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一刻，我突然想找个人倾诉。这么多年，沉默寡言是我的标签，可人到老年，有些苦却像闷在锅里的水，总要找个出口。

负重的亲情

＂周大爷，您这是咋了？＂老王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我慌忙擦去眼角的泪水，却掩饰不住满脸的疲惫。

＂没啥，风大眼睛进沙子了。＂我撒了个谎，却骗不了看惯人情冷暖的老王。

＂别瞒我了，咱俩几十年的老街坊，有啥说不得的？＂老王挨着我坐下，递来一根＂东北大前门＂。

那一刻，我突然想找个人倾诉。这么多年，沉默寡言是我的标签，可人到老年，有些苦却像闷在锅里的水，总要找个出口。

我叫周建国，今年六十五岁，土生土长的哈市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十岁那年，全家人挤在马路湾东七条的一间平房里，冬天睡觉能把水盆冻裂。

那时候，一家七口人共用一张饭桌，母亲常说：＂人多手杂，热闹有福。＂每到饭点，小弟建军和二妹周兰总爱抢我碗里的肉丝，我从不计较，还悄悄把自己的那份往他们碗里拨。

＂咱家孩子，就属建国懂事。＂父亲常拍着我的肩膀这样说，那时的我心里暖烘烘的，觉得照顾弟弟妹妹是理所当然的事。

六六年夏天，厂里招工，我初中毕业就进了哈市第一机床厂当学徒。那时的工厂是＂单位制＂，进厂就是＂铁饭碗＂，全家人都羡慕得不得了。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把第一个月的工资二十八块五毛钱，包在手绢里交给了母亲。母亲数了三遍，眼泪都要掉下来：＂建国，你长大了，真的长大了。＂

七三年，我从学徒熬成了正式技工，月工资涨到了四十二块。那时候，一家人的日子还算紧巴，但也有了点盼头。父亲每天骑着二八大杠去煤矿上班，风里来雨里去的，没过几年就落下了一身病。

七八年冬天，特别冷。北风刮得窗户纸哗哗响，屋里的炉子烧得通红，父亲却依然咳得前仰后合。

＂建国啊，＂父亲躺在炕上，握着我的手，声音虚弱得像秋天的落叶，＂你是老大，以后家里就靠你了，照顾好你妈和弟弟妹妹……＂

父亲走后，我肩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许多。那年我二十四岁，刚和厂里的李秀英订了婚。

秀英是厂里的缝纫工，手巧心灵，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后，不但没嫌弃，反而更体贴了。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只摆了五桌酒，连婚纱照都没拍，就在厂里的礼堂办了个简单的仪式。

＂建国，咱俩同甘共苦。你家里的事，就是我家里的事。＂秀英穿着借来的红绸缎旗袍，笑得像春天的花儿一样灿烂。

那些年，我不但要养活自己的小家，还得照顾母亲和三个未成年的弟妹。日子过得紧巴，但也算有滋有味。

七九年，高考恢复后的第三年，建军考上了哈师大。那时候上大学是件光宗耀祖的事，全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可学费和生活费成了大问题。

＂哥，我不去了吧，咱家这条件……＂建军站在我面前，眼睛里满是不舍。

＂去！必须去！＂我一拍桌子，＂大不了我再多上几个夜班，你安心念书就成！＂

就这样，我省下两年的积蓄，供建军上了师范。每个月，我都从自己的工资里抠出十五块钱，装在信封里寄给建军。为了省这十五块钱，我和秀英连厂食堂的肉菜都舍不得吃，顿顿搭配土豆白菜。

八零年，周兰初中毕业，因为家里条件限制没能继续上学，就留在家里帮着照顾母亲和小她两岁的建华。

那会儿，正赶上改革开放的浪潮，街上出现了第一批个体户。周兰看着别人开小裁缝铺挣钱，眼睛都红了。

＂哥，我想学裁缝，自己开个小店。＂周兰眼里闪着光。

八五年春天，我借了一屁股债，给周兰筹了五百块钱开了家小裁缝铺。那时候，五百块可以在城里买一辆不错的自行车了。

八八年，建华参加工作分到了远郊的化肥厂，单位分房需要交一千二的购房款。我和秀英把攒了三年准备买电视机的钱全拿了出来，还是差了一大截。

那阵子，我每天下了白班接着上夜班，困得眼睛都睁不开，秀英心疼得直掉眼泪。好在最后厂里发了年终奖，凑齐了钱，帮建华换了单位分房的名额。

九十年代初，国企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我们厂效益不好，工人的福利待遇大不如前。那会儿，我已经是厂里的技术骨干，每月工资涨到了一百多块。

