点。
皮尔逊相关分析表明，引用安全专家与安全化框架使用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0.63，p
信息来源的选择不仅影响了框架构建，也反映了媒体对权威的界定。西方媒体更倾向于将安全专家和政府官员视为AI技术争议的权威发言人，而非西方媒体则更多强调技术研究者和开发者的专业权威。这种权威建构的差异进一步强化了框架的分化。
语态分析显示，西方媒体在引述DeepSeek团队时更多使用间接引语（占65.3%）和怀疑语态（如“据称”“声称”，占38.7%）；而在引述安全专家和政府官员时则更多使用直接引语（占73.2%）和确定语态（占84.5%）。配对样本t检验表明，西方媒体对不同信息来源的语态处理存在显著差异（t=6.37，p
（四）框架评价立场
对DeepSeek—R1的评价立场在不同媒体间呈现显著差异。西方媒体的负面评价占比为47.5%，中立为25.8%，混合为20.0%，正面仅6.7%；非西方媒体的正面评价比例为56.7%，中立27.5%，混合10.8%，负面仅5.0%。卡方检验表明，媒体类型与评价立场之间存在显著高度相关（χ2=105.38，df=3，p
细分不同类型媒体，评价立场差异仍然显著但有所变化。西方主流媒体的负面评价比例最高（53.5%），科技媒体的混合评价比例较高（28.6%），商业媒体的中立评价比例较高（35.0%）。中国媒体中，主流媒体的正面评价比例最高（63.8%），科技媒体的中立评价比例较高（37.5%），商业媒体则有较高比例的混合评价（20.0%）。
区域分析显示，欧洲媒体的负面评价比例（42.9%）略低于美国媒体（50.8%），混合评价比例（28.6%）则高于美国媒体（15.9%）；日本媒体表现出较高的负面评价比例（41.7%）但也有显著的中立评价（33.3%）；印度媒体则在正面评价（38.5%）和中立评价（30.8%）上比例较高，负面评价较低（15.4%）。
框架类型与评价立场之间的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χ2=102.5，df=9，p
事件响应分析显示，评价立场随关键事件而变化。在DeepSeek—R1初期发布时，西方媒体的负面评价比例为35.3%，随着多国政府表达安全担忧后，这一比例上升至58.7%（配对t检验：t=3.92，p
综上所述，多元对应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媒体类型、问题定义和评价立场之间的复杂关联。形成了几个明显的聚类：西方主流媒体—安全风险—负面评价、西方科技媒体—算法透明度—混合评价、中国主流媒体—创新路径—正面评价、中国科技媒体—性能评估—中立评价。这种聚类表明，不同媒体对DeepSeek—R1的问题定义与其评价立场存在结构性关联。
在分析了框架的分布特征、归因模式、话语表达和评价立场后，本研究进一步从理论层面提炼出三种框架互动机制，这些机制揭示了媒介框架如何在宏观层面上参与技术地缘政治的建构。
1.策略性技术叙事的建构
基于前述话语特征分析，本研究提炼出“策略性技术叙事”（Strategic Technological Narra-tives）这一概念，它指向媒介系统性地建构特定技术叙事以服务更广泛战略目标的机制。西方媒体构建的安全化叙事将DeepSeek—R1置于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竞争的框架下，形成了一种将中国AI技术“他者化”的策略叙事。相比之下，非西方媒体构建的去殖民化叙事则建构了技术多元化的赋能叙事，强调发展路径的多样性。
多变量回归结果显示，“策略性技术叙事”的建构强度与媒体类型（β=0.42，p
2.框架渗透障壁的形成
研究发现不同地区媒体构建的技术认知框架之间存在“框架渗透障壁”（Frame Penetration Barriers）——即不同框架体系之间存在相互抵抗、难以渗透的认知壁垒。内容分析表明，不同框架间存在“渗透障壁”：西方媒体的安全化框架在中国媒体报道中比例极低（12.5%），而中国媒体强调的技术创新框架在西方报道中出现率仅为15.3%。
这种渗透障壁通过三种机制形成：批判性重构（媒体对外来框架的选择性修改）、本土知识动员（调动本国知识体系解释技术现象）和话语本体重构（对技术本质的重新定义）。当西方媒体强调DeepSeek—R1的“安全风险”时，中国媒体会通过引用本国专家观点（占信息来源的26.4%）并动员“技术自主”等本土话语资源（出现频率为2.7次/篇）来抵消外来框架影响。
语料库分析显示，框架渗透障壁的强度随事件发展而显著增强（β=0.31，t=3.24，p
3.多元框架共存的可能性
尽管存在框架渗透障壁，研究也发现了框架互动的新可能，即“多元框架共存”（Pluralistic Frame Coexistence）现象，该现象主要出现在专业科技媒体和区域中介国家的媒体叙事中。
