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复君，中央音乐学院教授。1927年出生于湖北武昌。全民族抗战初期入战时儿童保育院，后入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音乐组学习。1944年底赴延安，先后在延安鲁艺及延安中央管弦乐团任演奏员。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音乐翻译工作，出版有多部音乐专业译著。1988年离休。

陈复君，中央音乐学院教授。1927年出生于湖北武昌。全民族抗战初期入战时儿童保育院，后入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音乐组学习。1944年底赴延安，先后在延安鲁艺及延安中央管弦乐团任演奏员。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音乐翻译工作，出版有多部音乐专业译著。1988年离休。

2015年9月，陈复君获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留影

家庭情况

我祖籍湖北汉川，出生在湖北武昌一个中学教师家庭。我从未见过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的父亲1898年出生，有七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为两位祖母所生。我父亲行四，名省吾，原名衡山，省吾是他到武汉考师范学校时自己改的。父亲小学毕业后被送到武汉上师范学校，在那里他接受了进步思想。母亲万庆生，1899年生，家庭妇女，幼时跟着哥哥们在私塾里学文化，粗识文字。

父母是在汉川结的婚，婚后父亲才于师范毕业，在汉阳三中教书。父母婚后两地分居，靠书信往来，母亲的每封信父亲都批改，下封信一定要将父亲改过的地方重新抄一遍。母亲有一双“解放”小脚（即裹脚后又放开的小脚），父亲坚决不让女儿们缠脚，他说：“我的女儿定要五指分开，顶天立地。”

1923年“二七”铁路大罢工前，父亲把母亲接到汉口，后因政治原因辗转逃到河南。大罢工后，全家回到武汉安家，父亲开始了中学语文教师的生涯。1925年，母亲在武昌生下二姐忆北，寓意是纪念北伐，姐妹中我俩的关系最为亲密。

父亲在求学时接受了进步思想，因此大哥、二哥、小叔都按照父亲的安排当了产业工人，在武汉翻砂厂、汉阳兵工厂、纺织厂等工作。父亲在学习时就积极参加学运，在思想上是亲共产党的，与武汉党的领导人如董必武等都有过接触，他也曾经想加入共产党，但终因家累过重，再加上身体原因，只能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为革命出力。听母亲说，她也为地下党送过信，地下党也在我们家开过秘密会。父亲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武汉首任市长、后任最高法院院长的吴德峰是好友，吴德峰叔叔是我家的常客，他和戚元德阿姨亲昵地称我母亲为四嫂子，喜欢吃母亲烧的菜。吴叔叔出发去参加长征，是父亲秘密送走的。

1936年我九岁时，父亲因肺病住进医院，我偶尔也去医院看父亲，他本来就很消瘦，躺在床上，更加显得瘦弱。父亲个子很高，躺在病床上，腿都伸不开。现在肺病不再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病，但在20世纪30年代，这简直就是不治之症。父亲在不舍之中，离我们而去。母亲身体也不好，难以抚养我们，照顾我们的责任就落到了大姐身上。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那时日本人离我们尚远，对我们的影响似乎不大，加上年幼，不懂世事，并未感到战祸已临头。

到了1938年，仗已打了一年，国民党节节败退，日本人已接近武汉。在战乱中，社会上已出现一些流浪儿童，为了收留这些无家可归或家庭已无力抚养的儿童，由国共两党联合发起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总会。这时，大姐已经结婚，她将随她的丈夫陶光伯撤去重庆。大姐很不放心我们，但又没有能力带上我们去重庆。正在为难之时，得知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总会，于是决定把我和二姐送到保育院去。在没有和母亲商量的情况下，大姐偷偷地把我和二姐接到了武汉，把我们送进了保育总会设在汉口的临时收容站。当时，大哥的工厂迁往重庆，小弟跟着大哥一起去了，母亲一个人留在了汉川，这在当时确是无奈之举，但给母亲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收容站设在汉口德国码头一所旧式建筑里。所谓收容站就是一间间的空房子，墙角堆着一堆被子，所有的孩子都是席地而眠，晚上谁抢着了被子谁就有盖的。好在那时是9月份，天气不凉。白天集中吃饭，每人发点馒头和咸菜。这样的生活虽然也苦，但因我和二姐已经过了一段朝不保夕的日子，在这里反而显得无忧无虑，再加上两姐妹在一起相依为命，过得倒也安心，似乎并不想母亲，也不懂得体谅母亲突然失去三个孩子会如何伤心。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再见母亲，看见母亲脸上被弹片炸伤的伤疤，听她讲述如何在寺庙里度过艰难的岁月，才懂得了那些日子母亲过得是多么不容易。

