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第一缕锅炉的蒸汽穿透清同治4年的晨雾，黄浦江畔的“钢铁心跳”便与华夏大地的脉搏共振不息。160载春秋轮转，这里激荡的不仅是钢与火的交响，更是一部镌刻着民族工业觉醒、大国崛起雄姿、人类向海图强的壮阔史诗。
一颗红心何处寻，百六十年焊光答。这就是江南的百年。 沧海万里同舟楫，江南何曾限疆场。这就是百年的江南。
当我们谈论百年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一定不是为隐入尘烟而唏嘘，而是为蒸蒸日上而昂扬。
当我们谈论江南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一定不仅在吟唱过去辉煌的颂歌，更是在谱写朝气蓬勃的现在、谋划璀璨辉煌的未来。
我们谈论自强、谈论担当、谈论传承、谈论创新，在屈辱中奋起、在逆境中坚守、在滩涂中新生、在发展中变革。
160年峥嵘岁月，是潜龙腾渊、鳞爪飞扬，是中国制造、民族脊梁，是国运“晴雨表”，是时代“风向标”。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当第一缕锅炉的蒸汽穿透清同治4年的晨雾，黄浦江畔的“钢铁心跳”便与华夏大地的脉搏共振不息。160载春秋轮转，这里激荡的不仅是钢与火的交响，更是一部镌刻着民族工业觉醒、大国崛起雄姿、人类向海图强的壮阔史诗。
是三千年大变局下的江南
1863年，欧美通过工业革命与殖民扩张确立霸权，日本即将通过明治维新跻身列强行列，而中国仍困于传统与变革的拉锯战。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睁眼看世界的晚清进步人士开始寻找图强求富的“解药”。
这一年，容闳被李善兰、华蘅芳等学者引荐给曾国藩。容闳在回忆录《西学东渐记》中明确提到，他向曾国藩提出“应先建一母厂，再由母厂造出各种专业机器”，并强调“中国须立一机器厂，此厂当有能造分厂之机器”，曾国藩对此“深韪其言”。拜会曾国藩后，容闳旋即被授权出国采办，并收到2封加急公文，凭公文令可领取购买机器的全部款银，总数为6.8万两。
若当时有一架摄像机记录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下两人的这次见面，情形大抵如下。
曾国藩：“若以为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
容闳：“今日中国欲图自强，首在仿效西法，设立机器之母厂。此厂非仅为造枪炮之需，更当能制一切制造机器之机器。母厂成，则百工之业皆可由此而兴，兵械、轮船、铁路、矿务皆可次第推行。若徒购洋器，不习其技，终为他人所制。须以母厂为本，延西匠教习华人，十年之后，器可自造，技可自通。”
曾国藩：“君言甚善，吾亦久思及此。然创办此等大事，需款浩繁，人才难得。若委君赴泰西采办机器，聘匠师，教习华工，汝能任之否？”
容闳：“此固闳之夙愿。若中堂信之，闳必竭尽所能，虽万里重洋不辞！”
1864年，正是美国历史上南北战争的最后一年，几乎所有的机器厂都在忙于政府的订单。容闳心中深感焦虑，为此事整日奔波，后终于签署合同，但机器的生产制造时间需要6个月。
直至1865年春，容闳订购的130多种机器才全部造成。这些设备成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江南造船（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的核心生产工具。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表示：“故此厂实乃一永久丰碑，可以纪念曾文正之高见远识”。
是轮船肇兴的江南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中国首个近代意义的大型综合军工企业，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创局初期以仿制欧美早期枪炮为主，后建船坞造军舰。从蒸汽兵轮到万吨巨轮，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断勇攀高峰，几乎代表着当时中国舰船工业最高水平。
关于造枪炮还是造轮船，曾存在不小的争议。曾国藩对自行造轮船情有独钟，他一面派遣容闳赴国外购置“制器之器”，一面加紧轮船的试造工作。1865年，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制造以蒸汽为动力的木质明轮船“黄鹄”号建成，整个试制经费由曾国藩私人支付。李鸿章则从一开始就热衷于制造枪炮，对造船兴趣阙如。1866年7月，此时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已经成立1年，李鸿章以“筹造轮船”系“事体繁重，经费浩大”为由延缓，致轮船建造一事仍处于难兴船工的尴尬境地。
毕竟，造船难！难在生产准备：要有船厂，购买大宗生产资料及建造诸多配套工厂。难在人才聘用：国内鲜有相关专业人才可用，轮船的制造、管驾均需聘用洋人。难在资金筹集：制造轮船需要一笔巨款，轮船造好以后不仅有经常性的燃料及工人薪金等费用支出，还需要支付定期的维修费用。难在创业维艰：轮船制造在中国缺乏实践经验且还要面对舆论和时局的压力。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867年。曾国藩以“制造轮船等事，福建尚奏拨巨款，新立铁厂，江南已有铁厂，岂可置之不办”为由，廷奏“制造轮船，实为救时要策”而据理力争。当时，福建船政正拨巨款大兴土木，“沪局造船，事同一律”，清廷是没有理由不批准的。奏准后，关键的造船经费问题迎刃而解。
