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情感作为一种情愫和力量，对一个历史学者的学术志向和志趣选择会起到十分重要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本身就是历史学的一部分。陈寅恪毕生经历了多次学术转向，其中，中古史研究在其学术研究生涯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不是偶然，情感于其间恰恰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直接造就了陈寅

摘要：情感作为一种情愫和力量，对一个历史学者的学术志向和志趣选择会起到十分重要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本身就是历史学的一部分。陈寅恪毕生经历了多次学术转向，其中，中古史研究在其学术研究生涯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不是偶然，情感于其间恰恰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直接造就了陈寅恪在中古史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成为后世学者绕不过去的一座丰碑。从情感史视角分析，不难看出，陈寅恪走向中古史研究领域是多种情感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它们首先是一种个人情怀，是少年时代受到家乡中古时期名人故事的耳濡目染；其次是宏大的学术志向，是20世纪初中国的历史研究融入世界学术的现实需要，即他所指出的“预流”；最后是一种自信的民族文化情怀，是心史寄托下的深思和对“不古不今之学”的统筹考虑。从情感史视角梳理陈寅恪中古史研究之渊源，对于了解陈寅恪的毕生心路历程乃至近现代中国学人的情感世界，特别是对于今天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陈寅恪 中古史 文化 庐山 情感史

从1930年代初到1950年代末，陈寅恪一直从事中国中古史的研究。在20余年的中古史研究历程中，陈寅恪为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留下了许多宝贵财富。关于陈寅恪早年的学术研究转向中古史领域，学界持有不同声音，陈寅恪本人在其著述中也有过阐发。有学者认为是陈寅恪回国以后，之前涉及的研究领域资料不如外国人方便；也有学者认为是陈寅恪自觉精力有限有所取舍，才专门致力于中古文化史研究；还有学者认为是受清华大学改制和陈寅恪的授课对象发生变化的影响；更有学者认为是受抗战的影响，陈寅恪对中国文化的情感与历史走向作出的总体把握。陈寅恪本人认为是受自己家世影响，而作出“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的统筹考虑。这反映出陈寅恪丰富而又深邃的情感世界。因此，不难看出，从情感史视角分析，陈寅恪走上中古史研究之路其实是综合因素的影响，除了以上几个因素，他耳濡目染的庐山上的家乡中古时期名人陶渊明、白居易、元稹等人的故事，对他的影响也十分重要且十分关键，而陈寅恪的这一段少年往事却很少有人提及。因此，就情感史视角，从个人情怀、学术志向和民族情怀三个维度，全面系统地梳理陈寅恪中古史研究之渊源，对于了解陈寅恪的毕生心路历程乃至近现代中国学人的情感世界具有重要价值。

一、个人情怀：家乡的中古时期名人故事的耳濡目染

陈寅恪祖籍为江西九江修水县，历史上的九江本地名人辈出，外地许多历史名人也曾在此做官，留下过活动轨迹。魏晋和唐宋等时期的许多历史名人都曾在庐山活动。陶渊明、白居易、元稹、欧阳修等人是典型代表。其中，白居易算是和庐山情缘最深，他不仅写诗文赞美庐山，而且更是在庐山修建草堂结庐而居。白居易在《草堂记》中盛赞庐山“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可见其对庐山的深情迷恋。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在庐山曾写下《庐山独夜》:“寒空五老雪，斜月九江云。钟声知何处？苍苍树里闻。”元白二人一生保持着挚友关系。除了白居易，庐山上还有一位中古名人，那就是陶渊明，他是浔阳柴桑人，即今天的江西九江人，他在柴桑归隐后，庐山迎来了第一个文化高峰。其墓就坐落在江西省九江市庐山西南的面阳山南坡，北依汉阳峰，南为黄龙山。可以说，家乡中古时期名人故事的耳濡目染，让少年时代的陈寅恪产生了研究中古史的浓厚情感和兴趣。

