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秦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表征之一，其发展、演进与传播，与中华文明的统一进程息息相关。周代是汉字发展演变的重要历史时期，汉字形体经历了线条化和平直化的发展过程，演进出线条匀称、结构整饬的篆体。同

中华文明与早期书写

编者按：先秦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表征之一，其发展、演进与传播，与中华文明的统一进程息息相关。周代是汉字发展演变的重要历史时期，汉字形体经历了线条化和平直化的发展过程，演进出线条匀称、结构整饬的篆体。同时，在区域文化繁荣的背景下，汉字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地域性特征。

本期专题以传承、创新、交融为视角，围绕周代文字的发展传播与文化意义这一核心概念，阐述汉字在周代及临近历史时期于不同地域的发展状况，深入分析其地域性特点，宏观阐释早期汉字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中的文化纽带作用。专题由三篇文章构成，何景成教授的文章整体阐释了周代文字区域性特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考察秦、晋、齐、楚、燕等主要区系文字的演进趋势。汉字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东、西两大区域系统。西部地区是以秦国为代表的秦系文字。在东方六国地区，汉字形体的区域性特征更加丰富，形成了燕系、楚系、齐系和晋系等区域性文字体系，各系文字在字形风格和用字习惯上均极富特色，而晋系文字堪称其中代表。周波教授的文章，从秦系文字的形成脉络、“书同文”政策的施行及其影响等角度切入，系统讨论秦系文字的发展变化路径。

文章指出，春秋早期的秦文字，忠实继承了西周晚期以来的文字风格；到春秋晚期，秦文字书体风格更为规整匀称、笔画回转瘦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字体系；战国时期的秦文字可分为秦篆和秦隶两类，正体秦篆的书体风格更加整饬，简化倾向明显。秦隶则是在俗体秦篆的基础上演变而成，它用方折、平直的笔画解放了篆文回转的特征。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改变战国“文字异形”的情况并巩固统治，随即推行“书同文”政策，着手规范整理文字的工作。汤志彪教授和李惠平助理馆员的文章，从形成原因、风格特点和文化内涵等方面对晋系文字进行系统考察。文章指出，晋系文字在传承西周晚期文字形体和结构风格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具有当地特点和风格的文字形体。三晋大地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与地缘政治塑造了晋系文字的独特面貌。晋系文字最显著的特点是形态稳定和风格一贯，总体上遵循典雅、端庄的发展方向。地处中原地区的晋系文字，具包容和开放两个特质，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周边部族及燕、齐、楚、秦等系的文字形态，创造和衍生出新字形，展现出强大的自我创新能力。

上述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既刻画了汉字形体早期演进过程，也描绘出汉字在中华大地不同地域传播中所呈现的区域性面貌。汉字在传承发展中促进各族群、各地域文化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成为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

汉字的形体和风格在周代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而使用汉字的地域和族群也在不断扩大。西周早期的文字，传承了商代晚期的风格。从西周中期开始，汉字笔画逐渐摆脱早期粗细不均及含有团块、波磔的现象，朝线条化和平直化方向发展，最后演进出规整匀称的篆体，成为秦代统一文字的标准字体。在西周时期，文字资料主要集中于王畿地区。周边诸侯国的文字风格与演变进程，基本与王畿地区保持一致。到了春秋时期，诸侯国文字资料成为主体。汉字在广大地域经过长期的传播发展，形成了以主要诸侯国为核心的区域性文字，如秦系、晋系、齐系、燕系、楚系文字等，各系文字特点鲜明又交流融合。汉字在中华大地不同族群间传播使用，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起到基础性作用。

周代包括西周时期和东周时期（东周分为春秋与战国两个阶段），在汉字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研究者将汉字形体的演变划分为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古文字阶段始于商代终于秦代（公元前3世纪晚期），隶楷阶段起自汉代一直延续到现代。周代属于汉字发展的古文字阶段，在这一时期，汉字形体逐渐向规整匀称的篆体演变，最终定形于战国末期的秦篆。而由秦篆的俗体演变而成的早期隶书，开启了汉字形体由古文字阶段向隶楷阶段转变的过程，由线条组成的汉字形体转向由笔画构成。

