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考古材料梳理汉代琥珀珠饰的存布情况，根据历史地理信息分析区域间的关联性，并结合各区域内琥珀珠的类型、年代特征，初步勾勒汉代琥珀珠的传播路径。汉代琥珀珠饰在岭南与湖湘分布最为集中，其在长江以南的传播与南海丝路贸易密切相关，并以湖湘与岭南地区的江海联运为主

摘要：本文通过考古材料梳理汉代琥珀珠饰的存布情况，根据历史地理信息分析区域间的关联性，并结合各区域内琥珀珠的类型、年代特征，初步勾勒汉代琥珀珠的传播路径。汉代琥珀珠饰在岭南与湖湘分布最为集中，其在长江以南的传播与南海丝路贸易密切相关，并以湖湘与岭南地区的江海联运为主要传播模式。联运贸易的区域北达南阳、东至扬州，两地作为重要中间站使琥珀继续流向北方经济重心城市。中原地区同时受北方陆上丝路和南方丝路的物质、文化辐射。南海丝路的珠饰几乎未抵达西北地区，该区域琥珀珠应从陆上丝路而来。

琥珀为一类有机宝石材料，由松柏科、豆科植物树脂经地质作用石化形成，其最大、最早的产地是欧洲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波罗的海与地中海间的琥珀贸易路线于公元前4000年即已形成，并维持了多个世纪，琥珀饰品在古埃及、希腊、罗马均盛行。但在古代中国，琥珀非传统宝玉石材料，年代最早的琥珀饰品出现于晚商，山西保德林遮峪、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有琥珀饰[1]。战国前后，琥珀饰品逐渐增多，在浙江绍兴、河北唐山、宁夏固原、云南楚雄等地墓葬有零星出土[2]。直至汉代随着丝路贸易的发展，琥珀饰方成规模地出现。“琥珀”一词也是在西汉初期始现于史籍文献《新语·道基》：“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3]。至西汉晚期《急就篇》云：“系臂琅玕虎珀龙”[4]，说明彼时已有戴琥珀雕件之风。

汉代琥珀饰品以珠饰为大宗，珠饰包含珠子和小型饰件两类。琥珀珠价格昂贵又便于远距离运输，能反映跨区域间贸易情况，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与人群信息。近年来，学者们对岭南、湖南地区的汉代珠饰品予以了较多关注[5]，但尚缺乏对各区域出土珠饰关联性的探讨，也少有基于琥珀珠的专门性研究。汉代各类材质的珠饰中，琥珀珠既不像玛瑙、水晶珠等普遍，也不似石榴石、绿柱石珠等过于小众，其在时空分布上有一定广度，又在类型和风格上存在因地而异的区域性特点。着眼于汉代琥珀珠的分布情况，分析其传播路径和形式，可管窥两汉贸易交通情况，探究区域文化间的交互关系。

一、汉代琥珀珠的分布

本文将汉代中国划分为西部边疆（包括甘青和新疆地区）、北部边疆（包括内蒙草原、长城沿线地带和东北辽河流域）、中原（包括关中、华北和黄淮地区）、江南（包括江汉、湖湘和淮南地区）、岭南（包括两广珠江流域）、西南（包括川、黔、滇地区）等六区，以下按区域梳理琥珀珠出土情况。

（一）西部边疆地区

该区出土琥珀珠目前仅见于武威、永登、敦煌、酒泉的四处墓葬中，前三处墓葬年代均为东汉时期（表一）。

（二）北部边疆地区

该区琥珀珠在西汉初期的内蒙准格尔旗，西汉中期长城沿线的大同、怀安有出现。东汉时期，琥珀珠见于内蒙地区及环渤海地区的锦州、营口（表二）。

表二北部边疆地区出土汉代琥珀珠情况

（三）中原地区

该区琥珀珠分布时空范围广，于西汉早期出现于河北献县，西汉中期出现于巨野、徐州，西汉晚期以来传播于关中一带及南阳、洛阳地区。东汉时零散分布于华北平原的定州、德州及黄淮地区的亳州、连云港（表三）。

