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也是全球的动荡时刻。由于新冠疫情，线下会议无法进行，在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这个拥有50多万会员的全球最大的专业技术组织里，俄乌战争让两国会员水火不容，中美冲突让平等交流

防走失，电梯直达

来源：知识分子

作者：严胜男

IEEE首位华人主席刘国瑞

2021年，刘国瑞最终赢得了这场大选，成为IEEE 成立1 40年来的首位华人主席。

他出生于中国台湾，在美国加州求学，是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终身教授、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这也是全球的动荡时刻。由于新冠疫情，线下会议无法进行，在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这个拥有50多万会员的全球最大的专业技术组织里，俄乌战争让两国会员水火不容，中美冲突让平等交流不再容易。

他不是一个怯懦的人，相反的，在IEEE他以敢言著称，不论是反对IEEE首席财务官随意增加财务管理费用，推动财务透明运动；还是反对军人出身前主席将军事管理强硬作风带到IEEE；亦或是和当地中文学校歧视华人的校长斗智斗勇。但在地缘政治冲突最顶峰时平衡各方利益，勇敢可能杯水车薪。

2022年2月，俄乌战事发生的隔天，硝烟弥漫到了科学界。乌克兰分会的会长希望他表态支持乌克兰，并把几千名俄罗斯会员踢出IEEE，禁止俄罗斯研究机构订阅IEEE期刊也禁止在俄举办会议。公关团队给他建议，不要做任何事，因为IEEE是一个非政治组织，连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没有站出来说话，而且世界上每天都有各种争端，一旦说话，可能顾此失彼不如静观其变。

但他力排众议，“我们不能每次都先看别人做什么，我们也应该带头去做对的事，做应该做的事”，发表社群公告“IEEE和它的各地的会员支持追求世界和平”。然而乌克兰和波兰的会员并不满意，批评他们做的太迟太少甚至人身攻击。

6年前，IEEE曾因出口管制“实体名单”和华为发生摩擦。一封IEEE的内部邮件在网上曝光，称由于美国对华为出台禁令，将无法让华为员工在不公开的同行评审阶段担任期刊编辑或审稿人。刘国瑞表示，“那完全是一个误会，当时编委会还在讨论该怎么办，讨论还没结束，消息就泄露出去了。华为的人以为IEEE要禁止他们参与，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最后IEEE跟美国政府沟通，说明我们是一个国际组织，不应该受美国禁令的限制，美国政府也同意了”。

“IEEE没法改变地缘政治，但我们可以搭桥”，刘国瑞告诉《知识分子》。

他一直遗憾，电机电子信息领域没有人尽皆知的大奖，作为该领域最大的专业组织，他希望将IEEE的最高奖（IEEE Medal of Honor）从5万美元增至200万美元，打造该领域的“诺贝尔奖”。他接触了很多世界级的大企业，希望其捐助3000万来设立大奖，只有一家中国公司的创始人慷慨应允，甚至不必公司的名义设立，但IEEE出于地缘政治的忧虑并未接受。

尽管注册地在美，也会面临税收优惠取消的压力，但他表示，IEEE依旧在动荡的时代扮演了更多中立的角色。“现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比如美国很多大学在中国的分校都撤回来了，但IEEE在中国的会员还在持续增加，而且增加得很快。与此同时，我们的会议数量并没有减少。中国学者去不了美国的会，我们就把会挪到中国、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地来办。山不转路转”。他还提到，以往IEEE会大力吸引女性加入，但现在因为DEI的政策不能公开宣传。“但我们还是会尽量去做，只是不能明说”。