汉字形体的这一演进过程，在传承中蕴含变化创新，与社会发展需求相调适，不断实现自我革新，展现了坚韧的生命力。在地域上，汉字在周代的使用范围更加广阔。西周王朝在国家治理上推行分封制，在广阔领地上广泛建立了诸侯国，并推行与王朝中心区域相一致的礼乐文化制度，强化对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封建诸侯制对汉字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字伴随诸侯国分封扩大其使用区域，而在诸侯国地域性文化的形成发展中，汉字亦呈现丰富多姿的地域性特色，并在维系和推动区域性文化的融合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西周文字的传承与变革

西周文字主要以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为主。由于古代称铜为“金”，因而青铜器铭文也称为金文。青铜器为西周贵族的礼仪用器，多在庄重肃穆的场合使用，铭刻其上的文字也大多端正典雅。金文是以毛笔字为底本制模，与青铜器一体范铸而成，基本保持了手写文字的风格。为了便于观察字体变化，文字学研究者往往将文字分为正体和俗体，正体是指在比较庄重的场合使用的正规字体，俗体是指日常使用的比较简便的字体。西周金文是当时正体字的代表。

目前发现最早的成体系汉字，是商代晚期的文字，主要包括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是殷人在占卜后用刀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内容主要与占卜有关。为了契刻方便，刻手往往会改变文字的毛笔书写形体，比如将原来写作圆形的笔道改刻成方形笔道。因此，商代甲骨文的形体和反映毛笔书写形体的商代金文是有一定差异的。裘锡圭将甲骨文称为一种较为特殊的俗体字，主要是用于契刻卜辞。

殷商金文是当时正体字的代表，从西周早期的金文材料来看，其与商代晚期的金文基本没有差别，沿袭了商代晚期的风格。如商代晚期帝辛时期的坂方鼎（《铭图》5·02377）与西周早期武王时期的利簋（《铭图》11·05111），两者的文字风格基本一致。和商代晚期文字一样，周代早期文字的象形程度仍然很高，笔道粗细不均，一些呈方形或圆形团块的笔道，显示出其象形符号的孑遗。如“王”字本象斧钺之形，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王”字，其最下横笔，均保留着象斧钺刃部的形态。

在商周时期，文书撰写工作多由史官负责，教育则多由师类官员负责。据《史记》记载，商朝灭亡后，不少史官或太师之类的知识分子转赴周朝为官。金文资料亦显示，西周早期的史官，多是由殷人担任。如史墙盘（《铭图》25·14541）记载，在西周王朝累世担任史官一职的史墙家族，即是在武王克商后归附周朝的。西周早期文字风格承袭自商代，很大程度上与这类知识群体继续在西周王朝发挥重要作用有关。

在继承殷商时期字体和书风的同时，西周早期的书写者也在改进文字的书写，这主要体现在文字版式上。首先，在文字排列方面，汉字自上而下的直行排列法在殷商时期已经确立。然而，殷商金文中常常存在将称谓与庙号并排书写在一个文字空间内的情况，如亚鱼鼎铭文中的“兄癸”（《铭图》4·02201）、寝孳鼎铭文中的“祖甲”（《铭图》5·02295）。这种现象基本不见于西周早期金文。其次，殷商时期一篇铭文中的文字大小不是很一致，存在个别字书写得特别大的现象，行款亦不是很整齐。自西周康王时期之后，书写者注重以整齐方正的字体和行款撰写铭文。最为典型者如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集成》2837），整篇铭文计19行近300字，文字大小匀称，排列整饬。

大盂鼎器物图像及其铭文拓片

大概从西周恭王时期开始，西周金文形体的变化开始多样起来，形成了周人的书写风格。据学者研究，西周金文形体演变的主要趋势是线条化、平直化。所谓线条化，是指粗笔变细、方形和圆形的团块为线条所代替等现象。

如“古”字在西周前期作“

”形，上部象盾牌形象；西周后期则作“

”形，以线条取代前期象盾牌的方形团块笔道。“火”字西周早期作“

”，象火焰之形；西周后期作“

”，已用线条替代不成笔画的团块笔道。平直化指曲折象形的线条被拉平、不相连的线条被连成一笔等现象。如“自”在西周前期作“

”，象鼻子之形，两竖笔下端不相连，象征鼻孔；西周后期作“

”，将下部本不相连的笔道连成一笔。以线条或平直的笔道来改造字形，是对字形的渐进式改革，其对形体的破坏程度较小，虽然降低了汉字的象形程度，却大大提高了文字的书写效率，堪称是一个重要创举。

