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西北之兵的覆灭，扶王陈德才自绝，赖文光突出重围！

摘要：前言：太平天国西北之兵，以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为核心，于1862年受陈玉成命远征西北，其势如狂飙突进，迅速席卷陕甘，时逢清军主力困于江南，西北防务空虚，太平军趁虚而入，连克兴安、汉中等重镇。

前言：太平天国西北之兵，以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为核心，于1862年受陈玉成命远征西北，其势如狂飙突进，迅速席卷陕甘，时逢清军主力困于江南，西北防务空虚，太平军趁虚而入，连克兴安、汉中等重镇。

更与兰二顺、蓝大顺部联合，又得捻军呼应，形成“捻回合势”之局，兵力一度膨胀至二十万，然其兴也突，其亡也忽，其骤然消逝，为大家留下诸多疑惑，陈德才殒命二十万大军为何瞬间崩溃？陕甘回事与太平军的合作到底如何？这些疑问，正是解开太平天国西北战事的关键。

陈得才（约1820年—1864年），广西藤县人，出身皖北农家，1851年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随陈承熔等陈氏众多族人加入太平军，陈承镕与陈得才同属广西藤县陈氏宗族，为同辈族亲，但无直系关系，《太平天国史》中指出，陈玉成家族与陈承镕家族“同宗不同支”，而陈得才作为陈玉成堂叔，应该是陈德才与陈玉成更近一些。

陈德才

最初隶属罗大纲麾下，初任普通士卒，因其作战勇猛且熟稔皖北地形，逐渐从基层擢升，参与镇压清军对皖北的围剿，随着陈玉成发迹他也渐渐崛起。罗尔纲载其“随英王转战庐州、安庆间，每战辄为前驱，渐露头角”。

1860年（咸丰十年），陈得才因在定远战役中击溃清军袁甲三部，解捻军张乐行之围，获封“功天福”。同年九月，因在上派河击败庐州团练周盛传部，晋升“公天安”，成为陈玉成麾下重要将领。此时陈得才已跻身太平军高级将领行列。

1861年冬，陈玉成因安庆失守退守庐州，奏请洪秀全加封陈得才为“扶王”，职衔全称“殿前兵部正夏僚顶天封朝纲扶王强千岁”，奉陈玉成命领军远征西北以拓展战略空间，此时陈玉成还想再皖北有所作为就没有一同前往，史料记载：“英王此举，实欲以叔父之才，分清军之势，为天京蓄力。”

1862年（同治元年）二月，陈得才率遵王赖文光、启王梁成富等部三万余人自庐州出发，经河南入陕西，连克山阳、镇安，直逼西安。其前锋部队与回民起义军联合，形成“回军为向导，长毛为主力”的作战模式，一度造成“关中震动”。

书中评价：“陈得才西征之举，使太平军势力首次深入西北，与陕甘之乱形成呼应。”

1863年，陈得才与蓝大顺部联合攻占汉中府，分兵驻守城固、洋县，推行“耕战结合”政策，帮助农民犁田种麦，储备军粮，至同年十月，其部已扩充至二十万人，控制汉中、兴安二府，与蓝大顺、陕西回民军形成犄角之势。《贼情汇纂补遗》称：“陕甘附义者十之六七，皖豫旧部十之三四，扶王军威大振。”

陈得才部与西北回乱的短暂联合与深层矛盾，基于陕甘清放军政档案，与《天平天国史》

1862年春，扶王陈得才率太平军西征军进入陕西时，正值回事全面爆发，双方的合作始于渭南之战，洪兴、禹祥主动派人与太平军接洽，引导其绕过西安直趋渭南。

4月23日，太平军在回民武装配合下攻陷渭南县城，随即东进连克华州、华阴，清文献记载形成“回军为向导，长毛为主力”的合作模式。

这种合作在汉中地区达到高潮，1863年2月，陈得才与川滇回兵军蓝大顺部联合围攻汉中府城，蓝大顺被封为太平天国文王，双方在城固、洋县一带形成军事同盟。

从军事协同看，太平军与回民军存在明确分工：太平军主攻城市据点，回民军负责袭扰清军粮道。1863年3月，回民军在潼关至西安间截获清军协饷银二十万两，直接支援了太平军围攻西安的行动，这种合作使太平军在陕甘迅速扩充至二十万人，形成“捻回交乘，烽火连营”的局面。

