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首先要讲的是提起来令人心惊胆寒的"七十六号"。这个七十六号，初时是由李士群、丁默邨两人主持的，地点在沪西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陈调元宅。他们首先向上海的青帮和红帮两个头子招人马，不论强盗、小偷、匪徒，只要会打架、会开枪，有不怕闯祸的勇气，都量"才"录用。他们这种

七十六号 首先开张

我首先要讲的是提起来令人心惊胆寒的"七十六号"。这个七十六号，初时是由李士群、丁默邨两人主持的，地点在沪西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陈调元宅。他们首先向上海的青帮和红帮两个头子招人马，不论强盗、小偷、匪徒，只要会打架、会开枪，有不怕闯祸的勇气，都量"才"录用。他们这种手法，就比早期的汉奸常玉清要高明得多，因为常玉清手下的人，只限于自己的徒弟，范围窄，声势小，权力不大。

七十六号组织，先向"红帮"头子龙襄三收买人马。龙襄三虽是红门山头的首领，但是他穷得很，从前做一件案子不容易，抢也抢不多，偷也偷不大，绑人的事件也不易为，不像目前香港的匪徒可以随心所欲，予取予夺，报纸上天天有抢劫的事件。那时红帮中的坏分子生活很艰难，龙襄三手下的人，做的案子无论是抢是偷，都采取大家庭制度，"有案大家做，有钱大家分"。所以当时上海有人被抢荷包，只要向黑社会中人说明被抢的地段，他们就会替你找回来，或是拿回一半失款，或是收回所有文件。龙襄三虽是帮口头子，但也很穷，所以七十六号一招手，龙襄三就率领他的弟兄们投奔了这个组织。

那时还有一个帮会，叫"青帮"。青帮中的坏分子比较"活得落"，有些贩毒，有些走私，有些开赌台，有些开花会（又名字花），有些办烟窟，有些包妓院，青红两帮比较，贫富相差很大。

上海青帮头子算是曹幼珊，他比较有骨气，开口总是骂日本人，无论如何不肯参加七十六号。那时青帮中掌门人是季云卿，于是七十六号对季云卿就百般拉拢，送上无数珍贵礼物，岂知季云卿也有些不在乎，同样不肯出面去做这种事情，倒是他的司机吴四宝说："老头子，你不做，就让我去做吧。"

吴四宝在季云卿门下，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徒弟，逢到要用枪的事，都由吴四宝下手。吴四宝本来是世界书局沈知方的司机，逢到车子有损坏的时候，都由司机负责修理，那时修车的车行少得很，他有一南通同乡是开汽车修理行的，而且有车床设备，车床的用途大得很，什么零件都可以车出来，吴四宝对车床兴趣很浓厚。

那时青帮中人私藏各式手枪或盒子炮，大约有几十件，凡是损坏了，都交给老头子季云卿想办法修理。季云卿就交给吴四宝去办，吴便转交给他的同乡去修整，每次修好之后，交还吴四宝到郊外试枪，因此吴四宝枪法逐年进步，枪由他试过，万无一失。连吴四宝的妻子佘爱珍都会开枪，而且能左右开弓，双手发射。

季云卿出出入入，也怕冤家寻仇，他不用保镖，就由司机吴四宝兼任保镖，遇到有事，吴四宝开枪还击是百发百中的，所以在圈子里有神枪手之称，因此吴四宝就进入了七十六号。

起初，七十六号的组织还不够庞大，李士群派出去做暗杀的杀手，常常击而不中逃了回来，唯有吴四宝打一个中一个，因此他就坐上了行动组的第一把交椅。

在七十六号中杀人最多、立功最大的就是吴四宝。短短的半年之后，他就成为七十六号的主要人物，只要李士群出名单来，他都可以按图索骥，置对方于死地。

后来，杀手逐渐增多，吴四宝就很少亲自出马，但是七十六号魔窟的声威，却震惊了整个上海，那时候汪精卫还没有正式登场呢。

国军败退 汪氏变节

我们知道在唐绍仪被杀之后，傅筱庵当了伪上海市市长，我们局促在租界上，这时租界虽说已成孤岛，敌伪势力，并不直接侵入，一切还算自由，刊登各种反日论调的报纸照常出版，对伪组织百般抨击和讽刺，连日本人也奈何他们不得。