除了形体的变化以外，西周文字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异体字大大减少。一个字稳定在几种异体写法中，有利于文字的识读和传播。如“祝”字，在殷墟甲骨文中有6种异体，到西周早期，至少还保留着3种不同写法，而到西周中期以后，基本稳定为一种写法。

二、汉字在西周诸侯国的传播

商代和周代的政治体制都属于诸侯制，政治地理结构包含中心王畿地区和周边诸侯国。考察诸侯国的文字使用情况，是了解早期汉字传播的主要途径。

商代方国林立，卜辞常见有“侯”“田”“任（男）”之类的诸侯称号，商王经常联合这些诸侯征伐敌对方国。商代考古发现亦表明，商王朝在其边域多建有邦国，如山东益州苏埠屯发现的“亚醜”国族、山西闻喜县酒务头发现的子匿族、山西灵石县发现的“丙”族、河南息县发现的“息”族等。商朝政治统治区域大致可以划分为以国都“大邑商”为中心的王畿地区和周边的诸侯国地区。殷商时期的文字资料主要出土于王畿地区，甲骨文集中出土于殷都故墟安阳，济南大辛庄是目前仅有的在安阳之外发现商代甲骨文的地方。殷都之外的广大诸侯国地区，往往出土带有族氏铭文的青铜器。这是考察殷代诸侯国地区汉字使用和传播情况的主要材料。

从商代文字材料集中出土于安阳殷墟的情况来看，当地无疑是汉字发展的中心地区。商代晚期已经出现篇幅较长的青铜器铭文，可达四十多字。然而，这类较长篇幅的铭文基本只见于王畿地区。在广大的方国区域，所见到的金文资料主要是以族氏铭文和庙号组合而成的早期铜器铭文。如前述的山西灵石县旌介村发现的“丙”族墓地，在发掘的3个墓葬中均随葬有数量较多的只带“丙”字铭文的青铜器。发掘简报认为这个墓地是属于“丙”族的，“似可认为灵石一带是‘丙’族所代表的方国所在地”。

近些年在山西闻喜县酒务头村发现的商代墓地，年代已属商代末期的殷墟四期。墓地规格较高，在发现的12座墓葬中，带墓道的“甲”字形大墓有5座，随葬青铜器数量多、规格高。研究者认为带墓道大墓的墓主人应该是商王朝外派的高等级贵族。该墓地虽然出土了较为丰富的带铭文铜器，但铭文均为简单的族氏铭文。从单字来看，只有“子”“匿”“朁”“文”“献”等字，而以“匿朁”的族氏铭文组合居多。山东益州苏埠屯发现的铜器亦多只带有“亚醜”或“融”等字的族氏铭文。商代方国稀少的文字资料与王畿地区丰富的文字资料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差别反映出当时文字在国都地区广泛使用而向方国传播较为贫乏的现象。

到了西周时期，情况则为之大变。从地域角度来看，西周金文材料虽主要以王畿地区出土的王族或其他贵族所作青铜器为主，然而诸侯国有铭青铜器数量亦颇为可观。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西周时期主要诸侯国，如燕国、齐国、鲁国、晋国、应国、胙国等均发现了封国早期的铜器铭文。各诸侯国铭文字体、风格与西周王畿地区并无二致。由下所举诸侯国铭文例子可以看出，从文字形体、词汇用量、纪事类型、文字表述等方面看，汉字在诸侯国得到了广泛运用。

（一）燕国早期文字

燕国是与周王同姓的姬姓国家，其早期文字资料包括甲骨文和金文。1996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遗址开展发掘工作。此次工作的一个重大收获是有字卜甲的发现，在出土的十片卜甲中，有三片刻有文字，如标本G11H108为龟腹甲甲首部分，正面刻有“成周”二字。燕国都城考古的另一个重大收获，是在琉璃河遗址M1193号墓出土的克罍（《铭图》25·13831）、克盉（《铭图》26·14789）铭文，年代属于西周成康时期，铭文记载周王封建燕国之事，整篇铭文计6行43字，篇幅与王畿地区西周早期铭文类似。