他读研究生时就加入了IEEE，从会员、副主编、主编、学部主席、主席一路走了过来，让IEEE成为“全球工程和技术社群的专业家园”是他的宣言，他也在这里收获了很多友情。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古井貞熙是他的老友，他是日本语音信号处理最知名的教授之一，他们一起创立亚太信号信息处理学会，一起打球一起打败对手，不过在疫情期间古井貞熙被查出胰腺癌，经过两年与病魔的斗争古井貞熙没能胜利。当时日本还在封控，他无法前往，在古井貞熙弥留之际，他将一张感谢卡片和带有IEEE标识的钢笔火速邮去日本，再之后就传来古井貞熙去世的消息。两个月解封后他前去看望，古井貞熙的遗孀告诉他，“古井在他过世的前一晚收到你的钢笔和卡片，很感谢在走之前能得到IEEE的肯定，他很珍惜这支钢笔，最后他很安详的走了”。当时钢笔和卡片就放在古井貞熙的供桌上，看到这一幕他泪水止不住地流。

因为敢言他没少吃苦头，但是刘国瑞表示，“我得到的比我失去的多”，他朴素地解释，“其实我不是特别勇敢，而是觉得知识分子要有良知和勇气，因为我们不用去做苦力，拥有他人没有的知识，就应该有这份担当。科学家追求真理，讲真话是我们的基本价值观”。

日本机器人专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福田敏男是他在IEEE里收获的另一份友情，他在2020年当选IEEE的主席。他们因为相同的个性走到了一起，共同推动了许多改革，也在不同时期遭遇了诬陷和排挤，相互支撑着共度难关。

尽管碰到了很多困难，也有文化上的差异，但他觉得自己在IEEE并没有遇到过歧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参与其中，有大家都有各自的口音，彼此平等，不存在‘主人’和‘客人’的概念，所以很少有歧视。当然文化差异可能会导致误会，比如有人会认为亚裔通常不是领导型人物，但这更多是偏见而非歧视”。

“做坚固的桥”，是他对专业家园的期待。他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科学家们如何在共同的专业热情下克服分歧，建立互信。这些联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坚韧，也比那些分裂的力量更持久。每一次跨越障碍的合作，每一次跨文化的学术讨论，都是在为世界搭建一座看不见的桥梁。人们不仅收获专业知识，更收获了珍贵的友谊、思想的进步和共同发展。

刘国瑞在他60岁那年，做了他人生的一个重大决定，为了创立9年的公司从学校提前退休。这是一个不得不做的决定。学校来信提示，“你的公司有很多员工和投资，根据州法，我们不再认定它是一个初创公司，所以学校不能再给你豁免，你不能担任公司的主管和董事会任职”。因为他所在的学校是马里兰州的一所公立大学，如果是私立学校或是法律更完善的加州，则不存在这种问题。为了完成对员工和投资者的承诺，他只得提前退休。

这是他第二次创业，他的第一家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曾开启视频安防系统的数字革命，但他没能跟它一起成长而早早夭折。这一次他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决定坚持下去。精确的室内定位/跟踪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难题，他首次利用时间反演原理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厘米级室内定位/跟踪系统，在2012年注册了Origin Wireless（原点）公司，致力于将家中的WiFi 网络转变为安防系统。

而州法也在不断完善，今年州大学系统理事会的负责人找到他，希望能够一同改善因州法不完善而导致的相关教授创新创业不合理的问题，他欣然应允。“我希望以后不会有人遇到这种荒唐的事”，刘国瑞说道。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许多年轻学子请他给一些人生建议。刘国瑞的回答是，“如果我可以在六十岁的时候，放弃一个崇高的终身教职去追求我的梦想，你有什么好担心失去的呢？趁你还年轻的时候，没什么牵挂，去追求你的梦想，去做你想做的事，没有冒险就不会有收获”。

以下为《知识分子》与刘国瑞的对话，内容经过编辑。刘国瑞新书《本心——科学与人生》现已出版，讲述他一路走来的经历、疫情期间领导IEEE的努力和遇到的困难，很多细节首次披露。

01 做坚固的桥

知识分子：在您的任期内，正值疫情时期（2020-2022年），同时俄乌冲突、中美关系紧张等事件频发，国际形势复杂。您是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的？

刘国瑞：我碰到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地缘政治。IEEE每年有2000多个会议，受地缘政治影响，有部分情况下中国学者无法参加在美国举办的会议，俄罗斯学者也面临类似问题，以前没有这些问题，但现在全球各地的会议都受影响。