少年时代的经历促使陈寅恪走上中古史研究之路。陈寅恪从小受家学影响，祖父陈宝箴与父亲陈三立对其影响很深。戊戌变法失败后，祖父和父亲被革职永不续用回到江西，在他们于江西休养期间，陈寅恪同时也跟随返回。这时的陈寅恪正是懵懂少年，家乡的历史文化对其必然产生耳濡目染的影响。这在陈寅恪后来的《桃花源记旁证》《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元白诗笺证稿》等中古史研究著作中不乏证明。陈寅恪父亲陈三立生前参与过庐山文化圣地的建设，1932年受李凤高之邀，写过《花径景白亭记》，与白居易研究结过缘。与此同时，陈寅恪正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的合聘教授，还为中国文学系和研究所开设“唐诗校释”课程，内容主要是校释白居易和元稹诗。此后，白居易研究也一直在陈寅恪的学术研究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可见，陈寅恪研究白居易等唐代历史人物，亦为家族宗风之遗绪。而这也正是陈寅恪选择中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渊源所在。

其实，陈寅恪研究白居易较多且时间跨度很长，背后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和白居易有着相似的家世。白居易的祖父和父亲均为明经及第，可谓书香门第。白居易的家世对白居易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陈寅恪和其有相似之处。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1851年中举人，官至兵部侍郎、湖南巡抚，是清末维新派著名人物。父亲陈三立1886年会试中式，晚清进士，官至吏部主事，是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哥哥陈衡恪是近代著名美术家、艺术教育家。戊戌变法失败后，陈氏家族没落，这成为陈寅恪一生的心史。白居易的人格和思想让陈寅恪找到了些许精神归宿。另外，陈三立所营造的诗人家庭氛围深刻影响着陈寅恪。中古史时期恰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高峰，因此，陈寅恪后来走上中国语文学的研究和“文史互证”的中古史学研究之路，也是不难理解的。

少年时代的经历影响了陈寅恪毕生的学术研究之路。戊戌变法的失败对义宁陈氏一家的打击是沉重的。家族遭遇的重大变故给少年陈寅恪的内心留下深深的烙痕。这一时期的经历对陈寅恪一生的影响也是难以磨灭的，这从其晚年的学术追求不难看出。当年，陈寅恪随父迁居南京，他的伯舅俞明震就住在南京，家里有许多藏书，包括钱遵王注的钱牧斋诗集。晚年的陈寅恪选择著《柳如是别传》，也是受少年时代的影响，这是个人情感在背后默默起作用。可见少年时的经历对陈寅恪的影响之持久与深远。正如陈寅恪在1964年所作的《赠蒋秉南序》中所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力，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因此，陈寅恪走上中古史研究之路与其少年时代的家族变故以及由此经历而接触的家乡名人故事的耳濡目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陈寅恪祖父陈宝箴担任湖南巡抚期间，曾在庐山脚下的陶渊明故居(栗里)购地一方，以备退隐归林后颐养天年，后因诸多变故，该地因陈宝箴未能打理经营而荒废。后来，陈寅恪父亲陈三立在庐山购置房产，1929年10月移居牯岭新居，1930年4月迁居庐山松林新宅，也就是“松门别墅”，此后至1933年居住于此。陈寅恪曾上山看望父亲。祖上几代人对庐山的情感和经营必然对陈寅恪产生触动。陈三立曾作《花径景白亭记》云：“怀贤吊古，慨慕流连，想象其时其人，精魂冥合，如亲杖履，而接謦欬，其流风遗韵，相与荡摩吾心之哀乐而永其趣，所获不已多乎？”陈三立生前希望归葬庐山，但因战乱未能如愿。陈寅恪受父亲影响很大，对父亲的遗憾定然念兹在兹，他的生前遗愿是葬于杭州西湖牌坊山陈三立墓侧，但因“风景区不能建墓”受阻。其后陈寅恪家人又欲将他的骨骸归葬于南昌西山其祖父陈宝箴墓侧，但由于墓地需高价购买，也未果而终。1994年，陈氏后人根据父母曾经另有遗言“身后能葬庐山，亦无憾矣”的回忆，提出改葬庐山。几经周折，终于在2003年，陈寅恪的骨骸归葬于九江庐山。总之，庐山及其在山上家族往事，陶渊明、白居易等故乡名人对陈寅恪影响深远。

