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一个微凉的秋日午后，我和周秀兰坐在她家的小院里喝茶。六十年代的老式搪瓷杯，上面还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这是她从知青点带回来的唯一纪念物。

本故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请理性阅读

那是一个微凉的秋日午后，我和周秀兰坐在她家的小院里喝茶。六十年代的老式搪瓷杯，上面还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这是她从知青点带回来的唯一纪念物。

"刘淑芳，你还记得咱们在大湾公社那个草屋的样子吗？"周秀兰端着茶杯，目光飘向远方。

"怎么会忘呢！"我笑道，"土墙草顶，门口种着一棵柿子树，冬天漏风，夏天漏雨。"

"听说柿子树还在，只是草屋早就没了。"

我们相视一笑，四十五年过去了，那个承载了我们青春记忆的小草屋，如今只存在于记忆中。

谁能想到，就是在那个简陋的草屋里，周秀兰曾经三次为我默默牺牲，而我直到六十岁那年才知道这个秘密。

1969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我和周秀兰，还有另外三个女知青，被分到了湖北一个偏远的山村——大湾公社红星生产队。那天，我们坐了一整天的拖拉机，腰都颠散了，终于在傍晚时分到达了目的地。

"就是这里了，以后你们就住在这个草屋里。"队长王大柱指着村边一间低矮的草房说，"条件差，你们城里姑娘要习惯啊。"

草屋不大，土墙草顶，门框低得连我这个不到一米六的姑娘都得弯腰进。屋里唯一的家具是两张木板床，还有几个矮板凳。墙上挂着一盏煤油灯，发出微弱的光亮。

"还不赖嘛，至少比睡大通铺强。"周秀兰放下行李，笑着说。在她眼里，似乎什么困难都不算困难。

周秀兰比我大两岁，是上海知青，父亲是中学教师，听说文革开始前曾在大学任教。她个子不高，圆圆的脸，说话时总是眼睛眯成一条线，透着一股子灵气。

相比之下，我就土气多了。父亲是工厂里的普通工人，我从小在武汉长大，没见过什么世面。初中毕业后就响应号召下乡了，连高中都没上完。

那晚，五个姑娘挤在两张床上，盖着从家里带来的被褥，听着窗外呼呼的北风声，谁也睡不着。

"你们怕不怕？"最小的李小兰问道，声音里带着哭腔。

"怕什么？"周秀兰笑道，"咱们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呢！"她故意模仿着广播里的腔调，逗得我们都笑了。

就这样，我们的插队生活开始了。白天跟着社员们下地干活，晚上回到草屋，围着煤油灯聊天、读书或者写家信。

草屋成了我们五个女知青的家。冬天冷得要命，我们只能靠烧一个小火炉取暖。炉子上煮着红薯，屋里弥漫着甜丝丝的香气，这大概是我们最奢侈的享受了。

"来，尝尝我做的红薯粥。"周秀兰总是能把简单的食材做出花样来。她在上海读书时学过一点烹饪，在物资匮乏的知青点，这成了我们的福气。

我和周秀兰睡一张床。夜深人静时，我们常常小声聊天。她给我讲上海的故事，外滩的万国建筑，南京路的繁华街市，还有她读过的那些我从未听说的外国小说。

"有机会我带你去上海玩。"她时常这样说，好像我们随时都能离开这个偏远山村似的。

白天劳动时，周秀兰是出了名的能干。插秧、锄草、挑担子，样样都不输给老社员。而我，城市姑娘的娇气根本藏不住，经常干不了半天就腰酸背痛。

有一次，我们去山上砍柴。陡峭的山路让我气喘吁吁，而周秀兰却像山里人一样健步如飞。

"慢点走，等等我。"我气喘吁吁地叫道。

周秀兰停下脚步，回头冲我笑："刘淑芳，你这个武汉姑娘，体力还不如我这个上海滩的小姐呢！"

她把自己的背篓卸下来，接过我手里沉重的柴刀："你歇会儿，我去砍。一会儿你背轻一点的回去。"

就这样，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劳动中，周秀兰总是默默帮助我，从不计较。我们成了最好的知青姐妹，形影不离。

插队的第二年春天，我们在草屋门前的空地上开辟了一小块菜地。周秀兰从家里捎来了一些菜籽，我们种了青菜、萝卜和几株辣椒。看着嫩绿的幼苗从土里钻出来，那种成就感是城里人无法体会的。