但这也给IEEE带来机会。IEEE没法改变地缘政治，但我们可以搭桥。比如中国学者说美国的会去不了，那我们申请把会挪到中国来办，或者挪到日本办。山不转路转嘛。

我们的会议数量并没有减少，而且我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在来争取办会的地方，基本都不在美国。因为大家都清楚，在美国办会的话，很多其他国家的人没办法来。所以最近几年，我看到被争取去办的会议，要么是在日本，要么是在欧洲，也有在中国办的，也有在加拿大办的，但很少有争取在美国本土办的。美国人来中国没有问题，两个礼拜不需要签证。

总之，IEEE这时候更要发挥作用，尽量把桥搭好。虽然不是好的时机，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事情总会变好的。

知识分子：IEEE目前除了把会议地址选到第三国或者双方都能接受的国家之外，还有哪些弥合分裂的举措？

刘国瑞：比如说我们在制定国际标准的时候，还是让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一起参与，不把地缘政治掺和进来。还有我们发表的论文，除了国际会议，各种大大小小的交流活动也都在继续开展，而且我们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现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比如美国很多大学在中国的分校都撤回来了，但IEEE在中国的会员还在持续增加，而且增加得很快。这说明我们逐渐扮演了更多中立的角色，让大家在这种环境下还能一起工作、一起交流。因为我们不是政治团体，跟美国政府、跟州政府都没关系，我们是一个国际组织，所以我们有这个优势。

知识分子：会因此承担一些压力吗？

刘国瑞：有压力。因为IEEE是在美国注册的，算是美国的一个非营利组织，所以美国的法律还是得遵守。比如川普上来之后说“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违法。我们IEEE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组织，女性比较少，我们以前会大力吸引女性加入，但现在都不能公开讲了。但我们还是会尽量去做，只是不能明说。因为我们如果不遵守美国法律，就会出事，美国政府就会来找麻烦，说我们没有遵守法律，不给我们免税优惠。

大概6年前，华为的事情闹得很大。美国政府说要制裁华为，所以华为的人都不能参与IEEE的任何事务。因为投稿算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所以华为的人不能审稿、不能参与这些流程。政府有禁令，IEEE必须遵守。当时编委会还在讨论该怎么办，结果讨论还没结束，消息就泄露出去了。华为的人以为IEEE要禁止他们参与，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完全是误会，但这个误会闹得很大。

当时在中国，很多人都抵制IEEE，其实都是误会。因为IEEE不管最后做什么决定，都不会做出禁止华为参与的决定。最后，IEEE还是跟美国政府沟通，说明我们是一个国际组织，不应该完全受美国禁令的限制，美国政府也同意了。

知识分子：在这样动荡的局势下桥会不会垮掉？

刘国瑞：所以要靠很多世界各地的志工，大家一起把这个桥搭起来，搭一个很坚固的桥，而且在坏的时间里头它更坚固，更不会垮下来。

知识分子：坚固的桥是需要坚固的人心，但是现在怎么让人心变得很坚固呢？

刘国瑞：大家还是要有共同的梦想，要建构出一个组织，让大家都能够相信这个是他的专业家园，他们都能够深信组织大家一起作出贡献，大家能够更多的交流的机会。所以如果他们不觉得这个是他们的组织，他们可能早就离去了。

02 IEEE为何能吸引50多万会员？

知识分子：其实像我们之前讲的都是国际局势，但学术组织内部也会有争论和分歧。不知道您在处理这些争论和分歧时有什么经验？因为中国的部分学术组织内部分裂其实是很严重的，您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刘国瑞：这些争论和分歧到处都有，IEEE里也有。但要让学术组织有吸引力，能让会员团结在一起，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是很自然的。

最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多元化的体系。IEEE吸引了全世界200多个国家的人，非常多元化。要让每个成员和团体都有代表和参与的权利，让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组织。有了参与权之后，还要创造一个公开透明的程序，公平的竞争规则，公平的选举，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要有包容性，让每个人都能公平竞争、开放竞争，每个人都有权利，当然权利也伴随着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个组织才会真正属于大家。虽然会有不同意见，但每个人都会把这里当作自己的专业家园，就像在家里一样，父母兄弟姐妹难免会吵架，但吵架也不会分家，还是一个家，就是要建立这种“家”的感觉。