报纸是市民的精神食粮，战争看上去，国军一路败北，日军一路深入，每逢一个重要的城镇失守，总不说一个"败"字，往往说是"转移阵地"，看报的人，明知战事不利，还是抱着一种希望，认为日本人泥足愈陷愈深，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的信念。这种信念十分重要，我们的全部希望，就寄托在这句话上。

一天报纸上登出一个消息，汪精卫脱离抗战阵线，由重庆搭飞机到昆明，这张飞机票是他手下的交通部次长秘密为他安排好的。

汪精卫到了昆明之后，又乘飞机逃出国境，飞到了越南。这个消息来得非常突兀，我们就想到军事上尽管败，要是政治上起了变化，那么败起来真要排山倒海了。这个消息，令大家惊惶而气馁。

报纸上的消息乱得很，但是民间有一种传说，比报纸所载还要详细。说是汪精卫在重庆郁郁不得志，他本来有极大的领袖欲，他的妻子陈璧君一直想做第一夫人，然而在重庆从来没有坐过第一夫人的位置，招待外宾轮不到她，招待军政首长又轮不到她，所以她蓄意要推翻原来的局面。但是我们总在想，汪精卫是早期的革命人物，清末在北京行刺摄政王，有一首诗所谓"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就是他的名句。无论如何他即使脱离重庆，一般的推测，或许跳出重庆的圈子，决不会做汉奸，大抵他到了越南，再乘飞机到法国，静候战局的变化，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时候，又有一种传说，认为汪精卫离国出外，是政治上的一幕"双簧戏"，一个扮红面，一个扮白面，大家想来或许是有默契的。这是一般人自然而然的天真想法，实际情况谁也猜不出，总之大家认为汪精卫不会做汉奸的。

可是不幸得很，汪精卫在河内发表了一个电报，主张和平。这个电报发出的日期是十二月二十九日，代日韵目是个"艳"字，就是后来著名的"艳电"，电报的内容含有投降性讲和意思，这电报使大家很失望。

过了几个月，消息又传说汪精卫在河内高朗街一个小住宅中，遇到刺客，他的亲信曾仲鸣，被击中要害。新闻公布出来，就打破了"唱双簧"的传说，因为双簧毕竟是假戏，假戏是不会做到这般真的。而且事后捕获的枪手，曾被越南当局拘捕，都承认是来行刺汪精卫的。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汪精卫惊惶不已，立刻离开越南，搭乘一艘日本小火轮"北光丸"逃离越南，转辗到了上海，住在虹口土肥原的旧居"重光堂"。消息传得很快，因此上海人就想到汪精卫真是要落水做汉奸了。

上海人对汪精卫做汉奸这件事情，起初只是怀疑，希望不会是事实，大家纷纷谈论。有些人说汪精卫是读书人，必然有相当的骨气，不会认贼作父有些人说汪精卫一生反复无常，叛国也是有可能的，有人考查出汪精卫过去的所作所为，在袁世凯想做洪宪皇帝之前，曾和袁氏长子袁克定结拜过弟兄，幸亏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活活气死了，否则汪精卫也是洪宪朝廷的一员。在召开北京扩大会议时，他又与许多军阀和民国的败类混在一起，担任过扩大会议主席。后来在武汉政府时代，汪又摇身一变成为左派极端分子。以后虽然屡次被南京所原宥，然而总是弄到不欢而散，所以有这些历史的引证，汪精卫做汉奸是有可能的。

不过，别人做汉奸，都起不了什么颠覆国家的大作用，但是汪精卫做汉奸，大家当时都惶恐起来。因为向来做汉奸的人，都承认落水做汉奸，没有国家，没有祖宗，只是为了钱，虽然由日本人拿出钱来经营种种机构，但是都不免要避东避西不敢公开露面，成群结队，只能住在虹口或沪西，苟安一时，租界警方即使知道，也奈何他们不得。但是汪精卫一做汉奸，却高唱和平主义，形势就为之大变了。

