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来源：Stacie E. Goddard and Colleen Larkin, “Nuclear shibboleths: The logics and future of nuclear nonus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核信条：核不使用的逻辑与未来

作 者：Stacie E. Goddard，韦尔斯利学院教授；Colleen Larkin，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技术与国际安全博士后研究员。

来源：Stacie E. Goddard and Colleen Larkin, “Nuclear shibboleths: The logics and future of nuclear nonus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9, No. 1, 2025, pp. 117-145.

导读

年至今，世界经历了冷战对峙、地区冲突和核扩散浪潮，却始终未重演核爆场景。这种“核不使用”现象，究竟靠的是什么？是利益权衡的理性算计？是道德共识形成的“核禁忌”？还是更复杂的社会规范博弈？

文章从“核不使用”研究中两个经典理论出发——后果逻辑与适当性逻辑，揭示两种路径下被忽视的因果机制，并提出一个新视角：核不使用不是被动遵循的规范，而是不断被争论、解释与博弈的结果。

所谓“后果逻辑”，即理性主义传统下的威慑理论，认为国家出于避免灾难性报复、计算成本与收益的考量，选择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与之相对，“适当性逻辑”则强调核禁忌的社会规范作用，主张国家避免动用核武器，并非源于冷静算计，而是因其在道义与文化上的“不可想象性”。然而，作者指出，这一波研究陷入了不同的误区。

文章的突破在于引入第三种机制——规范争论逻辑，指出国家与社会并非被动接受某种“禁忌”，而是在复杂的安全与道德语境中，持续协商、解释甚至重塑这些规范。这一逻辑在当代背景下尤为关键，因为新一代“精确核武器”技术的出现，正激化这一规范争议：它既可能降低对平民的附带伤害、提升打击可信度，从而“道德化”核使用；也可能通过降低使用门槛，模糊“核禁忌”的边界，诱导有限使用的冲动。

文章指出，正是这种“越精确，越诱惑”的悖论，构成了当前核不使用未来的最大挑战。

核不使用的未来，取决于人类社会如何在这些逻辑之间持续进行规范谈判。

在精确打击、低当量核武器不断发展、地缘冲突风险升高的今天，这场规范争论不再只是学术辩论，而是切实关乎全球安全秩序的现实挑战。

这篇文章不仅为理解核战略研究的理论转向提供了重要洞察，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在技术加速与伦理模糊的时代，我们究竟该如何划定核使用的“红线”？或者说，我们是否仍有能力坚守那条被称为“核禁忌”的最后防线？

核不使用的后果逻辑与适当性逻辑

现有的代表性研究中，Press，Sagan，Valentino将核不使用的理论分为两类。一方面是强调“后果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s）的理性主义理论，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决策者“将根据核武器在特定情况下提供的军事优势来决定是否使用它们”。理性主义的威慑逻辑将核不使用归因于避免被报复的合理愿望，因为行为体认识到相互毁灭的危险，所以避免使用核武器，最终使世界更加安全和稳定。

另一方面是侧重“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这种“核禁忌”（nuclear taboo）观念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中建构主义的理论化。它挑战了不使用核武器的理性-威慑逻辑，提出决策者避免使用核武器不是因为害怕报复，而是因为与其相关的规范约束。这些规范强大到具有了“禁忌”的属性，即“绝对性、不考虑性和习以为常性”（absoluteness, unthinkingness, and taken-for-grantedness），引向“禁止使用核武器”。

理性主义和规范框架并非完全不同。建构主义承认核禁忌与核武器的破坏性之间的相关性；理性主义有时也把决策者描绘成信奉功利主义的人，考虑使用核武器的伦理成本和利益。目前，核战略的研究仍然围绕着这两个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流派进行。特别是关于核不使用的第二波研究，不太关注对现有理论逻辑的重新审视与创新，而是使用了新颖的方法论，尤其侧重使用公众对核使用的看法的调查实验，来检验现有理论，但也触发了质疑与争论。本文即是在对现有研究的批判性思考的基础上，试图揭示其尚未厘清的两个框架内的独特因果机制。

“第二波研究”的问题：混淆与遗漏之罪

本文认为，理性主义和规范理论的第二波概念是有问题，但两者的错误是不同的。在理性主义框架中，学者们犯了混淆的错误，将成本与可信度这两种不同的机制，视为单一的因果路径。在规范性框架中，学者们犯了疏忽的错误，只考虑结构性机制，而忽视了规范争论（norm contestation）的机制。

