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直到十八世纪末，欧洲一直将中国视为一个“富庶、文明、有教养和治理良好的国度”。中国的这一形象是由来华传教士们塑造的，出版于一七三五年的《中华帝国全志》即完整地介绍了中华帝国的地理、历史、社会政治、学术文化以及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被称为“欧洲十八世纪中国文化的圣

直到十八世纪末，欧洲一直将中国视为一个“富庶、文明、有教养和治理良好的国度”。中国的这一形象是由来华传教士们塑造的，出版于一七三五年的《中华帝国全志》即完整地介绍了中华帝国的地理、历史、社会政治、学术文化以及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被称为“欧洲十八世纪中国文化的圣经”。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这一形象认知在欧洲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中国成了野蛮落后的国度。本文通过美国学者韩洁西的著作《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三个苏格兰人与不列颠全球帝国的崛起》及沈艾娣的《翻译的危险》，进入全球贸易和大国碰撞的历史进程，来揭示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十九世纪的欧洲将中国看作一个“僵化、停滞、压迫和野蛮”的帝国，这一认知在黑格尔、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被固化，影响延续至今。事实上，直到十八世纪末，欧洲一直将中国视为一个“富庶、文明、有教养和治理良好的国度”。一七八五年，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辞去担任了十二年之久的孟加拉总督一职，因为一位名叫史密斯的英国散商向英国政府提出警告，允许一个总督掌权太久会有潜在危险，建议学习中国皇帝“每三年把他的总督从一个省调到另一个省”，且禁止总督在本籍省份任职。当时，美国刚从大英帝国独立出去。史密斯向英国政府介绍清帝国的官员任命模式，显然是在为英国寻求成功的帝国统治模式。这是美国学者韩洁西（Jessica Hanser）在其著作《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三个苏格兰人与不列颠全球帝国的崛起》（以下简称《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中提到的一件小事。该书以广州贸易时期三个同名为“乔治·史密斯”的苏格兰散商为中心线索，讲述了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全球贸易以及大英帝国得以崛起的“关键时刻和历史进程”。书中有关英国人获取中国信息的论述，为我们理解中国形象何以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发生颠覆性变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三个苏格兰人与不列颠全球帝国的崛起》（来源：douban.com）

一、邓达斯的信息来源

一七八四年，英国颁布《折抵法案》（Commutation Act），大幅降低茶叶税率，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销售从一七八三年的五百余万磅，暴增至一七八五年的一千五百余万磅。维护英国迅速增长的对华茶叶贸易，成为英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时任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的得力助手、负责监管英国东印度公司相关事务的苏格兰人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开始计划向中国派遣使团，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为确保遣使计划的成功，邓达斯“竭尽全力地收集有关中国政府、经济和商业状况的准确信息”。

曾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秘书的詹姆斯·科布（James Cobb）表示，中世纪以来“有关中国的所有信息要么来自欧洲派往中国的使团，要么来自传教士的记述，其中大部分都是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神父收集的”。杜赫德没有来过中国，但耶稣会传教士从中国寄回来的书信、著作和译作，经其之手编成了《耶稣会士书简集》和《中华帝国全志》这两部西方早期汉学的经典著作。这些主要来自法国的耶稣会士呈现给欧洲的中国形象，是“一个有辽阔的国土、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的东方大国”，对欧洲有着“一种特殊的魅力”。

《中华帝国全志》的外观与内页（来源：xujiahuiorigin.com）

相对于普通人只能通过耶稣会士的书简来获取中国信息，邓达斯还有两个信息来源，即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散商。作为监管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负责人，邓达斯研究了东印度公司驻华商馆档案，并汇编了有关中国贸易的详细数据信息，还采访了许多东印度公司的退休货监。即便如此，邓达斯对中国信息的渴求并未得到充分满足，以苏格兰人为主的散商们为他提供了更多信息。

《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一书中的三个史密斯先生，因其工作和生活的主要港口城市，分别被称为“马德拉斯的乔治·史密斯”“广州的乔治·史密斯”和“孟买的乔治·史密斯”，三人均与中国关系匪浅。其中，“马德拉斯的史密斯”，从一七五四到一七六五年，“生意的真正重心在中国”，此后虽定居马德拉斯，但中国一直是其汇款业务的中心。“广州的史密斯”于一七七一年抵达中国，在广州和澳门生活了十多年。“孟买的史密斯”是“休斯夫人号”货船的货监，该船于一七八四年在广州发生了一桩戏剧性事件，引发了中英之间的激烈冲突，“孟买的史密斯”一度被关押在广州城。

这些曾经在中国从事商业贸易的苏格兰散商通过各种方式，向邓达斯提供了大量信息，如“马德拉斯的史密斯从英格兰、加尔各答、孟买和广州给邓达斯写了数百页的信”；“广州的史密斯”充当了邓达斯的顾问，多次在邓达斯的庄园受到款待。史密斯们向邓达斯提供了许多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向中国派遣使团。