托词和平 实行卖国

汪精卫的艳电文稿以及一切演讲词，会把极荒谬的主张，说成一套动听的话，这是汪的长处，但汪精卫从重庆香港带来的人手，实在少得可怜，为了充实他的阵容，第一件事就是伸手向日本人要到一笔"开办费"，拉拢流亡分子，组织一副班底，因为他知道只要有钱，就有人来附从了。

果然在他的组织手法下，许多失意的人钻头觅缝，如蚁附膻地由四方八面走来依附他。最初我只知道在威海卫路有一间"太阳公寓"，好像青年会之类，有公寓的设备，从前是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寄宿之处，因为花费不大，所以都下榻在这里。太阳公寓内本来有一个中社，此时忽然成为汪派一个招兵买马的驿站，一般伪组织的人，美其名曰"招贤馆"，招贤的风声一传布开，于是许多失意政客，或者托人，或者毛遂自荐投上履历片去接线头。

各行各业中最可怜的人，既不能经商，又不能挑担，说起履历来从前都是什么长什么长，一旦失了依靠之后，就会十年八年赋闲没有事干，所以投奔招贤馆去的人数，实在不少，而且一经录用的话，就可以拿到一笔"卖身银子"，以后月月拿到干俸，静候组织成功，分派职位，袍笏登场。这个组织我就隐隐约约知道有许多相熟的可怜人物都去应征。

汪派最着重的是要吸收从前国民党中做过执行委员或是干事之类的旧员。八一三开战之后，上海还是有一个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地下组织，人数也有一百多人。这批人因为在战时经费不裕，薪俸改削得很薄，而且避东避西苦得很，这类人，除吃"党饭"之外，不要说经营商业，连跑单帮都不会。有钱的党老爷，早已溜到后方去，没有钱的干部留在上海，都是很可怜很清苦。而且做过国民党干部的人，就是日本人要逮捕的对象，这班人正在彷无所适从之际，一经接洽，竟然整批地倒了过去。这是汪精卫第一炮"银弹攻势"的收获。

巧立名目 组府还都

我对汪精卫的才能，老实说，在学生时代是很崇拜的。记得在我十多岁时，于南市民立中学读书，民立虽是一座有名的学校，但是没有图书馆，也没有阅报室，四点钟放学，就要到小西门口"少年宣讲团"去看书看报。这个团体相当于青年会之类，所不同的，它并不是一个传道的宗教机构。逢到星期六下午，必请一名人演讲。

当时的名人演讲，我听得很多，只觉得黄炎培（任之）讲得很动听。有一位称为演讲家的戈鹏云，讲得也不错，而且他提倡一种"大粪主义"，说得更是有趣。平时演讲会听的人很少，难得见到满座，只有一次，他们请了汪精卫来演讲，这天却上上下下都坐满了。汪氏登台时节，穿着笔挺的西装，风度飘逸，由他的妻子陈璧君陪同前来，演讲时陈璧君坐在一旁。

汪精卫一开口，就是广东国语，由于他口舌敏捷，说得十分流利，讲些什么，现在我已记不起来，不过对他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他说的话，头头是道，极为动听，听罢了他的演讲，大家都有"此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感。所以我在年轻时代，对汪氏就是倾倒的一分子。

待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在河内发出艳电之后，大家对他的看法为之一变，我对他虽然失望，但仍希望汪氏变出一套新戏法来。可是传布全国之后，抗战的前途，无论军民人等，心理上都发生极大的变化，若干恐日病的患者，认为从此之后，抗日之战，便要支持不下去了。

我对汪的希望，总以为他必有一套，不会步一般汉奸的后尘，但是待到汪由河内乘日本船来到了上海，避居在虹口日军势力范围之中，我们一班人才发觉他真的要做大汉奸了，对他的变节，认为可惜得很。