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始造轮船，便是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开始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几易其名，“江南船坞”“海军江南造船所”“江南造船厂”等都曾是它的名字，不变的是“江南”二字始终留存。
“江南”不仅是中国民族工业不断发展壮大的缩影，更是所有江南人的精神图腾。这种“爱国奉献、求实创新、自强不息、打造一流”的江南精神，如漫漫时间长河里的一座灯塔，激励一代代江南人穿过岁月的迷雾始终向前。
是革命播火地的江南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巴黎和会，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英、法、美等国偏袒日本，将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引发中国民众强烈愤慨，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在此深度交织。“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江南工人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作为最早的中国近代产业工人，江南工人的阵容最庞大、技术最精湛，反抗压迫的历史最悠久，斗争也最坚决。1919年6月，全市政治大罢工不断高涨，在江南造船所，装配工人首先发起罢工，紧接着，木工、锻工、翻砂工等部门2000多名工人参加了全市大罢工。陈独秀曾说：“机器工人比较先进，革命要发动和依靠他们，我们得设法在那里做做试验。”于是，江南造船成为革命的播火地。
因为，新思潮总在这里涌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曾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西学中心，其翻译馆是“开眼看世界”的代表性地点。这里不仅翻译过“元素周期表”，还有中国最早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西国近事汇编》。该书是中国人最早了解欧洲工人运动和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官方出版物，书中第一次使用“康密尼人”和“康密尼党”，即“共产主义者”和“共产党”的翻译。
因为，先进的产业工人在这里汇聚。江南造船是中国产业工人的诞生地，1865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初创时，大约有二三百名工人。1870年前后，全国使用机器生产的产业工人接近1万名，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工人数量占全国的13%。1894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工人数约占当时上海近代工业工人总数的8%、占全国近代工业工人总数的3.8%，为当时中国近代产业工人人数最多的企业。
因为，举足轻重的社会影响力在这里彰显。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中国第一个大型官办企业，是民族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祥地。民国初期，江南造船所建造的“江华”号和“官府”号等一批知名船舶更是稳固了江南造船所当时的社会地位。1918年，江南造船所承建了美国4艘万吨级运输舰，这是中国造船界从未有的大工程，被视为“中国工业的巨大成就”。大型船舶的建造不仅聚积了一批先进的产业工人，更在机器制造的攻坚克难中培养了他们的斗争意识、解放了其思想。
这就是江南造船得以成为革命播火地的土壤根基，而革命的“火种”则由一名叫李中的工人在这里引爆。
是星火燎原的江南
李中是何许人也？缘何是他掣起革命的大旗？这要从他与早期共产党人的渊源说起。
李中原名李声澥，湖南湘乡县人。1913年，李声澥与蔡和森、毛泽东一同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积极响应和参加毛泽东主持的学友会，多次被推选为学友会干部。“五四运动”前夕，他来到上海，之后通过蔡和森的父亲蔡容峰的介绍进入江南造船所，改名李中，一面学打铁，一面通过同乡、工友广泛联络群众。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并创办工人刊物《劳动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建立起来，李中成为首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同年9月，李中在《劳动界》第7期以“海军江南造船所工人李中”的署名发表了《一个工人的宣言》，深入浅出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喊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心声和愿望。
1920年，李中受陈独秀的派遣，在江南造船所发起筹建上海机器工会，担任筹备委员会书记，并与陈独秀共同起草《上海机器工会简章》。同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在上海公学正式成立，李中任大会主席。这是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的第一个现代产业工会，在它的影响下，上海印刷工会、纺织工会等相继成立，形成了上海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之势。
