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丽子，你跟老王这么矮，怎么生出这么高的儿子？DNA真是神奇啊！”老刘又笑着打趣我。

“丽子，你跟老王这么矮，怎么生出这么高的儿子？DNA真是神奇啊！”老刘又笑着打趣我。

我苦笑不已，手里紧攥着那份还未拆封的亲子鉴定报告。

多少年来，我和王建军听惯了这样的话，只是随口应付过去。

可那天医生欲言又止的表情，让我终于鼓起勇气做了这个测试。

现在，答案就在我手中，而我却不敢打开它。

我叫马丽，今年45岁。

身高一米五五，体重120斤。

我的脸——怎么说呢，从小我就被邻居家的孩子叫“小猴子”。

颧骨高，下巴短，眼睛还有点外翻。

这就是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

我的丈夫王建军比我大两岁，一米六二的个子，在男人里算是偏矮的。

他脸上有青春痘留下的疤痕，鼻子有点歪，笑起来像个憨厚的农民。

我们在1997年相识于县城的一家小服装厂。

那时我刚从技校毕业，他是厂里的机修工。

他不善言辞，但总是默默地帮我修好缝纫机。

有一次，我的机器坏了，他修了一整天，直到深夜。

“好了，这下不会再坏了。”他擦着满是机油的手说。

我被他的认真打动了。

就这样，我们相识、相知、相爱。

两年后，我们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只是在镇上的小饭馆摆了十桌酒席。

婚后我们搬到了城里，在郊区租了一间小房子。

我继续做服装工，他进了一家机械厂。

我们的生活平凡但幸福。

2004年，我怀孕了。

记得那天去医院确认的时候，王建军高兴得像个孩子。

“丽子，我要当爸爸了！”他傻笑着，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怀孕期间我们省吃俭用，为孩子准备了一切。

王建军学会了做饭，每天变着花样让我吃好。

那时候，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我们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我们相信可以给孩子最好的爱。

2005年，我们的儿子王凯出生了。

是个漂亮的男孩，皮肤白皙，眼睛大大的。

当时我们只是笑笑，没太在意。

随着王凯长大，这种差异越来越明显。

六岁时，他已经比同龄孩子高出半个头。

十二岁时，他的身高超过了我，还在不断窜高。

如今十八岁的王凯，身高一米八五，简直就是个小伙子模特。

五官端正，皮肤白皙，眉眼间透着一股子英气。

“咋回事啊，老马，你们两口子怎么生出这么帅的儿子？”亲戚们总这么问。

我每次都笑着说：“可能是隔代遗传吧，我外公年轻时挺高的。”

其实我外公长什么样我都没见过，只是找个借口应付过去。

王建军也会说：“基因突变吧，听说这种事不少见。”