当时我们所有的朋友，三三五五相聚谈的无非是汪精卫叛国这件事。我和丁惠康等有一个聚餐会，每次都在法租界"十三层楼大厦"丁的诊所中举行，名义上规定每人都要约一个女性来参加，汪精卫的心腹褚民谊几年来每次都来，有时候还带了一些"小电影"来放映。

自从汪精卫到了上海，褚民谊依然从不缺席，不过谈到政治的话，他总是说："叫我唱戏，打太极拳，或是踢毽子，我是个能手，对政治，大家还是不谈为妙。"话虽然这么说，可是褚民谊毕竟是一个糊涂人，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去激将他，他还会无意中透露出消息来。原来汪精卫到上海之前，陈璧君已由香港到了上海，这"和平运动"的策动已酝酿了好久，牵线的人，并不是褚民谊，而是一个大家料想不到的大学教授傅式说。

傅式说纯粹是一位学者，向来不谈政治，也没有做过官，私生活严谨得很。他写的学术性文章也极著名，是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同班同学。中日战事愈演愈烈，没有一个收拾的方法，那时节傅式说还在上海执教鞭，近卫就要他出来设法斡旋，约定如果汪精卫发出"和平"宣言，近卫就会有同样宣言响应发表，当然还谈定了双方可以接受的"和平"条约，而且日本愿意趁机退兵，结束这场战争。

这一段，是褚民谊在酒后吐露出来的，大家疑信参半，静观其变，因为近卫是一个文人，军人另有军人的一套，特别是陈璧君要求数目惊人的"和平"运动费用，日本特务完全应允，不知其数的钞票，交给陈璧君，于是陈决意听日本人摆布。所以后来伪政府成立，傅式说先做铁道部部长，所辖的铁道只有短短的从下关到城里，后来又调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从前落水做汉奸的人，都是第三流、第五流的人物，汪精卫到底另有一套，他仍然要保持着国民党的系统，要保持国民政府的名义和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所以想出来的运动，叫做"还都组府运动"。

干这种事，他向来是有一套的，譬如在反对国民政府时代，他组织过"中国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后又有什么什么委员会，所以这一次他还要保持着他的一贯作风。

首先组织的，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罗致从前吃过党饭的一班人重组一个中委会，好在周佛海早已到了上海，他的改组派的人员流落在香港、上海的很多，这时他极力想法拉拢，褚民谊当过中央委员，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不得已而求其次，就是要罗致上海市党部的一些党委员。

凡是任何职业界中的人，都有一种职业上的技能，唯有做了党政人员之后，地位一高，做什么生意都拿不上手，闲下来就活不下去。所以汪精卫一招手，大家都抢着要挤入名单之中。

金钱万能 群丑毕集

汪精卫潜伏在虹口时节，最重要的助手，就有周佛海、林柏生、梅思平、丁默邨等，他们虽然都做汉奸，但派系不同，倾轧得还是非常厉害。起初传说汪派要接收海关，因为海关有一笔"关余"，数目大得很。可是那时海关还在英人的势力范围之下，这个念头，终属妄想，幸亏周佛海长袖善舞，想出来的办法另有一套，日本人只能乖乖地从某种款项中，拨出一笔巨款来供给他们使用。

日本人的军票，本已四处推行，可是拿军票出来收买汉奸，还是行不通，所以由正金银行供给大批老法币，也不知这笔老法币是从哪里来的，只知道是周佛海弄到了一笔数目可观、连号簇新的纸币。

谁分到多少，局外人不得而知，我只知道有一个朋友，叫江亢虎，在开战之后，穷到一身之外无长物，住在"落上落下"的阁楼上，天天找商务印书馆交际博士黄警顽借钱。黄警顽收入也不多，因此往往在中午时间，同我陪江到饭店弄堂去吃餐饭，吃过之后，还要用纸把残肴和白饭包成一包带回去。

自从汪记招贤馆开了张，江亢虎自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曾创建过社会党，自称党魁，后来还创办过几个莫名其妙的党和当过什么南方大学校长，这时他认为投入汪派一定可以拿到不少钱，可是事实令他很失望，拿到的只是一笔很少的生活津贴。