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曾在与好友的通信中大为赞赏。1920年11月26日，毛泽东与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通信时这样写道：“我现在很想作工，在上海，李声澥君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他现寓上海法界渔阳里二号，帮助陈仲甫先生等组织机器工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第一位产业工人党员。之后，越来越多的工人党员和工会会员在江南工人中涌现，他们在发动工人、领导工人开展反帝爱国斗争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消息传来，江南工人怒不可遏，工人党员杨培生对江南造船所打铁的工人们说：造船工人不能沉默，应当举行罢工，与全市工人一起到南京路上去游行。在杨培生和宣祥生的动员下，打铁、翻砂、冷作和木工共计3000多工人参加游行，并与英国巡捕开展英勇搏斗。
“五卅惨案”前后，中共整合全国各地分散的工会力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各地工会逐步纳入其组织框架。上海机器工会转型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属的地方产业工会，受中共上海地委和全总双重领导。
1926年初至1927年春，上海工人举行3次武装起义。在杨培生的组织下，江南造船所职工会成立。在第三次起义中，江南工人冲锋在前，包围迫使敌军全部缴械投降。在新的斗争形势的鼓舞下，一些没有地下工会组织的工厂纷纷宣布成立职工会。革命的星星之火，在上海产业工人中渐成燎原之势。
江南忆 最忆是新生
1949年10月1日，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时，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母体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重生。上海外滩的汽笛声中，锈迹斑斑的龙门吊正见证着历史性蜕变。江南造船，这个诞生于洋务运动时期的工业先驱，曾在军阀混战中沦为兵工厂、在日据时期变成维修坞、在官僚资本手中化作“摇钱树”，此刻正犹如一根复苏的工业神经，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是中国的江南
江南之于国家的战略意义，周恩来曾这样说过：“江南造船所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军工企业，要争取在解放军进沪时，安全、完整地交给人民。”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二天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签发第一号令，宣布接管海军江南造船所。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来到江南造船所和工人们一起投入抢修造船设施的劳动中，江南造船在废墟上获得新生。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海军仍占据着沿海部分岛屿，人民海军迫切需要大量的沿海巡逻艇进行护渔、护航、反封锁斗争，以及配合解放沿海岛屿。江南造船利用护厂斗争保留下来的物资，建造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海军舰艇。江南造船出力、出物也出人，曾派出24名懂驾驶的工人参加解放一江山岛战役。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武汉登上长江舰视察长江中下游四省，并在长江舰上为海军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船未行至南京，毛泽东提出要在南京检阅海军战舰。华东海军立即抽调了“广州”号和“南昌”号护卫舰、“黄河”号登陆舰，以及101号、104号鱼雷艇参加检阅。几天中，毛泽东连续5次都写下同样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建设强大海军、建设一流装备的殷切期望，是新生的中国对建设强大海防的决心。如今，这句刻着伟人嘱托的铭石，静静矗立在江南造船长兴岛造船基地行政楼前的草坪，也静静地矗立在每一位江南人的心中。
“一五”后期，研制万吨级远洋货船被列为国家新科技规划的重点项目。在西方长期封锁尤其是后来苏联中止援助的困难局面下，“东风”号是中国人首次尝试自行设计、自行建造，全部采用国产设备的首艘万吨远洋船。1960年4月15日，“东风”号下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副市长曹荻秋等人出席下水典礼。万吨轮被命名为“东风”，碰巧当时日本也刚造出一艘“西风”号万吨船，江南造船建造的新船取名“东风”，寓意“东风压倒西风”。
1964年，中国发生了2件震动全国的大事，一是首枚原子弹爆炸成功，另一件就是首台万吨水压机胜利投产。万吨水压机的制造要从1958年说起。那年5月22日，煤炭工业部副部长沈鸿给毛主席写信，建议建造万吨水压机，以改变我国大型锻件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不久，毛主席亲自批准了这个建议。那么，这一重任由谁来担当？经过设计组多方比较，最终选择了江南造船厂。历经3年半，这台压力达1.2万吨的万吨水压机研制成功，于1964年顺利投产，填补了中国重型机械工业空白，助力中国工业水平迈上更高的台阶。