专业科技媒体表现出更高的框架多元性，同时采用技术框架和伦理框架的比例（38.6%与34.3%的并存）显著高于主流媒体（23.6%与16.4%的并存）。这种框架混合使技术评价更加全面，促进了不同视角的对话。日本和印度等区域媒体则展现出“中介性框架”，构建了连接不同技术叙事的“桥接话语”。例如，印度媒体在技术框架（46.2%）和文化框架（23.1%）的同时使用中，既肯定技术创新价值，又关注文化意义和伦理影响。框架多元性指数与评价立场极端性呈显著负相关（r=-0.42，p
四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DeepSeek—R1国际争议的媒介框架分析，揭示了媒介在技术外交中的核心建构作用及其深远影响。研究发现不仅展示了不同媒介在框架选择上的系统性差异，更反映了这些框架背后的深层政治经济学意涵与全球技术关系的权力结构。西方媒体（包括美国和欧洲媒体）以地缘政治框架和伦理框架为主导，将Deep-Seek—R1置于安全风险与国家竞争的语境中；非西方媒体（包括中国媒体和其他地区媒体）则偏向技术框架和文化框架，强调创新价值与多元发展。其中，中国媒体更强调技术创新与自主发展，而其他地区媒体则在技术评价与地缘政治关切之间保持相对平衡的叙事。这种框架差异不仅体现为报道立场的选择，更反映了全球技术秩序观念上的深层分歧与话语权重的结构性再分配。
（一）AI议题的国家竞争想象：“技术民族主义”的媒介建构
西方媒体构建的安全化框架体现了安全化理论中的“言语行为”本质，即通过将技术创新转化为安全议题，为政府采取限制性政策提供正当性。诸如“竞赛”“冷战”等隐喻的广泛使用，使AI领域被建构为技术对抗的战场，暗示中国的AI技术可能成为进行数据收集和影响他国安全的工具。这种叙事策略不仅重塑了公众认知，也在国际舆论中制造了对“技术威胁”的广泛共识。
相对而言，非西方媒体更倾向于采用去殖民化框架，突出技术创新的多元路径与文化自主性。中国媒体在DeepSeek—R1事件中建构出一种“技术自主—国家崛起”的叙事逻辑，强调在外部技术封锁下实现自主突破，体现了对“技术主权”的高度重视。这种框架通过强调自力更生、制度韧性等关键词，将技术发展与民族复兴紧密结合，构建了不同于西方对抗性视角的技术叙事。
这种由媒介构建的“技术民族主义”框架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首先，媒介框架赋予技术进步以民族意义，强化了国内公众的爱国激情和对本国科技政策的支持。中国媒介将DeepSeek—R1之争上升为捍卫国际话语权的斗争，使公众将技术突破视为民族自豪，使科技外交议题民族化、情感化。其次，在国际层面，不同国家媒介塑造的叙事实际构成了一场“话语权”的竞赛。技术民族主义话语成为国家软实力的新维度：通过在全球媒体上塑造有利于己方的技术形象和规范理念，国家试图影响国际规则制定。
更为深刻的是，媒介框架参与了技术本体论的建构，即对“技术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的定义。西方媒体倾向于将DeepSeek—R1建构为“国家战略资源”与“伦理风险源”，非西方媒体则将其描述为“创新工具”与“文化表达”。这种本体论差异直接影响了技术评价的认识论基础——如果技术首先是战略资源，那么安全与控制就成为首要评价标准；如果技术首先是创新工具，那么效能与普惠则成为核心指标。这一过程深刻体现了福柯所言的“知识—权力”关系，即定义技术本质的能力直接关联着技术治理的话语权力。西方主导的技术创新评价体系建立在特定的本体论假设之上，非西方媒体对这些假设的挑战，本质上是对该体系的重新建构尝试。
（二）全球AI治理的逻辑困境：“技术主权”成为媒介论焦点议程
仅从技术民族主义视角观察媒介框架，或许不足以穷尽DeepSeek—R1事件中的复杂动因。这一过程体现了各国在新兴技术治理中对自主可控的追求。例如，欧盟倡导“数字主权”，强调减少对外国技术和平台的依赖；中国主张“网络主权”，坚持各国有权自主治理本国网络和技术。“技术主权”为理解DeepSeek—R1媒介争议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媒体框架所传达的，不仅是民族自豪或威胁感，更是对技术自主权的呼应和捍卫。
具体而言，中国媒介对DeepSeek—R1的颂扬可以解读为民族技术主权话语的体现。强调自主研发突破封锁，实际上是在宣示中国对关键AI技术不再仰赖他国的能力，即维护技术自主的主权诉求。这种报道一方面回应了外部制裁压力，另一方面塑造出中国科技“自给自足”的形象，符合技术主权理论中提升本国技术自主性的目标。西方媒介突出DeepSeek—R1的安全隐患与意识形态风险，反映了技术主权的另一面：捍卫自身数字主权不受外国技术渗透。此类话语表明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媒介将中国AI技术描绘为对其主权和安全的挑战，从而为本国采取限制措施正名。技术主权视角的引入丰富了我们对全球新兴技术治理困境的理解。当主要大国都通过媒介强调本国的技术自主和安全时，全球层面的合作治理就面临更大挑战。DeepSeek—R1事件中，中美双方媒介各执一词，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国际社会在AI治理理念上的分歧：是走向开放合作，还是分裂对抗？
