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美国再度滥用出口管制措施，毫无正当理由暂停向中国商飞出售发动机技术，夸大所谓的国家安全概念。这一行为并非孤立事件，近年来美国频繁以遏制中国为借口制裁中国民用企业，尤其对中国军民融合产业进行无差别打击。事实上，中国的战略学界曾一度视美国为军民融合发展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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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阳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

【导读】

本文指出，冷战以来美国的政治文化存在两大恐惧：一是“在大国竞争中绝不落后于对手”的“斯普特尼克焦虑”，二是美国内部对国家主义的恐惧。

为应对外部的强大“敌人”，强有力的国家调控、大政府就成为必要手段；但是当国家权力过大，美国的反国家主义思潮就会展开抨击，并强调限制国家权力。

在既需要大政府又恐惧大政府的矛盾心理下，推动军民融合战略的军工复合体同时承担着“美国荣耀”和阴谋论的想象。

作者指出，受这一深层的内部焦虑影响，美国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刻板印象：

，采取经济泛安全化的态度审视中国境内及中国实体所从事的一般经济商业活动；

——将中国视为高度一体化的整体，原本高度复杂的经济社会活动被简化为国家统一意志下的集体行动；

——想当然地将少数个体行为贴上国家意志的标签，进而污名化中国的国家战略和政策。

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意象叙事中，“军民融合全面渗透”阴谋论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其对华政策的上空，在美国相当数量的政客眼中，中国的商业公司都是军事系统的技术间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和科技人才似乎都会将美国的先进技术引入军事系统。在上述的认知偏见下，我国众多优秀国际化企业如宁德时代等莫须有地被美方冠以“军民融合”企业并纳入实体清单，近期更有美方少数议员提出要全面停止向中国公民发放学生签证，已然进入草木皆兵、荒诞不经的阶段。

如何看待“军民融合战略”，中美双方似乎存在极大的“温差”，中国的战略学界曾一度视美国为军民融合发展的示范并试图在“美国模式”中找寻经验，但作为先行者的美国却反而如此恐惧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甚至这一心理层面的恐惧已然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促使美方在现实政策层面实施对我国普通民众和企业的无差别打击。中美间的制裁与反制裁已然成为了“囚徒困境”，陷入损害两国正常经贸、科技和人员往来的“双输”局面，本文尝试深入美国政治文化的肌理，从其深层心理出发，解读这一略显吊诡的“大国政治悲剧”。

▍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内外两大恐惧

冷战以来，美国政治文化中有两个深层次的恐惧：

（一）来自美国外部的“斯普特尼克焦虑”

也可以称为“外部假想敌”情结：通过建构一个强大的外部“敌人”形象来倒逼和激励自身发展。1957年，苏联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发射了第一颗地球轨道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 号”（Sputnik I），引发了美国极大的震惊和恐惧并促成了美苏之间的太空竞赛，美国人称之为“斯普特尼克时刻”，由此开启了有关恐惧和焦虑的故事——“在大国竞争中绝不落后于对手”的心态从此在美国人心底扎根。“斯普特尼克焦虑”成为笼罩在冷战上空的幽灵，触及美利坚关于世界权力和地缘政治的意识形态底色。

（二）美国内部对国家主义的恐惧

美国文化中有着反对大政府的偏好。国家主义是政治学说中倡导由主权国家主张权利的学说理念，在某些情况下为了集体利益，国家权力可以支配甚至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对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和扩张有着天然的警惕和戒备，甚至可以说，美国是建立在对国家权力怀疑的基础之上，国家在多数时候成为了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阿隆·弗里德伯格（Aaron L.Friedberg）的《在驻军国家的阴影下：美国的反国家主义及其冷战大战略》（In the Shadow of the Garrison State: America's Anti-Statism and Its Cold War Grand Strategy）。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抨击的“深层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作国家主义在政治极化时代的一种体现和民众焦虑的投射，抨击“华盛顿特权集团”实质上迎合和打动了美国民众对国家主义的怀疑恐惧。

▍美国对军工复合体存在“且用且防”的双重心态

美国的两种恐惧存在天然的内生性矛盾冲突：为应对外部的强大“敌人”，美国必须动员和协调整体国家资源予以一体化应对，强有力的国家调控、大政府就成为必要手段；但是当国家权力过大，美国的反国家主义思潮就会对大政府保持警惕，进而抨击国家权力扩张，并强调限制国家权力。