九二年，儿子周小东出生了，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母亲抱着孙子，笑得合不拢嘴：＂建国有后了，我这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

可好景不长，九六年，工厂放长假，我的工资也跟着缩水。同时，母亲的病情加重，医药费像流水一样往外花。

＂哥，我这儿有点积蓄，你拿去给妈看病。＂建军寄来两百块钱，字迹工整的信纸上满是关切。

那时的我感动得直掉泪，觉得这些年的付出总算没白费，弟弟妹妹长大了，懂事了，开始反哺了。

可惜好日子没过多久，九八年的大下岗潮来了。厂里一下子裁了三分之一的人，我因为技术过硬，勉强保住了饭碗，但工资又降了一截。

那几年，真是度日如年。小东上学需要钱，母亲看病需要钱，家里的日子越发紧巴。好在建军和周兰的日子过得不错，时常能接济一二。

零三年，母亲去世，我们兄妹四人凑钱操办了一场像样的葬礼。那天，站在母亲的坟前，我想起她生前常说的话：＂建国，亲兄弟姐妹要互相扶持，这样福气才会长久。＂

过完零八年，我到了退休的年纪。这些年，改革开放的红利惠及了千家万户，我们家的日子也好了许多。

小东大学毕业，在一家外企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娶了个温柔贤惠的媳妇小张。我和秀英搬进了城东的楼房，虽然只有六十多平方，但比起过去的平房，已经是天壤之别。

我本以为，这下可以过几年清闲日子了。每天早起去公园打太极拳，晚上看看《新闻联播》，周末带着孙子去松花江边钓鱼，这样的生活多惬意啊。

可事情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一切转折发生在去年冬天。那天，建军打来电话说他检查出了高血压，医生建议住院观察一周，但他手头紧张，想让我先垫付三千块医药费。

＂你嫂子不是在邮局上班吗？工资待遇不是挺好的？＂我有些疑惑。

＂她单位最近效益不好，奖金都取消了。再说，我们还得供孩子上大学呢。＂建军的声音听起来很为难。

我二话没说就把钱打了过去。毕竟是亲弟弟，生病是大事。

可接下来，周兰又发微信说她家厨房要翻新，能不能先周转五千块，下个月一定还。建华则拿着外孙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家，言语间满是期待我这个当舅舅的表示表示。

三个月内，我搭出去将近一万块钱，这可是我大半年的退休金啊。李秀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也不好多说什么。

＂老周，咱们的积蓄就剩这么点了，再这么接济下去，万一咱俩有个头疼脑热，找谁去啊？＂秀英看着存折上的数字，眉头紧锁。

我长叹一口气：＂可他们都是我的亲弟妹啊，有难处不帮，我这个当哥的还叫什么哥啊？＂

日子一天天过去，弟弟妹妹的＂紧急情况＂却越来越多。我开始节衣缩食，连单位老同事组织的聚会都不去了，就怕多花一分钱。

单位食堂的饭菜越发难以下咽，我每顿只买两个素菜，剩下的钱都攒着应付亲戚们的＂紧急情况＂。

李秀英心疼我，悄悄塞给我十块钱：＂老周，买个肉包子吃吧，你看你都瘦了一圈了。＂

＂这钱我不能花，＂我把钱推回去，＂建军的药钱还差一千五呢。＂

＂爸，您不能这样下去了。＂儿子周小东看不下去了，＂您和妈的养老金就那么点，再这么接济下去，您自己的身体垮了怎么办？＂

小东媳妇小张更是直言不讳：＂爸，您这是在害他们。他们都是成年人了，应该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而不是事事都依赖您。＂

我被说得哑口无言。心里明白孩子们说得有道理，但又放不下那份责任。

事情的转折点出现在清明节那天。按照往年的惯例，我们兄妹四家人聚在一起扫墓，然后回我家吃饭。

饭桌上，气氛一开始还挺和谐。可吃着吃着，建军又提起医药费的事，周兰抱怨装修公司催款，建华则暗示今年学费的问题。

李秀英默默夹菜，儿媳妇小张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小东握着筷子的手青筋暴起，我知道他在强忍怒火。