表三中原地区出土汉代琥珀珠情况

（四）江南地区

该区琥珀珠最早出现于西汉中期的南昌、长沙，西汉晚期前后分布于淮南，尤以扬州地区为多。东汉时期，集中出现于湖湘一带，另有少量传播于江淮地区的寿县和鄂西北的郧县（表四）。

表四江南地区出土汉代琥珀珠情况

（五）岭南地区

该区琥珀珠最早出现于西汉早期，见于贵港罗泊湾M1，西汉中期有少量出现于广州。西汉晚期，琥珀珠数量明显增多，并且大量集中于合浦地区，在风门岭、望牛岭、堂排、盐堆等大中型墓葬中均有出土。东汉时期的琥珀珠在广州地区发现量大，据考古资料统计，广州出土琥珀珠的两汉墓葬约46座，出土数量达150余颗，其中除恒福路疗养院M31、41、46，皇帝岗M1出土者年代为西汉中期外，其余年代均为东汉（表五）。

表五岭南地区出土汉代琥珀珠情况

（六）西南地区

该区琥珀珠在贵州出土数量最多。云南保山出土琥珀珠年代早至战国，贵州赫章的琥珀珠年代为西汉中期，四川各处所出多为东汉制品（表六）。

表六西南地区出土汉代琥珀珠情况

据上述材料，西汉早中期琥珀珠饰初兴起，见于西沟畔、阳高、怀安、昌宁、广州、贵港、献县、长沙、南昌、徐州、巨野等地。西沟畔位于蒙古高原匈奴文化区，阳高、怀安处长城沿线汉匈接壤处。经蒙古高原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丝绸之路，是中西贸易主要通道之一。匈奴长期称雄蒙古高原，该贸易通道上的成果往往经匈奴传向内地，阳高、怀安等边塞地区即可由“关市”与匈奴民族进行经济贸易。昌宁处西南边陲，临近缅甸北部，为古哀牢国统治中心，是由滇通缅甸、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重要区段，该处“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琥珀……”[6]，为珠宝奇珍集散地。广州、贵港同为岭南重要城邑，分别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口岸、关节点。其中贵港西汉早期琥珀出自桂林郡最高官吏墓。余下，献县、长沙、南昌、徐州、巨野分别是河间国、长沙国、海昏侯国、楚国、昌邑国国都，这几处琥珀均出自王室墓。可见，汉代早期琥珀珠的拥有者主要是与域外开展贸易的边地人群及优先享有边地贸易成果的部分汉室王侯贵族。

西汉中期以后，琥珀珠数量明显增多，分布范围变广。现将西汉晚期、新莽、东汉琥珀出土地与汉之州郡对应列于上表（表七）。

表七西汉晚期、新莽、东汉琥珀出土地与汉代行政区划对照表

由地缘信息可知，西汉中期以后琥珀珠均出现于丝路要道或丝路贸易辐射区。

岭南是出土琥珀珠数量最多的区域，该区合浦、贵港、梧州、广州、湛江、德庆、顺德等地是琥珀珠集散地。据《汉书·地理志》：“自合浦、徐闻南入大海，得大州”；“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番禺，其一都会也”[7]。合浦、徐闻（湛江）是海上丝路始发港，广州则作为岭南商贸都会聚集大量贸易成果。贵港、梧州分别是郁林、苍梧郡治，并与德庆、顺德同临西江水道，为连通两广水事活动的重要内河大港。

江南地区出土琥珀珠的数量仅次于岭南。该区涵盖汉之徐、扬、荆三州，琥珀珠出土地均临长江水系通道：扬州地扼江淮要冲，兼有邗沟通淮河；南京在长江下游；南昌处赣江下游；长沙、衡阳、零陵临湘江；郴州、耒阳滨耒水；常德、张家界则分别有沅江、澧水流经。该区交通结构凸显水路交通的重要性。战国时，长江水系可由沅水通夜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楚顷襄王曾遣将“从沅水伐夜郎”[8]。自秦开灵渠（湘桂运河），长江水系与珠江流域连通，湖湘一带可西通夜郎，南接两越。

