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钱我都存好了，请保姆的事情，我自己来安排。＂我把工伤赔偿存折往八仙桌上一放，儿女们都愣住了。

＂钱我都存好了，请保姆的事情，我自己来安排。＂我把工伤赔偿存折往八仙桌上一放，儿女们都愣住了。

客厅里的老式挂钟滴答作响，屋外传来大喇叭放着《东方红》，这是我们小区每天傍晚的例行＂下班曲＂。

我叫周建国，今年六十七岁，东北人，在东风机械厂干了四十年车工，两年前退了休。

那时候工人是天之骄子，我穿着蓝制服，胸前别着＂工业学大庆＂的红色徽章，骑着二八自行车上下班，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年轻时不小心右手食指被车床削掉一截，留下终身残疾。单位算是照顾我，一直让我干到了正式退休年龄。

退休那年厂里正好赶上改制，给了我一笔不薄的工伤赔偿金。有人拿钱买了彩电冰箱，有人给孩子攒了结婚钱，我却一分没动，全存进了邮政储蓄。

老伴常说：＂建国啊，你攒那么多钱干啥？又不能带进棺材里。＂我只是笑笑，没告诉她我的打算。

退休前的最后一天，我和老伴李秀芝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她穿着那件粉色的确良衬衫，头发烫得整整齐齐，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花。

＂老周，咱俩这辈子没啥遗憾了。＂她拉着我的手说。

那时我还笑她：＂咱俩才六十出头，说这丧气话做啥。＂谁知半年后她就因为脑溢血走了，走得突然，连句话都没留下。

那天我在厂里老同事家打扑克，回来时看见邻居王大妈站在我家门口，脸色难看。

＂建国啊，不好了，秀芝...秀芝晕倒了，已经送医院去了。＂

我一路小跑赶到医院，见到的却是白布下僵硬的身体。五十八岁，她就这么走了，连句话都没留给我。

从那以后，我家的饭桌上就少了一副碗筷，晚上听收音机的时候，再没人和我讨论《新闻联播》里的国际形势。

儿子周明和女儿周丽都很孝顺。明子大学毕业后在建设银行上班，那是九十年代末期，能进国有银行是多少人做梦都想的事。

他常说：＂爸，你那点退休金自己花，家里有啥短处我来。＂每月固定给我送两百块钱，逢年过节还会多带些东西。

丽丽在人民路小学教书，嫁了个机关干部，日子过得也不错。她隔三差五带着外孙女来看我，小丫头一进门就喊＂爷爷好＂，甜得我心都化了。

丽丽总惦记着给我收拾屋子，每次来都要把家里擦一遍，连老式电风扇的叶片都不放过。

可我心里明白，他们各有各的日子过。明子媳妇陈欢是个性子急的沈阳姑娘，说话快，做事快，看不得慢腾腾的节奏。

丽丽女婿林强是街道办的科长，整天忙得脚不沾地，回家还要处理文件。他们都不是能照顾老人的主。

我这把老骨头，万一哪天真躺下了，与其指望儿女照顾，不如提前做好打算。

再说了，这年头，老人跟儿女住能有啥好果子吃？老刘头的儿媳妇嫌他吃饭声音大，成天给他甩脸子；赵师傅的闺女嫌他屋子有老人味，让他天天开窗通风，冬天零下二十几度也不例外。

这些事儿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人老了，得有自知之明。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直到去年秋天，我在厕所摔了一跤，好在伤得不重，但把我吓得不轻。

