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前209年七月，大泽乡的戍卒队伍中响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揭开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序幕。这场由雇农陈胜（字涉）发起的暴动，不仅终结了秦帝国的统治，更在史书编纂与历史进程中留下深刻印记。

公元前209年七月，大泽乡的戍卒队伍中响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揭开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序幕。这场由雇农陈胜（字涉）发起的暴动，不仅终结了秦帝国的统治，更在史书编纂与历史进程中留下深刻印记。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陈涉立《陈涉世家》，这一体例选择引发后世持续千年的争议，而陈涉本人的历史角色，亦成为观察秦汉之际社会变革的关键切口。

《史记》"世家"篇原本用于记载"诸侯世代传国不绝者"，如吴太伯、楚庄王等春秋战国贵族。但陈涉起义称王仅六个月，且无传世后裔，为何跻身"世家"？

这一问题自班固《汉书》起便备受质疑。班彪、班固父子认为，陈涉应入"列传"，"世家"体例实为"自坏其例"。

事实上，司马迁的体例选择蕴含着对历史转型的深刻洞察。秦末乱世中，陈涉虽未建立传世政权，却开创了两项历史潮流：

其一，以"张楚"政权为起点，掀起六国复国运动，使楚文化成为反秦核心力量；其二，打破"贵胄治国"的传统，开创平民崛起的政治先例。正如司马迁在《陈涉世家》结语所言："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

刘邦称帝后为陈涉设置三十户守冢，足见汉初统治者对其历史地位的认可。

从时代背景看，司马迁所处的西汉中期，正值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型的关键期。他在"世家"中既收录吴楚等春秋诸侯，也纳入陈涉、萧何、张良等汉初人物，实则是用史书体例记录"血缘政治—能力政治"过渡的历史现场。

班固所处的东汉，贵族门阀制度已初步成型，其否定"世家"体例，恰反映两汉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

陈涉的出身极具象征意义。据《史记》记载，他本为"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作为无生产资料的雇农，却在田间发出"苟富贵，无相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感慨。

这种对阶层跨越的强烈渴望，与后世刘邦"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叹形成呼应，成为平民政治意识觉醒的标志性话语。

但陈涉的政治实践，却深深打上贵族政治的烙印。他起义后立即称王，定国号"张楚"，模仿战国诸侯建立官僚体系，甚至分封六国旧贵族后裔。这种矛盾性揭示出：秦末起义并非纯粹的平民革命，而是旧贵族政治传统与新兴平民力量的混合产物。

正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言，陈涉"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却能"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其成功本质是秦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必然结果。

汉武帝时期学者徐乐在《言世务书》中提出"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的论断，将陈涉起义视为"土崩"（底层民众反抗）的典型，而将吴楚七国之乱归为"瓦解"（上层贵族反叛）。

这一区分深刻指出，陈涉的历史价值在于打破"只有贵族才能反抗暴政"的认知定式，证明平民力量足以颠覆旧秩序。这种思想成为汉代政治反思的重要起点，影响了武帝时期的政策调整。

陈涉政权虽如昙花一现，却播下改变历史的种子。其一是"张楚"政权的示范效应。田余庆先生在《说张楚》中指出，秦末汉初实际存在"秦—楚—汉"的政权更迭链条，陈涉建立的"张楚"政权首次将楚文化置于反秦核心地位，为项羽、刘邦的崛起奠定基础。

这种"楚"的政治符号，既是对战国传统的延续，也暗含对秦文化的否定。

其二是"布衣将相之局"的开创。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提出，汉初刘邦集团"皆起自布衣"，韩信、樊哙、萧何等人皆非贵族出身，这是"三代以下所未有"的政治变革。

陈涉作为首个以平民身份称王的历史人物，撕开了贵族政治的缺口，为刘邦集团的崛起提供了合法性参照。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特意记载刘邦为陈涉置守冢，实则暗示汉王朝对陈涉"首事"之功的隐性继承。

但陈涉的局限性同样显著。他称王后诛杀旧友、脱离群众，最终死于车夫之手，暴露出平民领袖在缺乏制度建设时的必然困境。

这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轨迹，成为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经典叙事模板，深刻影响了后世对"革命"与"建设"关系的思考。

《陈涉世家》的争议，本质是史书编纂中"实录"与"褒贬"的永恒矛盾。司马迁突破"世家"的传统定义，既遵循"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实录精神，也暗含对"汤武革命"合法性的现代性思考。

这种体例创新，使《史记》超越传统史书的编年框架，成为一部蕴含历史哲学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巨著。

从陈涉到刘邦，秦汉之际的历史剧变证明：当旧秩序陷入全面危机时，平民力量的爆发可能重塑整个社会结构。陈涉的意义，不在于建立政权，而在于打破"天命恒常"的神话，证明"王侯将相"的身份并非天生注定。

这种思想光芒，穿越两千年时光，依然在《史记》的字里行间闪耀，成为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变革的重要锁钥。

来源：动物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