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周，这钱是你管着的，怎么就少了三万多？＂老魏把账本重重拍在桌上，葬礼上的寂静被打破。

保持距离的亲情

＂老周，这钱是你管着的，怎么就少了三万多？＂老魏把账本重重拍在桌上，葬礼上的寂静被打破。

大哥周建国脸色发白，众人目光如炬。

我叫周建民，今年五十八岁，是县二建退休的工程师。

前几日，我的父亲走完了他八十三年的人生路。

葬礼本该是一家人同悲共泣的时刻，却因为一本账本引发了风波。

骨灰盒前的长明灯闪烁着，仿佛父亲的目光依然注视着我们。

老魏是父亲的老搭档，也是我们木器厂的老会计，一向以严谨著称。

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指指着账本上的数字，在场的亲友都屏住了呼吸。

＂这么多年的合伙钱，少了这么多，你得给大家一个交代啊！＂老魏的声音虽不大，却在灵堂里格外清晰。

大哥的目光躲闪着，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他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二姐周建华一把拉住了老魏：＂今天是我爹的葬礼，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我看着大哥那张曾经在我眼中威严无比的脸，突然觉得陌生又熟悉。

父亲一生勤俭，在改革开放初期，带着我们兄妹五人开了一间小木器厂。

那时候，刚从知青岗位上回来的我们，正面临着重新找工作的压力。

大哥周建国掌管财务，二姐周建华负责销售，我和四弟周建林管生产，小妹周建芳照顾父亲起居。

＂三十二号刨子递给我。＂记得父亲教我做第一件家具时这样说道。

那是一个朴素的柜子，没有繁复的雕花，只有匠人的朴实与坚固。

＂咱们周家人做事，就得像这柜子一样，结实、耐用，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父亲的话至今回响在我耳边。

日子虽不富裕，却也齐整，一家人省吃俭用，攒下了一些积蓄。

八十年代初的县城，能有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已是稀罕事，而我们家的木器厂，成为了街坊邻居羡慕的对象。

＂人活着，就得和和气气。＂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

每当我们兄妹有矛盾，父亲总能调解，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总能抚平我们之间的棱角。

记得八三年那次，大哥想扩大规模，我和二姐持反对意见，争执不下。

那时的会议是在我们家的堂屋里进行的，墙上挂着的毛主席画像下，父亲沏了一壶龙井，让我们围坐在那张老榆木圆桌旁。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人心齐不齐。＂父亲抽着＂大前门＂，烟雾缭绕中，他的话总是那么有分量。

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气盛，各有各的想法，但在父亲的调和下，最终还是找到了共识。

如今父亲走了，那根维系我们的线也断了。

葬礼结束后，我们回到了老宅。

这座建于六十年代的砖瓦房，承载了太多家族的记忆。

客厅里的老式座钟滴答作响，仿佛在计算着我们失去父亲的每一秒。

＂爸的后事办完了，咱们得谈谈分家的事了。＂大哥坐在父亲生前常坐的位置上，开口说道。

我看着他，突然发现他的鬓角已经全白了，眼角的皱纹像刀刻一般深。

分家那天，我们围坐在那张见证了无数家庭聚会的老榆木桌旁。

阳光透过雕花木窗，映在墙上挂着的全家福上，父亲的笑容仿佛还在眼前。

那张照片是八五年春节拍的，那时改革开放已经有了成效，我们的木器厂也初具规模。

照片里的父亲，穿着我们给他买的呢子大衣，脸上的皱纹里盛满了笑意。

＂老宅应该归我，我是长子。＂大哥拍着桌子说。

茶杯里的水面微微震动，就像我的心一样不平静。

＂建国，你已经分了最多的钱，怎么还想要老宅？＂二姐不满道。

她的头发已经挽成了一个发髻，眼角的皱纹掩盖不住岁月的痕迹。

＂要不是我管账，哪来的钱分？＂大哥的话像刀一样锋利。

四弟周建林脸涨得通红：＂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不是一起打拼的？＂

小妹周建芳默默掏出手帕擦拭着眼泪，她一直是最心软的那个。

争吵声越来越大，曾经温馨的家，此刻却如战场一般剑拔弩张。

我看着墙上父亲的照片，仿佛他正无奈地看着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

争吵中，我起身走进父亲的房间，想寻找些安慰。

房间里还保留着父亲生前的气息，那股淡淡的烟草和木屑混合的味道。

床头柜的抽屉里，一封信和一本旧账本静静躺着。

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父亲的字迹苍劲有力，如同他的为人一样。

我的手有些颤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信封。

＂建民，你一直是最明白事理的。这本账是我偷偷记的，和建国那本不一样。我不怪他，人心难测，亲情也要防备。你是工程师，懂计算，看完这个你就明白了。老宅是咱家根，不能断，我已在公证处留了遗嘱...＂

