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进步定价》这本书，串联起了我很多知识点。比如今年在《亚洲大趋势》读到了东亚中日韩与台湾地区有着共同的土改路线；然后在《乡村与革命》中提到了土地改革的美国模式和德国模式；最后在这本书里，追踪了美国进行土改的部分过程。可以说，上半年读书读到最有价值的信息，是美

《为进步定价》这本书，串联起了我很多知识点。比如今年在《亚洲大趋势》读到了东亚中日韩与台湾地区有着共同的土改路线；然后在《乡村与革命》中提到了土地改革的美国模式和德国模式；最后在这本书里，追踪了美国进行土改的部分过程。可以说，上半年读书读到最有价值的信息，是美国才是时间上第一个启动土改模式的国家，虽然他们的执政者没有自觉，但是客观上达成了土改的过程。这又和我去年读“科学文化经典译丛”对于工业革命的思考结合了起来，“殖民者劳动一个多月就可以满足一年的玉米、猪肉和鸡肉的需求”。

近现代发展模式遵循着土地、银行、工业、军队、信用的发展模式。在《亚洲大趋势》中，论述了如何通过土改提取积累，又如何通过银行把积累输送去工业。当然，日韩的发展到了“工业”就被打断了，由于先天制度缺陷无法进行到“军事”，所以在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配合IMF对于日韩的积累进行了洗劫，特别是对银行展开了手术刀一般的收购，这记录在《金钱博弈》和《拯救日本》这两本书中，收购了日韩银行之后，只要让它们按照盈利模式运营就可以了，积累就无法通过低息贷款补贴给工业。按照日本大藏省官员的说法，成了某种对冲基金。

斯密的资本主义生产三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分别对应着租金、利润和工资。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因为每次商品循环会被资本家剥削走利润，最终导致循环进行不下去。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人民公社，直接用制度设计绕过了“租金、利润和工资”的分配模式，力图通过多劳多得的分配模式来激发劳动效率，做到公社范围的自给自足。

19世纪的美国，由于有着大量无主土地，以及稀缺劳动力，使得资本家招不到佃农，最终由于土地贬值不得不抛售。当时的美国家庭普遍拥有廉价土地并且生产上自给自足，没有佃农和地主也就跳出了“租金、利润和工资”的循环。

按照《乡村与革命》的说法。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市场调节，也就是土地放开自由交易，土地自然会到能产生最大利润的人手里。但是这里有一个陷阱，使土地产生最大利润，不等于能让农业得到最大产出。地租有两种属性，一种是生产地租，为了扩大产出而耕作，一种是粮食地租，为了糊口维生而耕作。粮食地租在垄断市场的情况下可能比生产地租高得多，也就是为了糊口而接受畸高的土地租金，无力对整个生产循环的过程进行改良。此时，资本市场主要的盈利模式是哄抬地价，也无心对生产循环过程进行改良。土改带来的家庭生产模式，反而可以在生产循环中实现积累。

回到这本《为进步定价》。上面也提到，在美国建国初期，人们并没有运用货币量化自己投入和产出的习惯。那么，货币在日后是如何成为美国社会通用的衡量指标的呢？本书阐述了一个议题，资本化“既是技术过程，也是社会过程，只有经过这一过程，资本才成为资本”。世界上最早的资本化浪潮来自16世纪的英国，伴随着社会关系的改变，圈地运动使得租户取代了农民，许多土地所有者开始将圈占的土地出租给出价最高的租户，租户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租赁关系发生了变化，之前基于惯例和胁迫交纳的租金，现在是由利润和收益调节的。

乡村的这种圈地运动不仅革命性地改变了农业实践和社会关系，而且改变了英国精英们对自然和人类的看法。土地第一次被视作年度现金流，一块靠近英国大城市的典型农业地块的价值，大约是“年租金的20年倍”。与此同时，英国人开始明白利率和年租金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换而言之，这项投资的年收益率是5%。

在中世纪，大多数土地都要承担各种各样的叠加责任和义务，土地价值被嵌入对地主无尽的传统贡物中——这体现了社会附属关系。1685年，艾萨克·牛顿发明了租赁表格，提出自由保有土地附加的社会义务相对较少，投资者只需要得到5%的资本回报率就可以了。