（二）齐国早期文字

齐国是周王分封姜尚（太公望）建立的诸侯国，为姜姓国家。2010年山东高青县陈庄西周遗址的发掘，出土了目前所见最早的齐国文字资料。该遗址墓葬（M18）出土了一件丰觥，年代为西周康昭时期，铭文作：“丰肇作厥祖甲齐公宝尊彝”。字体与王畿地区的文字风格完全一致。铭文篇幅虽短，但呈现了西周早期齐国的文字使用状况。该遗址中出土的年代稍晚的引簋（西周穆王时期），整篇铭文8行75字，篇幅已经很长，铭文详细记载周王对官员“引”的册命。

（三）鲁国早期文字

鲁侯早期的文字资料有鲁侯簋（《铭图》10·04955）、鲁侯㺇鬲（《铭图》6·02876），均属西周成王时期，前者整篇铭文达22字，记载鲁侯参加周王朝攻伐东国之事。近些年刊布的叔尊、叔卣铭文，年代属于康昭时期。铭文记载鲁炀公命令器主叔前往鲁地指导鲁人建立宫殿之事，内容涉及鲁国早期都城的建设。整篇铭文11行114字，是鲁国早期颇为难得的长篇铭文：

侯曰：叔！丕显朕文考鲁公垂文遗工，不憯厥诲。余令汝自阳号来诲鲁人为余宫，有筑俱成，亦唯小羞（优）。余既省，余既处，无不好，不忤于朕诲。

侯曰：叔！若！若！自今往，弜（勿）其有达汝于乃巧。赏汝贝、马用。自今往，至于亿万年，汝日其赏勿替，乃功日引。

唯三月，叔赐贝于原。叔对扬辟君休，用作朕烈考宝尊彝。

叔尊、叔卣均属流散文物，没有明确出土地。从器主叔尊称鲁侯为“辟君”、铭文翔实记载鲁国宫殿建设之事等情况来看，器主应该为鲁侯臣属，铭文说明了汉字在鲁地已被娴熟运用的情况。

（四）晋国早期文字

目前所见最早的晋国文字资料，当属出土于山西曲沃县北赵晋侯墓地M114的叔虞鼎（《铭图》5·02419）。该器为晋国始封君唐叔虞所作，整篇铭文计8行48字，记载叔虞参加王朝祭祷典礼而受到赏赐之事。北赵墓地共发现9组墓位，学术界基本推定其墓主为西周早期至两周之际的9代晋侯及其夫人，序列连续。墓地所出青铜器铭文反映了晋国文字从西周早期到西周晚期的形态演进过程，其变化与西周王畿地区金文形体的演进序列基本一致，展现了西周时期诸侯国地区与王畿地区在文字发展和使用上的高度联动。

西周时期，汉字在王畿以外区域的使用情况，不管是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商代。这一情形的重要成因，应该是周代通过分封在广大诸侯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典章制度。

周代文献和金文多有对西周封建的记载，从中可知西周王国建立诸侯国的基本要素包括：礼器、民人和土地。诸侯国受封的人员组成中，被称为“官司”或“有司”的行政官员是必要成分。这些职官人员包含祝宗卜史等知识阶层。如西周早期的麦方尊（《集成》6015）记载，邢侯前往宗周拜见周王，并参加王室活动。邢侯的史官作册麦随同邢侯出使，协助相关礼仪，因为表现突出，能“用恭仪宁侯”而得到邢侯的赏赐。作册麦即属于诸侯国的史官，其所作麦尊铭文计166字，以时间为序展开叙事，文笔简洁，表述准确，展现了其驾驭文字的高超水平。

如上文所述，西周早期的知识阶层多来自殷商旧族。《史记·殷本纪》记载，纣王暴虐，“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西周早中期在周王朝担任作册的史官，所作铭文多带有族氏，亦可证明他们多来自殷商旧族。裘锡圭曾依据前举叔尊、叔卣铭文“叔”字写法和“弜”字用法，指出帮助鲁侯修筑宫殿的贵族“叔”可能为殷民后裔。这些任职于西周诸侯国的知识阶层，对汉字在西周各诸侯国中的推广应该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春秋时期文字区域性风格的形成