不仅如此，为了强大国防装备建设，潜艇、护卫舰、导弹驱逐舰、“远望”系列航天测控船等一系列重大装备陆续在江南造船诞生，一个个“中国第一”成为不同时期中国先进制造技术的见证。
是世界的江南
1977年，世界造船业在能源危机中向东亚倾斜，日韩凭借成本与技术优势重塑行业格局；中国则在内政外交转折中艰难起步，悄然培育未来“造船大国”的基因。这一年的选择，深刻影响了21世纪全球造船业的版图。
1977年7月，73岁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这一次复出，邓小平恢复了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他以主要精力着重抓教育、科研战线的拨乱反正。同年12月，邓小平接见柴树藩。谈话中，邓小平指出，“船舶工业要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中国造船工业成为率先走出国门的行业。
1980年9月12日，香港船王包玉刚在江南造船订购2艘2.7万吨散货船。1982年6月10日，“世沪”号命名，包玉刚称赞“世沪”号“可与日本任何一家造船厂建造的船舶媲美”。1982年9月22日，第二艘船“世谊”号命名，江南造船从此叩开了国际航运市场的大门。成功建造出第一批出口船后，江南造船决心到国际市场闯荡一番。1984年，实行厂长负责制并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后的江南造船生机勃勃，造船产量逐步提升，达到10万吨。
1985年，江南造船迎来第120个年头。江南造船百廿厂庆活动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都是史无前例的。上海电视台连续8天播出相关新闻，厂庆活动不仅提升了江南造船的品牌知名度，而且激发了员工爱厂爱党爱国的热情。借这一次厂庆的契机，江南造船推敲考证史料，并将厂庆日定在每年的6月3日，“金色的江南，光荣的江南……”厂歌在江南造船回响。
1987年6月，江南造船为香港泰昌祥轮船建造的6.5万吨巴拿马型散货船交付，这是中国建造出口船以来设计建造的吨位最大的船舶，标志着江南造船开始跨入技术难度较高的大吨位船舶建造厂家行列。该船也是中国首艘在伦敦租船市场挂牌交易的船舶，被称为“中国江南型”巴拿马散货船，标志着中国造船业真正获得国际市场认可。
1990年，江南造船年造船产量突破20万吨，这是“推船下海”伟大实践结出的硕果。
是突围的江南
1992年，世界在冷战结束后迎来全球化红利，日韩造船业凭借技术与规模优势瓜分市场；中国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春风中打破体制束缚，以开放姿态拥抱国际造船产业转移。江南造船勇于实践，从单一船舶产品制造到多元化经营，先后创办了商贸、旅游、建筑总承包、运输、仓储、房产和物业管理等公司，尝试从产品经营到资产经营，实施“一主两翼”的经营战略。
1995年，江南造船被列为国务院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开始了由传统工厂到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转型。1996年6月3日，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实现了企业由工厂制向公司制的转换。1997年6月，经过一众热情、有创意、执着的改革者的艰难探索和不懈努力，江南重工在上海证交所正式上市，这个有130多年官办历史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的大潮中高速航行，为企业的发展打开了全新融资渠道，拓展了发展空间。
20世纪90年代，江南造船的关键词除了“现代企业改制”，就是“承接四型十八艘”。这一仗打得惊心动魄，永不止步的江南造船瞄准了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这片“蓝海”。从1995年下半年起，江南造船相继承接了一批中国造船史上没有建造过的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订单，共四种船型十八艘船。
“四型十八艘”就像一座座山，横亘在每一位江南人面前，同时也激发了江南人无穷的潜力。经过几年努力，四型十八艘船全部成功交付，创造了中国船厂建造高技术船舶的新纪录，标志着中国造船能力迈上新台阶。通过“四型十八艘”高附加值船舶的建造，江南造船完成了一定的技术储备，培养了一支干部人才队伍，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江南美 春风又绿江南岸
进入21世纪后，飞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和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给江南造船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船舶越造越大，其对岸线资源和试航通行的要求越来越高，跳出黄浦江到水深岸阔的水域建设新厂成了江南造船的唯一选择。
是自强不息的江南
这是涌动着无限生命力的新世纪。韩国造船业以高效产能重塑行业格局；中国则在“入世”前夕以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悄然布局造船业腾飞。
2000年，中国出口船舶占比已超过60%，船舶工业成为这一时期机电产品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很多行业还不知道“国际市场到底水有多深”、担心受到冲击之时，中国的船企不仅“走向世界”，而且早已学会“游泳”。
