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她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老家檐下的雨水冲刷出的沟壑，眼神却依然如当年那般犀利。

＂你是不是还恨着我呢？＂大姑姐拄着拐杖，站在我家门口，声音微微发颤。

她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老家檐下的雨水冲刷出的沟壑，眼神却依然如当年那般犀利。

我愣在门口，恍惚间，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夏天，那个我满怀希望去借三百块的下午。

1986年，我从技校毕业，在县城砖瓦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

三十六块钱的基本工资加上十二块的浮动，每月到手四十八块，在那个＂万元户＂还是报纸头条的年代，已经是让人羡慕的＂铁饭碗＂。

我和妻子小芳省吃俭用，馒头就咸菜，偶尔加个鸡蛋，两年下来，竟也攒了一万二千多块钱，准备在县城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从小，我跟着父母住在乡下的土坯房里，冬天透风，夏天漏雨，下雨天满屋子都是盆盆罐罐接雨水。

我爹是生产队里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常年起早贪黑，脸上的皱纹里镶满了黑土地的颜色。

母亲身体一直不好，总是咳嗽，家里还有两个妹妹要养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而大姑姐比我大十岁，早早嫁到了县城，丈夫王大山在供销社上班，吃的是商品粮，穿的是的确良，日子过得比我们村里人滋润多了。

记得那年春节，我骑着凤凰牌二八自行车回老家，车后座绑了两条中华烟和一瓶汾酒给父亲，那可是从师傅那求来的关系票换的好东西。

推开院门，就看见爹在院子里弯腰劈柴，那木头像是结了冰，劈一下刚崩出个口子，身子骨还硬朗，可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不少，一阵寒风吹过，我看见他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脖子。

＂儿啊，回来了！＂爹放下斧头，擦了把额头的汗，眼睛里满是欣慰。

＂爹，您歇着，我来。＂我脱下棉袄挂在院子的歪脖子树上，接过斧头，三两下就把那硬邦邦的柴给劈开了。

屋里，娘和两个妹妹围在炕桌前包饺子，大妹十七，小妹才十五，都是清秀的模样。

看见我回来，娘眼里闪着泪光：＂儿子，瘦了。＂

＂厂里伙食好着呢，分肉票都用不完，您就别瞎操心了。＂我从挎包里掏出给娘买的围巾，是纺织厂刚出的新花色，又给两个妹妹各买了一双毛线手套，是县百货商店柜台里的新款。

晚上，一家人围坐在热炕头上吃饺子，炕边的煤油灯发出昏黄的光。

爹抿了两口酒，脸色红润，身子挨着热乎乎的炕墙，满足地唠起了家常。

＂你大姑姐家要买新房子了，单位分的，才五千多块钱，比市场价便宜多啦。＂爹说这话时，眼里透着羡慕。

＂是啊，你大姑夫在供销社，人家有门路，不像咱老百姓，攒一辈子也买不起县城的楼房。＂娘接着说，＂她让咱们家凑一点钱给她，手头紧。＂

我嚼着饺子，心里有点发堵，问道：＂要凑多少？＂

＂你大姑姐说，能凑多少算多少，房子要一万多呢，她爱人工资又低。＂爹说着，叹了口气。

看着爹期待的眼神，娘欲言又止的样子，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大姑姐给我带县城里的麦芽糖，在学校受了委屈她替我出头的情景，心一横：＂爹，我给大姑姐一万块钱吧。＂

这话一出，屋里静得只剩下墙角的老挂钟＂滴答滴答＂的响声。

爹筷子一顿，眼睛湿润了：＂儿子，你有这心意就行，一万太多了，你自己还要娶媳妇盖房子呢...＂

＂爹，没事，我和小芳这些年总攒了些，再说大姑姐从小疼我，我也该回报她一回。＂我故作轻松地说。

其实，这一万块钱，几乎是我和小芳两年来的全部积蓄。

我们本打算用这笔钱付首付，买一套县城正在开发的单元房。

现在给了大姑姐，意味着我们的安家计划要往后推至少两年。

县城的冬夜，寒风刺骨。

回到县城，我把这事告诉了小芳。

她坐在煤球炉旁，手里正补着我的袜子，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针线穿梭的声音在小屋里格外清晰。