西周末年，政治动乱，周平王为躲避戎寇，迁都洛邑，开启了史家所称的“东周时代”。《史记·周本纪》描述当时的情形为：“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出土文字资料也反映了这一形势。在周室强盛的西周时代，文字资料主要出土于王畿地区，诸侯国地区所出土的文字资料，不论是在材料数量上还是在单字量上，均不能与王畿地区等量齐观。到了春秋时期，迁都洛邑的周王室已经沦为小国，出土文字资料较为少见。大宗文字资料则属于齐、楚、秦、晋等大国。

从载体来看，春秋时期的文字资料仍以金文为主。相较于西周时期，东周时期金文的篇幅和体裁虽然不如前者，但其分布地域更为广泛，使用阶层也更多地向中下层贵族延伸。据《春秋金文全编》作者统计，春秋金文的地域分布，东周王室之外，涉及秦、芮、晋、虢等60多个诸侯国，覆盖了以今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湖北、安徽为中心，包括周边甘肃、河北、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等10多个省份的广大区域。这些地区，当为春秋时期汉字传播和使用的主要范围。在字体演变方面，总体而言，春秋金文延续西周金文线条化的演进趋势，笔画粗细更加匀称，结体修长整齐（如邾公华钟，《集成》245）。

春秋时期是诸侯国经济文化的大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东迁的周王室已经失去核心地位，诸侯力政，相互征战，恃强并弱，各区域逐渐形成以区域大国为核心的政治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区域性经济和区域性文化。各地文字形体也逐渐形成区域性特色，成为春秋时期区域性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这些区域有的含一个诸侯国，如西部的秦国；有的包含好几个诸侯国，如东方地区的齐、鲁、邾、滕等，南方地区的楚、曾、吴等。不同区域文字的书写风格呈现不同特色，区域特色最为显著的是西部的秦国、东部的齐鲁地区和南部的楚地。

（一）规整匀称的秦文字

偏处西隅的秦国，在西周末年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而获封为诸侯，被赐岐以西之地，基本上继承了周人在宗周故地的统治范围。在文字形体演进上，秦国继承了西周晚期文字形体的发展路线，字形更加规整，线条更加匀称。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秦国文字。铭文多为秦公、秦子作器，内容较为简单，作“秦公作铸用鼎/簋”“秦公作宝用鼎/簋”。铭文篇幅较长的是2号大墓附近乐器坑（K5）出土的秦子镈，计6行28字（含重文2字），每行5字，行款较为整齐。与大堡子山诸器年代相近的是宝鸡杨家沟太公庙出土的秦公镈和秦公编钟，两者同铭，篇幅长达135字（其中重文4字，合文1字）。关于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秦公”“秦子”的归属，我们赞同秦公为文公（公元前765—公元前716）、秦子为未曾继位的静公（公元前718年过世，赐谥为静公）的说法。学界一般认为秦公镈的年代为秦武公时期（公元前697—公元前678年）。这两组春秋早期铜器铭文笔法初具篆意，但字体结构较为松散，体现了早期秦文字的特点。

春秋晚期秦国铜器铭文，可以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甘肃天水西南乡的秦公簋铭文（《集成》5370）为代表，该簋器盖连铭，合计105字（含重文4字，合文1字）。研究者多认为器主为秦景公（公元前576—公元前537年）。20世纪80年代，陕西凤翔南指挥秦公一号大墓出土有铭石磬多枚。王辉认为编磬主人为秦景公，磬铭的文例、字体有很多与秦公簋铭文相同或极为相近。秦景公时代的这两批文字资料，字体更为规整，与春秋早期的秦文字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对于两者的差异，陈昭容描述说，秦公簋、编磬铭文等资料皆为严谨的官方文书，字体规整，笔画圆转，布局逐渐趋向规整方正，与太公庙秦公编钟、镈铭文笔画的自由、随意相较，秦公簋、石磬铭文字体显见方正整齐。石鼓文字体与秦公簋、石磬铭文亦极相近，许多字的写法完全相同，部分字的笔画布局可见刻意促长引短，更显现方整匀称的风格。将春秋晚期秦文字资料与春秋早期相比，明显可见秦文字规整化的程度不断提高，汉字方块化的趋势更加明确。

（二）东方与南方地区文字的美术化

春秋中晚期，东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诸侯国金文出现了美术化字体。这种字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狭长宛曲的美术字，另一类是鸟虫书。