知识分子：您刚才提到的公开透明、权利这些都很重要，但在一些学术组织里，很多时候是一言堂，不是一个会员服务性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谈决策的透明和公开呢？

刘国瑞：这样就会有问题，因为这就变成“你家的你说了算”，吸引力肯定不够。IEEE的架构和其他很多国际组织一样，吸引了50多万人、200多个国家的人参与，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能参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有权利和义务，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所以大家才会把这里当作自己的专业家园。

要想吸引人，让每个人都把这里当作专业家园，就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不然很多人只是参与，但忠诚度和参与度不会高，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是“你家的”，你说了算。

在这种制度下，我建议制定一个开放透明的流程，让大家都能遵循。建立委员会，尽量让委员会投票决定，通过充分的公开参与和讨论来寻求最佳决策。用多数票做出公正的决定，这样每个人才会觉得这是他们的组织，这是最基本的。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让大家参与公开讨论，投票决定怎么做最好。

知识分子：您曾两次把两个期刊从困境带到国际领先的地位。中国期刊一直想提升国际影响力，但一直吸引不来国际投稿，也很难打造国际品牌。在运营期刊方面，中国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刘国瑞：说实在的，这事不容易，不是10年20年就能做好的。欧美那些期刊，像IEEE是百年老店，140多年的历史。Science、Nature这些世界顶级期刊也都是百年老店。你不可能一开始10年20年就赶超它们。建高楼大厦10年20年可以，但基础科学不一样，别人跑了100年，你至少得跑几十年。你要建立自己的品牌，这需要时间，有些事情只有时间能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

扎扎实实一步一步走，每一步都要扎实。你发表的论文要扎实，一篇、十篇、百篇、千篇、万篇，几十年慢慢累积下来。全世界最好的期刊论文都是这样一步一步、一年一年慢慢累积出声誉的。然后，当你有了好的类别和推行机制后，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把重要的文章投过来，这需要时间。

知识分子：有些期刊最初办刊理想很远大，但在运营过程中却很难抵抗社会文化的拖累，比如人情关系、评审中的潜规则。怎么一直维持高水准呢？

刘国瑞：这又回到我刚才说的，你要办一个期刊，一定要制定一个开放透明的流程，让大家遵循。比如论文投进来，主编会选一个副主编送审，副主编自己找审稿人，这都是公开的，没人能动手脚。决定也是根据委员会的意见，也就是根据评审的推荐和建议来做出的。所有流程都在阳光下进行，没人能在背后游说、走人情。

我在IEEE当主编的时候，我的论文不能投到我自己的期刊里。如果我有论文投过来，不会是我下面的人审稿，而是通过另一个渠道，由我上面的人找人审稿，我也不知道是谁审。没人能从中上下其手。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公开透明的流程和方法，让大家遵循，这样才能保证公正公平。这些东西维护起来很难，需要十年、几十年的努力，而且要有一个系统化的处理机制。时间长了，你自然会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和声誉。

知识分子：那您当时的期刊为什么能发展得那么快？

刘国瑞：因为我认识很多领域里很重要的人，他们也认识我，也尊敬我。我找他们帮忙，他们愿意来，而且我们做的事正是这个领域很需要的，也是正确的方法。我是走正道，我说这是我们需要的，大家一起做，大家都同意。

我让大家都能贡献，就像我刚才说的，用公开公平的方法和系统，让大家都能参与。所以大家把这个期刊当成了自己的。当然，我们的基础很好，因为我们有IEEE的招牌。没有IEEE的品牌，很难做到。一方面是差异化路线的选择，另一方面是IEEE本身的声誉，这个声誉是前人建立起来的，做人要饮水思源。

知识分子：还有一个问题是，IEEE有一个多元化的收入来源，这是很多学术组织非常羡慕的。因为我们的组织大多是靠行政拨款，没办法自主发展。我们该如何去拓展我们的收入来源呢？