（一）理性主义机制与成本和可信度的混淆

理性-威慑逻辑中的成本和可信度的机制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协同发挥作用。一个完全可信的威胁，如果不施加成本，仍然无法产生威慑作用；一个成本高昂的威胁，如果被视为不可能实施，也很难起到威慑作用。

成本与可信度之间的因果差异不仅是理论上的，也在冷战时期的辩论中发挥了作用，因为核战略家们对如何最好实现相互威慑存在分歧。在冷战前期，这些辩论集中在确定成功威慑的条件上，即需要多少破坏性才能阻止对手进行核打击，或者，如果决策者的国家或其盟友受到攻击，决策者如何可信地传达威胁。例如，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战略无疑成本高昂。艾森豪威尔政府威胁要“立即，以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式，在我们自己选择的地点”发动一次重大攻击。但许多批评人士认为，这一战略不可信。这导致了与艾森豪威尔预期不同的反作用力。冷战时期的理论辩论并不是过去的人工制品，将成本与可信度机制瓦解为单一类别的“理性主义”理论，忽视了持续的核政治因果动态问题。

（二）规范机制对规范争论的遗漏

第二波文献着重测试两种驱动核不使用的规范性因果机制。一方面，核禁忌有时可以包含规范逻辑，尽管不必然根植于伦理，但考虑声誉成本的逻辑，与核禁忌者反对核使用的“明线”逻辑是一样的。抛开概念上的问题不谈，这种规范性解释预设决策者已经对这些公众担忧社会化（指知晓、了解、接受公众对相关问题的担忧——译者注），或者预设公众会因为对核使用的反感而产生舆论反弹。

另一方面，规范性揭示还通过第二种机制发挥作用：它们是非战斗人员豁免权的表现，交战各方在战争期间不应故意以平民为目标，任何无意的平民死亡都应与必要的军事目标成比例。鉴于核武器的无差别攻击性，其对平民造成的伤害是灾难性的，因此在规范上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第二波文献仍然犯了“遗漏之罪”，这些学者都强调规范效应的结构性机制。规范是存在于人类行为之外的一套规则，对人类行为起到外部约束作用。这种因果逻辑看似直观，但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文献越来越质疑规范是否主要用过结构逻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通过争论机制来运作的。第二波文献正是忽视了规范争论机制的作用。

（三）规范争论转向

在过去十年中，关于核政治规范的学术研究出现爆炸式增长，部分原因是当代核秩序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规范争论的形式多种多样，它可能是明确的、公开的，也可能是通过“忽视，否定或无视”隐含的。规范争论可能是有限的，即行为体接受规范的内容，但挑战其适用性；或是革命性的，即试图推翻规范本身。

规范争论学者认为规范不是一套决定行为的静态规则，而是一种偶然的、模糊的、通过相互作用不断演变的规则。其次，这些学者强调复杂性赋予行为体相当大的能力来解释、选择甚至重新定义他们的规范性环境。与结构性方法相反，争论是协商规范意义的常规过程，并不一定是规范被侵蚀或衰败的标志。规范转型也可能源于外生的转变。在核不使用的理论分析中忽视规范争论的作用，会使得理论缺乏在当下的解释力。

精确性的悖论：新技术如何使核武器的使用既更可能又更不可能

本文认为，“精确”武器本身并非歧视性的。任何用于密集城市目标的核武器，无论多么“精确”或“低当量”，都会造成重大死亡和破坏。用此措辞的原因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已经将这类措辞用于强调遵守核战争中的歧视准则。本文将运用理性主义和规范机制探讨核不使用的未来图景。

（一）理性主义

（1）成本

核不使用的成本机制预测，核报复的灾难性后果将阻止决策者使用核武器。但在核武器现代化的背景下，决策者可能认为，精确打击由于对目标造成的伤害较小，不会招致报复，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会招致有限的报复，从而降低武器的威慑作用，减少使用障碍。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冲突）螺旋式升级的风险和成本足以阻止精确武器的使用。但是，降低核使用成本也可能减少不确定性的影响，从而提高核使用的可能性。

