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六甲（明代称“满剌加”）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是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咽喉要道。自15世纪初至16世纪初，其与明朝的关系深刻体现了东亚朝贡体系的运作逻辑。

一、明朝与马六甲的关系：朝贡体系的典型样本

马六甲（明代称“满剌加”）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是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咽喉要道。自15世纪初至16世纪初，其与明朝的关系深刻体现了东亚朝贡体系的运作逻辑。

1. 从渔村到王国：马六甲的崛起与明朝背书

- 建国神话与明朝承认

据《马来纪年》记载，马六甲开国君主拜里米苏拉原为苏门答腊巨港王子，因逃避暹罗（今泰国）追捕，于1402年在马六甲河口建立政权。为抗衡暹罗与满者伯夷（爪哇政权）的威胁，他于1405年遣使向明成祖朱棣朝贡，获赐“满剌加国王”封号及诰印、冠服。从此，马六甲以明朝为靠山，开启快速扩张。

- 朝贡贸易的经济红利

马六甲每年遣使赴南京或北京朝贡，贡品包括黄金、香料、珍稀动物（如长颈鹿，被明人称为“麒麟”），明廷则回赐丝绸、瓷器、铜钱等，价值往往数十倍于贡品。这种“厚往薄来”的贸易使马六甲积累财富，成为东南亚香料贸易枢纽。郑和下西洋时（1405—1433年），马六甲是必经之地，郑和曾在当地设立“官厂”存储货物，进一步推动其繁荣。

2. 政治军事同盟：朝贡体系的安全承诺

- 明朝对马六甲的庇护义务

根据朝贡体系规则，宗主国有责任保护藩属国免受外敌侵略。1414年，暹罗出兵威胁马六甲，拜里米苏拉向明廷控诉，明成祖遣使谴责暹罗，迫使其撤兵。1446—1456年间，马六甲与暹罗再次爆发冲突，明英宗同样下诏调解，彰显“天下共主”的权威。

- 马六甲的战略价值

明朝将马六甲视为南海屏障，郑和船队曾在当地驻扎军队，防范海盗与敌对势力。马六甲苏丹也积极配合明朝，如1433年协助明军追捕海盗陈祖义余党，双方形成默契的安全合作。

3. 文化融合：华夷秩序下的双向渗透

- 华人移民与政治参与

郑和下西洋后，大量华人定居马六甲，形成“三宝山”聚落。第五任苏丹曼苏尔沙（1456—1477年在位）娶汉女汉丽宝为妻，其陪嫁随从定居后形成“峇峇娘惹”群体，成为中马文化桥梁。

- 制度模仿与符号认同

马六甲王室采用明朝的冠服制度，宫廷礼仪参照中原王朝，甚至使用汉字印章。1459年，明宪宗赐给苏丹“镀金银印”，其规格高于一般藩属国，显示特殊地位。

二、葡萄牙征服马六甲：炮火下的朝贡体系崩塌

1511年，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率葡萄牙舰队攻占马六甲，这一事件成为明朝朝贡体系在东南亚遭遇的首次重大挑战。

1. 征服背景：贸易垄断与战略卡位

- 葡萄牙的东方野心

自达·伽马1498年开辟印度航线后，葡萄牙便觊觎马六甲的香料贸易。当时马六甲控制着摩鹿加群岛（香料群岛）的出口，阿拉伯、印度、中国商人均在此交易，年贸易额达数百万金币。阿尔布克尔克在给国王的信中写道：“谁控制马六甲，谁就掐住了威尼斯的咽喉。”

- 马六甲的内部危机

16世纪初，马六甲因王位继承问题陷入内乱。苏丹马哈茂德沙与叔父阿都拉查争夺权力，阿尔布克尔克利用这一分裂，以“保护葡萄牙商人”为名发动进攻。

2. 军事过程：血腥破城与殖民奠基

- 1511年7月的围攻

葡萄牙舰队封锁马六甲港口，以重炮轰击城墙。马六甲守军依托木制堡垒与火船反击，但葡萄牙的“卡拉维尔船”机动性更强，且配备铸铁大炮（射程达2公里），压制了苏丹的军队。

- 破城与屠杀

8月10日，葡萄牙军队攻破城门，展开为期三天的屠杀与劫掠。据葡萄牙史料记载，约1万名守军与平民被杀，王宫、清真寺、商栈被焚毁，苏丹马哈茂德沙携带珍宝逃亡苏门答腊。阿尔布克尔克随后扶植傀儡苏丹，建立殖民政府，并修建“法摩萨要塞”（Fortaleza de Malaca），作为东方扩张的基地。

3. 对朝贡体系的冲击

马六甲陷落后，其王室成员多次遣使向明朝求援，试图借助宗主国力量复国。1513年，流亡的王子端古·苏莱曼抵达北京，向明武宗控诉葡萄牙侵略。这一事件成为明朝与葡萄牙直接交锋的导火索。

三、明朝的应对：从怀柔到冲突的政策摇摆

面对葡萄牙对马六甲的侵略，明朝的反应受制于传统外交思维与现实利益考量，呈现出矛盾性。

1. 初期交涉：以朝贡逻辑回应殖民挑战

- 要求葡萄牙归还马六甲

1514年，明廷通过广东地方官传话，要求葡萄牙退出马六甲，并护送苏丹王室复位。但阿尔布克尔克拒绝，反而派使者皮雷斯（Tomé Pires）随中国商船前往北京，试图与明朝建立外交关系。

- 皮雷斯使团的困境

1517年，皮雷斯抵达广州，因未行藩属国贡使礼仪，被广东官员扣押数月。最终在葡萄牙舰队武力威慑下，明廷允许其进京。皮雷斯向明武宗献上胡椒、檀香等礼物，谎称马六甲内乱中“暂居”其地，请求通商。明武宗对西方器物感兴趣，暂时搁置马六甲问题，但朝野上下对“佛郎机”（明朝对葡萄牙的称呼）的警惕日益加深。