狭长宛曲类型的美术字，其特征是字形“特别狭长，笔画往往故作宛曲之态”，主要出现在齐国、邾国、郑国、楚国、曾国、徐国、蔡国、吴国等诸侯国，代表器物有紷镈（《集成》271）、鲍子鼎（《铭图》5·02404）、齐侯作孟姜敦（《集成》4645）、齐侯作孟姜盂（《铭图》13·06225）、邾公孙班镈（《集成》140）、与兵壶（《铭图》22·12445）、王子午鼎（《铭图》5·02468）、曾侯与编钟（《铭续》3·1030）、沇儿钟（《集成》203）、蔡侯申作大孟姬缶（《集成》10004）、吴王光鉴（《集成》10298、10299）等。对于这种字体，裘锡圭指出，笔画故作宛曲之态，跟笔画因象形而显得曲折是两回事，这种作风反而会降低文字的象形程度。从这类字体的分布情况来看，齐国、邾国属于东方地区诸侯国，楚国、曾国、徐国、蔡国、吴国属于南方地区诸侯国。鸟虫书是指加鸟形或虫形文饰的字体，其主要流行于楚、蔡、宋、吴、越等诸侯国。这类累加文饰的字形更加不好辨识，其装饰性特征更强。

与兵壶器物图像及其铭文拓片（局部）

（三）区域文化交融与区域性文字特征的形成

上述两类美术化字体在东方和南方地区的流行，展现同一地区内部共同的流行书风，说明春秋时期不同地区诸侯国之间有着密切的人文交流。这种交流促进了区域性文字特征的形成。春秋时期，各诸侯国贵族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出奔或游宦他国的现象较为普遍。诸侯国之间的人文交流自然造成字体书风的相互影响及地域性流行字体的出现。区域性诸侯大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优势明显，其字体风格更具影响力，易于塑造区域风格。我们举两个典型例子来谈谈这个问题。第一个例子讨论郑国狭长宛曲类铭文资料，第二个例子探讨流行于齐鲁地区的特征性字体“寿”字对他国文字的影响。

1.狭长宛曲风格的郑国铭文

春秋晚期郑国地处中原地区，东与宋、鲁等国交界，西南与楚、蔡等国交界，交界地区均流行狭长宛曲类字体，而与郑国有关的春秋铭文，也出现了这类字体。

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襄阳余岗村团山春秋晚期墓地的一座墓葬中，发掘到带有铭文的郑庄公之孙鼎（《铭图》5·02409）和郑庄公之孙缶（《铭图》25·14096）各一对。铭文字体均作狭长而宛曲的风格，与春秋晚期楚地常见的狭长宛曲之字体风格一致。作器者在铭文中自叙出身，强调自己是“郑庄公之孙，厉之文子”，为其亡父母厉叔厉夫人作随葬器。郑庄公为春秋早期郑国国君，而鼎缶从形制来看，当属春秋晚期。铭文所说的“孙”应为通称，三代以下皆可称为“孙”。作器者之父母“厉叔厉夫人”的活动年代应在春秋晚期。

此墓地处湖北团山，时属楚地。发掘简报指出，在墓向、墓圹、墓道及棺椁结构等方面团山东周墓地与江陵等地的楚墓具有一些共同点，而在器物组合、葬式等方面则各具地域特征。根据铭文内容和墓地特点，简报认为墓主当是郑人而出仕于楚国。春秋中晚期，贵族子弟仕宦他国的现象比较普遍，如出土于洛阳的哀成叔鼎，年代为春秋晚期。其器主自称“郑邦之产”而宦事康公，说明器主是游宦于周都的郑人。

与兵壶（《铭图》22·12445）也是一件由郑国公室后裔所作却具有楚国风格的器物。王人聪曾撰文专门介绍此器，判定其年代属春秋中晚期。与兵壶铭文字体属于典型的狭长宛曲风格，其器主自称为“郑大子之孙”，研究者多据此认为此器为郑国之器。李学勤认为，铭文中的“郑太子”可能是没有继位为公的郑文公之太子华，其卒于公元前644年。