二、学术志向：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中“预流”

除了家乡的中古时期名人故事的耳濡目染之外，陈寅恪学成归国后所处的时代也成为他学术转向的重要情感影响因素。陈寅恪在著作中很少提及时事，但他对时事十分关心，善于在时代大背景中思考中国学术的前途和未来，在学术和诗作中呼应和观照现实是其治学的重要特点。留学海外多年的经历和思考、在清华任教期间课程开设和科研的需要，以及抗日战争等现实因素，对其中古史学术志向和学术转向起到直接影响。

青年时代留学海外多年的经历和思考是陈寅恪转向中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留学日本期间的所见所闻，促使陈寅恪深刻感受到国史研究的重要性以及东西学术之间的差距，深慨于东邻中国史研究之先进。从那时起，陈寅恪的梦想就是要使中国的学术在国际上“预流”。1910年，即陈寅恪第一次东渡日本前两年，内藤湖南已在论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发表了很有见地的学术观点——“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20世纪初，日本的中国中古史研究比中国的起步早、视野较宽。这使陈寅恪在诗中感叹：“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不甘再落人后的学者良心和学术志向，显然也是他选择“不古不今之学”的动因之一。

于是，自1930年代开始，陈寅恪便把学术的主攻方向由佛学、敦煌学转到中古文史领域。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1931年，陈寅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李唐氏族之推测》，这是他第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唐史论文，是他在唐史领域展开全面研究的开端。由此可见，陈寅恪留学海外多年，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古史的研究与西方世界的巨大差距深有感触，让中国学术在世界上“预流”是他心头紧迫的任务，这令他产生了振兴中华学术的志向。