在17世纪中期时，英格兰就开始了为进步定价的进程。威廉·配第爵士和他的《政治算术》一书对这一进程发挥了其他人无可比拟的推动作用。配第认为，如果一个人花同样的时间种植玉米和开采银矿，那么在扣除劳动力成本之后，每项活动产生的剩余在价值上应该是相等的，且一定代表了自然对价值生产的内在贡献。而这种比较单位就是生产货币，他得出结论说：一英亩农地的具体价值实际上可以用金属货币进行度量。在1672年之后的工作中，配第将自己的价值度量标准从货币转向了热量，认为人们可以“用生产商制造一个橱柜需要多少天的食物度量一个爱尔兰橱柜的价值”。

最后，对英国市场中农民消费的观察，使得配第可以粗略推断英国人每年约花费4000万英镑用于食物、住房和其他消费品。配第由此得出结论，这4000万英镑的消费支出一定等于英格兰的总产出，因为人们消费的任何商品都必须首先被生产出来。国民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这一基本等式由此诞生了，时至今日它仍然是GDP核算的核心。同时，配第在4000万英镑中扣除租金和利润，剩下的就是劳动者工资（2500万英镑），再乘以16.6年的购买年数(利率为6%)，并得出结论：“英国人的价值”总计为4.17亿英镑或每年每人138英镑。于是，“人像土地一样值钱”。人力资本概念就此诞生了。

1791年，美国财政部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效仿威廉配第，开始搜集可以反映经济指标的数据。为了支撑自己要求扩大政府对美国制造业补贴的主张，汉密尔顿打算用数据向美国公众宣传国家制造业生产率相对于农业的比较优势。然而，统计结果的逐步回收，汉密尔顿很快就意识到，他严重高估了新共和国居民的量化习惯。征税员谈到钢铁业雇用了“很多人”，羊的数量如何“快速增长”，以及丝绸制造商如何拥有“足够数量的蚕茧”和“大量蚕蛹”。在谈到小规模专营工匠时，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的征税员昌西·威特利斯强调，“很难确定年度产量，很难进行精确计算”。

年轻且不安分的汉密尔顿在丹麦属圣克罗伊岛上长大。圣克罗伊岛的故事就是制糖的故事，在汉密尔顿童年期间，该岛80%的劳动力都投身于糖业生产。甘蔗的种植是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并具有规模经济特征。这些种植园由银行家出资，由外居地主拥有，生活在其中的几乎都是奴隶，通常由商业律师或代理人运营管理——他们着眼于利润最大化，因此在圣克罗伊岛和类似的加勒比社会，从未形成过如北美殖民地那样完全由定居者组成的社区。根据“政治算术”，被奴役的非洲人被视为“年金”，一个奴隶每年创造16英镑收入，“黑人劳动给国家每年带来的收益略小于300万英镑”。

汉密尔顿试图的政治算术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对世界的看法和量化方式不符合美国建立的意识形态原则，也不符合美国早期的政治经济实际。在把土地和劳动力当作资本家的生产要素，把农场和工厂当作资本化的投资时，汉密尔顿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社会的基本活动单位和思想基础是私人产权的父权制家庭，不同于18世纪寻求地租的地主、追求利润的资本家和争取工资的劳动者三足鼎立的英国。在用产出价格和资本化效率估算美国农业和工业价值时，汉密尔顿假设美国民众的想法和他的一样，也认为市场生产力比财产独立、继承权和白人权利等社会因素更重要。

汉密尔顿尝试将工业革命带到美国海岸。根据汉密尔顿的观点，自耕农经济政策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最大化资本回报。因此毫不为奇，汉密尔顿试图寻找一个能够度量农场相较于工厂价值的统计指标，他采用了政治算术投资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比较和评估了作为两种不同资本投资选择的“农业和制造业生产活动”。就像一个银行经理要仔细考虑应该把客户的资金借给谁一样，汉密尔顿认为，关于美国未来的争论，应该部分地由每个投资方向的潜在货币收益大小决定，选择“能带来最大产出”的投资方向。但是，汉密尔顿始终没能收集到他想要的数据。

然而，19世纪早期的账簿显示，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充斥着大量“簿记信用”交易活动，在这些交易中，商品和劳动都被赋予了货币价值。问题的根源在于，17世纪和18世纪，北美殖民地和大英帝国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意识形态分歧。虽然毫无疑问美国在早期是一个市场交易发达的商业社会，但它绝对是非资本主义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相当数量的家庭已经拥有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并且他们选择把土地用于自主生产并控制其产量，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能获得利润的资本去投资。在以上这两种情况下，英国精英们都把土地和劳动力视作能带来收益的投资。