刘国瑞：那是最糟糕的收入来源。这就像是你小时候拿爸爸妈妈的钱，他们把你的钱管得死死的。什么叫独立？等你搬离家自己赚钱了，那才是独立。一个组织也是一样，伸手要钱的时候，就没办法独立。政府的钱是最糟糕的来源，你没法独立，很多事情都做不了。所以，一个组织最重要的是怎么去筹资源，通过期刊、会议或者其他方式创造收入来源，让财务独立。只有财务独立了，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不然，你总有“老板”，总有“老板”告诉你不能这样做，或者必须那样做。

两年前我在沈阳参加过一个学术组织的年会，那是个很大的会议，号称有3万人参加。他们通过这个会议赚了很多钱，还能分给地方分会一些钱，让他们也能送人来参加会议。也就是说，你可以从会议里筹到资金，期刊里也能筹到资金，会员费也能带来一些收入。你得从这些方面去逐步积累。据我所知，他们赚了不少钱，不仅自己够用，还能分出去。中国有这么多工程师和科学家，这并不是难事。关键在于你有没有一套制度和方法去做，去实现财务独立，这样才能真正独立。

IEEE以前最重要的收入是期刊，但现在期刊和会议收入基本持平，四五年前会议收入已经超过期刊了。我们有200多个期刊，2000多个会议，一年大概有6亿美元的收入。当然，现在期刊收入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开放获取（Open Access）的趋势。

03 为了创业辞去终身教职

知识分子：您因为学校的规定，不能在公司长期任职，所以创业到一半不得不提前从学校退休。60岁就离开了您的科研和教育事业，这个决定您觉得现在看来是不是还是值得？

刘国瑞：值不值得，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从金钱的角度看，一点都不值得。我是学校的终身教授，当时我的公司还只是个小初创公司，学校给我的薪水比我在公司拿的高很多。

但问题在于，我的投资者和员工，他们是因为相信我，才加入我的公司。我们都有共同的梦想，相信我们的技术能让世界更美好。我不能因为自己拍拍屁股走人，就放弃对他们的承诺。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个好的决定。如果去追求钱，就是为了我自己。很多人到最后，穷得只剩下钱。这取决于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

知识分子：其实您第一次创业的时候，是因为没有给他们承诺，所以您不必担负这么多，是吗？

刘国瑞：没错。第一次是我朋友的公司，我一开始就说明了，我只能待两年。当时学校允许老师创业两年，我也提前跟投资者说清楚了。他们其实希望我离开学校，但我也提前说明了。那次我学到一个教训，现在全世界的监控摄像机产业有500亿美元，我是第一个用互联网连接监控设备的人，在那之前都是模拟系统，但当时我没有把握住机会。所以这次，我不能犯同样的错误。我必须信守承诺，坚持下去。

知识分子：所以也是为了弥补您年轻时候的一个遗憾，可以这么说吗？

刘国瑞：也不是遗憾。虽然那次公司没有把握住机会，但回到学校后，我在学术上也达到了顶尖水平，所以没有遗憾。我只是把创业当作实现梦想的路径，那是我的baby，我不能轻易放手。如果放手，它长大成人的机会可能就不大了。

知识分子：是不是跟您对创业的观念改变了又有关系？比如您年轻的时候觉得一定要走学术这条路，现在可能会觉得创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没有这种原因？

刘国瑞：也不是。主要是承诺。我的创业公司也有经营团队，不是说我现在想创业。关键是学校没有明确告诉我，我能做到什么程度。我的投资者和员工加入时，认定我不会离开。 其实现在州政府也在改变法律，马里兰州的这个条款很落后。在加州、华盛顿州，或者私立学校，都没有这个问题。

但对我来说，这些都不重要。我离开学校后，美国有几所大学找我当院长，台湾也有4所顶尖大学找我当校长，我都给他们同一个答案：我现在有梦想在追寻，不可能去做其他事情。等我把公司带到一定阶段，再考虑其他机会。