（一）军工复合体是“美国荣耀”的AB面

美国纠结焦虑的钟摆——是举国体制还是自由分散？在稳定的区间内反复摇晃在美国科技和产业政策之上。在这种既需要大政府又恐惧大政府的矛盾情感下，军工复合体成为同时承担“美国荣耀”和阴谋论的多面词语，军工复合体既支撑美国全球领先的军事实力和领导力，军工复合体成为美国全球权力的基础；但是也常年遭到“贪污、腐败”抑或绑架美国外交政策的抨击之中，军工复合体成为众矢之的、“深层政府”“利益集团”的代名词。

（二）军工复合体在美国也经历了内部争议的过程

1. 二战期间美国以“民主兵工厂”为荣耀

早在一、二战期间，美国就积极进行武器贸易和国际援助并在二战期间达到高峰。美国引以为豪的是成为二战期间盟国武器装备的主要供应商，各类武器伴随着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源源不断向全球输送。“民主兵工厂”（Arsenal of Democracy）成为总统罗斯福在1940年12 月29 日炉边谈话的核心口号，美国掀起了历史上规模巨大的“民参军”进程，在产业界，今日美国军工产业的巨头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罗普·格鲁曼、雷神和通用动力均崛起于这一时期，即使在战后不少企业又再次脱离军工回归民用，美国的军工产业体量仍然庞大且在冷战期间维持高位；在科学界，不仅是自然工程科学甚至社会科学界都实施了参战援战动员，从而奠定了冷战后美国国防科研在美国诸多大学、科研机构的覆盖。

2. 艾森豪威尔任内推动美国转向“军工复合体”体制

冷战爆发后，以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代表的总统亲自推动美国军工复合体体制的建立。在其任职的1953年至1961年间亲历了苏联卫星发射美国举国震惊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他不仅践行了范内尔·布什在《科学：无止尽的前沿》中提出的由国家资助基础科学研究的理念，更进一步确立了以国家安全（特别是军事技术）为核心的国家科技发展体制，相继启动了《国防教育法》、美国国家航天局（NASA），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局（DARPA），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等一系列机构和法案，这一格局奠定了美国冷战后以军事技术为先导的国家科技发展体系。

3. 艾森豪威尔的临别演说警告折射美国的双重矛盾心态

出身行伍一手缔造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卸任离别演说中对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警告道：

一支庞大的军队和一个大规模军事工业相结合，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必须警惕军事─工业联合体取得无法证明是正当的影响力，不论它这样追求与否。极不适当的权力恶性增长的可能性目前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存在。

艾森豪威尔对军工复合体的警告，使得批判军工复合体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某种政治正确，围绕这一话题的“阴谋论”式的论断层出不穷，但美国依然维持着全球最为强大的国防工业体系。

既依赖又警惕军工复合体体现了美国内、外双重焦虑交织摇摆的心态：鉴于美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对来自中国的“斯普特尼克焦虑”，美国仍然拥抱并且源源不断地资助军工复合体；但是深埋于美国人内心的反国家主义理念，又使得作为大政府代表的军工复合体将始终被抨击。

▍对华军民融合战略恐惧是美国两大恐惧的交汇点

理解美国自身对军工复合体的双重恐惧，就可循此逻辑理解美国恐惧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深层原因。

（一）不甘落后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焦虑”

早在中国正式提出“军民融合战略”之前，美国已对中国形成了“斯普特尼克焦虑”，不仅在大国竞争中绝不落后于对手，还抱存抢先发现对手、遏制对手的战略心态，从俄罗斯到中国，“假想敌”恐惧将阵营对抗和相互毁灭的“冷战记忆”重新带入美国政治话题讨论，也自然地开启了冷战中美国对共产主义阵营实施技术管制和贸易封锁的“条件反射”。