＂你做的对，家里人有难处，咱们能帮就帮吧。＂小芳终于开口，黑白电视里正播着《西游记》，她的侧脸在闪烁的光影中显得格外温柔。

小芳是个实诚人，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

她在县纺织厂做细纱女工，比我小两岁，性格温和，为人体贴。

结婚那天，她穿着红色的确良旗袍，头上别着厂里姐妹们凑钱给她买的塑料珍珠发卡，脸蛋红扑扑的，像极了年画上的新娘子。

婚后，我们租住在厂里分配的平房里，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夫妻二人虽然日子清苦，但过得踏实。

第二天，我骑车来到建设银行，从活期储蓄账户里取出一万块钱，装在一个大红纸信封里，送到了大姑姐家。

当时大姑姐家住在供销社的老旧单位宿舍里，一梯两户，两室一厅，比我们的单间宿舍强多了，家具都是统一配发的老式柜子和桌椅，但收拾得干干净净。

大姑姐看到这么多钱，惊讶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两手捧着信封，手都有点抖：＂小六，这...这也太多了吧？＂

＂大姑姐，你从小疼我，现在你需要钱买房子，我有这个能力就应该帮你。＂我搓着手，窗外的寒风刮得窗户＂吱吱＂作响。

大姑姐眼眶红了，拉着我的手，手心粗糙干燥：＂好孩子，姐记住你的好，等姐有钱了，一定会还你的。＂

大姑夫当时不在家，据说去县外参加业务培训了。

我没多待，喝了杯热茶就走了。

心里想着，大姑姐一家有了新房子，以后过年回老家，父母肯定也跟着脸上有光，我这个做侄子的也算尽了一份心意。

就这样，我和小芳的购房计划被迫搁置了下来。

我们继续住在厂里分配的集体宿舍里，那是一排上世纪六十年代盖的赫鲁晓夫式平房，每间不足十平米，厨房和卫生间都在走廊尽头，是公共的。

每天早上五点多，小芳就得起床，顶着星星去排队上厕所，然后烧水做饭，赶七点半的厂车去纺织厂上班。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窗台上，小芳种的几盆太阳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集体宿舍墙壁薄，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钻心，每到阴雨天，墙角总会渗出水来。

1989年春天，小芳怀孕了。

我们的小屋显得更加拥挤，一张床，一个小桌子，一个衣柜，几乎就占满了全部空间。

那年冬天格外冷，北风呼啸，从窗户的缝隙灌进来，小芳怀着六个月的身孕，晚上盖着两床棉被还直打哆嗦。

一天晚上，小芳突然坐起来，摸着隆起的肚子说：＂六子，等孩子出生了，咱们还是回老家住吧，县城的房子咱们短时间攒不够钱。＂

我坐起身，看着她在月光下憔悴的脸，坚定地摇摇头：＂不行，孩子要上学，老家太偏僻了，没有好学校。＂

＂再说，老家到厂里得四十多里地，我们上班咋办？＂我轻轻抚摸着她的肚子，＂等等吧，总会有办法的。＂

＂那...那我爹娘说，能给咱们三千块钱添置家具，要不咱们问问大姑姐，她家的新房子住了多久了，能不能还咱们一部分钱，先凑个首付？＂小芳小心翼翼地提议。

我沉默了，隔壁传来收音机里播放的《东方红》乐曲，有点沙哑，但依然激昂。

＂算了，人家日子也不容易，咱们再等等，有可能厂里会分房。＂我轻声安慰她，心里却没底。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厂里的宣传栏贴出公告，因为我工作表现突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厂里要奖励我一套四十平米的单元房，只需交三千元购房款。