在1750年前后，英国70%的土地由租户耕种，剩下的30%由所有者或占有者耕种。在美国，这些数字正好反过来。在这一变革中，过高的定居成本、美洲土著居民的反抗和高死亡率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英格兰和爱尔兰虽然土地不足，但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而北美殖民地的情况正好与之相反。由于美国土地资源极为丰富，因此土地价格非常低廉，租赁土地很难长期维持固定数量的佃农和雇佣劳工，更别提扩大再生产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外居地主和本地地主们不得不经常改变他们的最初计划，选择直接出售土地，而不是从租赁或出租中获得持续收入。

英国人的资产抛售对美国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到1776年时，70%具备合法拥有土地资格的美国人成了土地所有者。地多人少使得土地所有者无法依赖雇佣劳动者，因为新大陆熟练劳动力的稀缺使得后者的身价迅速上升，以至于那些一开始无力购买土地的人，也能够相当快地赚到钱，变成土地所有者或手工业者了。相对于依赖雇佣工人的租佃农场，家长式专营家庭生产者的出现使得美国和英国的情况大相径庭，这种差异不仅是结构性的，而且是意识形态上的。美国人消费的大部分商品都是在他们自己的家庭范围内生产的，所以没办法用市场消费估计美国每年生产总收入。

斯密对国民收入(租金、利润、工资)的定义反映了英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然而，这一价值理论在自耕农和依靠奴隶的种植者为主的北美殖民地世界中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大多数白人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工作，没有工资，没有租金，也没有资本利润。在富兰克林看来，当时美国的实际社会只有劳动创造价值。虽然美国农民日常不喜欢将统计数据资本化，也不喜欢英国的投资术，但是他们没有放弃通过量化方式度量一个国家的进步和繁荣的想法。富兰克林认为，“人口增长”为美国的进步提供了晴雨表。它表明了美国人不用为他人工作就能轻松养活一个家庭的能力是否得到了满足。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美国人如何在他们关于奴隶制的辩论中运用统计指标，就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他们是如何更全面地度量进步的。南方人宣称，有数据显示，北方黑人中聋哑、失明、痴傻、患有精神疾病、生活贫穷和身陷囹圄的人数比例是“1：6”，而这一比例在南方仅为“1：154”；在费城每年每26个黑人就有一个死亡，但在查尔斯顿，这个比例仅是41:1。南方人特别热衷于利用北方精英们喜欢的改造协会、监狱和收容所，以及这些机构产生的统计数据抨击他们。作为回应，北方人反击说，道德统计数据之所以让南方看起来很好，是因为奴隶社会不需要收集这些数据。

到19世纪50年代时，为了将奴隶制度推翻或合法化，北方和南方精英阶层都经常关注财富和收入统计数据。然而，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美国人在争论财产所有权问题时，很少对进步进行定价。相反，像约翰·卡尔霍恩一样，他们更关注犯罪、教育、宗教、精神错乱、健康、贫困和卖淫等一系列“道德统计数据”。北方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新兴资产阶级引进、收集和传播了大部分道德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在杰克逊总统执政时期的美国广为流传。但是，这些数据迅速在中上阶层美国人、甚至在南方奴隶主中获得了认可，被当作度量进步和成功的标尺。

令美国人狂热的道德统计数据浪潮，源自老欧洲。因此，我们必须从大西洋彼岸入手，才能更好理解道德统计数据是如何形成的。随着自由个人主义逐渐取代旧秩序的等级制度，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借助社会统计数据解释不断变化的世界。与之前统治他们的贵族不同，这些自由精英们设想的不是一个等级森严、极少流动的封建社会，而是一个由众多自由个体组成的群体，这些个体可以通过统计学进行分类、加总，或者被作为不同社会团体或“人口群体”进行相互比较。道德统计数据让工人们看到“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和责任”，以此教育和约束他们。

如果说织布机是用来生产纺织品的，那么统计数据就是用来生产“好工人、好父亲、好服从者”的。它使得美国精英阶层发现数据可以弥补权力真空，而且可以成为监督和管理民众的工具。另一方面，道德统计数据既被用于教导公众接受和内化新兴资产阶级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又常常被创造出它们的北方改革家们用来消除疾病、消灭卖淫和改善生活条件。这些精英们焦躁不安地看到了等级秩序的崩溃。道德统计数据作为合法化的新控制手段，关注的是下层阶级的身体、精神和社会状况，而不是他们的货币化生产力。度量道德统计数据的基本单位是身体和思想，而不是金钱。