这是因为中国行商欠英国散商的债务，在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了四百多万银元。这些债务导致广州金融危机的爆发，大量中国行商破产，英国散商无法收回债务。散商们向广州官员求助，但均“如水投石”。在史密斯们看来，英国派遣赴华使团是解决债务问题的最好机会，他们相信：“如果皇帝知道那些官员的欺诈和恶行的百分之一，他会把他们全都绞死，中国人所欠的四百万（银元），肯定会立即清偿，如果找不到其他办法，就从国库里出，这位皇帝是如此的公正和严格，尤其是在涉及外国人的时候。”

英国散商对于中国皇帝的“公正”充满信心，大概就是来源于耶稣会士中国书简的塑造。雍正时期，耶稣会士龚当信（Cyrus Contancin）多次在书简中介绍中国《邸报》，并向欧洲人呈现“《邸报》中的雍正帝”是“亲自批阅每名官吏的上奏，留意他们的工作状态，随时提拔优秀的官吏，即使是功臣，在发现不端行为时，亦不宽恕，而是严厉惩罚的公平无比的皇帝”。龚当信“原封不动”地接受了《邸报》称颂雍正帝仁政的记载，呈现的是“极大美化了”的雍正帝形象。龚当信曾参与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一书的校订工作，其对雍正帝的认知，势必会影响欧洲人对中国皇帝的观感。

1727年刊印于北京的邸报（来源：ihss.pku.edu.cn）

无论是东印度公司，还是苏格兰散商，他们关于中国的认知似乎还被耶稣会士的中国书简所笼罩，不但对中国皇帝抱有好感，还建议英国政府学习中国的地方治理模式。事实上，这些英国商人的在华经历，与耶稣会士的在华经历截然不同，二者来到中国的目的也根本不同，这些都决定了英国商人的在华观感，将明显不同于耶稣会士。

二、英国商人的新认知

被誉为“英国汉学之父”的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曾表示，耶稣会士偏爱“探索和阐述这个帝国的古文明”，这是因为他们来中国的目的是改变中国人的信仰。小斯当东长期任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最期待的是“事关中国现状的民事、政治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信息，追求的是持续扩大对华商业利益。在小斯当东看来，传教事业成功与否，“几乎全部依赖于政府的保护”，这些耶稣会士曾接受中国政府给予的“特别善意和恩惠”，因此不会传达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不利的信息。英国商人则在对华贸易过程中，不断与中国发生摩擦，这注定了英国将要发展出一套迥然不同于耶稣会士的中国新认知。《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一书讲述的“孟买的史密斯”的故事，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一七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休斯夫人号”在广州黄埔向路过的欧洲船只鸣炮致敬时，意外击中中国船只，导致两名中国人死亡。中国政府“诱捕”了船主“孟买的史密斯”，停止了全部对外贸易，并派兵包围了所有外国商馆，以要求英国人交出肇事炮手。英国人表示，肇事炮手可能已经逃出中国了。中方官员表示，“可以找一个仆人或无关重要的人去替他”。

18世纪80年代的广州十三行（清代进行对外贸易活动的区域）（来源：wikipedia.org）

为保住“孟买的史密斯”，英国人将一个年老的印度水手当作肇事炮手，交给中国官府，并附上一封信，“希望中国人不要伤害这个不幸的老人，因为这只是一次偶然事件”。广东巡抚孙士毅向乾隆建议，“可否发还该国，自行惩治”。乾隆大为震怒，认为孙士毅所办“甚属错谬”，表示“寻常斗殴毙命案犯尚应拟抵”，此案致毙二命，“况现在正当查办西洋人传教士之时，尤当法在必惩”。在乾隆的高压下，孙士毅只能将肇事炮手秘密处决。

这一举动引起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货监们的恐慌和愤怒，认为中国“没有经过任何审判，也没有其他程序，这种伸张正义的行为，与马来人或者其他蛮族草率的处决行为无异”。他们发觉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地：“假如将来有任何意外死亡发生，我们恐怕无法解脱我们人身危险的状态，没有行动自由，我们必须永蒙耻辱，或者放弃这个重要的贸易。”这些英国商人意识到，这次中英冲突的原因在于中英法律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从这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个政府统治我们和对待他们的臣民一样是用极权和专制的——杀了人就必须交出一个人去偿命——不容犯罪者逃脱，在这种情况下，由代替者受罪；假如不将他交出，则该船的大班和该国的头目负罪行的连带责任；为了使这种法律绝对化，不承认有所谓误杀，只有一命偿一命。这种案件，在欧洲则与其说是罪，毋宁是一个人的不幸。”（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六三五——一八三四）》第二卷，123、124页）