＂真的？！＂小芳捂着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即搂住我的脖子，喜极而泣，＂老天有眼啊！六子，咱们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骑自行车，到二十里外的信用社取钱。

当时，我们账户里只有两千七百块钱，还差三百块。

掰着手指头算了又算，实在凑不够。

公交车上，我想起大姑姐家已经搬进新房有三年了，想必日子过得不错，或许她能借我三百块周转一下。

大姑姐的新房在县城最繁华的街道，一栋由苏联专家设计的五层楼房，灰白色的外墙，方方正正的窗户，每到春天，楼前的法国梧桐抽出嫩绿的新芽，显得格外气派。

他们家住在三楼，我爬上楼梯，在门口整理了一下衣服，这是我第一次来大姑姐的新家。

门铃响了两声，大姑姐打开门，满脸惊喜：＂小六？快进来！＂

新房宽敞明亮，客厅铺着花纹地砖，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还有一台十四寸的彩电，在当时的县城，算是相当讲究的装修了。

大姑姐热情地招呼我坐下，给我倒了杯热茶，拿出一盘花生米和瓜子：＂快尝尝，这是你大姑夫从公社带回来的新货。＂

我们寒暄了几句，她问起小芳的身体和预产期，言语中满是关切。

终于，我鼓起勇气，说明了来意：＂大姑姐，我厂里分了套房子，就差三百块钱付首付了，想找您借点周转一下，下个月发了工资我就还您。＂

大姑姐的脸色突然变了，茶杯＂哐＂一下放在桌上：＂小六，你这不是打姐的脸吗？当年我买房子，你一下给了我一万块钱，我现在哪能借你三百块？＂

我以为大姑姐是客气，便解释道：＂大姑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临时周转一下，很快就能还上。＂

＂不是钱的问题！＂大姑姐的声音高了八度，脸涨得通红，＂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当年你给我钱，那是你应该的，你是我侄子！现在你要买房子，为什么不早说？你这不是存心让我难堪吗？＂

我愣住了，手中的茶杯凉了，不明白大姑姐为何如此生气。

＂你看看，你们厂分房子才几个钱？我当年买这房子花了多少钱？你给我的一万块钱，还不够我装修客厅的呢！你现在来借三百块，是不是觉得当年给我钱太多了，想讨回来？＂大姑姐继续说，言辞越发激烈，客厅里的大挂钟＂咔嗒咔嗒＂地响，像是在为她打节拍。

＂大姑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急忙解释，心里却如同打翻了五味瓶，又酸又苦又涩。

＂行了，别说了。＂大姑姐站起身，进了卧室，翻箱倒柜一阵响动，拿出三百块钱，＂拿去吧，我这就当是还你的，以后别再提当年的事了。＂

接过钱，我的手有点发抖。

当初给大姑姐一万块，是我的真心实意，从未想过要她还。

现在我只是暂时周转，却被她理解成了讨债。

回到家，我把事情告诉了小芳。

她正在洗衣服，搓衣板上的泡沫在灯光下闪着蓝莹莹的光。

听完，她叹了口气，甩了甩手上的水珠：＂算了，亲戚之间就是这样，人心难测。咱们有自己的房子就好，以后孩子出生了，也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我看着小芳微微隆起的肚子，心中五味杂陈。

1990年三月初，我们终于搬进了新房。

虽然只有四十平米，但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幸福。

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

小芳挺着八个月的肚子，每天忙着收拾屋子，准备婴儿用品。

我下班回来，看着她在厨房忙碌的背影，听着她轻轻哼唱的《涛声依旧》，心里满是踏实和满足。

三月底的一天，小芳突然感到腹痛，我一把背起她就往医院跑。

小区到医院有一站路，我一口气背着她跑到医院，裤子膝盖都跑破了，手臂酸疼得像灌了铅。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煎熬，在走廊上来回踱步，我们的儿子终于出生了，足足七斤重。