1880年6月19日，对圣路易斯市商人来说，是一个让其感到耻辱的日子。就在这一天，1880年的美国城市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了。这个河之城的杰出市民们惊恐地发现，这座美丽的城市人口增长开始停滞。不到一周的时间，他们的北部宿敌芝加哥市自夸地宣布它的人口已经超过了50万大关，使得圣路易斯的资产阶级又遭受了一次毁灭性的统计打击。他们对1880年人口普查结果的恐慌性反应源于他们的假设，即一个城市的人口增长直接影响其吸引资本的能力。正如他们所指出的那样，令人失望的人口普查结果将导致信贷受损、资本缩水、工业停滞和房地产贬值。

简而言之，计算人口与计算利润有什么关系呢？为了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回溯到近半个世纪前，研究美国历史上第一本全国性商业期刊《亨特商人杂志》的统计数据。当亨特1836年游览哈得孙河时，伊利运河的开通引发了美国东北部地区政治经济的巨变，数百万美元的长期资本开始向西流入革命性的新渠道，如西部银行股票、政府运河债券、信托基金型的农业抵押贷款和城市空间。对运河的投资也是对美国城市、工业和美国市场崛起下的赌注。运河和城市发展具有内在联系，运河促进了商业枢纽城市的崛起。新一代美国商人从投资运河债券转向了投资城市空间。

英国圈地运动的空间寻租逻辑最终开始占据美国海岸。繁荣的国际港口需要数量众多的搬运工、工人、职员、零售商、商人、水手、工匠、批发商和佣人。《亨特商人杂志》的撰稿人斯科特指出：“每次英国人口普查，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都在明显下降”，紧接着证明了美国已开始出现类似英国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向大城市聚集。以俄亥俄州为例，这个七叶树之州的人口在过去十年中总体上增长了62%，但是其中最大城市中心的人口增长了138%。而随着人口增长，人口只有350人的小城芝加哥的地块价格已经从1829年的33美元飞涨到1833年的10万美元。

房地产繁荣不仅增加了市场生产力，而且加剧了不平等，因为高房价很快就使得一些新城市移民无法拥有自有住房了。事实上，城市发展越快，就越不平等。1800年，40%的费城人拥有不动产。60年后，这一数字骤降至10%。作为资本主义土地投资诞生的西部年轻城市更加不平等。1848年，17个人拥有旧金山40%的土地。随着度量人口数据，“政治算术”回到了美国，度量经济增长也就顺其自然了。利用1840年人口普查新收集到的农业和工业数据，塔克计算分析了各州农场、工厂、森林、渔业、商铺和矿山的盈利能力，定价了不同州的人均生产率，比如马萨诸塞州的102美元。

19世纪50年代后期，统计指标再次被推到了关于奴隶制激烈争论的风口浪尖上，这场争论引发了美国国会历史上最长的一次众议院议长选举争端。这一事件源于一本名为《迫在眉睫的南方危机》的书。这本书通过资本积累、市场生产力、城市发展和工业制造数据，度量了南北地区的“进步和繁荣”。

1850年北方生产了价值351709703美元的农产品，而南方只产生了价值306927067美元的农产品。到19世纪50年代时，北方人将他们反对奴隶制的依据主要引用货币化产出数据。南方人当然明白这本书的威力，因此他们逮捕了本书经销商，甚至在阿肯色州绞死了三个持有这本书的人。

那么，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为什么经济增长数据能“控制国家”，而道德指标却不能？这是由于两个重大历史发展——资本化的铁路和资本化的奴隶向西部的扩张——触发了对进步的定价。尽管投资铁路和投资棉花种植园大不相同，但是它们产生了令人惊讶的相似量化观。向西流入铁路公司的资本极大地改变了北方精英看待(并量化)农民和城市劳动者的方式，同时，向西流入棉花种植园的资本也改变了南方精英看待(并量化)其奴隶的方式。在这两种情况下，新的社会关系正在形成，在这种关系中，美国人民从奴隶和自由民的划分中变成了资本商品，而社会也就看作一项投资。

经历19世纪中叶的棉花繁荣和西部奴隶制扩张之后，奴隶作为财产的概念发生变化，奴隶开始被资本化了。奴隶不再被作为父权制财产，为其所有者提供了共和美德、物质能力、家长式身份和财产独立，来被对待、组织和估值，而是更多地被视作可流动的生产性资产，可为其所有者提供源源不断的收入，可以在国内奴隶贸易中买卖。与英国圈地时代出现的现代土地财产制度相似，一个奴隶的价值变成了其未来收入流的函数。到50年代，奴隶已经成为一项梦幻投资，使得南方吸引更多资本。随着奴隶被定价、出售、投保、抵押、租赁和证券化，旧方式和旧社会关系迅速消失。