在重庆保育院

在收容站并没有待多久，我们就分批登船转赴重庆。离开武汉时，大姐来送我们，给了两罐辣椒酱。由武汉到重庆是上水，即使是现在也要走三天。我们曾在宜昌停留了数天，可能是等待安排船只。就在宜昌我们听到了武汉失守的消息，被收容的湖北孩子很多，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哭了，直到这时才感到和家人真正是天各一方了。

有一篇文章《卢作孚与宜昌大撤退》，其中记载了我们当年是如何撤离宜昌的：“（1938年）10月24日上午，第一艘载满物资和人员的轮船开出宜昌。那一天，卢作孚没有忘记保卫中国同盟收留的几百名战争孤儿。他亲自将这些孩子送上第一艘离开宜昌的轮船。”卢作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爱国实业家、民生公司的老板，这篇文章记载的就是我们乘民生的船转赴重庆的事。

到重庆后，我们先是住在一座叫万寿宫的大庙里。万寿宫仍然是一个临时转运站，叫作临时保育院，从这里再分配安置到四川各个县城的保育院。在转送到外地去之前，孩子们出于自我保护，千方百计地打听各个保育院的情况，争取自己能分到条件好一点的保育院去。

我和二姐被分到了水土坨第八保育院。它坐落在离北碚不远的对岸，也在一座大庙里。在这里生活比较安定，一面学习，一面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生产。

1939年四五月，保育总会在重庆搞过一个劳动学习成果展览，我曾被派去当解说员。那时正逢日寇对重庆搞“五三”“五四”大轰炸，我曾亲眼看到轰炸后的一片惨状。我们的临时住处也被炸了，当晚不得不住到保育总会，睡在桌子上，没有被子，只得盖着大棉絮。这时大姐已在重庆安家，住在嘉陵江边的一间小房子里。第二天早上回保育院时，我顺道匆匆到大姐家去道声平安。轰炸后，大姐急得要命，她和姐夫曾到我住过的地方找我，只见一片废墟，以为我已经被炸死了，现在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她真是喜出望外，不免大哭起来。

在保育院的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内，我的身体一直不好，开始时闹胃病，常常疼得在床上打滚，后来因潮湿又长脓水疮，奇痒无比。赵院长的母亲心肠好，她用一种猪大肠煮水的偏方为我洗水疱，果然有奇效。老奶奶对我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保育院我们每天上早操时要唱《保育院院歌》：

我们离开了母亲，我们离开了父亲，

我们失去了土地，我们失去了老家，

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军阀。

我们要打倒它，要打倒它。

打倒它，才可以回到老家，

打倒它，才可以见到父亲母亲，

打倒它，才可以建设新中华。

这首歌，既饱含伤感，又充满力量，至今同学们聚会时唱起来，仍是感慨万千。

到育才学校学音乐

1939年6月，保育院忽然来了两位年轻人，据说他们是育才学校的老师，到保育院来招生的。那时已有一些年龄较长的同学陆续离开保育院到地方中学去上学了。考试的方式很奇特，老师把所有的同学集合在操场上，让大家一起唱歌，他们在每个人面前走过，时而把某一个同学叫出队列，最后把这些被叫出的同学带进教室，再让他们一个一个地唱一首完整的歌，所谓考试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我就是被单独考试的学生之一。不久，保育院通知我，我被育才学校录取了，与我同时录取的还有一位同学叫彭桂馨，她比我年长，与我同分配在音乐组学习。

