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人皆知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我国肆虐为非，作恶多端。然而在众多抗日影视作品中，总有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场景：汉奸骑着自行车在前头悠哉游哉地带路，而日本兵却要跑步跟在后面。这样的画面，让不少观众觉得荒诞可笑。
抗日剧中，为什么汉奸可以自行车走前面，日军却跑步跟后面？
世人皆知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我国肆虐为非，作恶多端。然而在众多抗日影视作品中，总有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场景：汉奸骑着自行车在前头悠哉游哉地带路，而日本兵却要跑步跟在后面。这样的画面，让不少观众觉得荒诞可笑。
但你可知道，这看似滑稽的一幕，竟然是真实历史的写照！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会出现如此怪异的场景？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汉奸们的自行车又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为何能享受这样的＂特权＂？
一、汉奸与自行车的历史渊源
说起民国时期的自行车，可要从上海滩说起。1868年，第一辆自行车被英国商人骑进了上海租界。那时的自行车被称作＂洋马＂，一辆要价白银50两，是寻常百姓家半年的收入。
谁曾想到，这个新奇玩意竟在二十年后风靡全国。1895年，第一家华商自行车行在南京路开张，自行车的价格也从50两白银降到了20两。到了1920年代，自行车更是成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标配。
＂要说这自行车的来历，还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一位老人曾经讲述，在1937年淞沪会战后，日军在上海设立了伪政权。当时的上海有四大自行车厂，分别是永久、凤凰、飞鸽和红旗。日军占领后，这些工厂全部被征用，成了军需品生产基地。
更令人愤慨的是，日军还下令没收民间的自行车。可他们又舍不得给那些汉奸配发新车，于是就把缴获的自行车分给了汉奸们。
在北平，日军占领后设立了特别登记处，专门管理自行车。凡是想保住自行车的市民，必须缴纳高额的＂保管费＂。那些交不起钱的，自行车就被没收了。这些车辆后来大多成了汉奸的＂公务用车＂。
在天津卫，事情就更离奇了。1938年春天，日军在天津设立了＂自行车管理委员会＂。表面上说是维护交通秩序，实际上却在暗中调查每个自行车主人的背景。凡是抗日分子的嫌疑人，自行车立刻就被没收。
＂那时候啊，一辆自行车就是一个家庭的命根子。＂老人说，不少人靠着送货、跑腿来维持生计。自行车被抢，就等于断了生路。可那些投靠日本人的汉奸，不仅保住了自己的车，还额外得到了日军＂赏赐＂的自行车。
在华北平原，自行车还有另一个重要用途。当地的纺织业发达，不少家庭用自行车链条来带动纺织机。日军为了扶持日本纺织品，下令销毁民间的纺织机。那些汉奸趁机告密，不少人家的自行车也遭了殃。
但最令人不齿的是，这些汉奸不仅夺走了同胞的自行车，还在日军的授意下，组建了所谓的＂自行车巡逻队＂。他们骑着缴获来的自行车，到处打探消息，充当日军的耳目。
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才导致了那个看似荒诞的场景：汉奸骑车在前，日军跑步在后。这哪里是什么优待？分明是日军用来收买和控制这些背叛者的手段罢了。
二、自行车在战争中的特殊价值
要说这自行车在战争中的作用，还得从日军侵华的一场特殊战役说起。1941年12月，在马来亚战役中，日军第25军就靠着25000辆自行车，仅用70天就占领了整个马来半岛。这一战，让日军对自行车的军事价值有了全新的认识。
1942年春，日军在华北发起扫荡时，也开始大规模使用自行车部队。与马匹相比，自行车不需要吃草料，不会生病，维修简单。一名士兵骑自行车，每天能行进100多公里，是步兵速度的3倍。
在平原地区，自行车部队往往能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1943年4月，冀中平原发生了一起让日军胆寒的事件。八路军骑兵团趁夜色潜入日军驻地，缴获了一批自行车。此后，这支部队就成了平原游击战的一支奇兵。
自行车不仅能用于军事行动，更是传递情报的利器。在天津卫的巷战中，日军就发现了这一点。一辆送货的三轮车，看似在街上闲逛，实际上正在为地下党传递情报。这让日军如坐针毡，于是他们开始培训汉奸骑自行车巡逻。
