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00 年，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意外打开，数万卷文书重见天日。其中一份特殊的契约 —— 晚唐女子李巧巧的离婚协议书，震惊了世人。协议中，这位掌管丝绸店铺的粟特商人之妻，不仅主动提出离婚，还要求丈夫归还嫁妆、支付三年生活费，并明确子女抚养权。更令人称奇的是，协
1900 年，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意外打开，数万卷文书重见天日。其中一份特殊的契约 —— 晚唐女子李巧巧的离婚协议书，震惊了世人。协议中，这位掌管丝绸店铺的粟特商人之妻，不仅主动提出离婚，还要求丈夫归还嫁妆、支付三年生活费，并明确子女抚养权。更令人称奇的是，协议由当地比丘尼见证签署，结尾那句 “愿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眉，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展现出千年之前女性对婚姻自主权的大胆追求。
这并非孤例。《唐律疏议》规定，夫妻 “不相安谐” 即可协议离婚，女性再嫁不受法律限制。太平公主两度离婚再嫁，安乐公主甚至公开与情人同居，而唐玄宗之女鄎国公主改嫁时，皇帝亲自为其主持婚礼。唐代女性的婚姻自由度，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堪称异类。
唐代婚姻制度的开放性，首先体现在法律层面的突破性规定。《唐律・户婚》明确：“子女未征得家长同意，已建立婚姻关系的，法律予以认可”。这意味着青年男女私定终身在唐代具有法律效力，只有未成年且违背尊长意愿的情况才属违法。
在离婚方面，唐代首创 “和离” 制度，允许夫妻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敦煌出土的多份 “放妻书” 显示，离婚协议需列明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条款，甚至包含对女性再嫁的保障。法律还规定，若妻子无 “七出” 之状或符合 “三不去” 条件（曾为公婆守孝三年、娶时贫贱后富贵、无家可归），丈夫擅自休妻将被处以一年有期徒刑。
相比之下，汉代《白虎通义》规定妻子即使遭遇丈夫恶行也不得主动离婚，而宋代以后理学兴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的观念更将女性禁锢在婚姻牢笼中。唐代法律对女性权益的保护，为婚姻自由提供了坚实保障。
唐代社会风气的开放，为女性婚恋自由提供了土壤。贵族家庭中，女性甚至拥有选婿的主动权。宰相李林甫在府邸设 “选婿窗”，让六位待嫁女儿躲在窗后观察来访士子，看中者即可婚配。这种 “自主择婿” 的做法，在当时被许多大户人家效仿。
民间婚恋同样充满活力。《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郭子仪之孙郭元振与宰相张嘉贞联姻时，通过 “牵红丝” 的方式从五位千金中选中第三女，成就一段佳话。这种浪漫的择偶方式，反映出唐代青年男女对爱情的大胆追求。
唐代女性的家庭地位之高，甚至催生了 “吃醋” 这一典故。房玄龄之妻卢氏因嫉妒唐太宗赏赐的美人，以 “宁妒而死” 的刚烈态度喝下 “毒酒”（实为醋），最终迫使唐太宗收回成命。这种 “妻管严” 现象，侧面印证了女性在婚姻中的话语权。
尽管唐代婚姻整体开放，但不同阶层女性的自由度存在显著差异。士族门阀早期仍固守门第观念，山东五姓（崔、卢、李、郑、王）长期实行内部通婚，甚至通过 “卖婚” 索取高额 “陪门财”。唐高宗曾下诏禁止此类行为，称其 “有如贩鬻”，但收效甚微。
中唐以后，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士族婚姻逐渐转向重才学。宪宗为女儿选驸马时，要求 “选公卿、大夫子弟及文雅可居清贯者”，宣宗更坚持为万寿公主挑选进士出身的夫婿。这种转变在士族墓志中亦有体现，如李夫人家族从 “固守五姓婚姻” 到 “重人才” 的变化。
平民女性的婚姻则更多受经济因素影响。敦煌文书显示，普通百姓的婚姻常以 “聘财” 为核心，若男方悔婚不得追回聘礼，女方悔婚则需杖责。但即便如此，平民女性仍有一定自主权。《旧唐书・列女传》记载，夏碎金因父亲失明而主动提出离婚，回家奉养双亲，得到社会认可。
唐代女性的自由恋爱并非传说。元稹的《莺莺传》虽为小说，却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张生与崔莺莺在普救寺相遇后，通过红娘传诗递柬，最终私定终身。这种 “才子佳人” 的恋爱模式，在唐代传奇中屡见不鲜。
更令人惊叹的是宋氏五姐妹的故事。唐德宗时期，河北清河宋廷棻之女若莘、若昭等五人，因才华横溢被征召入宫，成为皇帝的智囊团。她们终身未嫁，以学识打破 “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桎梏，甚至创办 “女子学院” 教导公主。这种主动选择不婚的 “剩女”，在唐代并非孤例。
宗教场所也为自由恋爱提供了契机。《太平广记》记载，裴玄静嫁人仅一个月，便以 “神不许嫁” 为由离婚，投身修道。佛道盛行的唐代，女性以宗教为借口追求自由的案例并不少见。
与宋代相比，唐代婚姻的开放程度堪称 “异类”。宋代理学兴起后，“存天理，灭人欲” 的观念渗透到社会各层面。《宋刑统》虽继承唐代 “和离” 制度，但实际执行中女性提出离婚困难重重。朱熹甚至主张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寡妇再嫁受到严厉谴责。
唐代女性的财产权也远高于宋代。《唐律》规定，女性嫁妆属个人财产，离婚或再嫁时可全部带走。而宋代女性虽可继承部分财产，但份额有限，且受家族制约。这种差异在皇室婚姻中尤为明显：唐代公主再嫁 23 人、三嫁 4 人，而宋代公主再嫁者寥寥无几。
唐代女性婚姻自由度的空前开放，是多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胡汉融合带来的游牧文化冲击，打破了中原传统礼教的束缚；佛道思想的盛行，为女性提供了精神寄托和社会参与的渠道；科举制的发展，削弱了门阀士族的影响力，使婚姻从 “门第联姻” 转向 “才学联姻”。
然而，这种开放并非绝对。女性的自由仍受制于父权制度，法律虽允许和离，但实际执行中男性主导权依然存在。宋氏五姐妹的抗婚、李巧巧的主动离婚，更多是特例而非普遍现象。但即便如此，唐代女性在婚姻中展现出的自主意识和勇气，仍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参照。
来源：酥糖去探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