＂老六，他长得真像你，鼻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小芳倚在床头，脸色苍白，但眼神里满是幸福。

看着怀中的小生命，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

这个家，这个温暖的巢，是为了他而存在的。

我要让他过上比我更好的日子，不再寄人篱下，不再受冬夜寒风的侵袭。

因为房子的事，我和大姑姐的关系冷淡了下来。

每年春节回老家，大姑姐一家也回去，但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客套而疏远。

她的话多了，问东问西，但眼神总是躲避着我；我的话少了，有一句答一句，不再似从前那般推心置腹。

父母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但没有多问，只是在背后唉声叹气。

就这样，我们的生活各自向前走去。

我在砖瓦厂从普通工人做到了车间主任，工资翻了一番；小芳也从普通女工升为班组长，手艺越发精湛。

1994年，儿子上了小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我们的日子渐渐好起来了，添置了新家具，换了更大的彩电，还在阳台上种满了小芳喜欢的绿萝和吊兰。

1997年夏天，儿子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省重点高中。

全家人欢欣鼓舞，我特意买了两条软中华和几瓶茅台，骑着摩托车回老家，给父母报喜。

没想到，大姑姐一家也回来了，她听说了消息，当着全家人的面，夸赞我儿子争气，然后塞给他一个红包：＂姑奶奶给你的压岁钱，好好念书。＂

我正要推辞，儿子已经接过红包，乖巧地说了声＂谢谢姑奶奶＂。

晚上，我看到红包里是三百块钱，正是当年我找她借的数目。

心里五味杂陈，睡不着觉，起来坐在院子里抽烟。

大姑姐不知何时也出来了，她披着毛衣，在月光下显得有些佝偻。

＂还没睡呢？＂她轻声问。

＂嗯，有点热。＂我敷衍道。

＂小六，姐今天给孩子的钱，你别多心。＂大姑姐突然说，＂这孩子争气，跟他爹一样聪明。＂

我沉默不语，香烟在指间燃烧，留下一道橘红色的光痕。

＂小六，你...你给姐打个电话呗，姐有话跟你说。＂大姑姐犹豫了一下，终究没有在那个夜晚说出口。

回到县城，日子继续平淡地流淌。

2000年，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全家人都为他感到骄傲。

临行前，大姑姐打来电话，说要来送送孩子。

她来了，手里提着两袋东西：一袋是给儿子的新衣服，一袋是家乡特产。

看着儿子收拾行李的背影，大姑姐眼圈红了：＂孩子出息了，比他爹强多了。＂

临走时，她拉着我的手，欲言又止：＂小六，你...你恨姐吗？＂

我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大姑姐，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也罢。＂

＂姐想跟你好好谈谈，找个时间吧。＂大姑姐眼神复杂，声音低沉。

就这样，我和大姑姐约在县城的老茶馆见面。

那是一家开了几十年的老店，木质桌椅已经被茶水泡得发黑发亮，墙上挂着几幅发黄的山水画，角落里一台老式收音机里传出淡淡的评弹声。

大姑姐比约定时间来得早，已经坐在靠窗的位置等我。

多年不见，她已经六十多岁了，头发全白，脸上的皱纹深了许多，比同龄人显得更加苍老。

＂姐这些年过得不好。＂大姑姐开门见山地说，茶水的热气模糊了她的脸，＂你大姑夫身体一直不好，前几年做了个手术，花了不少钱。＂

我拿起茶杯，静静地听，没有打断。

＂当年...当年姐对你不好，你给了我那么多钱买房子，我却连三百块都不肯借你。＂大姑姐的手指紧紧攥着杯子，指节泛白，＂姐一直觉得对不住你，但又拉不下那个脸来道歉。＂