在上海租界，自行车甚至成了特务们的标配。日军特务机关发现，骑自行车的人很容易融入街头人群。一个穿着西装、骑着自行车的人，怎么看都像个体面的商人，谁能想到他是在执行秘密任务？
1944年，日军在华北地区设立了＂自行车情报网＂。他们挑选了一批懂得当地方言的汉奸，发给每人一辆自行车，让他们以商贩的身份打入乡村，搜集情报。这些人骑着车四处游荡，看似在做小生意，实则在暗中观察村民的一举一动。
有趣的是，自行车还成了检验汉奸忠诚度的工具。日军规定，自行车必须每月检查保养。如果哪个汉奸的自行车出现损坏或丢失，就会受到严厉惩罚。这样一来，那些汉奸们就把自行车看得比命还重要。
在江南水乡，自行车更显示出了它的特殊价值。那里的小桥密布，汽车根本开不进去，但自行车却能轻松通过。日军深知这一点，所以特别重视对自行车的管理。每辆车都要登记编号，车主还要定期向日军报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行车还成了维持治安的重要工具。在北平，日伪政府组建了＂自行车巡逻队＂。这些汉奸每天骑车在街上转悠，监视可疑的行人。遇到抗日分子的踪迹，就立即骑车去报信。他们的速度比步行快得多，往往能让日军及时赶到现场。
这些种种特点，使得自行车在战争中扮演了远超寻常的角色。它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情报传递、维持治安的重要装备。难怪日军如此重视对自行车的控制，也难怪那些汉奸能够享受骑车的＂特权＂了。
三、汉奸骑车的战时职责
说起汉奸骑自行车的真实任务，还得从1939年的一份日军档案说起。这份名为《特别协力员工作细则》的文件，详细规定了汉奸们的日常职责，其中就包括了骑自行车带路的具体要求。
在太原，就曾发生过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1940年春天，一位名叫李德全的汉奸，每天骑着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在城里转悠。他总是走在日军巡逻队的前面，熟练地在各个胡同里穿梭。当地百姓只道他是在带路，殊不知他还有一项特殊使命：记住每户人家的情况，向日军报告可疑的动静。
在天津租界，汉奸们的任务就更加细致。他们被分成三个等级：一等是专门带路的＂向导＂，二等是搜集情报的＂耳目＂，三等则是维持治安的＂巡察＂。每个等级都配发不同型号的自行车，一等用进口的日本丸石牌，二等用国产的永久牌，三等则用普通的杂牌车。
最让人气愤的是，这些汉奸不仅要带路，还要充当日军的＂活地图＂。1941年，在河北保定，一个叫张德山的汉奸就因为熟悉地形，被日军任命为＂特别向导＂。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日军搜查了整整三个月，害得多少抗日志士流血牺牲。
在江南水乡，汉奸们还有一项特殊任务：打探船运情况。1942年夏天，日军在苏州发现地下党利用运输船只秘密转移物资。于是，他们派出一批骑自行车的汉奸，专门在河岸边巡逻。这些人表面上是在卖货，实际上是在监视过往船只。
更令人愤慨的是，有些汉奸还成了日军的＂活广播＂。在山东济南，日军经常让汉奸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地通知＂新政令＂。这些人不仅要传达命令，还要记下每户人家的反应，回去向日军报告。
到了1943年，日军又给这些汉奸增加了新任务。在河南开封，汉奸们要定期骑车去乡下，打探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表面上是调查农情，实际上是为日军的粮食征收做准备。每到收获季节，这些人就骑着车带着日军来抢粮食。
在北平，汉奸的任务更显得荒唐。他们被要求每天骑车巡街时，要穿着整齐的西装，打着领带。日军认为这样能显示出＂维持会＂的威严。但在百姓眼中，这副打扮反而成了认出汉奸的标志。
最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汉奸居然还要定期参加＂自行车训练＂。在天津，日军每月都要组织一次考核，测试汉奸们的骑车技术。不合格的人会被降级，甚至取消用车资格。这种严格管理，显示出日军对自行车队伍的重视。
有意思的是，随着战局的发展，这些汉奸的任务也在不断变化。到了1944年，他们主要负责为日军传递情报。骑车在前面，不仅是为了带路，更是为了观察路况，防止遭遇八路军的伏击。
四、日军对汉奸的控制手段
说起日军是如何控制这些骑自行车的汉奸，还得从1938年的一份特务机关文件说起。这份名为《协力员管理条例》的密件中，详细记录了日军控制汉奸的种种手段。
在北平，日军设立了一个专门的＂车辆管理处＂。表面上是管理自行车，实际上是监视那些骑车的汉奸。每辆自行车都装有特制的铭牌，上面刻着编号。汉奸们每天出门，都要在铭牌上打卡，记录时间和路线。