他多年穷困，一旦有了些钱，便头重脚轻起来，到处招摇，要组织新党，这一下犯了汪派的大忌，所以一笔津贴用完之后，来源断绝，又回复穷汉樽样，足见那时的一般人心，对汪派深恶痛绝。（后来汪精卫到了南京，江亢虎亲自访汪，在大哭大闹之后，汪利用他有一点点名气，让他当了一个考试院副院长。)

我又认识一位老先生，叫袁希洛，他和袁希濂是昆仲，在教育界极有地位，不过袁希洛有一种怪脾气，喜欢骂人，对国民党的大员，骂得很厉害，可是大家因为他是大教育家，对他还是很恭敬。袁氏以鬻字为生，我也因为要写一些东西，去访问过他。那天正有一个说客，要他参加汪派，出面组织江苏省教育会。他一面听话，一面不出声，把汪精卫从前两句诗改成："引刀何曾快，作了汉奸头。"写出来示人，一时报纸大登特登。大家想起汪过去刺摄政王的一幕，如果真的把他少年时的头颅砍了下来，那就可流芳百世，现在却真的辜负他少年时的头而成了汉奸头子，遗臭万年倒是有份了。

一部分人都为汪精卫可惜，认为他一入日本军人的牢笼，以后任由敌人摆布，汉奸之名总是洗不掉，于是"唱双簧"的说法渐渐没有人再提了。后来汪精卫死在日本，其葬在南京的坟墓，也被人夷为平地。

推测汪精卫当时从重庆退出，蓄谋已久，在上海布置着褚民谊这只留在租界的棋子，在香港又布下了陈璧君这只棋子。这是因为他早已认为抗战要胜利，难过登天，所以还令一部部下留在港沪两地静观其变。他想军事真正崩溃下来的话，就出来收拾残局，独当一面地干一番，如愿以偿地过一下领袖瘾，即使在日本的卵翼之下，他也不惜忍辱含垢地干下去。

大概在傅式说最初接洽时，日本人样样答应，只要汪精卫肯出来重组南京政府，日本军方肯逐期撤兵，全国的行政完全由汪精卫领导，不但维新政府取消，连华北的联合政府也归汪精卫指挥，重订中日平等条约，一切都照汪的心意。他明知日本人外交与军事方面行动不一致，但只要面子过得去，他就可以当上这个主席。

万不料一到上海，一切都起了变化，北平方面的政局动也不能动，南京的维新政府也霸住不走，只肯合并，上海的市政府，市长傅筱庵也不肯让，因为各有日本军人撑腰，所以最初谈的条件，全部成为幻想。

汪精卫想想住在虹口日本人区域之内，终无法展开自己的手脚，到租界也不会受欢迎，他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之下，第一个行动就是让周佛海付出巨款，收买了七十六号暗杀机构，而且大事扩充，召集了无数神枪手，准备用手枪来扫除外界一切阻力。所以在我的记忆之中，是七十六号成立在先，汪组织公开成立在后。

七十六号的用处大得很，因为上海租界内外人民都是抗日的，极少数是职业抗日分子，绝大多数的人民，是非职业的抗日分子，全部报纸又都把矛头指向汪精卫，没有一张报纸对他的行动是同情的。

汪精卫做事，第一着重宣传，而宣传方面，竟然没有一个人和他相呼应。汪精卫印了好多小册子，其中有一册叫《举一个例》，看的人很少同意他的主张。而且汪派吸收的行动人员到租界上来，往往一下子就丢了性命，于是汪派在展开行动时，就倚重七十六号的枪手，对于异己，就是用一个"杀"字。

有一个时期，上海天天有暗杀案，首当其冲的目标是租界，一方面发出一张八十三人的黑名单，一方面派人利诱这八十三人，其中也有胆怯的人上了钩，或是避到内地去，不上钩的人就在枪杀之列。