与兵壶非考古发掘品，出土地点尚不清楚。王人聪指出，与兵壶的形制与1923年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之方壶以及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乙组M1墓所出之龙耳方壶相同，花纹装饰风格亦相一致。对于郑国青铜器的特征，李学勤在分析新郑李家楼青铜器时指出，郑国居于晋、楚大国之间，春秋中期后半以下，中原之晋，南方之楚，在文化上各自形成中心，这也明显影响到青铜器上。与兵壶的形制和花纹更偏向楚式青铜器，这和与兵壶狭长宛曲的字体风格相一致，显然是受到楚文化的影响。从郑庄公之孙器和与兵壶铭可以看出，郑、楚之间存在密切的人文交往。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这种人文往来，促进了包括文字风格、器物形制在内的区域性文化的形成。

2.齐鲁地区特征性文字的出现

春秋时期文字的区域性特色，主要体现在书写风格上，各诸侯国文字在字形构造上基本相似，差别不大，但一些地区也开始出现了特征性字体。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齐鲁地区常常把“老”或从“老”之字的上部写作从“口”形。对于春秋时期齐鲁地区文字的这一地域性特征，杨树达很早即注意到。具备这一特征的铭文，其国别除了杨树达讨论过的山东诸国薛、铸、鲁、杞、齐、莒外，还有“邿”“虖台”“逢”等国，以及弗奴父鼎、贾孙叔子屖盘、荆公孙敦、黄君子叕䀇等器物。它们均属东方齐鲁地区的诸侯国或族属，其国族名称、出土地点等基本信息都可证明上部作“口”形的“老”字确实是齐鲁地区的风格特征，作器者基本都与山东古国有关联。

这一特征字也出现在一件春秋时期的黎国器物——仲车父簋铭文中。该器铭文作：“楷大司徒仲车父作宝簋，用享孝。”其中“孝”字上部作从“口”形。这呈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仲车父为楷国大司徒，金文的“楷”国即文献记载的位于山西境内之黎国，这已被考古发掘所证明。从地理分布来看，楷（黎）国当属中原晋文化区，那么其铜器铭文为什么会出现东方齐鲁文字的风格呢？这和《诗》序所提到的黎侯失国而寓居于卫之事相关。

这件事发生在卫宣公在位时期（公元前718—公元前700年），黎侯寓居之地，陈槃引清人焦循说法谓在卫国东部之东郡，亦即山东郓城与寿张之间，靠近鲁国。年代属于春秋早期的楷（黎）国官员仲车父所作铭文，之所以具备东方齐系文字的风格，很可能是由于黎侯寓居东部地区时受到齐鲁地区文化的影响，或者就是在当地制作的。这表明，诸侯国之间的人员迁徙与往来，在区域性特征字体的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

四、战国时期区域性文字特征的形成与融合发展

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对汉字形体演变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和社会阶层的大变动，文字的使用越来越频繁，使用文字的阶层亦不断扩大，促进了俗体字的发展；另一方面，以主要诸侯国为中心的区域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壮大，文字的区域性特点更加明显，成为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目前所发现的战国文字载体非常丰富，除了传统的青铜器外，尚有简帛、玉石、玺印、陶器、货币等，每宗材料的数量都比较可观。载体类型的丰富和数量的激增，反映了当时文字使用场合的增多。不同载体所呈现的文字记录方式也呈多样化特色。简帛文字直接展现了日常毛笔书写文字的形态。铜器铭文多是在器物铸造完成后用刀刻出来的，一改先前和器物一体铸造的方式。

春秋时期以来开始显现的汉字地域性特征，到了战国时期愈发浓厚。随着文字运用范围和文字使用人群的扩大，为提高识记和书写效率，形体简率的俗体字在各国大行其道，从而造成文字的地域性特点越发突出。各诸侯国间“文字异形”的现象十分严重，既表现为同一个字在不同诸侯国写法不同，也表现为同一个词在不同诸侯国用不同的字来记录。