＂爸，这事您得表个态。＂小东终于忍不住了，＂您和妈的养老金本来就不多，自己都快吃不上肉了，凭什么还要负担四个家庭？＂

＂小东，你这是什么话？＂建军放下筷子，＂你爸是我亲哥，我有困难找他帮忙，怎么了？＂

＂就是，小东，你这话就不厚道了。＂周兰也帮腔道，＂当年要不是你爸，我那裁缝铺哪能开起来？＂

＂过去的恩情我们记着呢，可也不能把你爸当提款机啊！＂小张直接怼了回去，＂你们有没有想过，爸妈这把年纪了，该享清福了？＂

饭桌上的争吵越来越激烈，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我突然意识到，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尽力满足弟妹们的需求，却从未考虑过这样做对他们是否真的有益。

终于，我放下筷子，声音颤抖：＂都别吵了！这些年，我没有对不起你们任何人。可我现在只是个普通退休工人，不是取之不尽的钱袋子啊！＂

＂建军，你那高血压是小病，平时注意点饮食就成，哪用得着动不动就住院？周兰，你那厨房才装修过三年，再用个五年都没问题，何必非要赶时髦？建华，你外甥上大学是好事，可学费是你们当父母的责任，不能事事都指望舅舅啊！＂

我越说越激动，几十年压抑的情绪像决堤的水一般涌出：＂你们都以为我有多少钱？我和你们嫂子这辈子没攒下几个钱，退休金就那么点，还得留着看病养老呢！＂

饭桌上骤然寂静。建军低着头，周兰抿着嘴，建华讪讪地看向窗外。

＂也怪我，＂我长叹一口气，声音缓和下来，＂这些年太惯着你们了。父亲临终前让我照顾好你们，我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可我忘了，真正的照顾不是事事代劳，而是教会你们自己面对生活。＂

那天晚上，弟妹们都没再多说什么，各自沉默着回了家。我坐在阳台上，望着远处的灯火，心里五味杂陈。

那晚，李秀英拉着我的手说：＂老周，咱们得给亲情设个界限。太阳底下晒久了会晒伤，亲情太过浓烈也会变成负担。爱太多，反而成了伤害。＂

我沉默良久，终于点了点头。也许，这就是我需要学习的最后一课——爱有度，亲情亦然。

第二天一早，我给三个弟妹打了电话，平静地说明了自己的难处和决定。出乎意料，他们都沉默了，然后一一道歉。

＂哥，是我们太自私了。＂建军的声音里带着内疚，＂这些年，您为我们付出太多，我们却视为理所当然。＂

＂是啊，哥。＂周兰哽咽着说，＂以后我们不会再给您添麻烦了。＂

建华则说：＂舅舅的责任我会自己扛起来，您放心。＂

挂了电话，我望着窗外渐渐升起的太阳，心里竟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原来，放手也是一种爱的方式。

今年春节，我们仍然聚在一起。不同的是，建军带来了他自制的中药酒，说是专门为我调理身体的；周兰送了她亲手缝的棉背心，针脚细密得看不出痕迹；建华提着自家腌的咸菜，说是用他自己种的白菜做的。

饭桌上，不再有借钱的话题，只有久违的笑声和真挚的问候。建军主动提起要带母亲的坟墓迁到更好的位置，费用由他们三个平摊；周兰说她和丈夫准备开个网店，已经有了起色；建华骄傲地宣布他儿子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

＂哥，这些年真是委屈您了。＂酒过三巡，建军红着脸说，＂以后您和嫂子有什么困难，尽管开口，我们绝不推辞。＂

＂就是，哥。＂周兰接过话头，＂您把我们拉扯大，我们也该回报您了。＂

我看着他们，突然明白了：亲情最珍贵的样子，不是你死我活的纠缠，不是永无止境的索取，而是适度的关心与彼此的尊重。

想通这一点，我仿佛年轻了十岁。连小东和小张都说我这段时间脸色红润了，走路也有劲了。

那天晚上，李秀英靠在我肩头，轻声说：＂老周，你看，界限清晰了，感情反而更真挚了。＂

我点点头，望着窗外的星空，想起了父亲的嘱托。也许，他要我＂照顾好＂弟弟妹妹，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是教会他们独立自强。

如今，我六十五岁了，站在人生的下半场。回望来路，我明白了：真正的亲情，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相互扶持的力量；不是无条件的付出，而是彼此尊重的平衡。

看着满桌的亲人，我悄悄抹去眼角的泪水，这次不是因为负担，而是因为终于找回了亲情的本真。

人这一辈子啊，不过是在不断学习如何爱与被爱。而我，虽然学得晚了点，但总算没有错过。

来源：无名指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