"等菜长好了，咱们改善生活。"周秀兰蹲在地里，轻轻抚摸着刚冒头的菜苗，眼里满是期待。

那时候，我们盼望着的不是什么大富大贵，只是一顿有青菜的饭。物质贫乏的年代，快乐却出奇的简单。

草屋的老鼠特别多，常常咬坏我们的衣物和书本。一天晚上，我被"沙沙"的声音惊醒，睁眼看到一只老鼠正在我们的粮食袋上踩来踩去。

"啊！"我尖叫一声，把所有人都吵醒了。

周秀兰一骨碌爬起来，拿起扫帚就去追那只老鼠。结果黑灯瞎火的，她被门槛绊倒了，额头撞在了门框上，起了个大包。

第二天，她顶着个大包去干活，被社员们笑话是"城里姑娘打不过一只老鼠"。她也不恼，只是笑笑说："下次我一定把它们全抓出去。"

后来，周秀兰真的做了几个简易的捕鼠器，居然管用，草屋的老鼠少多了。

日子虽苦，但我们在苦中作乐。农闲时，周秀兰教我们唱上海流行的歌曲，教我认识一些繁体字；我则给大家讲武汉的风土人情。

夜深人静时，躺在床上听着彼此平稳的呼吸声，那份安全感和归属感，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之一。

1972年初，一个改变我命运的机会来了。当时，国家开始在知青中选拔优秀人才回城工作或读书。我们生产队接到通知，可以推荐一名知青回城参加工厂招工考试。

这个消息像一颗炸弹，在知青点炸开了锅。谁不想回城？谁不想结束这看不到尽头的农村生活？

队长召集全队社员开会，商量推荐哪个知青。会上，老社员们七嘴八舌，各有各的看法。

"我看周秀兰不错，干活麻利，又有文化。"一个老社员说。

"刘淑芳也好，性格随和，跟我们社员关系处得好。"另一个说道。

最后，队长拍板："这样，咱们投票决定。"

投票结果是16票对15票，我以一票的微弱优势被推荐。当时我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而周秀兰则一直在旁边为我出主意，告诉我回城考试要注意些什么。

那天晚上，周秀兰给我整理行李到很晚。

"别太紧张，你肯定能考上。"她拍拍我的肩膀，语气坚定。

"秀兰，如果我考上了，一定想办法帮你也回去。"我认真地说。

"傻丫头，哪有那么容易。你先顾好自己吧。"她笑着摇摇头。

考试那天，周秀兰亲自送我到公社。分别时，她把自己的围巾摘下来给我围上："路上小心，记得写信告诉我结果。"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通知——考试通过，被招进了武汉一家纺织厂。我兴奋地写信告诉周秀兰这个好消息，她在回信中说为我高兴，说我终于可以回到家人身边了。

临走前，我去找队长告别，无意中听到了一个让我震惊的消息：原来投票前，生产队党支部曾找周秀兰谈话，说她表现好，打算推荐她回城。但周秀兰却推荐了我，理由是我家里条件困难，父亲身体不好，需要我回去照顾。

当时，我想立刻找周秀兰问个清楚，但转念又想，既然她没告诉我，一定有她的理由。或许，这就是她的性格——默默付出，不求回报。

离别的那天，全队社员来送我。周秀兰把我送到村口的大槐树下，塞给我一个小包袱："里面有我给你做的一双袜子，武汉冬天冷，记得穿。"

我紧紧抱住她："秀兰，等我安顿好了，一定接你到武汉来玩。"

她笑着点点头，眼里却有泪光闪动："去吧，别让家里人等急了。"

就这样，我坐上了回城的卡车，开始了新的生活，而周秀兰和那个草屋，暂时成为了我记忆中的一部分。

回到武汉后，我很快适应了工厂的生活。虽然工作辛苦，但比起在农村插队，简直是天堂。我有了固定的工资，有了城市户口，有了自己的一片小天地。

我经常给周秀兰写信，告诉她武汉的变化，工厂的趣事，以及我对未来的规划。她的回信总是充满了对我的鼓励和支持，却很少提及她自己的生活。

1974年，我结婚了，对象是厂里的一名机修工。婚礼很简单，但我特意邀请了周秀兰。她从湖北乡下赶来，给我带了一件她亲手绣的枕套，上面绣着"永结同心"四个字。

"祝你幸福，淑芳。"她抱着我，眼里满是真诚的祝福。

婚后不久，我怀孕了，工作也越来越稳定。1975年，在领导的关心下，我家分到了一套小小的单位宿舍，虽然只有十几平米，但对于刚成家的我们来说，已经是莫大的幸福。

同年，周秀兰来信说她被推荐去了县医院当卫生员，学习医护知识。我为她高兴，觉得她终于有了转机，或许很快也能回城。

1977年，我的孩子满两岁了，蹒跚学步的样子可爱极了。这一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想到了周秀兰——她那么聪明，如果参加高考，一定能考上大学。