2. 武力冲突：屯门海战与西草湾之战

- 屯门海战（1521年）

明武宗去世后，嘉靖帝继位，朝廷对葡萄牙态度转向强硬。1521年，嘉靖帝下令驱逐在屯门（今香港新界）筑堡居留的葡萄牙人。提督广东军务的汪鋐率军围攻，葡萄牙舰队依托堡垒顽抗，但因补给不足败退。此役是中国与欧洲列强的首次海战，明军缴获葡萄牙“佛郎机炮”，随后仿制并装备军队。

- 西草湾之战（1522年）

葡萄牙不甘心失败，次年派舰队再次试图进入珠江口，在西草湾（今广东新会）被明军击退。两次战役后，明朝重申海禁，严禁葡萄牙人来华贸易，双方进入敌对状态。

3. 马六甲问题的外交僵局

明朝虽多次要求葡萄牙撤出马六甲，但既无意愿也无能力派遣舰队远征。马六甲流亡政权则在苏门答腊建立“柔佛苏丹国”，继续抗葡，但因缺乏明朝实质支持，最终未能复国。1524年，皮雷斯在广州监狱中病逝，标志着明朝与葡萄牙首次外交接触彻底失败。

四、葡萄牙治理马六甲：殖民模式的东方实验

阿尔布克尔克征服马六甲后，建立了一套不同于传统帝国的殖民统治体系，既保留本地元素，又植入欧洲制度。

1. 军事控制：要塞体系与海上霸权

- 法摩萨要塞的象征意义

这座星型要塞用珊瑚石与花岗岩建造，配备30门大炮，驻军达500人，成为葡萄牙在东南亚的军事核心。要塞不仅防御外敌，还威慑本地势力，其遗址至今仍为马六甲的地标。

- 海军巡逻与贸易垄断

葡萄牙建立“印度舰队”（Flota da Índia），定期巡逻马六甲海峡，推行“通行许可制”（Cartaz）。所有过往船只必须购买葡萄牙通行证，税率高达6%—10%，违者船只焚毁、货物充公。此举使阿拉伯商船锐减，马六甲关税收入从苏丹时期的年均10万金币跃升至葡萄牙时期的20万—30万金币。

2. 多元治理：分而治之与文化妥协

- 保留伊斯兰法律与宗教

阿尔布克尔克允许穆斯林继续信仰伊斯兰教，保留卡迪（伊斯兰法官）审理民事案件，以换取本地精英合作。他甚至出席清真寺的仪式，尽管此举引发葡萄牙教会不满，但有效稳定了局势。

- 种族分级与混血政策

葡萄牙将居民分为三类：葡萄牙人（享有政治特权）、基督徒原住民（如马来人、华人改宗者）、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受歧视但允许保留信仰）。鼓励葡萄牙士兵与本地女性通婚，形成“克里奥尔”群体（如马六甲的“Portugis Melayu”），这些人成为殖民政府的基层管理者。

3. 经济掠夺与资源整合

- 香料垄断与转口贸易

葡萄牙控制摩鹿加群岛的丁香、肉豆蔻贸易，将马六甲作为加工与分销中心。丁香在摩鹿加收购价为每担3金币，经马六甲转运至欧洲可卖60金币，利润高达20倍。同时，马六甲成为中国丝绸、印度棉布、东南亚香料的集散地，葡萄牙通过中间商角色赚取巨额差价。

- 奴隶贸易的兴起

为补充劳动力，葡萄牙从非洲、印度输入奴隶，从事要塞建设、种植园劳动。马六甲的奴隶市场一度繁荣，据1540年统计，当地奴隶占人口约15%，形成独特的种族混合社会。

五、历史回响：朝贡体系的局限性与全球化初潮

马六甲事件暴露了明朝朝贡体系的结构性缺陷：

1. 军事投射能力不足

明朝海军以近海防御为主，缺乏远洋作战能力，无法像葡萄牙那样维持海外据点。郑和舰队的辉煌已成往事，15世纪后期的海禁政策导致水师废弛，面对葡萄牙的挑战显得力不从心。

2. 经济逻辑的根本冲突

朝贡体系以政治象征为核心，经济上“厚往薄来”；而葡萄牙的殖民扩张以贸易垄断与资本积累为目标，二者本质上无法兼容。马六甲的陷落，本质是资本主义商业文明对农耕帝国朝贡秩序的冲击。

3. 错失海洋机遇

明朝未能借马六甲危机重新评估海洋战略，反而强化海禁，将葡萄牙视为“蛮夷之乱”，错过了融入早期全球化的机会。而葡萄牙通过马六甲，将势力延伸至中国南海，为后来澳门开埠（1553年）埋下伏笔。

六、结语：权力真空下的文明碰撞

马六甲的命运，是16世纪初欧亚大陆两端文明相遇的缩影：一边是试图维持传统秩序却力有不逮的明朝，一边是充满扩张欲望的新兴海洋帝国。明朝对马六甲的“保护义务”，最终停留在外交抗议层面，既受制于体制惯性，也源于对世界格局变化的认知滞后。

葡萄牙对马六甲的征服与治理，则标志着欧洲殖民主义正式登陆东南亚。其“要塞+贸易+文化混合”的模式，虽充满暴力，却塑造了近代东南亚的地缘格局。而马六甲本身，历经血与火的洗礼，从明朝的“南洋屏藩”变为全球化的第一个十字路口，见证着旧秩序的崩塌与新世界的胎动。

来源：橘子洲头望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