2002年5月5日，朱镕基在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关政策建议》文件上，作出了“中国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批示，还叮嘱财政部、外经贸部、进出口银行、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要下决心支持造船业发展”。
2002年12月3日，上海赢得2010年世界博览会主办权，江南造船厂址被划入世博园区规划用地征用范围。这奏响了江南造船搬迁长兴岛的序曲。
其实，早在2001年，江南造船便看中长兴岛这块造船宝地。当时的江南造船正在奋战“四型十八艘”的最后一艘船，受生产场地限制，租借了粤海长兴的船坞。2001年元旦，时任江南造船总经理陈金海和时任江南造船一部部长都文忠前往位于长兴岛上的粤海长兴慰问江南造船的工人，正好粤海长兴的总经理也在。双方热情地交流一番后，长兴岛这块“新大陆”便出现在江南造船的“新地图”上。
2001年8月3日，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向上海市政府正式提交上海地区船厂发展规划和布局调整的意见，以及江南造船搬迁至长兴岛，利用长兴岛的深水岸线建设一个高起点、高水平的世界级大型现代化造船基地的设想。
2002年8月，上海市政府明确表态支持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关于上海地区船厂搬迁调整发展规划。上海申博的成功，进一步坚定了上海市政府把长兴岛定位为海洋装备区的决心，同时加快了江南造船定址和规划的进程。
2003年7月24日，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与上海市正式签署《关于上海地区造船厂布局调整有关问题的合作备忘录》，明确了上海市在长兴岛划出8公里岸线，用于原中船集团系统内黄浦江沿岸船厂调整搬迁。备忘录的签署，意味着上海即将兴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造船基地，更意味着在黄浦江畔扎根一百多年的江南造船即将迎来“裂变”。
是打造一流的江南
2005年6月3日，江南造船建厂140周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徐匡迪在长兴造船基地工程建设现场宣布：“中船江南长兴造船基地正式开工！”
2008年4月，江南造船老厂建造的最后一艘船“远望6”号即将交付。同年4月3日，时任江南造船搭载部部长黄文飞作为取火者从“远望6”号船前甲板的上建位置手拿焊枪取火引燃火炬，将其依次传递至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江南造船领导等，最后传至时任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总经理陈小津手中并由他点燃了火种盒。同年6月3日，江南造船建造的170舰特地赶回“娘家”，载着江南“火种”驶往新基地，为新建造的水下高新产品开工点火。舰船长笛悠鸣，为江南造船送行。
在一个满目荒滩、遍地芦苇的小岛上打造一个国内最大的造船基地，其艰难程度难以想象。把一个百余年的老厂从繁华的黄浦江边搬迁，把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解构剥离，把2万名员工进行妥善的分流，其艰难程度更难以想象。对于江南造船的搬迁，上海市领导曾给予过高度的评价，大意是：百年江南要搬迁，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结果是江南整体平安搬迁，悄声无息。
时任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副总经理兼江南造船董事长南大庆表示：“江南造船完成搬迁后，厂门外高雄路沿路店铺、单位、居民还不知道已经搬迁完了。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江南造船搬迁走的是水路，所有设备资材都是在厂区码头装船，从黄浦江出吴淞口至长兴岛，在厂门口根本就看不到类似搬家那样大车小车装满设备资材往外运的场景。在高雄路沿路店铺、单位、居民看来，江南造船不知不觉就搬完了。”
是轻装上岛的江南
上海世博会举办的倒计时，嘀嗒嘀嗒催促着江南造船的搬迁。当时的上海舆论焦点在于“迁”而不在于“建”，在他们的眼中，江南长兴造船基地的重大意义在于江南造船的迁走。他们甚至认为，搬迁无非就是收拾好家当，雇佣搬家公司，然后打包装车，运抵新址，卸车安装，开工生产。
而事实上，江南长兴造船基地的搬迁建设远没有这么简单。岛上水陆交通都极不便利，生活设施基本上是“零起步”。要再造一个新江南造船，就必须“精干主业、轻装上岛、总装化造船、剥离辅助”。2005年9月起，江南造船正式拉开了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帷幕。
时值造船形势一片大好，中国船舶工业蓬勃发展，民营船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江南造船的搬迁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吸纳人才的绝佳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江南造船成了中国船舶工业的“黄埔军校”。面对搬迁这种颠覆性改变，个体想法与集体梦想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痕：有的人不愿意上岛，有的人不愿意脱离江南造船。分流与改制，成为横亘在江南造船面前的“两座大山”。