知识分子：在您这几次创业当中，您觉得碰到哪些困难？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

刘国瑞：其实每个人都得衡量自己的能力到底在哪里。我做领导、做管理，能力其实挺好的，但我更喜欢做科研，因为做科研可以天马行空，我很不喜欢被束缚在领导和管理这些事上。所以，我从学校退出来之后，隔了一年就雇了一个CEO来管理公司。

一个人一定要衡量自己的能力，找到自己最能贡献的地方。有些科学家只能做科研，你试过就知道，做产品比写论文难10倍，要把产品卖出去更是难上加难。如果想要人生历练，去创立公司，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很大，很多事情要做，最后要成功真的不容易。当科学家还算容易的。

2013年我开始创业的时候，头发还没白。最难的是去跟人家要钱，跟投资者要钱，要跟人家“磕头”。我在学术界一辈子，开会都不用带名片，都是别人给我名片，我只收名片。创业之后，我是个小公司，出去得给人家递名片，得求人。这差别太大了。

知识分子：像您是因为学校的制度不得不提前退休，但中国的很多资深教授不愿意退休，因为他们一直在岗位上就能获得很多资源，这会挤占年轻人的发展机会。那怎么能让这些资深教授愿意从岗位上退下来呢？

刘国瑞：这很难。我退下来之后，其实我这边的科研工作很多，我带着团队，生活其实很精彩。我不是说退下来之后就没事儿干，美国好几个学校找我去当院长，台湾很多大学找我去当校长。对我来说，一旦我公司的事情告一段落，我很容易找到做别的事的机会，很多地方都欢迎我，我没有求职的压力。

但如果说一个教授他不是很成功，成就也不高，让他离开岗位，他可能就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也没有其他工作可做。这种情况下，你很难让他自愿退休。所以，回到你刚才的问题，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退休制度。像我这样的人其实不多，是比较特殊的例子。

美国只有两种人有终身制，大学教授和联邦法官，因为美国希望联邦法官和大学教授能讲真话，没有人可以逼他们退休。你可以做到死的那一天。这其实是一个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老教授愿意退休。我们学校以前也有这种情况，有些老教授很久都不教书、也不做研究了，但没办法请他们退休。

04 大部分科学家缺乏领导力

知识分子：您最初是如何参与到IEEE的工作中的？又是什么吸引您持续投入并逐步走向领导岗位的？

刘国瑞：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时就加入了IEEE，因为它是全球电子电机信息领域最大的组织，发表论文、参加会议都离不开它，很多知名人士也都在其中，所以必须参加。加入后，我开始发表论文、参加会议，后来逐渐成为委员会成员、副主编，再到主编。这一路其实我没有刻意争取，都是别人提名，大概因为我做事认真，所以一直有人提拔，我就顺理成章地在IEEE做了一辈子志工。

知识分子：您的书里提到，您在遇到不公的事情时，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反抗，比如军人出身的领袖问题、财务改革以及您被诬陷的事。您为什么会有这种勇敢的行动？感觉很多中国人会选择放弃，让别人去做。

刘国瑞：其实我一开始也犯过错误。比如被诬陷时，我曾签名放弃，这是东方人的想法，但在西方世界行不通。其实我不是特别勇敢，而是觉得知识分子要有良知和勇气，因为我们不用去做苦力，拥有他人没有的知识，就应该有这份担当。科学家追求真理，讲真话是我们的基本价值观。我不是刻意表现，只是敢于直言，虽然也曾因此尝到苦头，比如竞选时被取消资格，都会遇到的。但我始终认为，只要我们做的事是对的，就不要怕。我在IEEE以敢言而闻名，大家都知道，这让我赢得了更多尊重，我从不在背后做小动作，这是我的招牌也是人们信任我的原因之一。

知识分子：IEEE虽然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但它还是以西方文化主导的，您作为一个华人背景的人，在这样的组织里领导改革或沟通时，会碰到什么样的文化冲突？您是怎么克服的？