＂大姑姐，都过去了。＂我淡淡地说，心里却依然隐隐作痛。

＂不，小六，姐想说清楚。＂大姑姐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决心，＂当年你给我钱后不久，你大姑夫就把钱全部拿去做生意了，说是和朋友合伙开个小副食店，结果赔了个精光。＂

我震惊地看着大姑姐，没想到背后还有这样的故事。

＂后来房子是单位贷款才买下来的，每个月扣工资还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还借了高利贷，债主天天上门，我根本不敢告诉任何人，连你爹娘都瞒着。＂大姑姐的声音有些哽咽，＂那天你来借钱，我...我是真的拿不出来，家里只有那三百块应急钱了。＂

茶馆里的老式挂钟＂嘀嗒＂作响，窗外街上传来小贩的吆喝声，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实情呢？＂我轻声问。

大姑姐低下头，眼泪滴在桌面上：＂我拉不下这个脸啊。在家里，在亲戚面前，我一直是最有出息的那个，怎么能说出实情？再说，我觉得辜负了你的一片心意...＂

窗外，一群麻雀扑棱着翅膀飞过，在灰蒙蒙的天空中留下一道痕迹。

看着大姑姐佝偻的背影，我心中的怨恨渐渐消散。

人生在世，谁没有难处？谁没有不得已的选择？

＂大姑姐，我理解。＂我轻声说，伸手握住了她粗糙的手，＂我从没怪过你。＂

大姑姐抬起头，眼中含着泪水：＂真的吗？＂

＂真的。＂我点点头，＂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咱们往前看。＂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我的儿子大学毕业，在北京一家IT公司找到了工作。

2010年，他带着对象回来，是个北京姑娘，聪明伶俐，待人接物落落大方。

全家人都很喜欢她，连挑剔的小芳都连连点头：＂这闺女不错，城里人，没架子。＂

两年后，儿子结婚，我和小芳飞到北京参加婚礼。

大姑姐因为腿脚不便，没能前往，但特意让大姑夫送去了一份贵重的礼物——一对金镯子。

2015年，我有了孙子，小家伙白白胖胖，特别招人喜欢。

大姑夫在同一年去世了，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

我和小芳第一时间赶回老家参加了葬礼。

大姑姐显得异常憔悴，但她坚强地撑了下来，料理了所有后事。

葬礼后，她拉着我的手，说：＂小六，姐想回老家住一段时间。＂

＂大姑姐，您想家了？＂我问。

＂是啊，城里太吵了，姐想回老家清净清净。＂大姑姐望着远处的田野，眼神悠远。

老家的房子早已翻新，变成了两层小楼，但依然保留着乡村的宁静和质朴。

父母都已经去世多年，房子由我最小的妹妹照看着。

大姑姐搬回去后，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老柳树下，望着远处的田野发呆，或者听着老式收音机里的戏曲节目，偶尔跟着哼上两句。

妹妹说，有时半夜醒来，能听到大姑姐在屋里翻箱倒柜，也不知道在找什么。

今年春节，我带着一家人回老家探望大姑姐。

她的腿脚比去年更差了，要拄着拐杖走路，腰也弯了，但精神还好。

看到我们一家人，她的眼睛亮了起来，像是点亮了一盏灯：＂小六，你们来了。＂

孙子已经七岁了，活泼可爱，一进院子就跑去逗院子里的大黄狗。

大姑姐看着他，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真像你小时候，眼睛大大的，嘴巴小小的，连跑起来的样子都一模一样。＂

午饭是妹妹准备的，满满一大桌子菜：红烧肉、清蒸鱼、炖鸡汤，还有我最爱吃的韭菜饺子。

大姑姐吃得不多，但看着我们吃，脸上满是欣慰。

饭后，大姑姐叫住了我：＂小六，姐有件事想告诉你。＂

她颤巍巍地起身，走到自己屋里，从床底下拿出一个旧木盒。

那是一个红木小匣子，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看得出年代已久。

＂这是你爷爷留下的，姐一直保存着。＂大姑姐打开匣子，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沓钱和一个信封。