1939年冬天，天津的一个汉奸因为没按时打卡，结果被日军当场枪毙。这件事在汉奸圈子里传开后，所有人都战战兢兢，再也不敢违反规定。
更绝的是，日军还在自行车上动了手脚。1940年，在上海租界，每辆发给汉奸的自行车车座下都藏着一个秘密标记。如果汉奸私自将车转手，日军立刻就能查出来。
在南京，日军甚至规定汉奸们必须每周给自行车拍照。照片要显示车辆的完整状态和当天的报纸。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防止汉奸把车子卖给地下党。
但最阴险的还是日军的分化手段。他们根据汉奸的＂功劳＂，分发不同档次的自行车。立功多的用进口车，普通的用国产车，可疑的只能用破旧车。这种区别对待，让汉奸们争相表现，互相提防。
1941年，在济南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一个汉奸为了升级换车，居然举报了自己的同伙。结果日军一查，发现两人都在暗中联系抗日组织。这个案子后来被日军当作典型，说明了他们的分化策略多么＂高明＂。
到了1942年，日军又想出了新招。在太原，他们规定汉奸必须每天记录自行车的里程数。如果发现里程异常，就要接受审查。这种做法，让汉奸们寸步难行，完全被控制在日军手中。
最毒辣的是日军的＂连坐法＂。在徐州，如果一个骑自行车的汉奸叛变，他的全家都要受罚。不仅要充公财产，还要承担巨额赔款。这种株连政策，让很多汉奸不敢轻举妄动。
1943年夏天，开封出了一件大事。一个汉奸趁着夜色，骑着自行车投奔了八路军。日军一怒之下，不仅处决了他的家人，还把和他交好的其他汉奸全部抓了起来。从此，汉奸们之间再也不敢来往过密。
在杭州，日军还搞＂双重监视＂。每个骑自行车的汉奸都要有一个＂搭档＂，两人互相监视。如果一个人有问题，另一个要负连带责任。这种做法，让汉奸们活在互相猜疑中。
到了1944年，日军的控制更加严密。他们在自行车上安装了特制的车锁，钥匙由日军保管。汉奸每天早上要去领钥匙，晚上必须交回。这样一来，就连晚上都不能自由活动了。
五、这段历史给后人的警示
说到这些骑着自行车的汉奸的下场，还得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说起。在南京，当年第一个被捕的就是那个＂自行车巡逻队＂的队长张文忠。他被押上法庭时，还穿着那身笔挺的西装，胸前的袖章却早已撕去。
战后的审判档案显示，仅在天津一地，就有超过200名曾经的＂自行车特务＂被逮捕归案。这些人当中，多数都保存着当年的＂勋章＂——那些由日军发放的自行车牌照和特别通行证。这些物证，最终都成了他们通敌卖国的铁证。
1946年春天，在上海发生了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一位曾经的＂特别协力员＂在法庭上坦白，说他们这些骑自行车的汉奸，每月都能从日本特务机关领到额外的津贴，美其名曰＂车辆维护费＂。这笔钱，实际上是他们出卖同胞的血腥报酬。
在徐州，一份战后的调查报告记载了更惊人的数字。当地的＂自行车情报网＂在战时总共出卖了超过3000名抗日志士。这些汉奸中，有人仅仅为了一辆进口自行车，就把藏在自己家中的地下党员举报给了日军。
1947年，北平军事法庭审理了一起特殊案件。被告是一个曾经的＂自行车巡逻队＂小队长，他在战时不仅带路出卖同胞，还利用职务之便搜刮民财。审判时发现，光是他强占的自行车就有12辆之多。最终，这些赃物都被归还给了原主人。
让人痛心的是，在开封的审判中，一位母亲指证自己的儿子就是因为一个骑自行车的汉奸的告密而被捕。那个汉奸后来被抓获，身上还带着日军发给他的＂功劳簿＂，上面详细记录着他告密的＂战绩＂。
到了1948年，青岛的军事法庭公布了一批惊人的数据。在日军占领期间，仅这一个城市就有超过500辆自行车被强征充公，然后发给了汉奸特务。这些车辆大多是从普通市民手中抢来的，每一辆背后都有一个痛苦的故事。
战后的审判也揭露了日军控制汉奸的残酷手段。在太原，一份日军的密件显示，那些自行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一种＂质押品＂。但凡有汉奸企图反水，日军就会立即抓捕其家人。
1949年，全国各地的军事法庭陆续结案。那些曾经骑着自行车、在街头耀武扬威的汉奸，大多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们的自行车被收缴充公，有的捐给了学校，有的分给了烈士家属。
在济南博物馆里，至今还保存着一辆带有特殊标记的自行车。这是当年日军发给汉奸的＂配给品＂，车座下刻着编号，车铃上印有＂特别协力员＂字样。这辆自行车静静地陈列在展柜中，向后人诉说着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来源：颜如奕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