当然还有许多被暗杀的人，不是报界中人便是国民政府留下来的党、政、军人员。后来南京伪府的成立，七十六号的"神枪手"都成了伪组织的开路先锋。

国旗之上 多条尾巴

汪精卫签下了中日和平条约，这个和平条约的内容，相当于袁世凯时代的二十一条，比较起来还要具体。

原来所谓中日平等相待的说法，全是子虚乌有，但是汪精卫竟然在这种条约上签了字。

一天，黄雨斋（黄氏是上海的生意白相人，以放高利贷为生，香港称"大耳窿"。最初他为了掩饰放高利贷的生涯，在门口挂了一块"汇中银号"招牌，后来到了敌伪时期，他又拼命与汉奸打交道，弄了一个银行牌照，成为汇中银行）为了新屋落成宴请亲友，他就推褚民谊坐首席，他又知道我和褚相熟，要我做陪客。我心里很不情愿，可是一下子就被拉到褚的席上，倒也不好意思就走。

席间褚民谊透露了两件事。一件是汪精卫到"满洲国"去的第一天，作了一次对全满的广播演讲，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满洲同胞们呀"，接着说是"过去你们是我们的同胞，现在仍是我们的同胞！将来更一定是我们的同胞！"日本人听了大为震惊，可是汪精卫却侃侃而谈，令听者黯然泪下。

另一件事是汪精卫参加某一集会，场子上升起了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一面日本的旗帜。在日本的旗帜升起时，全场肃静无声，但是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升上去时，在场的人鼓掌欢呼。褚民谊举出这两件事来，似乎是替汪精卫洗脱罪名和表扬汪的才干。

我在旁听了，暗暗在想，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之上，是否有一条黄色的飘带，我也不便问。不一会儿，忽然来了一位琴师，主人黄雨斋就请大家随便唱几句，褚氏就高唱了一段黑头戏，再也不谈政治。

汪精卫到南京之前，同日本人谈判种种条约的仪式，名称则决定用"组府还都"四字，意思是国民党重新回到南京，政府的名称仍然叫"国民政府"。汪精卫不担任主席，安上了林森主席的名义，那时节林森在重庆，当然不会来，不过汪氏的"虚位以待"，意思是表示林森受到重庆的包围，不能脱身，迟一步也会来的。这已是很滑稽了。

关于党的方面，重组中央政治委员会，汪当了主席，委员的人选，如陈公博等，确乎是国民党的旧人，但是还有许多人，如维新政府人员临时入党，即刻就做了中央党部的委员，也是很滑稽的。

关于伪府的国旗，仍旧用国民党时代的老旗，日本人却不答应，双方不知争执了多少时间，总是解决不了。后来不知道哪一个想出一个折衷办法，就是旗帜仍用国民政府旧旗，不过在旧旗之上，加上一条尾巴，是长三角形的黄带，带上附有"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这六个字，的确是汪精卫想出来的。

关于"和平反共救国"六个字，"和平"两字是极有意义的好字眼，但是放在了这面旗帜上，和平即变成"投降"，就滑天下之大稽了。

这种形式的旗子，报纸上一发表，大家窃笑不止，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旗，不应该另加什么东西，因此大家就称这种旗为"拖尾巴的国旗"。

在汪精卫到南京袍笏登场的日子，就有许多形大汉，到租界上来推销这种拖尾巴的旗子，凶神恶煞般的态度，强迫民间悬旗，但是到期还是没有一家肯把它挂出来，所以有好多人没有看到过。

隔了相当时期，这面旗子上拖的辫子，忽然自动取消了，这是有原因的。据说是日本陆军方面提出抗议，他们认为到中国来打仗，就是要打倒这面旗，上面拖不拖辫子与旗无关，一定要汪彻底取消这面旗。那时节的外交部长就是褚民谊，褚糊糊涂涂地答非所问，问非所答，令日本人不得要领。

汪在政坛上混了这么久，他最痛心疾首的就是他手下没有军队，所以一到南京就要组织军队，名为和平救国，吸收了许多老军人到处练兵。但是可笑得很，兵的人数少得很，倒是几个向来做强盗绑票的人，汪精卫一个个封为师长，到处挂了"和平救国军 xx 师"的招牌，有一队是南京伪府直接训练的，就驻在南京太平门外，天天竖着这面有黄辫子的旗，耀武扬威。

