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在奇幻与现实之间写尽世情人心

摘要：一座爆火的城市中部，有一处安静的院落，三五成群的游人徜徉其间亦不显喧闹。城市烟火流动，小院竹木扶疏，平日里，太多人忙于生计行色匆匆从闹市经过，也有人心思沉郁在历史中默默穿行。触摸一座城市的温度，也是叩问人心的明暗，一曲《罗刹海市》，让无数光影穿越时空，散落在时

蒲松龄纪念馆拙园

一座爆火的城市中部，有一处安静的院落，三五成群的游人徜徉其间亦不显喧闹。城市烟火流动，小院竹木扶疏，平日里，太多人忙于生计行色匆匆从闹市经过，也有人心思沉郁在历史中默默穿行。触摸一座城市的温度，也是叩问人心的明暗，一曲《罗刹海市》，让无数光影穿越时空，散落在时代深处的情绪被倏然唤醒，如聊斋园繁茂的草木、盛夏晚风拂过的泠泠柳泉。有些人和物，就这样缓慢凝结成一个时代的符号，在长夜星河熠熠生辉。

这座静卧于山东淄川蒲家庄的古朴院落，见证了清代文学大家一生的跌宕起伏，也孕育出了一个充满鬼狐精魅的文学世界。“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数百年前那位瘦削的老秀才依稀浮现，在庭院一隅展纸挥毫，用饱蘸孤愤的笔墨，写下俗世的离合悲欢。纸页间游走的不是耽于传奇的自我沉溺，而是以狐鬼为镜照见世相的人间清醒。

他，就是蒲松龄。

一部《聊斋志异》，把仙妖精怪化作笔底风云，折射清初社会的众生世态。而蒲松龄其人，更是以曲折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心灵世界，为那些奇幻故事注入了丰沛的精神内涵。蒲松龄少年聪慧，后来却屡试不第，身居陋室而发愤著书，终以惊才绝艳的《聊斋志异》，成就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小说开创了“志怪”与“世情”相融的诗性美学与生命哲学，鲁迅誉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其文学史价值不仅在于突破传统志怪小说的猎奇框架，以传奇笔法揭露社会积弊、礼教压迫与人性幽微，还在于跨文化传播中对西方文学的影响，这确立了蒲松龄世界短篇小说大师的经典作家地位。

蒲松龄雕像

一

康熙十八年（1679年），《聊斋志异》书稿初成，彼时蒲松龄已是不惑之年，屡考屡败的阴霾如冬夜寒风挤满草屋，却并未磨蚀其轻盈柔韧的感知力。我常常想，人到中年，蒲松龄有没有过深刻的自我认同危机？科举就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他，他无力穿越也无法摆脱，寒夜无眠，应该也有过深深的挫败感吧？就像我们，总会有一些时候，书斋、清茶或一支笔，可暂时躲避市声汹涌，却不得不面对不断袭来的虚无与倦怠。

蒲氏自谓“异史氏”，以“聊斋”署稿，意为“聊以自娱的斋舍”。然而正是这间陋室，思接千载，容纳鲜活的万千世情；视通万里，承载沉重的现实关怀；淬炼成蝶，化作中国小说史上一座诗意恣肆的文学殿堂。

蒲松龄出生于山东淄川一个逐渐式微的书香家庭，19岁即在县、道、府三级童试中连获第一，取得秀才资格，也算早慧。然而，似乎好运用尽，此后他的科举之途变得极为坎坷，先后10次参加举人乡试，均落第而归。一个满腹才华的寒门书生，就此长年困顿于科举功名的门外。科场失意并没有磨灭他的才情，反而滋养出一个别开生面的文学世界。正如他在《阿宝》篇中感叹：“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盖因对著书近乎痴迷的执着，终换得文章的巧夺天工。