＂一共一万元，是姐这些年一点点攒的。＂大姑姐的声音有些颤抖，＂姐想还给你。＂

我愣住了，心头一热：＂大姑姐，不用了...＂

＂姐知道现在的一万块钱，比不上当年的一万块值钱。但这是姐的心意。＂大姑姐坚持道，从信封里取出一张泛黄的照片，＂你看，这是你小时候，你爹娘带你来县城，我抱着你拍的。＂

照片上，年轻的大姑姐抱着不满周岁的我，笑得灿烂如花，眼神中满是宠爱和骄傲。

＂那时候姐就想，等你长大了，姐一定会好好疼你。可是...＂大姑姐的眼泪＂啪嗒＂掉在照片上，＂姐这辈子做过很多错事，但最对不起的就是你。接着吧，让姐心里好受些。＂

看着大姑姐坚定的眼神，我接过了那沓钱和照片，心里又酸又涩。

＂大姑姐，谢谢您。＂我轻声说。

大姑姐笑了，笑容里有释然，有解脱，还有对过往的和解。

回城的路上，我把大姑姐给的钱交给了小芳：＂你看着怎么处理吧。＂

小芳坐在副驾驶上，窗外是连绵起伏的麦田，新抽的麦苗在春风中摇曳，如同一片绿色的海洋。

她沉思片刻，说：＂我们拿这钱，给老家的学校捐个图书室吧，就用大姑姐的名义。让乡里的孩子们有书读。＂

我点点头，发自内心地认同这个主意。

血浓于水的亲情，从来都不是计较得失，而是在人生的风雨中，始终能够找到回家的路。

今天一早，我刚到家，就看见大姑姐拄着拐杖站在门口。

她一看见我，就问：＂你是不是还恨着我呢？＂

＂大姑姐，我从来没恨过你。＂我扶她进屋，给她倒了杯热茶。

阳台上的绿萝长势喜人，小芳养的几盆月季正开着粉色的花，屋子里弥漫着淡淡的花香。

大姑姐从包里拿出那张老照片，托在掌心，小心翼翼地端详着：＂岁月不饶人啊，这一晃，都四十年了。＂

＂是啊，四十年了。＂我望着窗外，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滋润着万物生长。

＂小六，姐想住你这儿几天，行吗？＂大姑姐突然说，＂姐这把老骨头，可能撑不了多久了，想和你多说说话。＂

＂大姑姐，您这说的哪里话，您身体好着呢。＂我笑着说，＂住多久都行，这里永远是您的家。＂

大姑姐眼圈红了，伸手抚摸着我的脸：＂好孩子，从小就懂事。姐这辈子，对不起的人太多了，但最放不下的就是你。＂

窗外，春雨洗净了尘埃，世界一片清新。

＂人这一辈子啊，有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大姑姐感慨道，端起茶杯小抿一口，＂但最重要的，是心里装着彼此。＂

我握住大姑姐的手，感受着她手上的皱纹和老茧。

这双手，曾经抱过我，也曾经推开过我，但最终，它们又回到了我的生命中。

＂等天晴了，我带您去看看我们给学校捐的图书室，孩子们都特别喜欢那里。＂我说。

大姑姐点点头，眼里闪着光：＂好啊，姐想看看。＂

岁月如歌，人生如梦。

在这四十年的风雨历程中，我们经历了欢笑与泪水，误解与和解。

但无论如何，血浓于水的亲情，始终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

窗外，雨停了，阳光穿过云层，照在院子里的梨花上，洁白如雪。

大姑姐看着窗外，轻声说：＂今年的花开得真好。＂

我点点头：＂是啊，花开花落，又是一年。＂

＂小六，姐这辈子，不求大富大贵，只求人心安泰。＂大姑姐牵起我的手，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像是放下了一个重担，＂终于，姐安心了。＂

来源：怀旧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