在北方，铁路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精英们定价和量化周围世界的方式。募资者认识到，为了说服东部和欧洲资本为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乘坐的铁路线提供资金，告诉他们某条铁路可以增进距他们数千英里远的社区的文明或道德水平是没用的。要想吸引资本，就必须使用反映成本和收益的金钱话语，并通过稳定的收益统计数据支持他们的观点。通过铁路公司的报告，美国人现在可以看到，1855年铁路将132598578磅小麦、9062243磅“杂物”、13347130磅生猪运入了芝加哥，并将195766120磅木材、22603980磅木瓦和7568672磅钢铁运出了城市。

1893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奥尔德里奇报告》发布了。这份长达658页的政府文件，在简介之后便是一系列无穷无尽的表格，逐一记载了1840年至1891年间美国社会中各种主要商品(包括劳动力)的价格波动情况。《奥尔德里奇报告》跨越50年的统计表格反映了美国政府从最初南北战争前分权的“法院和政党”体系向一个集权的庞大行政政府扩张的转变过程，这不仅是一项浩大的政府统计工作。它主要基于卡特尔和企业共同收集的价格数据，是专业技术官僚与资产阶级集团携手合作的产物。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完成了一项非常技术性的工作：为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定价。

对于那些想以货币方式度量进步的人来说，结果没有让他们失望。《奥尔德里奇报告》根据2561个“标准家庭”的家庭消费调查，构建了加权生活成本指数。报告称，美国人民的生活成本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下降了约5%，而工资则上涨了大约60%。这种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世界观没有忽视工人的福利，如果美国劳动者的工资购买到了更多商品，那么他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变好了。政府将消费与福利、工资与自由等同的做法，呼应了工厂车间内出现的社会关系——在工厂车间内，雇主教育工人们不应关注自己做什么，而应关注自己赚了多少钱。

《报告》隐含的另一个假设，是在劳动者和资本之间构建了一个思想藩篱。通过仔细研读《报告》中的数百张工资表，人们可以获得大量关于劳动力成本的信息，但几乎没有关于利润的信息。这就引出了《报告》背后的另一个基本假设，即将劳动者抽象为一个工业生产要素。正如成本核算技术可以通过密切监测机械化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品价格，帮助制造商降低成本一样，生活成本数据也可以通过密切监测人类生存过程中的投入品价格（比如卡路里摄入量）降低生活成本。《报告》同时向美国商人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最终他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指数化的总平均价格）。

然而，那些根深蒂固、持有美国早期私有生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人并不买账。这些人不愿意通过比较劳动力与消费品价格来度量进步，而是竭力衡量不平等、剥削、债务、租赁、房屋所有权、独立性、谋取暴利、闲暇时间、社会流动性、权力、贫困，甚至亨利·乔治的所谓非生产性“租金”的概念。他们一起游说要求建立了州劳工统计局。马萨诸塞州劳工统计局揭露了，林肯在1854年时宣布的“我们中间没有终身雇佣劳动者”的说法，在1870年完全站不住脚。工人们通过劳工局推动八小时工作制，妇女们通过劳工局推动女性福利与同工同酬，农民联盟也侧重一系列不同的指标。

“一个8磅重的婴儿在出生时的价值是每磅362美元，这是一个孩子作为潜在财富生产者的价值。假定他可以活到正常寿命，除去养育他及成人后维持生存的成本，他能额外生产出价值2900多美元的财富。上述关于收入能力的数据是由政治经济学教授欧文·费雪给出的。”1910年1月30日《纽约时报》上一篇长文的开篇这样写道，这篇文章的题目为“婴儿作为国家资产的价值：去年的产量总价值约为69.6亿美元”。费雪被约瑟夫·熊彼特称赞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教导美国人民：如果要争论进步的性质或某项改革是否值当，他们就必须先对其进行定价。