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是专为穷孩子办的学校，它的特点是从入学起即开始分专业学习。全校共分音乐、戏剧、文学、绘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六个组，后来又增加了舞蹈组。学生的来源主要是保育生，还有极少数是共产党和知名民主人士的子弟，如后来成为共和国总理的李鹏，他是社会科学组的学生，还有杨尚昆的外孙女刘幼雪，刘晓的儿子罗坚，田汉的儿子田大畏，阳翰笙的女儿欧阳小华、儿子欧阳小修，王若飞的表侄黄晓庄，王昆仑和曹孟君的女儿王金陵，以及一些地下共产党员的子女，如武兆令、任克等，后来还招了少数当地的学生，办了普通班。

老师大多是共产党员，他们又是很知名的专家，如我们音乐组的主任有著名作曲家贺绿汀、常学镛（任虹），戏剧组的主任有戏剧家章泯、舒强、水华，文学组主任有诗人邹绿芝、艾青、陆维特、魏东明、冯兰瑞，绘画组有陈烟桥、张望，舞蹈组主任有舞蹈家戴爱莲、吴晓邦；社会科学组有程今吾、孙铭勋、廖意林、苏辛涛。主持教育行政工作的，如教导主任方舆严、帅昌书、戴伯韬、王洞若等，都是与陶校长长期合作的老共产党员，廖意林还是延安专门派来主持校内秘密党支部的，这些情况当然是日后我们才知道的。

学校里，师生关系很不一般，我们亲切地称年轻的老师为大哥大姐，称年长的老师为先生，他们对待我们也的确如父兄。在这里，我们不仅学专业知识、学文化，同时也奠定了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在这里我们接触了共产党人，初步认识了共产党，从而影响和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走向。

有人说育才学校是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陶校长创办学校的宗旨是：“引导学生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结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团结起来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团结起来做反抗侵略的小壮士。”许多教学的理念都是以延安的教学为蓝本，教学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因此国内的进步人士称我们学校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小延安”和“小解放区”。后来同学中许多人到延安及各解放区直接参加了革命，有的甚至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是1939年7月22日到学校报到的。学校的校址选在四川省合川县草街子镇的一座叫作古圣寺的大庙里，这座古庙建在一个小山包上，四周环抱有松树林，后来我们为它取名“普希金林”。庙里的各进殿堂是我们各组的教室，最里面的一个大殿是我们的礼堂。宿舍在庙的后院，是一座两层的楼房，我们女生住在二楼。后来在庙外的大操场上修了一个露天舞台，那里放有一架钢琴，我们轮流在那里练琴。

在育才虽然生活依然很苦，但我们是快乐的、幸福的。刚去的时候，我们身着从保育院带来的单衣，我穿的一条短裤是由八块布拼制而成。天气越来越凉，学校定做的制服还没有做好，老师们翻箱倒柜找出他们自己的衣服给我们穿，五颜六色，款式各异。穿在我们身上，短衣也似长衫，千姿百态。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真是其乐融融，暖在心中。

位于四川合川县草街子镇古圣寺的育才学校校址

我们这些完全不懂音乐是何物的孩子，居然能逐渐在钢琴上弹出动听的乐曲，教我们钢琴的启蒙老师是贺绿汀先生的夫人姜瑞芝，她给我们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那时我们只有三架钢琴，只有编号一号的琴比较新，二号琴相当旧了，因此轮到练一号琴时，我们特别珍惜这段练琴的时间，如果是排在早晨或午间休息后的第一个，一定是早早地坐在钢琴前，上课铃声一响，钢琴声就会立即响起，所有的同学都是如此。

