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上，女性的“生物钟”主要被视为职业与家庭之间的个人权衡问题。然而，如果在婚姻市场上年龄的增长会降低匹配质量并影响财务福利，那么为了职业投资而推迟生育的成本就不仅仅是个人的，更是经济的。
01
引言
传统上，女性的“生物钟”主要被视为职业与家庭之间的个人权衡问题。然而，如果在婚姻市场上年龄的增长会降低匹配质量并影响财务福利，那么为了职业投资而推迟生育的成本就不仅仅是个人的，更是经济的。
大量证据表明，男性倾向于与年轻女性约会匹配。约会网站OkCupid发布的数据显示，男性将目标年龄范围列为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女性，并将消息定向于该范围的年轻端（Rudder，2010）。也有文献表明配偶间的年龄差距随男性结婚年龄的增加而扩大：30岁男性可能与只比自己略微年轻的女性结婚，而50岁男性平均会与比自己年轻10年的女性结婚（England和McClintock，2009）。
这种模式与男女生育能力老化的生物学不对称性高度一致。虽然男性即使在年老时也能成功受孕，但女性在接近和超过40岁时生育能力会急剧下降，最终以绝经期结束生育能力（Frank，Bianchi和Campana，1994）。这种下降从30多岁中期开始急剧发生而非线性变化：女性到40岁时失去97%的卵子（Wallace和Kelsey，2010），剩余卵子质量也在下降（Toner，2003）。随着年龄增长，怀孕变得更加罕见（Menken，Trussell和Larsen，1986），更可能以流产结束（Andersen等，2000），更可能导致胎儿异常（Hook，Cross和Schreinemachers，1983）。
如果婚姻的主要价值来源之一是生育，那么男性可能会寻求年轻以受孕的女性，即生育能力是重要的婚姻市场特征（Grossbard-Shechtman，1986；Edlund和Korn，2002；Arunachalam和Naidu，2006；Edlund，2006）。在其他学科如进化生物学（Trivers，1972）和人类学（Bell和Song，1994）中，生育能力的婚姻市场价值被视为理所当然，更广泛的文献也研究了女性青春的一般价值（Etcoff，2011；Helleseter，Kuhn和Shen，2020）。
然而，量化女性年龄对婚姻市场影响的挑战在于将其与其他混淆因素分离，包括相关特征、女性自身偏好、社会规范和相遇机会等。现有经济学文献通过使用网络约会或快速约会数据来测量单向偏好而非均衡匹配有所改进（Fisman等，2006；Hitsch，Hortaçsu和Ariely，2010；Belot和Francesconi，2013）。但这些研究通过测量真实个体的偏好，本质上无法将年龄与研究者无法观察或控制的相关特征分离。
更复杂的是，年龄往往与人力资本或收入能力相关，而后者也是重要的婚姻市场特征。虽然理论匹配文献认为配偶收入能力应该是积极特征，但实证研究表明较高收入对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可能不一定会更好（Bertrand，Kamenica和Pan，2015；Bursztyn，Fujiwara和Pallais，2017）。
为解决这一识别挑战，本研究设计了激励兼容的框架田野实验（framed field experiment）（Harrison和List，2004），通过将年龄随机分配给约会档案，同时以专业约会建议作为补偿来激励参与者诚实评价。实验发现，男性对较低的伴侣年龄有显著偏好，且这种偏好对年龄的惩罚相当于每年7,000美元的收入。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这种偏好仅存在于没有子女且对年龄-生育力权衡有准确认知的男性中，并表现出接近生育力衰退期时更强的非线性模式。
02
观测证据
Figure1 Spousal Income and Own Income by Age at First Marriage
图1展示了基于2010年美国社区调查数据的观测证据。面板A显示，女性自身收入随初婚年龄增加而上升，但配偶收入在26岁后随初婚年龄增加而下降。相比之下，面板B显示男性的配偶收入随初婚年龄单调递增。这种性别差异的匹配模式为女性年龄可能在婚姻市场上被视为负面特征提供了初步证据。
Table 1 Age and Education Relationship to Women’s Spousal Income
表1进一步展示了观测数据的复杂性。初步回归显示女性初婚年龄与配偶收入呈正相关，但控制教育程度后，年龄系数变为负值。同样，博士学位女性的配偶收入优势在控制年龄后显著增加，表明年龄与其他积极特征的混淆使得观测数据难以识别年龄的纯粹效应。
这些观测模式的解释面临根本性挑战：年龄、收入和其他特征在现实中高度相关，使得传统方法难以分离各因素的独立效应。本研究通过实验方法为这一长期困扰的识别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03
研究方法
1.传统挑战
传统研究面临的根本挑战在于，个人特征在现实中高度相关，难以分离各因素的独立效应。虽然快速约会实验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控制，但参与者在互动过程中能观察到研究者无法量化的诸多特征。要真正分离年龄的独立效应，需要将年龄随机分配给假设档案，但这样做会失去现实约会情境中的真实激励。
如果简单要求参与者评价假设档案，缺乏激励保证的诚实回应；如果将假设档案伪装成真实档案，则违背了实验经济学的伦理规范。
2.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框架田野实验（framed field experiment）来检验年龄对婚姻市场偏好的影响真实的网络约会者被招募来评价随机分配年龄的档案。研究的核心创新在于建立了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激励一致性。参与者获得的约会建议质量直接取决于其评分的准确性，也就是只有诚实反映真实偏好 ，才能获得最有效的个性化建议。为此，研究者雇佣了专业约会教练，基于每位参与者在实验中表现出的偏好模式，为其提供针对性的档案优化建议。由于参与者投入时间参与研究是为了获得约会建议，而建议的价值随着其评分更准确反映真实偏好而增 加。因此，参与者有强烈动机诚实评价每个档案，确保了实验数据的可靠性。