（二）反国家主义对“威权体制”的恐惧加深了对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偏见

弗里德伯格（Aaron L.Friedberg）的《在驻军国家的阴影下：美国的反国家主义及其冷战大战略》就指出，质疑国家权力是美国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的弊病，即使是面对苏联的原子弹试验，美国都未曾开展大规模的军事动员，也没有出台国家主义的国防规划方法。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于经济大跃进和冷战后初期在高科技领域拔得头筹，处于“弱国家”模式的美国精英也曾十分羡慕该“苏联模式”，但随后又对苏联的“强国家体制”而抱有极大恐惧。如今面对来自中国国家主导的“强力竞争”，美国政治精英同样认为美国缺少相应强有力的国家主导力量或是举国体制，但是反国家主义传统又弱化了美国应对大国竞争的“工具箱”，对自身实力衰退的无力感以及对“威权体制”效用的恐惧相叠加，加深了对中国军民一体的恐惧与偏见。

两大焦虑心理相互交织、叠加共振，形成了美国对华“军民融合战略”恐惧的共振效应。

这就出现了极其吊诡的景象，明明美国是实施军民融合战略最为成功的国家，且不遗余力推动民用商业技术向军事领域快速转化和应用，甚至要打造出新一轮的“硅谷军工复合体”，中国战略学界甚至一度“以美为师”，以美国军民一体化模式作为标杆范本加以拆解分析模仿。但作为范本的美国，却对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表现出极大的恐惧，颇有“人被自己的影子吓到”的惊慌之感，从心理学上来看，美国心理学家肯·威尔伯曾说“世上那些充满激情地对付‘魔鬼’的战斗，不过是人们精心演绎的与自身阴影的搏击。”，从这一程度上说，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倒更不如说是自身焦虑恐惧的外部镜像化投射。

▍美国对华军民融合战略恐惧的谬误表现

模糊“军事和民商业的边界”，采取经济泛安全化的态度审视中国境内及中国实体所从事一般的经济商业活动，认为都存在与军事系统联系的渠道。

将中国境内实体的一般经济商业活动赋予军民融合的可能，进而按照“有罪推定”的原则对中国的经济实体实施制裁。其思维逻辑是：中国民口的经济实体，借助和利用了美国的开放社会，合法或是非法“偷窃”了美国的先进技术，并由“军民融合”（更准确说是“民参军”）输送到了国防工业和军事科研系统，从而中国借助美国的先进技术提升了军事实力。这一逻辑闭环一旦成立，自此“草木皆兵”，与中国实体所进行的经济商业活动都蒙上了军事应用潜力的色彩，都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一部分。

忽略“整体与局部”的区别——将中国视为被高度一体化管控的整体，从而忽视了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层次性。

美国政界精英对中国的印象容易刻板僵化，且往往陷入茫然的“整体性盲区”。他们通常采取一种俯视的心态，脸谱化、结论性地看待中国的整体性——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内部垂直纵向严格管控的一体化社会，从而无视中国内部复杂性、多元性和层次性。在这一视角下，原本高度复杂的中国经济社会活动也因此被简化为国家统一意志下的集体行动。

混淆“国家和个体”——混淆中国国家意志和个人行为的差异性，想当然将少数个体行为贴上国家意志的标签，进而污名化中国的国家战略和政策。

西方叙事也容易陷入“局部致盲”陷阱，偏好用个体案例，或是局部观察来凸显整体的特征，而不喜欢宏大的叙事体系，例如历史学家黄仁宇英文出版的《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历史学家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曹寅与康熙》等书都是美国叙事体系中以小见大的代表风格。这种以生动个体故事折射时代与社会的叙事方式，虽有其深刻之处，但也可能在信息不对称或带有偏见时，导致对复杂议题的片面解读和过度泛化。这一微观叙事的偏好风格，容易将对中国的片面观察，上升到对中国论断式的普遍性结论，从而形成以偏概全的刻板荒谬印象。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经贸、科技、还是人文交流，哪怕是最普通的交往都会被界定为贯彻国家意志、被安排的行为。当美国发现中国少数人员从事绕开美国两用产品管制的非法活动，都容易将其解读为中国的官方意志色彩，进而进行全面性打击。从二战后的“麦卡锡主义”到今天对华裔和涉华科学家的大范围打击，无不是这一“局部致盲”的逻辑陷阱使然。

▍结语

大国政治的“悲剧”实质是人性的悲剧，“你永远比我想得更坏”，对对手的怀疑恐惧进入了螺旋式相互共振的无休止过程，而往往最终以战争暴力的方式终止或中止，这就是人性之恶衍生的大国政治的真正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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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化纵横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