我立刻写信鼓励她报考，还特意买了几本复习资料寄给她。然而，她的回信却让我意外：

"亲爱的淑芳： 谢谢你的关心和资料。我想过了，不准备参加高考。县医院的工作很有意义，我喜欢现在的生活。而且队里的老人们都习惯了我看病，如果我走了，他们会不适应的。 你不用为我担心，我很好。 秀兰"

读完信，我有些失望，但也尊重她的选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不是吗？

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我所在的纺织厂引进了先进设备，产量翻番，我也从一线工人被提拔为车间小组长。生活逐渐富裕起来，我买了彩电、冰箱，这在当时是"大件"了。

周秀兰则在1981年终于调回了上海，在一家社区医院工作。她来信说，父母已经年迈，需要她在身边照顾。虽然工作条件比不上大医院，但离家近，能照顾到父母。

"终于回家了，真好。"我在回信中由衷地为她高兴。

随着通讯条件的改善，我们开始可以打电话了。虽然是公用电话，要排队很久，但能听到对方的声音，总比干巴巴的信件强。

1985年，我再次收到周秀兰的来信，说她要结婚了，对象是医院的一名医生，为人老实忠厚。信中，她特意邀请我和丈夫去上海参加婚礼。

"这么多年了，也该来兑现你带我去上海玩的承诺了。"她在信中调侃道。

于是，我和丈夫请了假，带着礼物去了上海。这是我第一次去这座大都市，一切都让我眼花缭乱。周秀兰的家在一条老式里弄里，不大但很温馨。见到阔别多年的好友，我们抱在一起，喜极而泣。

婚礼很简单，但充满了温馨。看着周秀兰在新郎身边幸福的样子，我由衷地为她高兴。

"淑芳，谢谢你能来。"婚宴上，周秀兰悄悄对我说，"知道吗？我常常梦到咱们在草屋的日子，那段时光虽然艰苦，但很单纯，很美好。"

"是啊，那时候我们年轻，有无限的希望。"我感慨道。

婚后，周秀兰的生活似乎走上了正轨。她在医院工作稳定，丈夫也是技术骨干，很快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虽然相隔千里，但一直保持着联系，每逢过年过节，总要通个电话或寄个贺卡。

1992年，我被提拔为车间主任，成为厂里为数不多的女干部。周秀兰在电话里为我祝贺："我就知道你会有出息的！"

而她，依然在社区医院默默工作着，成为了居民们信赖的"周医生"。她的孩子也渐渐长大，考上了名牌大学。

岁月匆匆，我们各自在城市的一隅安家落户，过着平凡而充实的生活。插队的经历，渐渐被日常琐事所淹没，成为偶尔闲聊时的谈资。

然而，命运再次让我们相遇，也让我揭开了尘封多年的秘密。

2010年，我退休了。孩子早已成家立业，我和老伴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一天，我收到了周秀兰的电话，她说要来武汉看我。

"这么多年了，该我去看你了。"她在电话里笑着说。

一周后，周秀兰来到了我家。六十岁的她，头发已经花白，但眼睛依然明亮，笑起来还是那么温暖。我们相对而坐，聊着这些年的变化，聊孩子，聊工作，聊退休后的生活。

晚饭后，我们坐在阳台上乘凉。夜风轻拂，带着初夏的温热。

"淑芳，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周秀兰突然说道，语气变得有些严肃。

"什么事？"我有些好奇。

"其实，我曾经三次有机会回城，但都拒绝了。"她轻声说。

"什么？"我惊讶地看着她，"为什么？"

周秀兰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述：

"第一次是1972年，队里要推荐知青回城。本来队长想推荐我，但我知道你家里情况难，就主动退出了。"

"我早就知道这件事。"我握住她的手，"当时就听队长说漏嘴了，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告诉你做什么？让你有负担吗？"周秀兰摇摇头，"第二次是1975年，县里要调几名知青去医院工作，条件是可以转非农户口。当时你已经回城，我想着如果我也回城，就没人照顾那些老乡们了。"