学校的经济来源，一部分靠保育总会，但大部分要靠陶校长去筹募。为了喂饱我们这帮孩子，陶校长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去重庆找钱上。困难时，我们一天只能吃两顿稀饭，有时稀饭里有点红薯，我们就把它当干粮了。可气的是，保育总会给我们的大米中往往掺有很多碎石子，在课间休息时，我们把米倒在书桌上，仔细地把沙子和碎石挑出来，米才能入口。为了保证起码的营养，我们仿效解放区的做法，自己种菜，自己磨豆腐。我那时染上疟疾，几乎天天发冷发热，身体很虚弱。就是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学校每天给我一个煮鸡蛋吃。我不仅长期住病房，有一段时期甚至受到特殊照顾，和管理生活的桑文澜老师住在一间屋子里。桑先生是一位残疾人，行动有些不便，她对我们特别细心，每天给我和任克发十粒花生，代替鱼肝油。她让我们每天照照镜子，哪天发现面孔红润了，一定要告诉她，于是我每天都盼望着脸蛋红起来。和我同住的还有年幼的任克，他是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的儿子，后来他也去了延安。

除了桑先生以外，我还得到了贺绿汀先生和他夫人姜瑞芝的特殊照顾。有一段时间，电影《渔光曲》的曲作者任光老师来到学校，他是贺先生的老朋友，每天他应约到贺先生家去吃饭，贺先生交代他，每天中午一定要带上我到他家吃饭，给我增加一点营养。其实贺先生和育才的所有老师一样，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工资，只不过是有一点微薄的生活补贴。那时他们已有两个女儿，生活负担已经不轻，可他们还要照顾我。这种恩情我永世不忘。

1940年冬，我们学习了仅仅一年多，就应中苏友好协会的邀请到重庆去开音乐会，对苏联广播。学校为这次演出专门为我们音乐组做了漂亮的棉大衣，我现在还保存有一张那时的照片，一个个都神采奕奕。重庆的《新华日报》对此次活动作了专题报道。同年12月26日，由贺绿汀操办，在重庆抗建堂举行了我们音乐组的第一场音乐会。出席音乐会的有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及冯玉祥、李德全夫妇、田汉、郭沫若和苏联塔斯社的记者，经济界、文化界100余人。我们演出了齐唱、二部合唱、钢琴演奏等。

1940年末，育才学校音乐组对苏广播时留影。二排左三为陈复君

我们不仅学习专业技术，也有语文、数学等文化课。陶先生特别重视英语学习，他认为多学一种语言，就会多打开一个世界。他曾建议我们背字典，以此积累足够用的词汇。我到延安后，在鲁艺和美军观察组的联络活动中，还能充当简单的翻译，就是在育才打下的基础。

陶校长还利用他的影响力，请来不少知名专家到学校来为我们作专题讲座。翦伯赞、郭沫若等都曾到学校来举办过讲座，全校的学生都去听。学校有藏书很丰富的图书馆，在那里我读过不少世界名著，如《飘》《红与黑》等，这对培养我的文学修养有很关键的作用。

可是这种好日子的时间并不长。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的反动气焰嚣张起来，许多共产党员老师不得不撤离学校，我们音乐组的贺老师、姜老师、常大哥都相继离开学校，去了解放区。没有老师，有些课就按陶校长提倡的小先生制办，同学们自己教自己。比如说视唱练耳课，就由同学们轮流准备，自教自学，也能进步。我们那时也没有分什么专业，大家一起学钢琴，一起学写歌。为参加学校中秋节的演出，我们创作了《荷花舞》：“天上团团月，地上团团叶……”后来还创作了不少结合时局的歌曲，如陈贻鑫的《谷子在仓里叫》是揭露国民党贪污，穷人吃不到粮食的歌曲，黄晓庄的《你也逃，他也逃》是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的歌曲等等，这些歌曲经我们演出后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们学会的既有早期的学堂乐歌，也有30年代黄自、赵元任的歌曲《农家乐》《花非花》《热血歌》《抗敌歌》《翠堤春晓》《海韵》，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还有贺绿汀老师的歌曲《清流》《垦春泥》等，以及舒伯特的《菩提树》《小夜曲》《鳟鱼》，还有苏联歌曲《你光荣的牺牲》《囚徒之歌》《快乐的人们》《有谁知道他》等等。当然，抗战时期的抗战歌曲，更是我们音乐会曲目中的重点节目，至今唱起这些老歌来，歌词仍然记得十分清晰。

