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手摇电话到智能手机：通信方式的演变之路

摘要：近日，在县城，我遇到了一位四十多年前同在一个乡镇、不同单位工作的良弟，他刚刚从外地单位退休归来。我们漫步至县城公园小坐，而后寻得一家小酒馆，对坐把盏。漫无边际的交谈中，不知怎的，竟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当年乡镇的总机话务员李兄，刹那间，我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拽回了那

文/南丰后人

近日，在县城，我遇到了一位四十多年前同在一个乡镇、不同单位工作的良弟，他刚刚从外地单位退休归来。我们漫步至县城公园小坐，而后寻得一家小酒馆，对坐把盏。漫无边际的交谈中，不知怎的，竟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当年乡镇的总机话务员李兄，刹那间，我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拽回了那个手摇电话的年代。

1983年，我刚考入乡政府工作，成为乡干部队伍中的新成员——乡文书。可别小瞧这文书一职，虽说看似乡政府里再普通不过的角色，可在当时，整个乡干部队伍总共也就十多个人。文书除了要处理办公室的日常业务，“民政”“统计”“接待”等繁杂事务也都得兼顾。而尤为重要的，便是肩负起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重任。也正因如此，办公室桌上的那部电话机，便成了不可或缺的物件。

自从亚历山大・贝尔发明了电话，人类的通信方式便被刷新改写，时空距离在这发明面前，被大大缩短，其影响深远且广泛。我的办公室位于天井边的厢房，抽屉里放着乡政府的公章，而桌上的电话机，在那个时代，堪称最为贵重的物品。

它的下面带着摇把，连接着电线，木板墙上还挂着一个装有蓄电池的木盒子。每次打电话时，需一手稳稳摁在电话机上，另一只手快速转动摇把，“嗞嗞”数圈后，再拿起话筒。这时，在间隔一幢房子里值守总机的话务员李兄便会收到信号，询问我要拨打哪个地方，随后他将信号转接至县里的话务局。县里的话务员依照李兄传达的要求，把插头插向受话单位的电话，如此方能实现通话。

在那个年代，电话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无疑是天方夜谭。在农村，至多也就是大队部能有一部电话，或是集镇上的粮站、食品站、供销社各配备一部。打电话时，若是遇到占线，便只能耐着性子，守在电话机旁苦苦等待；要是打长途电话，等上一两个小时，也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这般情景，如今回想起来，依旧历历在目，仿若就在昨日。

犹记得有一年夏天，我接到上级电话通知。说是近日将有连续多日的暴雨，要求乡长前往县里参加抗洪会议，我赶忙向乡长作了报告。乡长开会回来后，当晚便在广播站召开全乡有线广播会议，要求各村针对防洪形势，把辖区山塘水库开闸放水。可谁能料到，第二天之后，竟是一连多日艳阳高照，抗旱形势陡然严峻起来。那段时间，我几乎整日守在电话机旁，一方面要接听上级关于防洪或抗旱的指示电话，另一方面又得应对来自村上“到底是放水还是蓄水”的焦急询问。

时光匆匆，80年代末，我考到了县机关工作。此时，办公室里已然换上了拨号电话。记得上班的一天，同办公室的徐先生兴奋地告诉我，去年县里总共才开通千门自动电话，长途还需人工接转，可如今已经开通了长途自动直拨，我们桌上这部电话就能直接拨打长途。我满心好奇，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一边抓起电话机，一边照着通讯录上的号码拨了过去。没想到，不到一分钟，我便与北京某报的邱先生通上了话。那一刻，我在心底暗暗惊叹，这速度，可比千里马还快呀！

时间到了90年代，我调到了新闻宣传部门工作。那时，BB机，也就是传呼机，开始在市场上崭露头角。为了方便工作联系，单位里为大家都配上了BB机。每当腰间的BB机“滴滴”作响，便需四处寻找公用电话以回拨对方。于是，转眼之间，县城街头巷尾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众多公用电话亭。

通信市场的发展速度，着实令人惊叹。没几年，我在县城的家里也装上了一部电话座机，和老家父母亲联系更方便了。

进入新千年，曾经风靡一时的“大哥大”似乎也渐渐失了光彩。而我，也有了人生中的第一部可移动的新型电话——“小灵通”。时光流转，没几年，我才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手机。

大约在2010年之后，智能手机开始在我县悄然流行开来。智能手机，宛如一个神奇的小世界，它不仅集成了电脑般强大的计算能力，还兼具银行和照相机等多种功能，其应用范围之广泛，几乎达到了无所不能的程度。为了不被时代的浪潮过早淘汰，我也添置了一部智能手机，还兴致勃勃地学习起手机摄影，时不时就在手机上发微信朋友圈，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弹指一挥间，从手摇电话到拨号电话，从程控电话到可视电话，从“小灵通”到智能手机，我国的通信事业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这一切的见证者与经历者，我的内心满是自豪。在这通信变迁的历程中，我看到的不仅仅是通信工具的更新换代，更是时代飞速发展的有力见证。新时代的浪潮奔涌向前，强国梦在一步步变为现实，而我们，正身处于这伟大变革之中，何其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