"那第三次呢？"我追问道。

周秀兰沉默片刻，说："第三次是1977年，高考恢复那年。我本来已经报名了，但得知如果考上，我所在的村卫生室就没人接手了。那时候村里的老人生病都找我看，我走了，他们怎么办？所以我最后放弃了。"

听完这些，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原来，周秀兰不是不想回城，而是因为责任和使命选择了留下。

"傻姑娘，你何必这样？"我哽咽着说。

"淑芳，别难过。"周秀兰拍拍我的手，"我不后悔。那些年在农村的经历，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责任和担当。后来我回到上海，在社区医院工作，也是因为知道基层最需要医生。"

"但你为什么从来不告诉我这些？"

"说了有什么用？让你内疚吗？"周秀兰笑了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命运。我选择留下，是我自己的决定，与你无关。看到你过得好，我就很高兴了。"

那一晚，我们聊到很晚。周秀兰告诉我，她在农村的四年时光，是她一生中最值得珍视的记忆。那段经历塑造了她的性格和价值观，让她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获取多少，而在于付出多少。

"记得咱们那个草屋吗？"周秀兰问我，"去年我回老知青点看了看，草屋早就没了，但门前那棵老槐树还在，比咱们那会儿还高大茂密呢。"

我点点头，眼前浮现出那个简陋却承载了我们青春的小草屋，以及门前那棵见证了我们友谊的老槐树。

周秀兰离开武汉前，我们一起去了当年插队的地方。四十多年过去了，曾经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已经面貌一新。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农民住上了砖瓦房，电视天线林立。

但那棵老槐树依然在村口静静伫立，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我们站在树下，恍若隔世。

"你知道吗，淑芳？"周秀兰轻声说，"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在十八岁那年认识了你，和你同住一个草屋。"

"我也是。"我紧紧握住她的手。

我们找到了当年的队长王大柱。已经八十多岁的老人，坐在村口的长椅上晒太阳。看到我们，他眯着眼睛仔细辨认了半天，才惊喜地叫出我们的名字。

"刘知青！周知青！你们可算回来了！"老人激动得站起来，拉着我们的手不停地颤抖。

我们陪老人聊了很久。他告诉我们，村里现在条件好了，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但过年过节都会回来。老人们有了养老金，生活有保障。

"周知青当年教我老伴儿治哮喘的方子，她现在还在用呢，管用得很！"王大柱感慨道，"你们知青下乡是好事啊，给我们村带来了知识和希望。"

听着老人的话，周秀兰的眼眶湿润了。我知道，她为这个村子付出的，远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回程的路上，周秀兰告诉我，她退休后开始写回忆录，记录那段知青岁月。

"不是为了出版或者什么，就是想留个念想，给孩子看看，让他们知道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是怎么度过的。"她说。

"知青一代，特殊的一代。"我感慨道，"吃过苦，受过罪，但也因此懂得了生活的真谛。"

"是啊，那段经历就像生命的馈赠，刚开始觉得是苦难，后来才发现是财富。"周秀兰望向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轻声说道。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我担心地给周秀兰打电话，得知她虽已退休多年，却主动请缨回到社区医院，参与抗疫工作。

"我虽然年纪大了，但经验丰富啊！"她在电话里笑着说，"现在是特殊时期，每个人都应该尽一份力。"

听着她坚定的声音，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草屋里为我默默付出的周秀兰。从十八岁到七十岁，她始终如一，无私而坚韧。

2021年夏天，我再次去上海看望周秀兰。她刚从医院退下来，整个人看起来疲惫但满足。我们坐在她家的小院里，喝着茶，聊着过去和现在。

"淑芳，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们能相识一场，真是上辈子的缘分。"周秀兰感慨道。

"是啊，草屋姐妹，一辈子的情谊。"我举起茶杯，与她轻轻碰杯。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不是物质的丰裕，而是像周秀兰这样的友谊——在你迷茫时指引方向，在你软弱时给予力量，在你成功时真心祝福。

从知青点的草屋，到如今的安乐晚年，我们的人生轨迹各不相同，但心与心之间的那份真挚情谊，却始终如初。

周秀兰三次为我拒绝返城的秘密，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也成为我不断前行的动力——做一个像她那样无私奉献、心怀大爱的人。

如今，我和周秀兰已年过古稀，但只要想起那个承载了我们青春记忆的草屋，和屋前那棵见证了我们友谊的老槐树，心中就会涌起一股暖流。

那是最艰苦的岁月，也是最纯粹的时光。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