在育才学习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我们从来不会为考试和升学而苦恼。同班同学的年龄上下差距大约五岁左右，我在同学中属于中间的。我们学习得很愉快，没有压力负担，但都很自觉。就是在这样的学习条件下，培养了各行当的人才，有的同学在后来的事业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甚至是重要贡献。杜鸣心成为著名的作曲家、教育家，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曾担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培养了不少作曲人才。杨秉荪曾任中央乐团（现国家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陈贻鑫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程延庆曾任天津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校长。育才在中央音乐学院任职的五位同学—杜鸣心、陈贻鑫、熊克炎、欧阳小华和我（长期从事音乐翻译），均获得教授（译审）职称。

我们育才学校的校歌是由陶校长作词的《手脑相长歌》：

人生两个宝，

双手与大脑，

用脑不用手，

快要被打倒，

用手不用脑，

饭也吃不饱，

手脑都会用，

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学校遵循校歌的校训，培养我们的自理能力，所有生活上的事都由我们自理。那时年纪虽小，但洗衣洗被都由自己干。被套太大，我们就把被子放在木盆中用脚踩，洗完后两个同学一人握住被子一头拧干。我们食用的大米也是由我们自己从江边运到学校的，江边到学校有五里的上山路，我们把它分成五段，全校师生分成五个组，接力运到学校。我当时因为身体不好，不参加运粮，就给大家送水。劳动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我们在庙旁的空地上种菜，也有不少的收获。我们轮流帮厨，自己磨豆浆做豆腐。总之，学习解放区的办法，自己动手，虽然达不到丰衣足食，但也不无小补。

学校还让我们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到附近的农村搞社会调查，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在校内强调和工人交朋友，每一个学生和一位工友结成对子，为他们扫盲，教他们识字。

为了解决教师的欠缺，我们音乐组不得不利用冬季重庆雾多，日本飞机不能来轰炸的时机，短时间到重庆去就近找老师上课。我们曾住在歇台子的一座庙里，那里离国民党的音乐干部训练班很近，我们就近求学，学习比较有保障。在重庆没有足够的钢琴供我们练习，陶校长就利用他的社会关系，派我们到一些有钢琴的有钱人家里去练琴。

我们在歇台子的住处离冯玉祥将军家不远，偶有日本飞机来，我们就到他的防空洞去躲飞机。有时他还会招待我们到他家去玩，请我们吃煮花生。

在一次音乐会后，冯玉祥将军请我们音乐组的同学吃饭，吃的是我们很难吃到的北方饭—猪肉炖粉条和大馒头。我们很少有机会吃大肉，特别是肥肉。有一位同学吃不了肥肉把它放在桌子上，被冯将军看见了，冯将军立刻把自己的儿子叫过来，让他把肥肉从桌上捡起来吃了。陶校长知道此事后，在全校学生面前，把我们音乐组狠狠地批评了一通，从此我们懂得再也不能浪费了。

1943年，为了学习更有保障，我们音乐组搬到了重庆江北的观音桥镇。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中华交响乐团就在这个镇上，教授我们小提琴的黎国荃老师是这个乐团的首席，我们住在这里便于就近学习。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原是皮革厂的一个硝皮作坊，在一条山坳的小河沟旁。所谓作坊也就是两间用芦草竹子编成的敞棚，四面没有墙。学校请人用竹子编成篱笆，再在篱笆上糊上泥，这就有了墙，变成了屋子，我们就在这两间屋里生活和学习。棚子旁边的半山坡上有三间小屋，其中两间是女生宿舍。黎国荃先生全家也搬来和我们同住，就住在我们近旁的另一间屋子里。从此我们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同时起步向黎先生学小提琴，钢琴继续由范继森老师来教授。