战国文字的区域性特征，成为学者观察战国时期汉字面貌的一个重要切入点。1959年，李学勤发表《战国题铭概述》，详细阐述他对战国题铭地域性特征的认识。在该文中，李学勤将战国题铭分为齐国题铭、燕国题铭、三晋题铭、两周题铭、楚国题铭和秦国题铭六个部分。李学勤关于战国文字的“五式说”，后来演进成目前比较通行的战国文字分域的“五系说”。在1986年刊出的文章中，汤余惠指出：“五十年代李学勤先生在比较全面地考察战国文字地域性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五系文字的理论，按照文字的风格和结体，把这一时期的文字分为三晋、秦、燕、齐、楚五系，从近年出土的战国文字资料看，中山器物铭文不无燕文字特点，但总体来说应属于三晋。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文字资料风格、结体均近楚文字，归属楚系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认为五系文字理论符合战国文字实际，应予以肯定。”何琳仪对五系理论进行了更加明确和深入的阐述。其采用李学勤在《战国题铭概述》一文中的五分法，但不以国家分类，而以地区分类，即以“系”分类。一系之内既可以是一个国家的文字，如“燕系文字”“秦系文字”；也可以包括若干国家的文字，如“齐系文字”“晋系文字”“楚系文字”等。战国文字分域理论所采用的文字分域标准，既包含字形与风格的差别，也包含用字习惯的差异，全面而深刻地呈现了战国时期各系文字的特点，深刻揭示了战国文字的区域性差异，反映出战国时期地方性文化的蓬勃发展和丰富多彩。

在文字形体呈多元化地域性发展的同时，各系文字之间的融合亦如一股强劲的潜流在不断奔涌。这一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在经济、政治、人文等各层面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各系文字的交融和相互影响也更加深化。吴振武在讨论战国时期燕文字“泉”字写法时指出，这种写法也出现在三晋玺印文字中，其作为偏旁使用，当是受燕地影响。这种现象在战国文字资料中是屡见不鲜的。信阳楚简1-048号残简中有“湶”，“泉”旁的写法跟前揭三晋“泉”旁极近，便是一例。吴振武在讨论齐国器物陈曼瑚的文字时亦指出，该器全铭风格近燕，并谓“燕、齐接壤，两地文字在写法上互有影响，自属情理中事”。上述分析体现了燕、晋等区系文字的交融和相互影响。

这种交融也体现于书籍篇章在不同诸侯国流转过程中发生的文字形体和用字习惯的改变中。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私人著述兴起，常见书籍篇章在不同诸侯国和不同阶层之间转录、流传。与这一现象相一致，战国文字材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古书类材料，这在先前的古文字材料中是未曾有过的。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郭店竹简”中，拥有《老子》《缁衣》《五行》等古书篇章。上海博物馆入藏的一批竹简文字中，有《缁衣》《周易》《容成氏》《孔子诗论》等篇章，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有《保训》《金滕》《祭公》《尹诰》等篇章。

这些多是战国时期流行的篇目，其文字形体和用字习惯所呈现的不同系别文字特征的复杂面貌，反映了战国时期各系文字的互动。冯胜君考察郭店《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以及上博《缁衣》等篇章，分析其中与楚文字形体或用字有明显不同的56组字例，认为其中与齐系文字相合者占主体，也有个别字例与晋系、燕系文字相合。这说明这些古书篇章是“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而零星的燕和晋系文字特点，应该是各系文字互相交流和影响的结果。郭店简的《五行》篇，其所依据的底本原本有很多的非楚文字因素，但很多在转录过程中被转写为楚文字了。书籍篇章在诸侯国之间的通行流转，促进了各系文字的交融。

战国时期各系文字之间的地域性差异，对各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造成了一定障碍。裘锡圭曾指出，郭店简和上博简中存在大量误摹之字。李家浩推断这是由书手对底本的文字不熟悉或不认识所导致，而这种不熟悉或不认识不一定是因为书手的文化水平低，而很可能是书手对各系文字比较陌生的缘故。这种局面不利于文字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使用。秦始皇统一后，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推行“书同文”的政策，从字形和字词搭配的用字规范等方面入手，用整理过的秦国篆文统一汉字，基本上消灭了“文字异形”的现象。秦汉以后，汉字不复出现战国时期的地域性特征。

五、结语

周代文字上承殷商文字，下启秦汉隶书，在汉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这一时期，汉字形体呈现出丰富的演化面貌。而文字在广阔区域和广大阶层中的传播，则是引发周代文字形态演进的重要推动力。汉字在各地的传播扩散，促进了汉字地域性特征的形成与融合；汉字在人群中的传播扩散，使用范围的扩大和频率的提高，促进了简俗字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文字面貌的改变。汉字传播运用于广阔区域和广大人群，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和改造，以顺应不同地域和不同族群交流沟通的需要，成为维系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

来源：大明湖畔看今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