在清华任教时课程开设和科研的需要是陈寅恪转向中古史研究领域的又一个重要因素。陆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首先指出：“1928年底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导致陈氏史学转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进而他还认为：“从1929年开始，陈寅恪的研究专题可以说和他讲授的课程有密切的关联，且课程本身也如蒋廷黻要求的那样，越来越趋向综合性分析。”这个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桑兵则认为，因为授课对象的变化，对学生来说，他开设的课程过于艰深，这成为教学中的一大问题，他不得不有所改变，转而开设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课程。随后，他对自身的学问和学界潮流进行反思，转而以中古史为主要研究方向并开始理论建构。后来，清华国学研究院因王国维、梁启超的先后离世，以及清华大学新学术体制的建立而被迫停办。陈寅恪此后被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聘为教授，并在哲学系授课。授课对象的改变，这应该是他开始兼顾中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余英时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1933年开始，陈寅恪就把研究与著作的重点转移到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历史与文学方面，这与他1931年“以后在清华大学的中文与历史两系及研究所所开的课程恰好是互相配合的”。而关于陈寅恪的中古史学术转向，余英时则认为：陈寅恪治史学的最后目的是寻求意义，“中年以后自觉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得不有所取舍，所以才放弃了中外关系史的显学而专门致力于中古文化史的研究”。综合来看，以上几种观点虽切入点不同，但都关注到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陈寅恪所处的学术环境，这些观点背后始终有一个主线，那就是从史语所成立到清华大学改制，再到授课对象的改变，都契合了陈寅恪的学养和学术志趣以及学术志向，在情感上，陈寅恪是能够欣然接受的。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陈寅恪始终保持着对中国中古史的研究，仅与白居易相关的教学和研究就持续了几十年。1932年，陈寅恪继续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的合聘教授，还为中国文学系和研究所开设“唐诗校释”课程。3年后的1935年秋季，陈寅恪为中国文学系所开设的这一课程，改称“刘禹锡、元稹、白居易”。1940年春季，陈寅恪接着任昆明西南联大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时，又将它改为“白居易研究”。1944年春季，陈寅恪在成都燕京大学所授课程则称为“元、白诗”，秋季又改回“元、白、刘诗”。1949年，在岭南大学，陈寅恪将其简化为“白居易诗”。1952年，在中山大学，陈寅恪则将这个课程标明为“元白诗证史”。由此可见，少年时代的情感对陈寅恪的影响之深。在大变局时代，这种生命情感寄托，契合了当时的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也促使陈寅恪开始转向中古史领域。经过他多年的教学与研究，尤其是白居易研究，其成果最终形成了“唐代三稿”之一——《元白诗笺证稿》，这也奠定了陈寅恪在中古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再则，陈寅恪转向中古史研究领域也与抗战的影响有关。外患与内政之关系是陈寅恪把握历史大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937年卢沟桥事件不久，北平沦陷，陈寅恪离开北平。由于离开仓促，不能携带很多书籍，邮寄到长沙的书籍悉数毁于战火，随身携带的书籍、装书的木箱途经越南又被小偷当作贵重物品偷走。这两次所丢之书均很重要，基本有他读书时的眉批和旁批。无奈之下，陈寅恪只能四处写信找书备课。刚到云南蒙自的西南联大分校，他就给学生讲“支愍度学说考”，讲的就是与师生们南渡西迁有密切联系的晋人南渡故事。关于晋人南渡，西南联大人有着感同身受的情与痛，《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就有言：“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陈寅恪在民族危难之际表现出一个良史的爱国之情与学术志向，他讲到西南联大师生的南渡就是中国历史上第四次南渡，勾起了学生们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由此可见，陈寅恪转向中古史研究领域另一不可忽视的方面，一是因战火焚书丢书之所迫，二是因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之现实考量。

三、民族情怀：“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的统筹考虑

从情感史视角来说，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转向是综合情感因素影响的结果，除了少年时代受到家乡的中古时期名人故事的耳濡目染即个人生命情感和青年时代学成归国后所处的时代因素影响即学术志向之外，与他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独特情怀和对中国历史走势的整体性把握不无关系，这也是其对自身身世心史的集中表达，更是对其少年时代产生的情感的一种呼应。

陈寅恪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毕生所作大半是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历史方面的研究，也就是中国的中古史研究。陈寅恪之所以走上中古史研究之路，从其发表在1923年8月《学衡》第20期上的《予妹书》中就已经能看出一些情感流露。他在信中说：“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据此可从侧面不难看出，陈寅恪虽早期研究东方古文字和佛经文学，然而对晋朝和唐朝的历史已经有了深入研究和独特见解，为其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后来的学术转向埋下了伏笔。余英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陈寅恪的“治学重心自始即在中国中世史(以隋唐为主)方面，这在他一九二三年在《学衡》上所发表的《与妹书》中已表示得很明白了”。

陈寅恪在中古史研究领域花了几十年的心血，这和他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势的整体性把握不无关系。他在1933年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就指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也。寅恪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由此不难看出，陈寅恪对中国文化的情有独钟以及他的敏锐学术眼光。魏晋隋唐之际，正是佛教思想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交融发展的重要阶段，而陈寅恪此时所处的近世中国，正处在西学东渐的重要阶段，二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陈寅恪之所以选择中古史作为研究重点，与他想从研究前者中启示后者也未必不无关系。同时，陈寅恪也指出过，他所从事的是“不中不西”之学。尽管他在海外留学近20年，然而他的文章仍然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味，且要求自己的著作必须繁体竖排出版，可见“民族文化本位”思想在其骨子里占据着统治地位。可以说，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正是对“不中不西”之学的深入思考和长期探索实践作出的理性选择和统筹考虑。