3.计量模型
研究构建如下基础评分模型：
其中 表示个体 对档案 的评分， 和 为随机分配的年龄和收入， 和 分别为评价者和档案固定效应。由于每个参与者评价 40 个档案且每个档案被多人评价，该设定能够同时控制评价者的个人特征和档案的固定特征，确保年龄和收入效应的无偏估计。
04
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为增强结果的稳健性和外部有效性，研究采用了两个独立的样本：
网络广告样本： 通过在Match.com、OkCupid等约会网站投放广告招募，广告内容为：“更好的约会档案——单身且30-40岁？参加这个调查并获得专家约会档案建议！”这一样本包括36名男性和45名女性，其优势在于参与者主要被约会建议所吸引，激励机制效果更强。
Qualtrics样本： 通过专业调研公司招募，包括202名男性和101名女性。该样本的参与者并非专门寻求约会建议，还有其他激励（如积分、礼品证书等），因此可能更代表一般人群，为结果的外部有效性提供了重要检验。
所有参与者均为30-40岁的单身白人异性恋者，以确保样本同质性并避免跨种族评分的干扰。
Table 2 Summary Statistics
表2展示了两个样本的特征对比。尽管招募方式不同，两个样本在基本人口统计特征上相似，但在收入分布上存在差异：网络广告样本中高收入者比例更高，反映了寻求付费约会建议人群的特征；Qualtrics样本收入较低但分布更接近一般人口。
两个样本在 年龄偏好 上表现出一致的性别差异模式。男性声称的约会年龄范围显著偏向年轻：网络广告样本中男性愿意约会年龄范围为26-41岁，目标范围为29-37岁；女性相应数字为33-47岁和35-44岁。这种模式在Qualtrics样本中同样得到验证，为后续实验结果提供了预期方向。
05
实证结果
1.年龄偏好
Figure5 Age Preferences
图5展示了研究的核心发现。面板A和C显示原始数据：男性评分随女性年龄明显下降，女性评分随男性年龄上升。面板B和D通过控制档案和评价者固定效应消除噪音后，两个样本中男性年龄偏好斜率几乎完全一致，证实了结果的稳健性。
Table3 Age-Rating Relationship for Male versus Female Raters
表3量化了这些结果。网络广告样本中，男性年龄系数为-0.044（p
2.收入偏好
Table 4 Income-Rating Relationship for Male versus Female Raters
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均对伴侣收入表现出显著正向偏好，且这种偏好在收入超过自身收入时依然存在，尽管边际效用递减。表4显示，即使控制档案收入高于评价者收入的交互效应，收入的主效应依然为正且显著。虽然存在边际收益递减，但收入偏好从未变为负值，这与Bertrand，Kamenica和Pan（2015）等研究的发现形成对比，表明对女性高收入的厌恶可能并非普遍现象。
基于男性对女性收入的正向偏好，研究计算了收入与年龄的边际替代率。网络广告样本中，女性每年龄增长一岁需要额外年收入7,000美元来获得相同评分。这一“生物钟价格”具有重要的经济含义：考虑到美国女性收入中位数35,838美元，这相当于20%的收入，约为女性生育导致收入损失（30%）的三分之二（Kleven，Landais和Sogaard，2019）。
3.驱动机制—生育价值是婚姻市场的重要决策因素
Table 5 Relative Age Preferences: Qualtrics Sample
表5首先检验年龄同质性偏好的作用。结果显示，男性确实存在年龄相似性偏好（年龄差距平方项显著为负），但控制该因素后年龄主效应依然显著为负。同时，女性的正向年龄偏好在控制与社会理想年龄差距（男性比女性大2岁）的偏离后完全消失，表明女性偏好主要反映对相对年龄而非绝对年龄的偏好。
Table 6 Fertility Mediators: Qualtrics Sample
表6提供了生育力假说的关键证据。研究发现多个与生育关注相关的特征都会加强男性的年龄负偏好：想要结婚的男性表现出更强的年龄负偏好（交互项-0.03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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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通过创新的激励兼容实验设计，首次提供了年龄对女性婚姻市场价值因果影响的量化证据，发现女性每增长一岁需要额外7,000美元年收入来维持同等市场吸引力。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这一“生物钟价格”主要由男性对生育力的偏好驱动，仅在无子女且对年龄-生育力关系有准确认知的男性中存在，并呈现出接近生育力衰退期时更强的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揭示了女性面临的深层经济约束：人力资本投资提升收入能力但消耗关键生育年限，而生育能力衰退直接降低婚姻市场价值。
这一发现对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企业在设计职业发展项目时需权衡投资收益与婚姻市场成本，政府应制定便于女性同时进行职业和家庭投资的政策支持，包括辅助生殖技术普及、优质托幼服务供给和职业发展灵活性保障。更广泛地，研究证明“生物钟”不仅是女性的个人考量，更是具有明确市场价格的经济现实，为理解性别不平等的经济根源和设计更公平的性别政策提供了重要实证基础。
来源：老夏看商业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