我们的演出活动相当活跃，有时是为了给学校筹募生活费，定时为那些捐助我们的人士义演。有时也举行公开的音乐会，曲目除古典作品及宣传抗战的作品外，也有由我们自己创作的与时局紧密相关的歌曲，如黄晓庄的《你也逃，他也逃》、杜鸣心的《山歌不唱忘记多》、陈贻鑫的《谷子在仓里叫》等等。社会各界许多知名人士都出席过我们的音乐会，周恩来在出席一次音乐会后为我们题词：“为新中国培育出一群新的音乐人才”，邓颖超的题词是：“以歌声唤起大众”，叶剑英的题词是：“为世界而工作，为工作而学习”。

每次过江演出，为了安全，陶校长不让我们同坐一只船，必须分拨坐。因为那时渡江的船很小，常出事故。每次演出之后，学校都要犒劳我们，请我们吃碗面条，在学校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这是对我们最好的奖励。

陶校长很重视我们的文化生活，善于用文艺作品寓教于乐。陶校长曾指明，我们全校师生从古圣寺到重庆去看叙述莫扎特生平的话剧《安魂曲》中，莫扎特是由剧作家曹禺先生扮演的，而在幕后弹钢琴的正是我们的钢琴老师范继森先生。陶校长不惜花大力气让我们看这部戏，其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要像莫扎特那样，不论条件多么艰苦，都要克服一切困难，好好学习本领。

自李凌老师主持我们音乐组的工作后，我们的学习生活都正常起来。李凌是延安派到重庆来开展新音乐运动的，他的到来使我们与社会的接触多起来，眼界也更开阔些了。在这里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了解解放区的情况，《新华日报》的邮递员偷偷给我们送来解放区出版的书，那时我们就读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等，大家更心向延安了。

我们育才的学生大都没有家，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大家都学习生活在一起，情同手足。在音乐组搬到观音桥后，我和黄晓庄开始了交往。那时我们都只有十五六岁，其实是很懵懂的。晓庄是王若飞的表侄，若飞同志是他亲姑婆的儿子，从小在舅舅黄齐生身边长大。晓庄不是保育生，来学校比较晚。进校前，他曾在青木关音乐学院学习。由于他曾于1938年随叔祖父黄齐生去过延安，由于这种政治原因，音乐学院以“生活散漫”为由将他劝退，于是他来到祖父的好友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来学习。他入学时已有些音乐专业基础，能够作曲，琴也比我们弹得好，后来还学了大提琴。在学习期间他写了不少歌曲，在我们的音乐会上，几乎每次都有他的新作问世。

奔赴延安

1944年，晓庄的表伯王若飞来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晓庄向表伯提出去延安的要求，我向晓庄表示，我想和他一起去，他报告了表伯，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了应允，让我们等待时机。

年底，我们得到正式通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集合，准备赴延安。临行前，我必须履行离校手续，由我姐姐签字把我领出去，给学校一个正式交待。可我的姐姐远在丰都，已来不及办此事。于是我用姐姐的名义写封领我离校的申请书，并去刻一枚姐姐的名章，盖在申请书上，然后再把信的抄件和印章寄给我姐姐，用这个办法，把自己合法地领出了学校。

我和晓庄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朝夕相处了整整五年的师长和学友，随同他的爷爷黄齐生和台太（贵州人对奶奶的称呼）王守瑜一起住进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1944年，离开重庆赴延安前，陈复君（左一）与大姐、二姐在丰都留影

重庆办事处坐落在重庆郊区的红岩村，我们到时，已经有不少同志先于我们到达这里。在这里等待出发的有不少领导人的亲属，如罗瑞卿的女儿罗玉华、他夫人郝治平的弟弟、刘伯承的侄女刘佥泰、姚尔觉的女儿苏红等，同行的还有周恩来的副官袁超俊的爱人钟可玉（在路上她改名阿叶），以及一些被迫撤退的地下党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为了应付国民党的刁难，我们以领导人亲属身份编成小组，有朱德小组、王若飞小组、林伯渠小组等等，我们王若飞小组就有地下党的同志。那时去解放区要办护照，为了隐蔽的需要，除了爷爷、台太外，我们都改了名字。爷爷为我改名为陈叔若，若字取自若飞同志的名字，叔字取自爷爷的学生刘叔华的名字，他们两位为我的成行，给予了重大帮助，爷爷以此名让我永远铭记他们。