英国商人认为，如果屈服于这种观念，“结果就是我们把全部有关道德上及人性上的原则抛弃”。显然，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韩洁西认为：“这一事件可以被视为英国在摆脱中国法律管辖并获得治外法权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该事件使得英国人开始用“野蛮”和“劣等”来描绘中国的法律和社会。这首先出现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货监们的信件中，他们痛诉中国法律制度的“不公”，以及欧洲人在广州口岸“任人宰割”的境况。接着，印度的英国人社区，如加尔各答的报纸和杂志都报道了该事件。一七八五年初的《印度公报》（India Cazette）声称，这不仅对英国人是种羞辱，“于人性更是惊世骇俗”。半年后，伦敦也传遍了这个消息。《泰晤士报》认为应该调查相关细节，“以便我们的读者相信其真实性”。

从广州到印度再到英国，“休斯夫人号”事件造成的影响范围虽不断扩大，但对英国人的触动程度似乎也在递减。身在广州的英国人亲历其事，对“孟买的史密斯”和肇事炮手的遭遇感同身受，且最可能再次遭受同样的命运，反应最为激烈。身在印度的英国人，由于身处非英国的社会环境，对于不同文明之间的观念冲突习以为常，且不少与中国有贸易往来，反应也非常强烈。身在英国的英国人，大多数由于缺乏欧洲之外的生活体验，很难相信该事件的“真实性”。唯其如此，愈见中英法律习俗之间的差异之大。

英国人认为中英之间的商业贸易建立在公平交换的基础上，英国需要中国的茶叶，但中国也需要英国输入的白银，这使得英国商人无法像耶稣会士那样看待中国。事实上，十八世纪的中英贸易并不像英国人所认为的那样双方对等，中国是英国获取茶叶的唯一渠道，且茶叶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已成为英国人的日常必需品；英国却不是中国获取白银的唯一渠道，且白银是在流通中循环使用的，不是茶叶那样的快消品，用完就要补货，消费没有止境。换言之，在十八世纪的中英贸易中，英国更有求于中国，这是当时的英国人对中国存有好感的基础。中国政府当然也深知这一点，每当中英发生冲突时，便以“停止贸易”逼迫英国人就范，且屡试不爽。

广州十三行内茶叶店的外销情景（来源：thepaper.cn）

“休斯夫人号”事件发生时，时在广州的英国船长威廉·麦金托什（William Mackintosh）致信邓达斯警告说，如果该事件没有按照中国人的方式得到解决，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就会“失去茶叶”。麦金托什船长指出了一个“不幸的且潜在的灾难性巧合”，即在英国政府决定降低茶税的同一年，广州的一起杀人案使得茶叶贸易中道而止。“休斯夫人号”事件，使英国政府深刻意识到英国对华贸易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为保证对华贸易的持续稳定，邓达斯开始将派遣赴华使团提上议事日程。

英国散商建议邓达斯在中国建立一个英国居留区，由英国人负责管理，这样就可以“免于中国的司法审判”。他们相信中英法律制度的巨大差异，可以通过设立“英国居留区”的办法加以解决。这是英国人在中国寻求“治外法权”的开始。散商们还提出了设立英国领事，签订中英协约等建议，这些建议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完全采纳。对英国散商而言最重要的是，赴华使团将使中国皇帝“公正”解决他们的债务纠纷。他们一再催促邓达斯尽快派遣赴华使团，并保证此举“将对整个英国的商业产生最有益的影响”。邓达斯被散商们的许诺所吸引，“怀着谨慎的乐观和对中华文明的仰慕”，最终决定派遣使团访华。

应该说，这一时期的英国人对中国抱有非常复杂的观感，一方面英国人关于中国的认知基本上还处于耶稣会士中国观的笼罩之下，同时在中英贸易中处于有求于中国的境地，因而总体上将中国视作一个富庶、强大和治理良好的国度；另一方面英国商人出于在广州贸易的亲身经历，认识到中英之间在法律、政治等观念制度上的巨大差异，开始将中国的法律、政治和社会定义为“野蛮”和“落后”。

[清]乾隆内府彩绘本《职贡图》册上的英国人，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来源：gallica.bnf.fr）

像耶稣会士一样，英国商人也写了大量书信，只是这些书信并未公开发表。这使得十八世纪英国商人的书信，很难像同时期耶稣会士的中国书简那样声名赫赫。更重要的是，英国商人偏处广东一隅，且有着各种出行限制，不像耶稣会士遍布中国内地，并能“接触当地的每一个阶级”。这使得英国商人所能获得的中国信息相当有限，且英国商人本身还被耶稣会士传递的中国知识观念所影响，因此十八世纪的英国商人还没有能够发展出对于中国的独立认知。他们总体上接受耶稣会士的中国认知，但又有了自己的新发现。正是在这种对中国充满好奇且抱有良好预期的状况下，英国向中国派出了访华使团。