但是陕甘回乱中，越来越多部队不受控制，起事渐渐变味肆意滥杀，跟太平军的一些理念也背道而驰，矛盾越来越多。

尽管表面联合，双方的深层矛盾却难以调和，太平军以拜上帝教为意识形态核心，推行“男女平等”“土地均分”等政策，这与回民起义军“极端保教护族”的目标存在本质冲突。

回民军领袖任武在渭南发布的《讨清檄文》中明确提出“驱逐满虏，兴我清真”，其政权结构保留着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如设立“掌教”“元帅”等宗教职务，而太平军在占领区推行的“圣库制度”和强制蓄发令，被回民视为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侵犯。

更严重的分歧体现在战略取向上，陈得才始终以“急救天京”为首要任务，1863年10月接到洪秀全诏命后，立即率主力东返，仅留一小部驻守汉中，这种“流动作战”策略与回民军固守关中的需求背道而驰。

回民军领袖郝明堂曾质问太平军将领：“尔等东去，我等将何所恃？” 这种矛盾在1864年天京陷落后彻底激化，回民军因失去战略牵制，在清军围剿下被迫西撤甘肃，而太平军余部则在霍山全军覆没。

双方本质上还是利益捆绑，一旦资源用竭，必将分道

双方的矛盾在基层层面更为尖锐，太平军为筹措粮草，在陕南实行“打先锋”政策，强制征收回民村寨的粮食和牲畜，据《续修陕西通志稿》记载，1863年5月，太平军在汉阴县“括回民积粟万石，民怨沸腾”，这种掠夺性政策导致回民武装时有脱离合作的行为，如1863年8月，回民军在商州突然袭击太平军后队，抢走军械百余件。

多隆阿入陕后，同时默许汉族团练袭击回民村寨，1863年9月，渭南汉族士绅李启讷在《忧愤疾书》中记载：“汉团传言‘陕不留回’，回民误信太平军为援，实则其心叵测”。1864年2月，回民军在宝鸡拦截太平军粮队，双方发生械斗，死伤数百人。

1864年3月，陈得才部东进至湖北郧阳时，回民军在陕西的据点已被清军逐个击破，蓝大顺部在周至县被多隆阿围困，多次向太平军求援均遭拒绝，蓝大顺在城破前曾派使者质问陈得才：“昔年合兵汉中，约为兄弟，今危困至此，竟不相救乎？” 陈得才以“天京事急，无暇西顾”为由推脱，最终蓝大顺兵败被杀，首级被悬于西安城门示众。

回民其目标是建立区域性的伊斯兰，有分L倾向，后期发展成叛乱滥杀；而太平天国是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农民革命，试图推翻清朝建立全国性政权，两者在意识形态、社会动员方式和战略目标上的差异，注定了合作只能是短暂的战术联盟。

双方多有矛盾

太平军未能在西北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始终处于流动作战状态，无法为回民军提供长期保护，而回民军内部的教派分歧，也使其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

西征军的战略转折：从陇右到江淮的千里奔命

1863年十月初七（公历11月17日），扶王陈得才在汉中府署接到天京密使送来的蜡丸诏命。据《太平天国史》记载，诏书中洪秀全以“京围日急，西征诸军宜间道来援，勿稍延误”为辞，催促这支已在西北经营一年有余的大军东返。

此时陈得才部正处于鼎盛期，控有汉中、兴安二府，与蓝大顺“顺天军”、陕西回军形成犄角，兵力号称二十万（《贼情汇纂补遗》载“陕甘附义者十之六七，皖豫旧部十之三四”）。但天京危局迫使他做出战略转向，放弃经营日久的西北基地，率主力经鄂豫回援。

大军分三路东进：遵王赖文光率前军出镇安，往攻湖北郧阳；启王梁成富、祜王蓝成春率右军趋商州，牵制陕西清军；陈得才自率中军及捻军一部走石泉、宁陕，直扑湖北襄阳。

文献记录其行军特征：“每过一城，尽括仓廪，执高脚牌前驱，大书‘太平’二字，饥民附之者日众，然豫鄂连岁旱蝗，所过赤地，军士日啖树皮”。至1864年正月，前锋已抵湖北麻城，却惊闻天京粮道被湘军截断，洪秀全已于腊月三十（公历1864年2月6日）下诏“合朝俱食甜露”（野草），陈德才只得命东返太平军加紧行军。