江南造船改制部门为每一名员工建立了档案，把他们的问题、困难和要求登记在册，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力争“能宽则宽”地解决问题。时至今日，老领导们仍十分感慨，感谢那些或走或留的江南人，他们都为江南造船今日的成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不扰乱生产工作秩序、不打破政策规定、不冲击法纪底线，这是江南造船在整个搬迁过程中守住的3条底线。2008年年初，12家辅业单位改制工作全部按期完成。经过辅业改制与分流，江南造船人员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劳务工比例由30%上升到70%，正式员工中35岁以下青年员工占70%以上。2009年，江南造船原址固定资产处置工作全部完成，资产处置组进行了数据汇总和档案资料整理造册。新人的补充给建立新的造船模式和推进新的造船工艺、工法创造了条件，江南造船的“裂变”从他们手中开始。
值得一提的是，在江南造船搬迁分流、辅业改制的过程中，生产并未被耽误。2007年，老厂区取得了下水23艘、交船23艘的漂亮成绩，而且涉及6种船型，是江南造船历史上造船总量最多、任务最艰巨的一年。
是二次创业的江南
2025年是长兴造船基地正式开工的第20年。20载春华秋实，江南造船以国家战略为纲，以海洋强国蓝图擘画发展路径，领导班子秉持“强盛民族工业 铸造海上长城”使命担当，把企业打造成制造国之重器的国之重企。
从2008年6月完成整体搬迁到2012年实现同型产品批量化生产，江南造船利用搬迁契机，重塑生产组织和管理模式，实现百年老厂到百年新厂的蜕变。
2012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船舶工业的影响开始显现，中国造船业逐渐步入“寒冬”。江南造船提出了深耕主业、推动产品结构转型升级的发展战略，开始了从同型船批量生产向小批量、多型号、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的转型发展。
2016年，江南造船提出“1135”发展战略，并在之后持续完善战略规划，其核心内容是坚定不移地推动战略产品升级、科技创新升级和管理流程升级。
“离开研发创新的企业就是加工厂。”2016年12月，江南造船整合原有技术力量成立江南研究院。在江南研究院揭牌之际，江南造船同时召开第一届科技创新大会，董事长林鸥系统阐释了江南研究院“创新、开放、合作、共享”的发展理念。同时，江南造船与上海交通大学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此后，江南造船先后组建了多个研究实验室，与高校、科研院所、国际知名公司的团队开展深度共建合作。
江南造船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强大的行动力积极拥抱先进技术，将数字化技术、物流技术、信息技术融入现代造船，在智能造船领域深耕细作。
是器惟求新的江南
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期间也曾指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可以做更多深入探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之“新”，不光是指原创性、颠覆性的创新，还有传统产业的升级向新。船舶工业作为市场化程度极高的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传统产业，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应有之义。林鸥表示，江南造船要乘势而上，通过科技创新不断探索发展新模式，要敢于用颠覆性思维培育核心竞争力；要让数字化转型全方位融入江南造船的生产经营全过程；要积极发展人工智能（AI）技术，在新兴领域中斩获江南造船的一席之地。
面向未来，江南造船将打造科技型数字化制造企业，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以“数据”为基础、以“绿色”为动力、以“生态”为核心，加深在数据治理、人工智能、零碳动力、无人业态等新技术领域的探索，颠覆传统，创造未来。
如今的江南造船宽敞明亮、干净整洁，车间里、船坞内、码头上……身着不同颜色工装的作业人员在各自岗位上有序地工作。厂区内悬挂着显眼的“当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 当传统制造业的颠覆者”标语，以造船界优秀前辈名字命名的厂区道路两旁悬挂着江南造船科创大会优秀获奖者们的海报，一代代造船界前辈激励着每一位江南人不断向前。
在建厂160周年到来之际，江南造船组织采访了一批当年搬迁、建设、分流、改制等重大工程的亲历者。如今，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前辈回忆往昔，言语中颇有几分“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的豪情，其中提到的高频词语便是“红色基因”和“江南文化”。
1867年，迁居高昌庙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大门上方的牌匾上镌刻了四个大字——“悬规植矩”。此后的江南造船历经风雨，随国运起伏，始终遵循这四个字的理念。2000年，江南造船与求新造船合并重组。求新造船的厂名取自古文“器惟求新”。这四个字与“悬规植矩”一起，反映了江南造船发展100多年来一直传承的文化。而江南文化在江南造船历史的延续中已经充分证明了它的力量。
如今，这八个字作为厂训，被刻于石碑静静地矗立在江南造船主干道。红色的硕大字体正如百余年来流淌在江南人身上的红色血液，滋养着江南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奋斗。
来源：中国船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