刘国瑞：我们华人在欧美，最大的文化差异就是语言。沟通技巧是我们最大的弱点。不过，因为我一辈子都当老师，当老师要教书，要随时回答问题，还得及时表达清楚。另外，从我创业的过程来看，我必须去找投资者，跟投资者要钱，还得带着团队出去推销。所以，我学会了怎么表达自己。比如，欧美有一种说法叫“电梯演讲”，就是你和一个大咖同乘电梯，只有30秒时间自我介绍。不管是30秒、3分钟、5分钟，还是1小时，我都能把握好时间，把话说清楚，这方面我已经很熟练了。表达，这确实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说我们华人有没有独特的优势？其实没有，我们只有劣势。因为长久以来，不仅华人，亚洲人在欧美都被贴上了刻板印象的标签，觉得我们不善表达。這樣怎么让人信服我们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敢讲话，讲真话，不讲我不相信的话，所以大家都信任我。我不仅诚实地表达我的信念，还采取相应的行动，做到言行一致，建立起信任和承诺。当能做到这一点时，很多人都尊敬我，甚至包括我的对手。虽然想法不一样，但他们知道我的想法有道理，而且我深信自己的想法。

知识分子：您上任之前，有没有哪些特殊的事件让您最大程度上争取到了更多支持？

刘国瑞：IEEE在全球大概有200个国家，没办法做一件小事情让所有人都看到，只有周围的朋友能看得到。但我竞选的时候，几乎赢得了IEEE全球10个区域的投票。为什么呢？认识我的人自然会信任我，不认识我的人，他们看的是你有没有领导力。首先要有自信，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怎么让人家相信你？其次要有可信度，让人觉得你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再就是亚洲人比较缺乏的领袖魅力。亚洲人比较含蓄，但如果你太含蓄，在欧美社会里，他们可能就不认为你可以当他们的领导。你必须有魅力，能够站出来讲话，讲话要有感染力。当然，还要有底气，底气就是你自己的成就，你拿的奖，你做过的事情。你的成就很重要。当然，在竞选的时候，你还要提出好的计划和目标，你做的事情要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知识分子：您刚刚提到的领导力和领袖魅力，这些和科学家的特质会有冲突吗？

刘国瑞：并不冲突，但大部分科学家缺乏这些特质。这是需要训练的。我大学毕业后曾当过一段时间兵，当时很痛苦，因为必须带领一个排的120多个士兵。从很年轻的时候，我就被放到这样的位置上，很多事情都会发生，但这种能力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如果没有经历过训练，可能很难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

知识分子：这段经历很有趣。那么，您成为科学家之后，还会刻意去训练自己的领导力和领袖气质吗？

刘国瑞：没有刻意去训练，但在IEEE里，我一步步晋升，管理的人和事也越来越多。IEEE会给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提供适当的培训，比如软技能方面的培训，教我们如何管理团队。

知识分子：除了您刚刚提到的人格魅力和自信，您在学术上的哪些履历和成就帮您赢得了这个岗位？

刘国瑞：IEEE有50多万人，要在里面脱颖而出并不容易。比如在国内，大家都想成为IEEE Fellow，但入选并不简单。要让人信服，最重要的就是拿奖，比如最佳论文奖，还有各种技术成就奖、服务奖、教育奖和领导奖。一旦你拿到这些奖项，人们就会认定你在这一领域有很高的成就。在学术机构里，除了参与，最重要的是做出让人尊敬的事情，然后拿到一些奖项。这些奖项对于那些在世界各地不认识你的人来说，是衡量你成就的重要标准。

知识分子：您竞选时遇到过最大的攻击或歧视是什么？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

刘国瑞：在IEEE里，我几乎没有遇到过歧视。IEEE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参与其中，有英国人、美国人、华人、日本人等，大家都有各自的口音，彼此平等，不存在“主人”和“客人”的概念，所以很少有歧视。当然，文化差异可能会导致误会，比如有人会因为我是亚裔而质疑我是否适合当领导，认为亚裔通常不是领导型人物，但这更多是偏见而非歧视。我在美国其他场合遇到过被歧视的情况，但在IEEE里，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在这样的组织里，可能不太会有机会收获坚固的友情，像您和古井先生那样的。

来源：报人刘亚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