万一哪天真的不能自理了，我这孤家寡人可怎么办？

于是我去找了社区李主任，这李主任是个热心肠，五十来岁，和我老伴当年是纺织厂的姐妹交。

＂李主任，您给我介绍个保姆吧，我想提前找个人照应着。＂我开门见山地说。

＂建国啊，你儿女不是都在身边吗？干嘛要请保姆？＂李主任奇怪地问。

＂人各有命啊，我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我叹了口气，把实情说了。

李主任沉思片刻，说：＂有个张阿姨，六十出头，老伴去世多年，儿子在外地打工。这人挺实在，照顾过好几位老人，口碑都不错。＂

张阿姨来的第一天，看见我艰难地系扣子，二话不说接过衬衫帮我穿好，动作麻利得很。

＂老同志，您这右手不方便，穿衣服要从左边开始。＂她一边说一边示范，＂我照顾过好几位退休老干部，都教会他们这么穿。＂

我一愣，四十年了，从没人告诉过我这个窍门。就连老伴，也只是默默地帮我系扣子，却从没想过教我如何自己来。

张阿姨做的饭菜可口，知道我牙不好，总把菜切得碎些。她会做东北大拉皮、锅包肉，还会做我爱吃的糖醋排骨。

她陪我下象棋，笑我老是送车马；陪我看《新闻联播》，听我讲邓小平同志南巡的故事；还教我用新买的大屏幕手机和儿女视频聊天，让我看看远在省城上大学的外孙女。

日子过得挺舒坦，我甚至觉得，这比麻烦儿女照顾要强得多。

可明子来看我那天，看见张阿姨在厨房忙活，却皱起了眉头。

＂爸，请保姆多浪费钱啊，您这不是还能动吗？＂他的目光扫过客厅里摆着的那台二十一寸的熊猫彩电，＂再说，您那点退休金够请保姆的吗？＂

＂我除了退休金，不是还有工伤赔偿吗？＂我笑着说，＂我这把年纪了，钱带不走，还不如活着的时候花了。＂

明子欲言又止，转身进了他小时候住的那间屋，不知道在琢磨什么。

丽丽听说我请了保姆，更是直接打来电话：＂爸，您这是嫌我们不孝顺吗？我每周都来看您，家务也帮您做，您怎么突然就请保姆了？＂

电话那头，丽丽的声音带着委屈。我能理解她的心情，在我们这辈人眼里，请保姆照顾父母，好像就是不孝的表现。

＂闺女，不是这个意思。＂我捏着话筒，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不是怕麻烦你们吗？＂

丽丽冷笑一声：＂麻烦？爸，我是您闺女啊，照顾您是我应该的，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我没说话，只是走到书桌前，打开抽屉，拿出一份体检单。医生说我脊椎不好，已经有轻微骨质疏松，再加上右手残疾，随时可能因为重心不稳瘫痪。这事我没告诉孩子们，不想让他们担心。

＂丽丽啊，爸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如从前了。＂我轻声说，＂张阿姨会照顾人，你们就别操心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丽丽才低声说：＂那您多保重，我这周末去看您。＂

日子就这么过了几个月，张阿姨照顾得很好，我们慢慢熟悉起来。她告诉我，她年轻时是纺织厂的挡车工，后来厂子倒闭了，靠着打零工供儿子上学。

＂老周啊，咱们这辈人不容易，都是过来人。＂她一边择菜一边说，＂我照顾过一个老干部，比您还大十岁，腿脚不便，可脾气大得很，稍不顺心就发火，可我也没计较。＂

我笑了：＂那我这脾气算好的了吧？＂

张阿姨点点头：＂您这人实在，好伺候。不像有些老人家，总觉得花钱请人就该使唤人，跟以前的老爷太太似的。＂

我们聊得来，她也能听懂我对过去的怀念。那个厂办大集体的年代，那个大家都有铁饭碗的时光，那个车间里播着《东方红》的早晨。

没想到一个冬天的早上，我在浴室洗澡时摔了一跤。地砖本来就滑，再加上我腿脚不利索，一下子就摔倒了，怎么也爬不起来。

是张阿姨发现的，她听见我的呼救声，赶紧过来敲门。见我没回应，她立刻打电话叫了救护车，又联系了明子和丽丽。

医院的走廊上，孩子们红着眼眶站在门外。医生说我腰椎压缩性骨折，需要手术，还得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张阿姨却镇定地跟医生交代我的用药情况，连我平时起夜几次、血压高低都一清二楚。

＂您怎么什么都没告诉我们？＂手术前，明子拿着我的诊断书，声音发颤，＂您的脊椎早就有问题了？＂

＂怕你们担心啊。＂我苦笑，躺在病床上的感觉真不好，＂再说，人老了，有些事情，自己得有个准备。＂

丽丽坐在床边，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爸，您这是什么打算啊？您以为我们会嫌弃您吗？＂

我想说点什么，却被推进了手术室。麻药起效前的那一刻，我恍惚看见了老伴秀芝的脸，她还是那么年轻，笑盈盈地看着我，像是在说：＂老周，别怕，我在这儿等着你呢。＂

手术很成功，但医生说我得卧床休养至少三个月，之后也要小心行走，最好有人搀扶。

出院那天，一家人坐在病房里开了个小会。明子说要把我接到他家去住，丽丽却说她家离医院近，更方便复查。

他们争执不下，眼看着就要吵起来。我看着他们争执的样子，突然笑了：＂孩子们，我还是跟张阿姨回老房子吧。＂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我给他们讲了这几个月的生活，讲张阿姨怎么照顾我洗澡不碰到伤口，怎么记得每天按时给我量血压，还有每天晚上临睡前那杯温热的牛奶。