眼泪模糊了视线，父亲的话如同一把刀，剜着我的心。

父亲早已看透一切，却选择了沉默。

他那一代人，总是把家事藏在心里，从不轻易表露。

翻开账本，每一笔收支清清楚楚，与大哥经手的账目相差甚远。

记得那是七九年的冬天，特别冷，木器厂接了县里文化馆的一笔大订单。

所有人都加班加点，连春节都没好好过。

大哥说那笔钱只有两万多，但父亲的账本清楚记载：实收三万五千六百元。

七九年的三万多，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

类似的差额还有很多，加起来竟有十几万之多。

我坐在父亲的床边，手里握着这本账本，心如刀绞。

这些年来，大哥在我心中一直是顶天立地的存在，是我们兄弟姐妹的主心骨。

可如今，这个形象在我心中轰然倒塌。

我想起八零年我结婚时，家里经济紧张，大哥却拿出两千块钱作为我的彩礼钱。

那时我感动得不行，认为大哥是多么的慷慨大方。

如今看来，那钱根本不是大哥的，而是属于我们全家的血汗钱。

夕阳西下，老屋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

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客厅，兄妹们的争吵还在继续。

＂你们先别吵了。＂我的声音有些嘶哑。

屋里突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我。

＂爸留下了遗嘱。＂我拿出信，但没有提那本账本的事。

几天后，在那间见证了我们成长的老屋里，我召集了兄妹们。

＂父亲有遗嘱，老宅归公，不分给任何人，由我代为管理，将来传给下一代。＂我拿出公证文件。

大哥脸色阴晴不定，最终长叹一声：＂也好，这老屋里有咱爹的魂儿。＂

那一刻，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松动，或许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一丝悔意。

＂关于厂里的账...＂我犹豫着开口，手里紧握着那本关键的账本。

餐桌上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连呼吸声都变得清晰可闻。

二姐眼中闪过一丝疑惑，四弟的手指不安地敲击着桌面，小妹则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

大哥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慌。

＂我知道我做了什么。＂大哥突然老了十岁，声音嘶哑地说道。

他那张曾经意气风发的脸，此刻却布满了深深的沟壑。

＂这些年，我...我会还的。＂大哥低下了头，第一次在我们面前示弱。

我看着这个从小到大我都敬仰的兄长，心中百味杂陈。

＂大哥，咱爸生前最看重的就是我们兄妹之间的感情。＂我声音有些颤抖。

＂既然你知道错了，那这事就这么过去吧，但条件是厂子里的钱要公开透明，由二姐来管。＂

二姐惊讶地看着我，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处理。

＂建民，你...＂大哥抬起头，眼中噙着泪水。

我知道，这对一向要强的大哥来说，是多大的屈辱。

但他也明白，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爸说过，家和万事兴。＂我把父亲的信递给大哥，但那本账本我却没有拿出来。

有些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大哥接过信，手微微颤抖着。

我们陷入沉默。窗外，八十年代末的风吹动着院子里父亲种的那棵老梨树，花瓣纷纷扬扬。

那棵梨树是父亲六十岁生日那天亲手栽下的，如今已经枝繁叶茂。

想起前些年厂里改制，国企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我们的小木器厂也面临着转型。

父亲组织的最后一次全家聚餐，他举杯说：＂人这辈子，亲情最贵重，可亲情也得有个度。＂

那天的饭菜格外丰盛，有红烧肉、清蒸鱼，还有父亲最爱的白切鸡。

电视里正播放着《渴望》，刘慧芳的命运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

父亲喝了点二锅头，脸色微红，难得地多说了几句心里话。

＂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是把你们几个拉扯大了。＂他的眼角有些湿润。

＂可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你们几个能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如今想来，父亲那时或许已经看透了大哥的所作所为，却选择了宽容和理解。

他明白，揭穿大哥只会让整个家庭四分五裂。

所以他选择了默默记账，并在离世前将真相交给了我。

这份信任，让我既感动又心酸。

那次家庭会议后，我们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

大哥不再像以前那样咄咄逼人，二姐接手了厂里的财务，四弟和小妹也各自忙着自己的事业。

我则守着父亲留下的老宅，每天晚上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听着知了的鸣叫，看着星星一点点亮起。