西南地区琥珀珠出自汉源、绵阳、西昌、昭通、黔西、安顺、赫章、清镇、兴义、兴仁诸地。西汉中期以后，汉源属蜀郡，绵阳属广汉郡，西昌属越巂郡，昭通、黔西属犍为郡，安顺、赫章、清镇、兴义、兴仁属牂牁郡。“巴、蜀、广汉本南夷”，“犍为、牂牁、越巂皆西南外夷”[9]。自武帝经略西南夷，西南丝路贸易逐渐繁荣。该区琥珀出土地都在重要商道上：汉中为连接蜀地与关中的枢纽；汉源、绵阳处西南丝路要道；昭通、凉山分别在连通滇、蜀的“五尺道”与“灵关道”上[10]。安顺、赫章、清镇、兴义、兴仁在古夜郎地域。古夜郎临“牂牁江”（北盘江），此江“出番禺城”[11]。“牂牁道”是滇、蜀与南越沟通的重要通道。

中原地区琥珀珠多出自咸阳、洛阳、南阳、徐州。咸阳、洛阳分属京畿内的右扶风和河南郡，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南阳为东汉陪都，政治地位高，是“好商贾”的大都会[12]；徐州为彭城国国都，笼括黄淮漕运要冲，有控引四方的交通条件。

北部边疆地区的锦州、营口位于商业活跃的环渤海经济区，通过辽西走廊与中原长期保持着密切经济关系[13]；定州、德州分别为中山国都和平原郡治，中山国“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平原郡则盛产“鱼盐旃裘”[14]，两处均有重商传统。

西北一带，琥珀珠在甘肃永登、武威、敦煌及酒泉金塔发现。永登为通往河西的交通要道令居县所在；武威、敦煌均为西北丝绸之路要地；金塔为河西地区北部屏障，出入居延的门户。

二、各区域出土琥珀珠饰特征

汉代琥珀珠的类型、佩戴者身份、佩戴方式、文化意涵等存在区域性差异。

内蒙和云南部分地区出土的琥珀珠有浓厚地方特色。内蒙地区，西汉中期琥珀珠出自匈奴墓地，东汉的出自鲜卑墓葬，以圆珠形为主，并与水晶、琉璃、玛瑙、松石圆珠组成串饰。云南保山昌宁出土的西汉早期琥珀珠饰为古哀牢国遗存，主要为圆管形珠，以单一琥珀珠组合成串佩戴，未与其他材质珠饰同出。

湖湘与岭南一带东汉墓出土琥珀珠饰类型相似，多狮形珠，有一定数量的胜形珠、耳珰。此外，均可见与琥珀珠同出的石榴石、海蓝宝石、蚀花玛瑙、珊瑚及焊珠金球饰等新颖珠饰。湖湘、岭南地区的琥珀珠饰常与其他珠饰组合为长串饰，这类璎珞式珠串在中原部分墓葬及扬州、南阳、咸阳等处汉墓有出土，佩戴者应为贵族女性。出土这类珠串的墓葬，如河北献县M36为河间国王后墓；咸阳马泉汉墓近昭帝陵，出土有漆奁与多件木梳，墓主应为女性。另如河北定州中山王墓M43、南阳体育中心M18、扬州甘泉姚庄M102、101，广州龙生冈M43、东郊沙河汉墓，肇庆德庆大辽山汉墓，合浦母猪岭M6、堂排M2等，均为夫妻合葬墓，这些墓葬中带琥珀珠的长珠串均出自女棺。

中原地区几乎囊括全部类型的琥珀微雕珠饰，并有瓜棱、水滴形等新式造型珠。除少数高等级墓葬中有璎珞式长珠串外，一般均为简单珠串。如咸阳杜家堡墓葬M1，出土琥珀狮形珠与煤精、水晶饰组合简单串饰。北部边疆地区出土的琥珀珠串均风格简洁，如怀安、阳高西汉墓分别出土狮形、鸟形琥珀珠，锦州东汉墓出土刻面形琥珀珠，辽宁盖县东汉夫妻合葬墓女棺中出土琥珀圆珠，这几处琥珀珠单独为佩或仅与少料珠饰组合为串饰。西北地区汉墓仅出土少量狮、双鸟造型微雕琥珀珠。这些琥珀珠均未与其他珠饰品同出，应是单独佩戴的。西南地区出土有狮、鸟、壶形微雕珠饰，相组配的其他宝石珠饰少，但常搭配铜钏、指护、银环、臂钏等有浓厚地域特色的金属饰品。