启程之前，我们特别学习了出行途中应遵守的纪律及注意事项。同时，每个人都要记住根据新的身份编的借口，谨防过关时的盘查。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不允许带任何书籍文本，否则在过关卡时，国民党会故意刁难，一页页地检查，拖延过关时间，为此我和晓庄在育才时的所有文字全都留在了学校。我们随身带的毛线也不能缠成线团，过关时他们会把线团慢慢打开，也会拖延时间。我们按照要求一一做好准备。

过完新年，我们分乘车辆出发。爷爷、台太和摄影师陈默的孕妇妻子坐小车，我们按组分坐卡车，司机都是从延安派来专门接我们的同志。有意思的是，我们这辆车的司机吉师傅，正好是我们到延安后的住地—延安交际处的司机。卡车没有座位，大家都坐在行李上。司机摆放行李很有学问，既能放下脚，又能背靠背，互相依靠，不致疲劳。行前发了统一的服装，我们霎时间就变成“公家人”，心里真是美滋滋的。三姑为我们准备的新大衣交了公，正好为办事处的同志外出工作所用。

从重庆到延安走了半个月，虽然是严冬，坐的还是敞篷卡车，但年轻，并未感到寒冷。我们从重庆的近郊青木关出境，果然不出所料，过关的检查特别烦琐，检察员极尽挑剔之能事，竟然丧心病狂地用铁棍去捅办事处的同志为毛主席精心挑选的柑橘，声称要查看里面是否带有违禁物。

出了青木关再过剑阁关，出了四川进入陕西境内，经宝鸡、汉中，绕过西安，直接从咸阳过去，再奔洛川。在四川境内还能见到绿树青山，越往北走，山川逐渐变成一片黄色。五辆车紧随着行进，若有一辆车稍有落后，其他的车必须等候，一路倒也平安无事。行程中，朝出晚宿，严禁个人自由外出。

终于到了洛川，这是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两区的边境口岸，又是一番刁难盘查，我们终于进入了解放区，立刻感到仿佛来到了天堂。见到八路军战士，我们年轻人高兴地抱着他们又跳又叫，把随身带的可用的日用品都送给他们，兴奋之情难以言表。车到延安已是夜晚，看到山上层层灯火，还以为到处是高楼大厦，是一座现代城市呢！第二天早上一看，四周都是光秃秃的黄土山，原来灯光发自层层叠叠的窑洞，真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在延安的学习生活

初到延安，晓庄和我随爷爷、台太住在延安交际处，由金城处长接待我们，他与爷爷及晓庄1938年已经有过交往，算得上是老熟人了。

到延安不久就是春节。延安过年很热闹，人们都到大街上扭秧歌，放鞭炮，元宵节时还有各种灯笼挂满街头，这一切在重庆都没有过，真是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

通常情况下，到达延安后会安排一段政治学习，以了解适应新的环境。许多先期投奔延安的同志，都是先到抗大，或马列学院，或女子大学等进行短期学习，然后再分配工作，但我和晓庄没有被这样安排，而是直接等待分配工作。

在延安，我们每个周末去交际处看望爷爷、台太。交际处是一个接待外来宾客的单位，在这儿生活的有我党的朋友，如晋察冀边区参议院议长的家属于老太太、她的大儿媳于文兰（大儿子已经牺牲，后来于文兰嫁给了柯庆施）；有林彪的父亲、姐姐、弟弟；有外国友人，如英国的林迈可、他的中国夫人李效黎，这些朋友解放后和我们都有联系。还有国民党常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后来驾机起义的刘善本也曾住在这里。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之后，也为适应延安的环境而在交际处住过一段时间。“四八”（1946年4月8日，黑茶山空难）爷爷、晓庄遇难之后，毛岸英曾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台太。在被派到边区劳动英雄家去锻炼时，毛岸英曾专门来交际处向台太告别。他扛着一袋粮食，毛主席命令他必须自己扛着口粮去锻炼。