一生未能跻身仕途高位的蒲松龄，曾以塾师、幕僚等身份艰难谋生。白天，他在私塾教授孩童，旁征博引典籍诗书；入夜，他挑灯伏案，潜心撰写那些“奇说异事”。这种文化身份的错位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取向，一面是怀才不遇的儒生，饱读诗书却报国无门；另一面是潜心著书的“异史”，不拘泥于正统而转录鬼狐仙妖的野闻。亲历明清鼎革时代巨变，饱受科举取士沉疴之苦，洞察民间世情悲欢冷暖，蒲松龄笔下的故事既有士子书卷气息，又遍染市井烟火味道；时而文人雅谑，时而底层悲悯；既怀抱传统士人的道义关怀，又兼具贴近草根的披肝沥胆。可以说，没有蒲松龄复杂的身份背景和坎坷生平，就不会有《聊斋志异》想象之奇绝、笔墨之锋锐、色彩之斑斓。

蒲松龄自谓“孤愤著书”，即以个人郁结不平之气书写成文。他的一腔孤愤，源自对现实的不满和难以伸张抱负的无奈，转而汲取民间智慧和幻想来冲破现实藩篱。鬼怪传说、风俗逸闻，经他加工润色，化为栩栩如生的小说篇章。这位落第秀才以一生孤寂，聚拢底层社会的喧哗众声；寒夜寂寥，他目色邈远倾听的是民间的疾苦与不平。

《聊斋志异》手稿本辽宁省图书馆藏

时间如细沙，转眼间，我客居淄博已逾二十载。这二十年来，不记得去过多少次蒲松龄纪念馆了。有时是参加活动，关于聊斋学、蒲松龄研究的学术会议或文学活动。印象比较深的是，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的评奖与颁奖，陈忠实、贾平凹、莫言、苏童等作家都得过这个奖。第三届颁奖是在2012年深冬，获奖的韩少功、迟子建、毕飞宇、李浩、付秀莹、艾玛、阿乙、蒋一谈应约前来，当时还举办了一场短篇小说创作论坛，很多颇有影响力的学者与作家对话热烈。大家一起参观蒲松龄纪念馆，聊短篇小说，聊文学。如今忆及昔年场景，仿若已过数十载。写作这篇文章时，又去中国作家网翻看了一下当时的照片，那时候都好年轻啊，这些年心境终究是有些沧桑了，在课堂上讲到蒲松龄和《聊斋志异》，偶尔会思绪游离，出神好久。

在岁月的长河里，有些东西被各种浪潮反复冲刷，磨去尖锐的外在，内里的力量反而愈发从容和厚重。于我而言，就像方岩在《时间是一切事物的后记》自序中写到的，“发现和确认自己与这个世界之间的距离感与时间差，大概是我这几年最重要的收获”。这句话引起我内心巨大的共鸣，甚至从他对孝阳的回忆里，我看到了自己内心灼痛的泪水。安静地停留在历史的某一个非常脆弱的节点上，或者将一本书卷起来把自己的情绪包裹进去，这种状态似乎愈来愈经常了。

去蒲松龄纪念馆，更多的时候是陪作家朋友，省内的、外省的，成名的、刚开始写作的。去得多了，见过小院里那棵石榴树从开花到果实成熟的每一种形态，四季更迭风雨琳琅，作为雕像的蒲松龄的坐姿和表情始终如一。来来去去的作家们在看蒲松龄，我则在看作家，猜测他们面对这座无声的塑像时，内心都想到了什么。是感慨一个穷困潦倒的老秀才最终赢得身后名，还是在蒲老的目光中坚定文学理想稳步前行？我其实是无从了解的，也没有在与不同作家的访谈里问过这个话题。因为，回忆每次站在那里的自己，似乎眼里只有石榴树、一角屋檐，或雾霾或瓦蓝的天空，脑子里什么也没想。

偶尔也有对蒲松龄感兴趣的亲友来淄博，要求去看看聊斋园的狐狸。只要有时间，我也都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歌曲《罗刹海市》火了以后，蒲家庄有段时间人潮如织，蒲松龄纪念馆人满为患，一眼望去，都是举着手机来打卡的游客。和同事闲聊说起，是不是可以去做一点儿关于《聊斋志异》的讲座，让打卡的游客深入了解一下蒲松龄？同事说，人太多了，安静读书和网红打卡就不是一个事。想想也就作罢了。此后，每次听到街边或身畔传来刀郎那充满故事感的沙哑嗓音，那个“你想了解蒲松龄吗”的念头就不由得再次浮现出来。