（2）可信度

可信度威慑机制预设，在各种情境下核使用的承诺越可信，实际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就越低。按照这一逻辑，精确武器的高精度和低附带伤害，增加了核威胁的可信度。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武器变得过于精确，可信度可能会变得不稳定。可信度争论推动着理论和实践——其一直是支撑美国核战略、武器现代化和部署的当代转变的主要逻辑。

（二）规范机制

与理性主义机制一样，核不使用的规范机制为未来图景提供了不同预测。禁忌机制预测几乎不会发生变化，或者随着规范变得制度化并加强，而精确武器将改变非战斗人员免疫规范的适用性，这表明核使用的压力会增加。规范争论机制揭示了禁忌和非战斗人员豁免规范之间的规范竞争，并强调这可能为区分“常规”精确和“非常规”战略核武器的争论创造空间。

（1）禁忌

如果有一条“明线”将核武器区分为唯一在道德上令人反感的武器，那么精确武器等技术创新应对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几乎不产生影响。任何使用核武器的行为，无论多么精确，在道德上都是不可接受的。

虽然核禁忌相关研究承认精密技术会给禁忌带来压力，但它建议解决方案在于尽可能地支持规范。这些支持性的努力产生了一个新的规范“集群”，旨在不仅使那些将使用核武器的人合法化，甚至使拥有核武器的人也合法化。不管现有的技术如何，这种禁忌意味着，即使将核武器用于威慑也是不道德的，因为它将整个人类置于灭绝的危险中。

（2）非战斗人员豁免权

根据这一机制，对核使用的限制来自于对高附带伤害的预期，这违反了歧视原则和比例法。通过消除预期的高附带损害的伦理约束，精确核武器可能会使核使用对决策者更具吸引力。

主张使用精确武器的学者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他们主张，虽然精确武器会增加核使用的可能性，但也使威慑的可信度更高。他们还建议，决策者可以通过加强互补规范来遏制歧视原则的纵容效应。

（三）规范争论：“非常规”的终结？

规范争论机制强调，新技术已经造成了规范的剧变，并引发了竞争性伦理推理的过程，尤其是关于精确武器是否可能更人道的问题。当裁军和精确武器的倡导者试图围绕各自的规范理解建立联盟时，争论的重点不是加强规则，而是说服和强迫，这一过程是高度不确定性的。例如，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 ICAN）援引核武器的人道主义代价的论点可能会使所有核武器污名化，并破坏以威慑名义拥有核武器的合法性。但是，同样根据这一人道主义观念，精确武器倡导者就可以主张：精确武器降低了核武器的破坏范围，那么ICAN就应该接受任何降低武器杀伤力的举措，即由于精确武器是“歧视性的”，因此不同于传统核武器，它是人道、合法的。

由此可见，核不使用的未来取决于裁军倡导者和精确武器倡导者之间的规范争论。目前尚不清楚哪些行为体最终将围绕其到的立场建立一个联盟，以及谁的观点可能占主导地位。

结论

将核不使用机制分为后果逻辑和规范逻辑，掩盖了每种方法中包含的多种机制，这些机制意味着对核不使用援引的不同解释，对精确武器下核不使用的未来有不同影响。禁忌与可信度的逻辑表明，精确武器的世界可能会降低核使用的可能性，而成本和非战斗人员豁免的逻辑则提高了核使用的可能性。通过引入规范争论的视角，本文表明，盛行的结构逻辑掩盖了即使是结构上“强大”的规范也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由此，核不使用的未来取决于行为体在非战斗人员豁免规范和核禁忌之间的持续谈判。

另一方面，面对这些伦理问题，本文提出以下选择。一是采取措施减轻“精确”语言的影响，实验调查应伴随着实验后的简报，至少解释这类武器可能造成的破坏。另一种方法是完全放弃公众调查，转而更多地关注精英，他们更擅长应对规范争论的机制，推动核不使用的持续。

1.陈拯、黄慧彬：《建构主义规范争论研究述评》，《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1期，第135-160页。

2.贺嘉洁：《关系变化与规范反馈——以中美对东南亚无核武器区建设的态度变迁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9期，第83-116，170-171页。

3.王蕾：《历史比较视野下自主武器军控规范争论及其走向》，《国际安全研究》2024年第5期，第109-134，159-160页。

译者：杨雅岚 ，国政学人编译员，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

校对丨丁伟航

审核丨丁伟航

排版 | 袁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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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