一天，防守南京的日本军人，把这批伪军包围起来，用机枪扫射，所有伪军死得干干净净，于是又由伪府外交部去交涉。日本军人推说是新到的日军所为，他们的任务是肃清国民党，所以见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就开枪扫射，日军且固执得很，说是以后再用这种旗帜，发生任何事件概不负责。

报纸之外 新闻更多

当时上海的报纸所持的态度，始终是反日反汪，不过大报总有大报的报格，看的人觉得不够刺激，倒是几张下午四时之后出版的晚报，每一件新闻，不仅报道详细，而且标题也颇有刺激性，所以当时有一句俗语，叫做"夜饭吃饱，快买夜报"。因为夜报中常常刊出日报所不刊载的新闻。

战事当然不利，国军一步一步退，日军一步一步进，不过日夜报新闻的写法，已有了一种公式，在节节败退声中，总是说"转移阵地"，或是"我军已完成任务，阵地已无军事价值"，或者说是"转进集中某地"，诸如此类代名词，一部分有心的人，当然肚里明白这是"败兆"，但是大部分人看报，不究其详，只要知道"日军死了多少"，或者"某处日军败退"，就欢欣鼓舞。所以在这个苦闷时期报纸的销数特别好。

在汪精卫紧锣密鼓准备登场前的一段时期，各报纸对汪派人物的动态，攻击得很厉害，许多丑史都尽情发表出来，所以汪派恨之入骨。

七十六号起初的暗杀行动，是以国民党未撤退的人员为对象，到这一时期，枪口就指向新闻界的人物。

他们果然发出一份八十三人的黑名单，准备逐个暗杀掉。

黑名单发表之后，差不多天天有人被枪杀，著名的有朱惺公、张似旭、金华亭等。当然其中也有人与汪派暗中接线，如果接洽妥当的话，不仅可以免得一死，而且月月还可以从有关方面领到一些津贴。

汪派又出版了一张报纸，叫做"中华日报"。最初几天，我也看过，但是主要的新闻说得不够刺激，好多新闻都不登，因此也就不看了。

一天，忽然有三个人到我诊所来，气势汹汹，强迫要我订阅《大陆杂志》和《新申报》。《大陆杂志》是一本日本式的大型书刊，《新申报》是日本人主办的中文报纸。我诊所中的挂号先生见了这班人，吓得呆了，立刻付款订阅，因为不订阅就会有麻烦找上门来。

后来知道，全市的店铺和住宅，家家户户都有人上门推销，要是拒绝订阅，他们就用恐吓的话来威胁，要是出言稍有不逊，他们就会拳脚交加，打到你服帖为止。

我看《大陆杂志》，实际价钱并不贵，而且可以看到许多日本人的动态，虽然明知这许多动态假的多，然而多少也有一些是真的，只可惜出了三期便停办了，这倒不是推销人员动用了订阅费，而是日本国内已经乱得很，对出版物无力维持下去。

《新申报》天天派到，从未中断。《新申报》曾发表一段新闻，说汪氏那年六十岁，当然又有一番热闹，日本人都向他祝寿，日本人饮醉了酒之后，肚里有文才的人都喜欢做诗，汪精卫当时也做了一首六十初度的诗，诗云："六十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尚存一息人间世，种种还如今日生。"

我觉得他这首诗做得并不好，可是第一句说自己混了六十年，一事无成，倒是真的。

当时我们除了每天看报纸之外，友朋相聚，就谈一些报刊所未载的各种各式秘闻，这些秘闻，一传十，十传百，传得很快。

这种蚂蚁传的方式，厉害得很，不要说一传十，十传百，实际片刻之间，可以传到尽人皆知。当然这种传来的消息，未必件件是真，但是有许多消息，事后都经证实，因此大家格外地重视"蚂蚁传"。

有好多消息，我已记不清楚，只记得有两件事情，一件是汪精卫在南京开府之后，每晚都要饮点酒，他不喝点酒就不能睡觉，足见他内心痛苦，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又有一件事，是陈璧君对汪精卫管头管脚，讲话时动辄用命令式，汪精卫从不敢拂逆其意。例如汪精卫喜欢喝两杯酒，但陈璧君时常不许他多饮，且见之于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集，有句云："不辞痛饮醉颜鸩，却顾恐被孟光诃。"