通过对各类琥珀珠饰的造型来源、文化意涵的分析，可进一步了解出土琥珀珠饰的区域性差异的产生原因。

狮形珠流行时间最长、分布范围最广，在上述地区均有出土。狮子是在汉代被进献到中原的“殊方异物”，在古印度佛教文化中象征护法灵兽，常以蹲狮形象出现。建于公元前1世纪的桑奇佛塔上即雕刻有蹲卧翼狮[15]。在佛教传承起源地阿富汗的蒂拉丘地遗址、南亚佛教修习汇集地塔克西拉（Taxila）及佛教文化盛行的缅甸、越南、泰国，均发现有狮形珠[16]，且造型与汉王朝的同类狮形珠别无二致。狮形珠的造型绝大多数为蹲狮形（图一，1）。较特殊的是西北地区出土琥珀狮形珠，杨家桥、雷台、永登、金塔县汉墓出土狮形珠的外轮廓均偏混圆，为团身、俯卧形，并以镶嵌物饰双眼（图一，2、3）。狮艺术形象伴随着早期佛教文化的传播进入中原，其后比附于辟邪文化。汉代琥珀狮形珠即作为一类辟邪珠广泛流行。西北地区狮形珠的风格雄浑写意，与汉本土石雕类似，应是在吸收外来狮艺术形象后在东汉时期于本土制作的。

图一出土汉代琥珀狮形珠

1.海昏侯墓出土2.敦煌杨家桥汉墓出土3.酒泉金塔东沙窝臭芦草窝墓出土（图一，1摄于海昏侯国遗 址博物馆；图一，2、3分别引自敦煌博物馆、金塔县博物馆官网）

兵饰造型珠具有时代特征性，是指以剑、钺、戟、矛、盾等为造型母题的珠饰。这类题材最早出现在印度桑奇佛塔门柱雕刻上，为“无佛像时代”具护法含义的象征符号。其传入中原后以“蚩尤持五兵”的图案模式出现，体现辟兵逐疫的意涵，如《祖饯祝》载：“阳遂求福，蚩尤辟兵”[17]。目前出土琥珀兵饰珠的仅南阳万家园墓中的手戟形珠（图二）。其他材质的兵饰造型珠在扬州[18]、南昌[19]、永城[20]、咸阳[21]等地墓葬有出土。汉代“蚩尤辟兵”文化偏小众，故兵饰类珠饰主要流行于中原文化圈，未在岭南、西南、西北地区出现。

图二出土汉代琥珀手戟形珠（摄于南阳考古所）

胜形珠为本土传统珠饰。胜为汉代妇女高级首饰，“胜”通“榺”，《说文》：“榺，机持经者”[22]，其原型一般被认为是织机构件。胜的图像常见于汉画像石，作为构成王母形像的核心元素贯穿于东汉。胜形琥珀珠最早出现于西汉晚期，与历史上王母信仰初盛行的时间吻合。汉代神仙信仰中，西王母主“刑杀”“司天之厉及五残”[23]，胜作为王母的象征，含兵刑之意，与压胜、辟兵思想契合。胜形珠也被视为辟邪珠，广泛传播。目前所见琥珀胜形珠均呈两胜相连状：西汉晚期墓葬出土胜形珠呈原始形态，如南阳体育中心游泳馆M18、扬州甘泉M101、合浦北插江盐堆、广州恒福路疗养院所出者（图三，1）；东汉墓出土琥珀胜形珠为简化形态，以长沙东汉墓中出土为最多，此外在扬州、南阳、郧县、昭通、绵阳等地墓葬均有出土（图三，2）。值得注意的是岭南地区出土的胜形珠大多为原始形态，西南地区则全部为简化形态。