爷爷黄齐生本身是贵州知名的教育家，他所创办的达德学校为共产党培养了不少人才。爷爷的到来受到表伯许多战友的欢迎，毛主席亲自到交际处来看望他，宴请他。在宴会上，毛主席问我和晓庄曾在哪里念书，我们说是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我对毛主席说，我们学校创办了好几年，却始终得不到国民党的承认。毛主席说：“这没有关系呀，我们共产党不是也没得到他们的承认吗？只要人民承认就行！”

4月，我到了党校三部。党校三部是文化人汇聚的地方，正在筹建文工室，很需要人，到文工室工作一事我也征得了正在延安联政宣传队工作的贺绿汀老师的同意。文工室由刘芝明（解放后任文化部副部长）领导，那里有许多知名的作家和艺术家，除已认识的塞克、金紫光外，还有萧军、罗烽、白朗、周戈、陈振球等。我和金紫光的女友谌曼丽同住一个窑洞，因父辈的交情，曼丽是周恩来副主席的干女儿。初去时同窑洞的还有朱明大姐，不久她与林伯渠同志结婚搬走了。

在三部待了几个月，我们开始尝试过延安干部的生活：学习政治，开荒生产，每个人自找空地种15棵南瓜，这是为防旱备荒每个人都必须完成的任务。我和晓庄一起上山开荒，大哥哥大姐姐们就笑我们是“兄妹开荒”，哼唱起秧歌剧《兄妹开荒》中的“哥哥在前面开荒地，妹妹打土多卖力……”延安的着装都是统一发放，但我们女生也可以领布料自己缝制，我就跟着大姐姐们学做衣服，生活过得倒很开心。

7月，我被分配到鲁艺文工团，拉小提琴，唱歌，同时也跟着张贞黻老师上小提琴课。张老师是一位大提琴家，他不会拉小提琴，为我示范时只得把小提琴竖在大腿上拉，很是有趣。

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设在教堂里。在鲁艺，我和李波、蓝村大姐同住一个石窑洞。李波就是与王大化首演秧歌剧《兄妹开荒》的演员，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大姐，随后的几十年我和她都有密切的联系。我所在的文工团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很有名的音乐家、作曲家、歌唱家，如刘炽、陈紫、杜矢甲、徐徐、丁炬、刘铁山、李刚、郝如惠等。在鲁艺，我的年龄比他们都小，参加革命的时间也晚，人们都直呼我“复君”，很少有人连名带姓地叫我，他们常常把“君”字拖得很长。

1945 年，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王若飞随行。图为陈复君在延安飞机场为王若飞一行送别时留影。左起：刘佥泰（刘伯承侄女），王守瑜（黄齐生夫人），陈复君，黄齐生（王若飞舅父），黄晓芬（黄齐生孙女），王若飞，黄晓庄（黄齐生孙子），李培芝（王若飞夫人）；前面孩子是王兴（王若飞之子）

我们到鲁艺时歌剧《白毛女》已经上演，没能赶上参加《白毛女》的演出。我们经常的工作有参加延安广播电台的对外广播，电台没有今天宽敞的播音室，我们就在窑洞外的空场上对着话筒表演。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要到杨家岭、王家坪或枣园去为舞会伴奏，有时也会去交际处。在延安实在是没有什么更多的娱乐活动，因此舞会比较多，舞会这种娱乐形式据说还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带来的。在舞会上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有一次，朱总司令自告奋勇由他打扬琴为大家伴奏，让我们乐队休息休息也去跳跳舞。那时我留着两根细细的小辫，在延安留小辫的人不多，这引起了毛主席的女儿李讷的兴趣，毛主席带她来到我的面前，她摸摸我的小辫，感到很新奇。每次舞会结束后，总会招待我们吃宵夜，大多是面条。吃碗白面面条，在延安是很奢侈的事。

到鲁艺仅仅一个多月，日本就投降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地结束了，这真是让人喜出望外。全延安都沸腾了，鲁艺也沸腾了，生活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来源：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