三、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与中国形象的转变

一七九二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以失败告终，英国人既没有同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也没有在中国获得“常驻居留区”及其“治外法权”。英国散商们心心念念的债务问题，马戛尔尼甚至没有向乾隆皇帝提起。无论是对于英国政府，还是对于英国散商，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结果都令人大失所望。但英国人在获取中国信息，并向欧洲传递英国人的中国观方面大获成功。

英国书商根据“大使跟班”安德逊（Aeneas Anderson）的日记整理而成的《英使访华录》，是使团成员中最早出版的访华记录。副使老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是此次外交使命的“正式报告”，影响最大。“特使总管”巴罗（John Barrow）的《中国行记》“成为当时欧洲人有关中国的重要参考书之一”。马戛尔尼亲自撰写的记录，则直到二十世纪才正式出版。

《中国行记》（来源：archive.org）

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认为，马戛尔尼使团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在启蒙时期被理想化了的中国”，并“竭尽全力彻底摧毁这个神话”。佩雷菲特是在二十世纪末指出这一点的，而参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小斯当东在十九世纪初便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出版于一八一〇年的英文版《大清律例》中写道：“如果说这次出访并没有发现一个新世界，那么它至少消除了许多妨碍我们思考的障碍，使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个旧世界的一部分。”小斯当东不像佩雷菲特那样斩钉截铁，是因为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佩雷菲特，已经清楚知道中国形象在十九世纪的坠落，并将其追溯到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而小斯当东当时尚未看到鸦片战争中天朝的崩溃。

十九世纪初的小斯当东只是认为，“中国人惯于认定他们在知识和美德方面优于其他民族，这种盲目自信的心理及欧洲史学家对此的默认大都是错误的”，并表示当欧洲科学水平日新月异之时，“中国的整体科学水平却很落后”。但他同时又表示，“中国有充分的资源，也有能力利用合适的方法达到目的”，“中华民族有资格与一些欧洲国家一较高下”。沈艾娣《翻译的危险》认为，小斯当东出于当时译者的一贯调和角色，还在译稿中“为中国的政府和法律体系辩护”，表示中国虽然缺乏科学和基督教，但他们“同样是文明开化的”，相较于英国拥有“一些明显和积极的道德和政治优势”，例如对宗族关系的敬畏和全面统一的法律体制。

事实上，马戛尔尼访华并没有让英国人感到完全失败。王宏志《龙与狮的对话》指出，在传教士译者（既包括清朝委派的索德超等宫廷译者，又包括英国使团的译者李自标）的调和下，中英双方相互认知上的巨大差异被尽量粉饰，最终达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效果：清朝保持了其天朝上国的幻觉，英国则获得了平等相待的“友谊”。乾隆发给乔治三世的第二道敕谕，被学者形容为“威严的、雷鸣般的、不留情面的、终极的”，却被宫廷的传教士译者“淡化”为一篇十分平实的容易为英国人所接受的版本。乾隆公开拒绝了使团的全部要求，但又派人私下安抚，希望英国国王致信乾隆，以示友谊，并再派使团访华。这让马戛尔尼感到，“使团在中国是得到重视的”，因而向英国政府做出正面汇报。

乾隆皇帝颁送乔治三世的第二道敕谕，驳斥马戛尔尼使团提出的全部要求，现藏英国皇家档案馆（来源：gpp.rct.uk）

马戛尔尼访华之前，英国人对中国抱有好感，一方面是受到耶稣会士中国著述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有求于中国，相信通过与中国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中国能够满足自己的要求。马戛尔尼访华失败，使得英国人对于中国的好感滤镜消失，使团在访华行程中的见闻和评述，难免会受到外交失败的影响，对中国产生诸多不良印象。这与此前英国人在对华贸易中产生的恶感互相印证，进而开始质疑耶稣会士的中国报道。小斯当东便直言不讳地表示，传教士的作品“严重缺乏公正性和辨别力”，不少内容的真实性“令人担忧”，盲从传教士的权威“并不可靠”（《小斯当东回忆录》，200、201页）。英国人从此开始摆脱耶稣会士的影响，用商人的视角看待中国，并发展出一套独立的中国认知。

进入十九世纪后，商业贸易成为中欧交流的主题内容。尤其是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一再败于英、法等欧洲列强之手，中国政府不能再像十八世纪那样凭借“停止贸易”就可以逼迫欧美国家就范，反而因“战争失败”一再受制于英、法等国，被迫一再扩大贸易开放的力度。在这种新形势下，英国商人关于中国的认知便逐渐成为欧美国家对于中国的主流认知，并长期成为他们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

来源：小镇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