＂爸，您是怕给我们添麻烦吗？＂丽丽眼圈红了，眼泪又要掉下来。

＂不是怕添麻烦，是不想打乱你们的生活。＂我拉住孩子们的手，＂你们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孩子要照顾，我不能因为自己老了，就成为你们的负担。＂

明子的眼睛也湿润了：＂爸，您别这么说，什么负担不负担的，您是我爸啊。＂

＂我知道，我知道。＂我点点头，＂但你们想想，我跟你们住，你媳妇能高兴吗？丽丽家那么小，再挤上我一个，女婿会怎么想？＂

孩子们沉默了，因为我说的都是实情。

＂再说了，我住在自己家里，有张阿姨照顾，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岂不是更舒服？＂我继续说，＂你们经常来看我就行了，我还能继续教外孙女下象棋呢。＂

丽丽抹了抹眼泪：＂可是...可是张阿姨毕竟是外人啊，万一您有个什么事...＂

＂外人怎么了？＂我笑了，＂她照顾得比你们都细心。这次要不是她发现得及时，我还不知道要在浴室躺多久呢。＂

明子叹了口气：＂那钱够吗？请保姆可不便宜。＂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爸爸这辈子没给你们留下多少财产，但是自己的养老钱还是准备好了的。再说，我攒了一辈子，不就是为了晚年能过得舒坦点吗？＂

回家的路上，张阿姨扶着我慢慢走。阳光照在老小区的梧桐树上，树影婆娑，像是在跳一支优雅的华尔兹。

我忽然觉得，余生有了依托，心里踏实得很。

＂张阿姨，谢谢你啊。＂我由衷地说。

＂别客气，这是我的工作。＂她笑着回答，脸上的皱纹像开了花。

＂不，不只是工作。＂我认真地说，＂你给了我尊严。＂

张阿姨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每个人都值得有尊严地活着，尤其是老人家。＂

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那些在医院走廊上望眼欲穿等待子女探望的老人们，那些在公园长椅上孤独喂鸽子的老人们，还有那些被＂搁置＂在养老院无人问津的老人们。

我突然明白，在这个世界上，老年人最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在死亡来临前的那段日子里，失去尊严地活着。

请保姆不是因为子女不孝顺，而是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妥善安排自己的晚年。这是我的选择，也是我对自己生命的尊重。

几个月后，我的腿脚逐渐恢复了，能拄着拐杖在小区里散步了。张阿姨总是陪在旁边，时不时提醒我注意台阶。

丽丽和明子也经常来看我，带着吃的用的，还有外孙外孙女的照片。我们之间的关系反而比以前更亲密了，因为少了那层责任和压力，多了几分轻松和愉快。

有天晚上，看完《新闻联播》后，张阿姨问我：＂周师傅，您不后悔这么选择吗？＂

我摇摇头：＂不后悔。人活一辈子，最后的路得自己走，不能总靠着儿女。他们有他们的路要走，我得学会放手。＂

＂可我看您的儿女挺孝顺的啊，不像有些人家，老人家生病了都不管不问。＂张阿姨边收拾茶几边说。

＂孝顺是孝顺，但生活是另一回事。＂我靠在沙发上，望着墙上老伴的照片，＂你说，如果秀芝还在，我会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张阿姨想了想：＂可能不会吧，有老伴在身边，总是不一样的。＂

＂是啊，不一样。＂我轻声说，＂但现在就我一个人了，得自己做主。＂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想起那些年在机械厂的日子。车间里机器轰鸣，我穿着蓝制服，戴着工人帽，手里拿着扳手，是那么意气风发。

那时候，我们都以为退休后会有儿孙绕膝的幸福生活，谁能想到老了以后，儿女都有自己的家，老伴却先走一步，留下我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房子。

人生啊，就是这么无常。但无论如何，我都要活出自己的样子，走完自己的路。

请保姆不是因为不信任子女，而是因为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安排余生。这或许就是我这辈子最后明白的道理：不管是子女，还是保姆，最重要的，是老人能有尊严地活着。

这世上啊，没有什么比尊严更重要的东西了，尤其是对我们这些走到生命尽头的人来说。

＂老周，你做得对。＂恍惚中，我似乎听见老伴在对我说话，声音温柔得像春风拂面。

我笑了，闭上眼睛，心里踏实又安宁。

来源：一遍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