三

让我们穿越回三百多年前，来看看这个倒霉的书生和他的枕棺之书吧。

月下聊斋

近年来，小说读得越来越少，我更喜欢学者随笔，或是一些笔记小说，在那些看起来松弛的文字里，舒展一下自己日渐僵硬的灵魂。中国短篇小说可上溯《搜神记》《世说新语》，前者述神怪，后者记清谈，均以“异”延衍价值观的空隙。唐人传奇则在笔记框架内注入人物塑造，完成“情节”与“人性”两大要素嵌合，把文言短篇小说发展出情节曲折、文采斐然的艺术典范。至明代，冯梦龙、凌濛初“三言二拍”等话本小说又融入市俗趣味，丰富了短篇故事题材，将话本口语化推向巅峰。而蒲松龄继承并改写的，正是这条“从士大夫到市井”的双向通道——《聊斋志异》因而成为一座承前启后的里程碑。

《聊斋志异》全书491篇故事，多取材于鬼狐精魅等超自然题材，但行文结构和人物刻画上，却有着唐传奇般的细腻柔韧。长短相宜，韵致精妙。有的悬念铺陈、波澜迭起，有的委婉含蓄、寄托遥深。这种体裁上的融合与创新，是蒲松龄对中国短篇小说传统的一大贡献。

古老的志怪形式摆脱了简单记录奇闻的粗陋，进而呈现出精致的文学性和复杂的人情深度。聂小倩、婴宁、莲香、红玉、阿绣、小翠等鬼狐形象各具性情，或纯真痴情，或诡谲善变，甚至比现实中的凡人更富有人性魅力和道德力量。这种人格化的妖鬼形象，大大丰富了中国短篇小说的人物画廊。此外，蒲松龄善于在故事中融入诗意与议论，取法《史记》“太史公曰”，为部分篇章附“异史氏曰”点评，以第一人称直抒胸臆，发孤愤之言。这种亦真亦幻、亦叙亦评的写作手法，为后世小说创作提供了宝贵范例。清代文坛名士王士祯读罢《聊斋志异》，叹其趣味超凡，特题诗云：“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寥寥数语生动道出了蒲松龄小说的独特魅力，真的是神异之笔写尽世态人心，鬼魂之声道出人间真味。

《聊斋志异》继承了自古以来志怪传奇“载道寓言”的使命，又在清代将这一传统推向高峰，此后，深受其影响的作品相继问世，如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袁枚《子不语》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蒲松龄开创的风格。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阅微草堂笔记》有很高的评价：“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可以说，没有《聊斋志异》，中国古典短篇小说或许很难如此精彩地走完最后一程，并将余晖投射到近现代乃至当代。

四

文学，到底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是看见最低处的生存，还是理解最高处的存在？中国人自古怀有一种独特的“文学愿望”，即渴望借助虚构的故事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公平正义的希冀，甚至对现实不平的抗议。这种文学愿望往往与真实的人心世情形成张力：一方面，人们希望在故事中实现内心的情感满足和价值伸张；另一方面，现实的冷峻又常常与这种愿望背道而驰。而志怪小说，恰恰提供了调和这种张力的可能。志怪之“怪”，在于其超越现实的幻想性质；而之所以为“志”，又常与社会人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蒲松龄深谙此道，他让幻想成为照进现实的镜子，以鬼狐精怪作为现世隐喻，提供的并非单纯的乌托邦式安慰，在美好愿望与真实困境之间，他为我们留下了足够开阔的思索空间。

雪中蒲松龄纪念馆一隅

“人鬼情未了”书写的是人类对真情的不懈追求。鬼狐之所以频频爱上书生，深层原因在于，现实社会中，门第、贫富、礼教往往横亘在有情人之间，才子佳人的美满姻缘可遇而不可求。而在蒲松龄的幻想世界里，这些障碍不复存在，这种跨越生死的爱情，寄托了打破世俗藩篱、拥有真情的渴望。然而，这些故事多半也以惆怅收尾，或是鬼魂终需归去、生死有别，或是人鬼虽成眷属却隐居山林，不为世俗所容。这种“得而复失”或“美中不足”，既保持了故事的悲剧余韵，也暗示了幻想毕竟无法真的替代现实。