费雪非常乐于使用价格统计来证明其无数改革计划的可行性。比如他认为戒酒能“提高经济效率”，每年可为美国社会节省20亿美元；他也认为，放弃对“精神紊乱及失智人群”的治疗可以为公共医疗保险每年节省高达30亿美元，进行这些治疗仅为美国经济带来8500万美元的价值。他也是美国优生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在他担任主席期间，学会将价格数据作为宣传口号。在一个优生学“展会”上，闪烁的灯光旁边会有一个标志告诉围观者：“这个灯每15秒闪烁一次。每15秒就要耗费你们100美元用于照顾有遗传疾病的人，例如精神紊乱、失智低能、犯罪及有其他缺陷的人。”

由于资本流入铁路、房地产、工厂以及其他渠道，致使对进步的定价在19世纪下半叶蓬勃兴起，到进步时代时已达到了全盛。费雪认为，虽然人不仅仅是一台赚钱机器，但只有将人视为一台赚钱机器，他才能创造出那种市场导向的统计数据，以此说服制定政策的美国精英积极支持联邦监管、社会改革以及刚刚萌芽的福利国家。

如果你想帮助身处公司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民，那你将不得不对他们及其取得的进步进行定价。因为美国人从不打算“清点”那些“不纳税的印第安人”的社会存在，印第安人被缓慢淡出和边缘化，没有对任何人均财富统计数据或人力资本计算产生公认的改变。

虽然普通美国劳动者，无论是劳工还是农民，都对这种计算持怀疑态度，并且对这种货币化的狂热另有看法。但是费雪为了持进步主义价值观的精英们讲了一个新的“新古典主义”故事。他关于边际效用的解释如下：假设一个家庭主妇购买了10磅糖，每磅10美分。当结束讨价还价时，她会大致估计最后一磅糖或第十磅糖的价格是合算的。如果她没有在买第五磅糖的时候停下来，那是因为第六磅糖给她带来的效用高于她花费的10美分。在费雪的模型中，不存在像权力这种一个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个人的社会关系。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费雪的经济理论中没有社会关系、阶级、权力或文化的概念。只有同质和自主的个体徜徉在无关历史的空间中，当他们根据已有的效用偏好理智地计算出应购买多少磅糖时，他们自愿地与其他自主个体达成契约性且互利的交易协议。在费雪的叙述中，人和社会开始无限趋同于他的衡量单位——货币。

货币是终极的均质器和校平机。交换价值压平了生活中所有的山丘和山谷，将它们全部转化为可衡量的计算单元。通过将市场价格与主观价值等同起来，费雪创造了一种实用主义逻辑，使得资本主义现状合法化了：如果某家公司在赚大钱，那一定是因为它增加了社会的效用。

根据这种思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经济学家们在计算国民收入这一过程中，显然更多地将国家视为创造收入的资本投资，而非公民的民主社会。于是，1920，类似GDP的统计报告横空出世。报告宣称，美国的国民收入从1909年的2880万美元增长到了1918年的610亿美元，同时，考虑了战争引发的通货膨胀因素，美国人均收入从333美元上升到372美元，在这个指标上“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表现得更好”。该报告在结论中巧妙地将工薪劳动者与受薪管理层放在一起，这种结合使得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能够宣称雇员们获得了公司收入的70%左右，而资本只获得了30%。

财富的统计数据很快就对美国人有关自己及其国家的观念产生了影响。1925年《纽约时报》一篇题为“山姆大叔计算他的惊人财富”的庆祝性文章，引用了基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人口普查数据，宣称“山姆大叔是国家中的富豪”。文章将美国的“身价”标记为320803862000美元，提出这一数字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物质财富积累”，远远超过了法国的价值670亿美元和德国的价值350亿美元”。这篇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文章将民族国家的价值进行了比较，就好像他们是福特T型车或佛罗里达的房地产一样，反映出定价进步和增长信条的霸权正逐渐兴起。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许多美国人不仅将自己视为一项投资，而且将自己的国家也视为一项投资。要证明这一现象，没有比亿万富商唐纳德·特朗普前所未有的选举更好的例子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均将唐纳德·特朗普称为“美国的首席执行官”。他上台后将美国视同为一家企业，声称他可以依照他做投资的方式经营这个国家。特朗普将美国视为一项投资是他获胜的关键之一。

当《大西洋报》的一名记者恳请2015年给特朗普的选民写信解释他们为什么支持他时，很多人的回应都像特朗普那样，将美国描述为一个企业。特朗普的一个支持者写道：“他已经成功领导了每年收入200亿美元的家族企业，雇用了2万多人。”“他在管理资金、减少债务和最大化财富方面有着良好记录，这些可以被直接用到领导我们的国家摆脱金融危机上。

来源：金钱猎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