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全国，我们的木器厂也迎来了转机。

那时候，台式电脑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我们厂生产的电脑桌供不应求。

大哥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拼命地工作，常常一个人在厂里熬到深夜。

我偶尔去厂里看看，总能看到他伏案工作的身影，背影显得那么孤独。

二姐管理财务井井有条，每个月都会把账目公开，让所有人心里有数。

四弟接触了新技术，改进了生产线，使得我们的产品更具市场竞争力。

小妹则负责市场调研，经常往返于各大城市，收集最新的市场信息。

表面上看，我们依然是一个和睦的家庭企业，但内心深处，那种纯粹的信任已经不再。

每次家庭聚会，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避开某些话题，气氛虽然和谐，却少了几分真诚。

＂人这一辈子，亲情最难得，也最难处。＂这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

九五年的一个夏天，我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一本他的日记。

那是一本蓝皮笔记本，上面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翻开第一页，是父亲工整的字迹：＂人心易变，亲情难守。＂

我一页页翻阅着，看到了父亲对我们每个人的评价和期望。

关于大哥，他写道：＂建国有能力，但太急功近利，缺乏诚信。人无信不立，我担心他将来会吃大亏。＂

关于二姐，他评价：＂建华心细如发，做事认真，就是太强势，不懂得退让。＂

关于我，父亲写道：＂建民心地善良，为人正直，但有时太软弱，不敢直面冲突。＂

关于四弟，父亲说：＂建林聪明灵活，学新东西快，就是定力不够，三分钟热度。＂

关于小妹，父亲心疼地写道：＂建芳命苦，早早守寡，却坚强地撑起了一个家，让我心疼又骄傲。＂

读到这里，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流下来。

原来父亲早已看透我们每个人的优缺点，却从不当面批评，而是默默地包容和引导。

日记的最后一页，写于父亲去世前一个月：＂人生苦短，亲情长久。希望我的孩子们能记住，亲情需要距离，太近了容易碰撞，太远了又会疏离。保持适当的距离，才能长久。＂

合上日记，我仿佛看到父亲慈祥的笑容。

他的智慧和胸怀，远超我的想象。

从那以后，我开始调整与兄妹们的相处方式。

不再一味地迁就和忍让，也不会因为过去的事而耿耿于怀。

而是像父亲说的那样，保持适当的距离。

九八年的下岗潮席卷全国，我们的木器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大量的外来家具涌入市场，价格低廉，款式新颖，我们的传统木器渐渐失去了市场。

一家人再次聚在一起，商量厂子的去留问题。

＂要不咱们转型吧，现在装修市场挺火的。＂四弟提议道。

＂可是咱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啊。＂二姐担忧地说。

＂我有个想法，＂大哥难得地谦虚，＂咱们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继续做传统木器，主打工艺和质量；另一部分转型做现代家具，走量和价格。＂

我看着大哥，发现他的眼神清澈了许多，不再有那种算计和躲闪。

＂大哥说得有道理，＂我附和道，＂咱爸常说，＇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就这样，我们的家族企业开始了新的尝试。

转型的过程并不顺利，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但正是这些困难，让我们兄妹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改变。

大哥不再独断专行，而是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

二姐不再斤斤计较，而是学会了包容和理解。

四弟不再三分钟热度，而是坚持不懈地学习新技术。

小妹不再沉默寡言，而是积极参与家族企业的决策。

而我，也不再一味地退让，而是学会了在适当的时候表达自己的意见。

如今我常坐在父亲的藤椅上，望着他留下的老宅，想起他常说的话：＂万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确实，人世间最难的，不是原谅，也不是遗忘，而是找到亲近与疏离的平衡点。

父母走后，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再好也要留个心眼。

不是不信任，而是敬畏人性的复杂。

那天，我们各自离去，却约定每月初一在老宅聚一次，烧香祭拜父母。

亲情还在继续，只是多了几分清醒，少了些盲目。

老宅的院子里，父亲种下的那棵梨树年年开花结果。

每年春天，洁白的梨花铺满庭院，仿佛父亲留下的祝福。

秋天，沉甸甸的梨子压弯了枝头，我们兄妹围坐在树下，分享丰收的喜悦。

虽然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那种纯粹的兄妹情谊。

但我们依然能够在保持距离的同时，守护着这份来之不易的亲情。

正如父亲所说：＂亲情是根，不能断；但也是船，需要岸。＂

五十八岁的我，终于读懂了父亲的智慧。

＂保持距离的亲情，才是最长久的亲情。＂这或许就是父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来源：情歌泥人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