志怪小说因此成为寄托幻想与针砭现实的独特载体。《聊斋志异》中，我们既能看到满足读者心理期待的一面：恶人终于遭报应，冤魂获得昭雪，痴男怨女终成眷属；同时也能感受到清醒的现实批判——贪官污吏依旧横行，科举如梦一场，好人往往命途多舛。这种张力使作品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读者跟随神奇的想象畅游仙境鬼域，获得情感慰藉，同时又不得不直面那些投射于幻想背后的真实社会问题。蒲松龄巧妙地“借异讽世”，规避了直接批评现实的风险，又能达到犀利入骨的效果。情感想象创造了超越现实的视角，文学得以承载最美好的希冀；现实关怀则赋予这些幻想以发达的根系，使之不会被时间轻易地连根拔起。

五

现实世界并不提供局外人幻境，让我们有机会以他者视角审视自己的人生。《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不断拆解世界，反复修复自我，这个过程和西西弗推石头上山有着同样的疲惫和执着。无论技术如何改造世界，文学与信仰依旧贴得很近地彼此召唤着。

蒲松龄在中国文化长河中的位置是独特而重要的。他既是古典文学最后的高峰之一，又为文学走向现代积蓄了养分。《聊斋志异》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古典小说唯一留存手稿的作品，其半部清稿本至今珍藏于辽宁省图书馆，被奉为镇馆之宝。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象征着古典文学传统在蒲松龄笔下的总结与定格。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莫言，多次提及自己是蒲老的传人，深受《聊斋志异》影响，从小听着类似的民间故事长大，成年后又从中悟到许多创作的道理。可见，蒲松龄不仅属于他的时代，也属于此后的每一个时代。他用奇幻描绘人性，用寓言书写现实，从晚清的谴责小说到当代的魔幻现实主义，都能听到聊斋精神的清晰回响。

蒲松龄生于淄川，莫言长于高密，两个城市相距不远。说起高密，历史名人众多。苏轼在密州任上，曾写下《江城子·密州出猎》，渴望报效朝廷的慷慨意气跃然纸上。不过，日常中的苏轼也喜听人讲鬼故事，坊间的诸多奇谈怪论颇得他欢心，常教人姑妄言之，他则姑妄听之。苏轼称得上千古风流人物，蒲松龄亦非凡人，原来有趣的灵魂都是相似的。

纸墨泛黄，文化光泽依然温润可感。从康熙年间一介穷儒笔耕乡野，到三百多年后改编成影视、游戏风靡大众，蒲松龄和他的聊斋传奇已超越地域与时代。以鬼狐之笔，写人世之道；怀悲悯之心，寄凌云之想；写尽了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拓展了文学表现力的边界。蒲松龄其人其文，体现的正是中华文脉源远流长的生命力。翻开《聊斋志异》，那些鬼狐精怪仍在耳畔低语，而蒲松龄的身影，亦踽踽独行于字里行间，向后世静静凝视。正如那扇聊斋故居的古旧大门永远向访客敞开，蒲松龄以其精微笔墨，为我们铺就了一条洞悉人情世事的长路。

六

课堂上，与学生分享过《牡丹亭》中那段“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并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可能互联网一代的年轻人很少相信古典的爱情了。那些轻盈灵动的狐鬼恋情，对于沉重的现实人生来说，终于被还原为浪漫的神话。月下花丛里会飞的羽翼，渐渐湮没的心动瞬间，我们依然会问自己，是否有力气克服疏离和淡漠？今人不必叹惋蒲松龄“功名不第”，也无须把《聊斋志异》视作怪力乱神，蒲松龄以狐火微光，映照了一个时代最深的欲望与恐惧，又以简洁精妙的短篇形制，为中国小说未来三百年指出一条“以小显大、以异见常”的道路。

数智时代，“志怪”或许不再拘泥于异狐巫魅，而是大数据幻影、元宇宙投影与人机合体。然而，蒲松龄让我们明白，唯有洞察人世的“隐痛”与“希冀”，才能让文学在骤然点亮人心之际，投下长长的思索余晖。文学的使命，便是以奇崛的想象，对准真实的伤口；以温柔的同情，守住凛然的抗议。

狐魅花影间，蒲松龄的俯察与深情，才是《聊斋志异》三百年余韵绵长的真正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