图三出土汉代琥珀胜形珠（摄于南阳考古所）

1.原形连胜（南阳体育中心游泳馆M18出土）2.简化胜（南阳万家园M26出土）

对鸟形珠呈对偶禽鸟造型，有祥瑞之意，是一类具有本土传统意味的珠饰。对鸟形象于东周以来流行，有对鸟式梳篦、对鸟纹耳杯等。江苏邗江双山M2、河北定县M43、贵州仁县交乐M19、金塔县东沙窝臭芦草窝墓群出土有对鸟形珠饰。上述墓葬年代均为东汉，等级普遍较高，前三座墓葬分别为广陵王刘荆、中山穆王刘畅和地方高级官吏墓。金塔县出土珠饰双鸟眼部有镶嵌物，体现西北地区微雕珠饰的特色（图四）。

图四金塔县东沙窝臭芦草窝墓群出土琥珀对鸟形珠（图片来源：金塔县博物馆官网）

琥珀耳珰为汉代本土器物。刘熙《释名·释首饰》曰：“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淫好走，故以此琅珰锤之也。今中国人效之。”[24]佩戴耳珰并非中原习俗，而是从少数民族引入的。考古发现的琥珀耳珰在岭南及湖湘地区多见，在长江以北地区则罕有，与“本出于蛮夷”的叙述相符。

三、传播路径和形式分析

从琥珀珠的分布情况来看，岭南地区出土琥珀珠的数量最多，湖湘地区出土琥珀珠的数量仅次于岭南，而西北地区仅有少量出土。按常理，越靠近物品传播源地分布应越集中，反之越分散，南方海上丝路展开珠饰贸易的强度应是大于西北丝绸之路的。此外，琥珀珠的传播在长江以南，尤其是湖湘、岭南地区形成了环环相扣的交通网，在长江以北则并未形成高密度网络。湖湘、岭南一带以及南阳、扬州、中原部分地区琥珀珠的类型、风尚、使用方式均有相似性。若不是直接贸易，风尚难以传达。湖湘地区与岭南毗邻，《后汉书·郑弘传》：“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25]。东汉时由岭南至零陵而通长沙的“零陵桂阳道”是两广通往内地的主要交通线。此外，内陆江河是古代区域内交流与互动的重要渠道，湖湘一带可凭借长江水系的地利优势与岭南实现内河和海上的联运模式。江海联运模式东可达扬州，北可至南阳。扬州长期为诸侯王封国，东汉时已有沿东海、南海的近海航运可入长江而至扬州，彼时扬州（广陵）与徐州（彭城）间因邗沟连通而畅达，贸易成果可自徐州由黄淮水路交通网而向其他地区渗透。南阳“西通武关，东受江、淮”[26]，是汉代重要的交通网络节点，海上丝路物品可进一步由陆路向洛阳、咸阳等中原核心区传播。

据上述，西汉晚期以后的琥珀珠饰具有递次相继的转运路线，岭南与湖湘一带为联运贸易，湖湘长江水系上的琥珀出土地为海上丝路内陆段的重要节段，扬州、南阳则是贸易成果的重要中转站，起到沟通南北丝绸之路、连接内陆贸易网络的作用。汉代交通网的密度及通行效率决定了文化圈的范围和规模。在长江以北，丝路贸易成果以陆上传播为主，通行效率不及水路，出土琥珀的地点也较分散，未形成网络。

北部边疆地区属匈奴文化区，对汉文化的接受有限，两汉时流行琥珀圆珠，具有游牧风格特征，或由北方草原丝路贸易而来，自东汉晚期近魏晋出现狮形微雕珠，应是由中原经边塞“关市”贸易而来。