选择研究中古时期这一段历史，与陈寅恪的古今相联系的心史有着很大关系。在陈寅恪看来，两晋南北朝至隋唐这一段历史，乃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相互吸引和启发、相互撞击与吸收融合的风云际会之复杂时期，而风云激荡的结果，便是有唐一代三百年之“崛兴”。他曾指出：“则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故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之全史，其氏族问题实为最要之关键。”陈寅恪祖父和父亲都是近代中国的名人，在近代中国政坛和文坛都占有一席之地，显赫的家世最终因民族遭受劫难而中落，在此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陈寅恪必然会受到影响。正如陆扬指出的，陈寅恪选择唐史并非纯粹超然，而是在将古今联系起来的那种历史敏感度之下，他很早就认识到清代与唐代的诸多相似性，尤其是晚清和晚唐之间，可以说是一种视域的融合。“两个时代都存在种族、胡汉、党争、边疆和外来威胁等问题。”陈寅恪之所以对中古时期的历史文化情有独钟，是因为他希望通过数十载研究，能为近代中国文化获得新生寻找出路。

历史是思想文化演进的重要载体，陈寅恪对此有过深入的思考。在心史的作用下，正是由于陈寅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有情怀，决定了他对传承文化的载体之一的史学的热爱与尊崇。史学的借鉴作用，使得想探寻中国文化出路的陈寅恪，把目光投向了历史，投向了中国中古史，可以说陈寅恪是为了寻求振兴中国文化的途径而研究历史的。我们能看到，陈寅恪从历史维度考量文化，他向我们展示了从东汉末年到唐代末年政权变动和统治阶级升降的动力，以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这一时期很多重大的历史问题都通过他对阶级与文化关系的考察而变得更为明朗。尤其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带来了唐代民族文化活力的空前高涨，从而才有唐代三百年之“崛兴”，才开启了后来的文化大发展局面。陈寅恪在1933年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对陈寅恪而言，在这一段借助外来“野蛮精悍”的新鲜血液，改造旧有文化躯体，从而“旧染既除”“新机重启”，终于“扩大恢张”，在“别创空前之世局”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中探讨中国文化在中古出现高峰的原因，足以为19世纪以来渐趋衰落的中国文化实现重振提供历史的借鉴。由此看来，作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中古时期的历史演进，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新生之道，这一点十分为陈寅恪所看重，这也成为陈寅恪在探寻中国文化又一次新生过程中的毕生情感寄托。

四、余论

陈寅恪一生的历史研究虽经历了三次学术转向，但中古史研究在其学术生涯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之所以走上中古史研究之路，是由于少年时代受其家乡中古时期名人故事的耳濡目染，是情感的萌芽；此后青年时代多年的留学生涯之所见所闻使他深刻意识到融入世界学术的紧迫感，是“预流”的需要；进而留学归国后在实际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有感于自己的身世以及国家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大变局中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是统筹考虑和表达心史与情感的结果。情感史是理解陈寅恪中古史研究转向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理解陈寅恪毕生学术的重要维度，贯穿在其每个阶段的学术研究之中，在其后期的《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等著述中情感流露也很明显。陈寅恪一生虽进行了三次学术转向，但有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守和家世心史的流露。正如余英时指出的那样，陈寅恪的“史学观点与方法从早年到晚年都是一以贯之的，只有具体的研究对象的先后不同”；陈寅恪要通过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性的大问题，从其中获得关于当前处境的启示，这也是司马迁以来“通古今之变”的中国史学传统。对于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和精神品格作为中国近现代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需以一种“了解之同情”加以认识和观照。从情感史视角系统梳理和总结陈寅恪一生的心路历程和阶段性学术转向，对于深刻把握陈寅恪的为人为学及其精神品格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今天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转自《河池学院学报》2024年06期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