这种蚂蚁传得来的消息，起初大家不相信，后来我在席间碰到褚民谊，他在饮醉之后，亲口讲出来，证实不但汪精卫时常受陈璧君诃责，连褚民谊也怕她。

同是奴才 互相倾轧

这种消息，传的人很多，汪氏的亲信，称陈璧君为"老太婆"，凡是有什么事，"是老太婆说的"，或"是老太婆要的"，谁也不敢违拗。如此看来，汪精卫怕老婆的程度，是远远地超过古代的陈季常。陈璧君贪墨好货，性格怪僻得很，所以伪政府的成立，陈璧君要负大部分责任，因为她是为了利欲权势，决心要做汉奸，为所欲为地干一下，其中还有报复的观念在内，至于国家主权的丧失，她是漠不关心的。

有若干伪府要人和汪在室内谈话，告诉他外面的情形，汪精卫只是流眼泪，可是那个老太婆会大发雌威地闯进室内呼喝来人快走，无论对方是什么人，一听到老太婆的声音，都会避之。这种消息谈的人很多，在我的观念中，从前总认为汪精卫是一个人才，但是到了这个地步，竟然成为老太婆的奴才，真是为他可惜而又可怜！

汪精卫做了傀儡之后，深居简出，倒从来没有听到过要钱的事情，尽管部下个个弄权，弄势，弄钱，弄女人，但是汪本人对女色方面，决不会有一点点放肆，何况有雌老虎日夜看守着，所以他的私生活，也可以算得是循规蹈矩。

梁鸿志对南京伪府的批评说："王叔鲁（克敏）在北平，日本向他讨十样，他还价五样，结果讨了八样去。我在南京维新政府时代，日本人向我讨十样，我还价八样，结果讨了十样去。汪先生上台后，日本人向他讨十样，他一口气就给他们十样，结果又被日本人加添两样，拿了十二样去。"这些话也成为敌伪时期的"名传"。

还有一点，北平的伪政权，一切与南京伪府毫无联系，北平币制完全用"联准票"，和华中的经济，刻画了一个极深的鸿沟。本来汪精卫登场之前，日本人答应他当沦陷区全国最高领袖，维新政府取消，北平政权也由他改组，但是事实上做不到，北平伪政权对他理都不理，一切军、政、党的措施，一些也不能达到北平，就连还都组府成立时，北平也不肯派代表来道贺，不知道经过怎样的交涉，北平才派来几个人作象征式的道贺。这种情况，有人说大家是汉奸，北平还是前辈，汪精卫是后辈，所以后来就有"前汉后汉"之说。

总之，应了一句俗语："同是奴才，老奴才看不起小奴才，小奴才更看不起新奴才。"

实际上华北的伪府，对华北几省，确能有相当的控制。倒是南京的伪府，只控制了江浙两省，安徽、江西、湖北几省，势力就难及，所以南京伪府对整个华中也没有办法。汪无数次向日本人要求，给他一些面子，可是日本人始终是到一省组织一省的伪政权，这种伪政权都成立在汪派之先，所以要想调动的话，简直动都动不得。后来不知经过什么交涉，才允许凡是日军占领的华中省份，或由汪氏加委，或由汪氏派员去当一个名义上的首长，这种被派去的人，也起不了作用，稍稍讲几句话就要被当地人憎厌，所以伪府的声势第一局限在南京，第二在上海，但租界是不在内的。

日本人也有理由充分的说法，说与汪精卫最初接洽时，汪说至少有二十师国军会倒过来，欢迎他的人民至少有几十万，半个国民党也会倒过来，但是后来事实表明，一些都不能兑现。

后来大东亚战争开始，日军进入租界接收一切，海军部接收了《申报》，陆军部改组了《新闻报》，照理《时报》、《时事新报》应该由汪派接收，可是汪派一点也没有接收到。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