研究揭示了全球技术话语权的不对称分配与争夺机制。西方媒体（美国和欧洲媒体）框架在全球传播中具有更强的渗透力，这种优势体现在传播渠道（国际通讯社网络）、权威来源建构（安全专家与政府官员的高引用率）以及语态处理（对西方观点的确定语态与对非西方观点的怀疑语态）等多个层面。然而，非西方媒体（包括中国媒体和其他地区媒体）并非被动接受这种话语霸权，而是发展出一系列框架抵抗与重构策略。研究识别的三种框架转化模式——安全化转化、技术简化和文化重新阐释，揭示了技术话语权争夺的具体运作机制。特别是，非西方媒体通过引用技术研究者与开发者社区观点，试图将技术评价权从安全专家与政府官员转向技术创造者本身，这一努力反映了技术话语权的核心争夺——即谁有权评判技术价值与意义。
（三）从对抗传播到框架共生：“反思性技术治理”范式的可能性
媒介框架与技术地缘政治间存在互构关系。媒介不仅传递信息，也参与建构技术的政治意义。西方媒体的安全化框架为技术封锁提供合法性基础；非西方媒体的去殖民化框架则为包容性技术秩序提供另一种想象。DeepSeek—R1争议的媒介建构过程揭示了全球技术治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本研究发现技术传播正从对抗走向共生演变，蕴含构建“反思性技术治理”范式的可能。
首先，技术话语权已成为大国竞争核心。西方媒体的安全化框架与非西方媒体的创新框架对抗，实质是技术认知领域的国际博弈。在DeepSeek—R1争议中，中国媒体实现了从“他者框架对象”到“主动框架建构者”的转变，通过策略性技术叙事塑造技术形象。这种话语能力体现了数字时代软实力的新形态——通过媒介框架投射国家技术价值观。
其次，技术治理正在从单一主导模式向多中心结构转型。不同区域媒体构建的认知框架间存在渗透阻力，形成独立的技术认知生态圈。中国媒体的创新框架与西方媒体的安全化框架分别体现了两种技术认知逻辑：一种强调“创新—赋能”，另一种聚焦“风险—控制”。这种框架差异与多中心治理理论相呼应，表明多元结构在应对技术不确定性时的适应性。多元框架共存现象为构建反思性技术治理提供了路径。专业科技媒体与区域中介国家媒体展示了超越二元对立的框架互动模式，表明技术认知不必陷入地缘政治的零和博弈。日本和印度媒体展现的“中介性框架”为探索技术叙事的“重叠共识”提供了启示。
这些研究发现指向一种新的“反思性技术治理”范式，它超越了技术民族主义与技术普遍主义的二元对立，认识到技术发展与治理的多元合法路径。反思性技术治理范式强调：（1）技术本质的多样性认知，承认文化背景对技术意义的深层塑造；（2）治理结构的多中心化，反对单一模式主导全球规则；（3）技术话语体系的多元共存，推动跨文化对话而非排斥性传播。这一范式为理解和应对当前技术全球化进程中的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中国而言，构建反思性技术治理既是争取话语权的需要，也是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路径。中国需要完善策略性技术叙事能力，突破西方框架束缚；同时培育多元框架共存平台，推动构建包容性技术话语体系。在百年变局背景下，技术话语权争夺将持续成为国际关系关键维度，媒介框架建构为理解和参与这一过程提供重要视角。
（四）理论创新与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与概念构建，本研究在理论层面做出以下贡献：首先，本文提出的“策略性技术叙事”概念拓展了媒介框架理论的适用边界，使其从原有的认知效应研究拓展至战略传播维度，强调媒介框架在软实力建构中的主动功能；其次，“框架渗透障壁”概念深化了跨文化传播研究，
为理解全球信息流动中的认知分化机制提供了新视角；第三，“多元框架共存”概念挑战了传统国际传播的二元对立思维，为理解全球传播生态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分析框架。
中国传播实践所展现出的去殖民化叙事、自主话语建构与技术治理观念，为全球传播研究贡献了“南方视角”的理论资源。中国媒体对AI技术话题的框架实践，体现出对技术主权、全球协作与多元知识路径的强调，为构建更加包容、公正的全球技术话语秩序提供了范式示例。
本研究还存在若干局限：样本主要来自中英文主流媒体，未涵盖社交媒体等其他媒体形式；框架识别存在主观性；研究聚焦单一事件，结论可能不完全适用于其他技术议题。未来研究方向可包括：（1）考察媒介框架的演变路径及其时间维度；（2）拓展样本至更多“全球南方”国家，提升比较广度；（3）深入分析技术治理与文化认同的交互机制；（4）探讨媒介框架对政策形成与公众舆论的影响路径。这些拓展将有助于建立媒介话语与技术外交决策间的联系机制。
在技术成为全球权力竞争核心的时代，理解媒介如何建构技术叙事、塑造技术想象和分配话语权，对构建公正包容的全球技术秩序至关重要。只有通过理解并参与这一建构过程，才能超越技术民族主义，开创技术全球化的多元共生之路。
声明
本文来源于《传媒观察》，注释从略。
本文转自 | 政治传播研究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