西北地区鲜见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成果，琥珀珠数量少、种类单一，且狮形珠自成一格，为本土化造型风格。该区域琥珀珠应是由西北丝路引入原料在本地制作的。历史上，西北丝路数绝数通，从王莽到安帝期间西域交通经常受阻。从西北琥珀珠饰出土情况看，西北丝路并非汉代琥珀珠饰传入的主要通道。南部的海上丝路、西南丝路长期畅通，又处在重商轻文的“化外之地”，商贸环境宽松，应是琥珀珠饰的主要来源通道。

西南地区几乎不见海上丝路贸易中的新颖珠饰，但出土有诸如琥珀壶形珠、简化胜形珠、对鸟形珠等汉文化圈盛行的珠饰。西南地区虽可经牂牁江与岭南沟通，但受中原文化影响大于岭南。究其原因，或是西南地形破碎，交通效率受制约，人群和文化被分割在众多大小不同的地理单元中，难以形成大的商业网，海上丝绸之路未将此处作为主要的贸易延伸地。而自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中原地区与西南的联系加强。西南地区以贵州发现的汉代琥珀珠最多，且多出自汉文化集中的贵州西部。出土琥珀的墓葬，如赫章可乐甲类墓为中原式汉墓，墓主或为中原派往驻守地方的军官。贵州部分琥珀珠很有可能从中原引入。云南昭通、四川绵阳、陕西汉中的东汉墓中分别出土有琥珀狮形珠、简化胜形珠等，并都有戒指、镯等金属饰相伴出，这和贵州地区琥珀珠的出土情况具有一致性，且出土地点都可串连于西南丝绸之路上。故可推测，西南地区琥珀主要沿西南丝绸之路传播，成品多从中原引入，原料则仍有沿西南丝路从东南亚输入的可能。

结语

汉代琥珀珠携带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迄今仍与“一带一路”的宏大叙事相关联。对于琥珀珠饰的研究，尚有诸多问题需要加深认识。如在贸易路径方面，目前与汉代琥珀贸易密切相关的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的面貌尚未被全面揭示，东西方文化的多条交流路径需要进一步厘清。域内，汉代贸易网络同样错综复杂，贸易交通线的开拓情况可由琥珀珠饰的传播来体现，后续研究中需进一步讨论琥珀珠饰的区域性差异，把握两汉时期区域间的贸易和文化互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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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牟永抗：《绍兴306号战国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安志敏：《河北省唐山市贾各庄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3年第12期；钟侃等：《宁夏固原于家庄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1年3期；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省楚雄县万家坝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10期。

[3]（汉）陆贾撰，王利器整理：《新语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23页。

[4]（汉）史游撰，杨月英注：《急就篇》，中华书局，2014年，第106页。

[5]湖南省博物馆编，余燕姣主编：《湖南出土珠饰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科学出版社，2020年。

[6]（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49页。

[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9页。

[8]《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45页。

[9]《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5~1646页。

[10]灵官道：自成都西至邛崃，经雅安—汉源—西昌—攀枝花—云南永仁—大理；五尺道：自成都沿岷江，经乐山—犍为—宜宾—云南大关—贵州威宁—云南昭通—昆明—大理。

[11]“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1013页。

[12]《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1654页。

[13]王子今：《秦汉时期的环渤海地区文化》，《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5期。

[14]（汉）桓宽：《盐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31页。

[15]黄庆安：《早期佛教美术的杰作——印度桑奇大佛塔北门石刻》，《西北美术》2010年第3期。

[16]赵德云：《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23、124页；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95页。

[17]（唐）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899页。

[18]徐良玉主编，扬州博物馆、天长市博物馆编：《汉广陵国玉器》，文物出版社，2003年，图版114。

[19]见于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永城市文物旅游管理局编：《永城黄土山与酂城汉墓》，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43页。

[21]咸阳博物馆：《陕西咸阳马泉西汉》，《考古与文物》1979年第2期。

[22]（清）朱骏声：《说文通讯定声》，中华书局，2011年，第976页。

[23]（晋）郭璞注，（清）郝懿行笺疏，沈海波校点：《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2页。

[24]（汉）刘熙：《释名》卷四，中华书局，2016年，第69页。

[25]《后汉书》卷三三《朱冯虞郑周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156页。

[26]《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1654页。

来源：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