黑石渡之围，二十万大军的分崩离析

1864年七月十九日（公历7月19日），天京陷落后三日，陈得才在安徽霍山接到李秀成部将突围传出的噩耗，此时清军已完成合围，僧格林沁率蒙古马队屯驻中界岭，切断北撤通道；安徽巡抚英翰统湘淮军扼守黑石渡，控住淠河渡口；河南布政使张曜部踞金家寨，堵住西进之路；湖广总督官文水师封锁长江，形成“口袋阵”。

其20万大军仍未突破清军封锁，祸不单行当地有发生几年不遇的大灾，颗粒无收，陷入“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的绝境，黑石渡决战前，军中已出现“人相食”的惨状，士兵每日仅能以树皮、草根充饥，战斗力濒临崩溃。

清军总兵力约八万，而太平军虽号称二十万，实则“半为新宾，枪械十无三四，唯恃人多势众”天京沦陷的消息迅速传播，人心已散。

九月初八（公历10月7日），天将马融和派部将李继远与英翰接洽投降，《英翰年谱》记载其“率精壮七万，携洋枪万杆，骡马三千匹”开营纳降，此为西北太平军最大规模的成建制投降。

随后，范立川率4万人向清军投降，直接抽空陈得才的嫡系力量，此时陈得才身边仅剩祜王蓝成春等少数亲信，兵力不足万人。

紧接着列王徐昌先等相继叛降，至十月初五（公历11月3日），陈得才身边仅余“亲兵三千余，捻军残部五千，人心丧尽，执刃手颤”。

清廷调集僧格林沁部蒙古骑兵、多隆阿部湘军及地方团练，对陈得才形成合围。1864年10月初，僧格林沁在黑石渡设伏，利用地形优势切断太平军退路，并以“长期围困”战术消耗其士气，此时陈得才的前锋部队已被清军击溃，后路又遭地主武装袭扰，陷入“前有强敌，后无援兵”的死地。

十月初十（公历11月8日）夜，陈得才退至霍山长山冲，据《太平天国史》转录的清军探报，其营帐设于谷底松树林中，“帐外立红绫帅旗，已为枪弹洞穿数十孔，夜风过时，簌簌作裂帛声”。是夜天降冷雨，士兵“饥寒交迫，篝火终夜不熄，哭声遍野”。陈得才案头摆着未写完的《遗表》，残稿中有“臣力竭矣，唯以一死报主”之句。

推断大概是丑时（凌晨2点左右），帐外突然传来骚动，探马急报黑石渡方向火起，马融和降军正焚烧太平军囤积的粮草，陈得才手扶剑柄踉跄出帐，见东南天际红光冲天，雨滴落于火光照耀的面颊，竟化作血珠般暗红。

亲卫吴青林跪地泣告：“营中已有三队密谋献王首级，某愿率死士护王突围。”陈得才摇头苦笑，解下腰间玉麟佩扔于泥沼：“天京已覆，尔等各自逃命。”

在黑石渡决战的最后时刻，陈得才目睹部众星散，深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据《太平天国史》记载，他在军中“仰药自尽前，焚毁所有文书印信，以免落入敌手”，其尸体被部下草草掩埋于黑石渡附近，后被清军掘出枭首示众。

次日辰时（上午8点），清军挖得其尸，见陈得才“面色紫黑，双目圆睁，其遗体被枭首示众三日，后葬于霍山城西乱葬岗，至今无碑。

学者分析此役溃败的根本原因：“西北军虽众，然成分复杂，陕甘饥民为食而聚，捻军借势而趋，回民军各怀目的，本无共赴国难之决心，天京一陷，如屋梁骤折，众瓦皆崩。

扶王非无将才，实因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军事上的溃败不过是时间问题。

赖文光突出重围

1864年11月陈得才于安徽霍山黑石渡兵败自尽时，赖文光作为其麾下主将全程参与战役，大批将领投降二人独木难支，面对僧格林沁部蒙古骑兵的四面合围，赖文光在太平军主力溃败的混乱中，果断决策，他首先收拢约千余骑兵，利用滁河与熊家河交汇地带的芦苇荡地形作为天然屏障，以火枪队交替掩护撤退。在清军主力被牵制于正面战场时，赖文光率部从芦苇丛中秘密开辟通道，突破清军左翼防线，向豫鄂边境急行军三昼夜，最终成功摆脱追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