但私底下，我和王建军也会讨论这个问题。

“你说凯子怎么长得一点都不像我们？”有次我问他。

“管他呢，长得好看不是挺好的吗？”王建军不以为然。

我们暗自欣喜，也有那么一点困惑。

每次家庭聚会，看到合影，我们一家三口的对比总是那么鲜明。

就像两只猴子带着一只小天鹅。

王凯在学校很受欢迎，学习成绩也好。

篮球打得好，还会弹吉他，女孩子们都喜欢他。

他有时会抱怨我们把他生得太帅了，让他没法安静地做自己。

这话听起来是抱怨，却让我和王建军暗自骄傲。

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出众呢？

我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幸福，从不去深究那些小小的疑虑。

直到今年夏天，一切都变了。

王凯高考成绩出来那天，全家都乐疯了。

他考了642分，超过重点线70多分。

“儿子，你真是太棒了！”我抱着他哭。

王建军破天荒地买了一瓶茅台，自己喝得醉醺醺的。

“我儿子要上大学了，要上重点大学了！”他在小区里大声宣布。

邻居们纷纷来祝贺，王凯有些不好意思，但眼里的骄傲藏不住。

我们全家去了一趟他报考的北方某重点大学参观。

校园很大，绿树成荫，一切都那么美好。

回来后，我们开始准备他入学的各种事情。

买行李箱，买新衣服，买电脑。

我和王建军舍得花钱，这些年的积蓄就是为了这一天。

八月初，王凯去医院做入学体检。

按照学校要求，他需要提供父母的血型等遗传信息。

“妈，我的血型是什么？您和爸爸的呢？医院说这些要写进档案。”一天晚上，他问我。

“我是A型，你爸是B型，你应该是AB型吧，记不清了。”我随口答道。

“哦，我体检报告上写的是O型。”王凯说。

我手里的碗差点掉在地上。

我学过一点遗传学常识，知道A和B的父母不可能生出O型血的孩子。

“可能是检查错了，要不你再去查一次？”我强作镇定地说。

第二天，我找借口请了假，带王凯去了另一家医院。

结果依然是O型血。

医生看了我们填的表格，忍不住多看了我几眼。

“马女士，按照血型遗传规律，A型血和B型血的父母不可能生出O型血的孩子。”

“会不会有例外？”我的声音发抖。

“理论上几乎不可能。当然，医学上也有极少数特殊案例......”医生的话没说完。

他欲言又止，最后委婉地说：“如果你们有疑问，可以做进一步的检查。”

回家的路上，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王凯倒是没太在意：“妈，可能是医院检查错了吧，不用担心。”

那天晚上，我翻出了王凯出生时的资料。

他的出生证明，他的预防针本，他的小手小脚印。

一切都那么真实，那么亲切。

可是那个血型的疑惑，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回到了二十年前，回到了那个破旧的县医院。

当时王建军刚刚调到城里工作，我一个人回娘家待产。

那是一个雨夜，我的肚子突然疼得厉害。

邻居开三轮车送我去了县医院。

医院条件很差，走廊上挤满了病人。

产房里只有两张床，我躺在靠窗的那张。

隔壁床是个年轻女孩，看起来最多二十出头。

她没有家人陪伴，一个人痛苦地呻吟着。

“你老公呢？”我问她。

“没有老公。”她简短地回答，然后又痛得叫了起来。

我还想说什么，自己的阵痛也来了。

那晚产房特别忙，只有两个护士不停地跑来跑去。

我的产程很不顺利，疼了整整一天一夜。

最后医生说要剖腹产，我被推进了手术室。

手术过程中，我好像听到医生们在焦急地讨论什么。

隐约中听到“畸形”、“情况不妙”这样的词。

我吓坏了，拼命想保持清醒，但麻药的作用让我渐渐失去了意识。

醒来时，王建军已经赶到了医院。

“孩子呢？”我急切地问。

“在保温箱里，医生说一切正常，你别担心。”王建军握着我的手说。

几天后，护士抱来了孩子，一个干干净净的男婴。

“恭喜，是个健康的男孩，六斤三两。”护士笑着说。

我记得我第一次抱着王凯的感觉，那么小，那么温暖。

他安静地睡在我怀里，小手紧紧抓着我的手指。

那一刻，所有的痛苦都值得了。

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有些细节变得模糊而可疑。

为什么我没有第一时间见到孩子？

为什么医生们那么紧张？

护士交给我孩子时那个略显慌张的表情，是我的错觉吗？

这些年来，我从未想过这些问题。

但现在，它们像幽灵一样缠绕着我。

我没有把血型的事情告诉王建军。

不是不信任他，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王凯即将离家上大学，我不想破坏这个美好的时刻。

但那个疑问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我开始偷偷寻找答案。

首先，我去了当年的县医院。

那里已经改建成了一家现代化的综合医院。

“对不起，二十年前的档案我们这里没有保存。”档案室的工作人员说。

“那些档案去哪了？”我急切地问。

“可能已经销毁了，也可能转到了市档案馆。”

我又去了市档案馆，填了一大堆表格，等了三天。

结果他们只找到了一份简单的住院记录，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入院时间，出院时间，没有更多细节。

关于那天晚上同时住院的产妇，没有任何记录。

我试图联系当年的医生和护士。

大多数人已经退休或调离，找不到了。

我的心越来越乱。

每天看着王凯，我既熟悉又陌生。

他是我的儿子吗？如果不是，那他是谁？

我开始胡思乱想。

医院抱错了？有人故意调换了孩子？

也许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一个罕见的血型变异？

我上网查了很多资料，但找不到确切的答案。

最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在王凯去朋友家过夜时，我偷偷收集了他的头发。

又找了个理由要了王建军的指甲。

然后去了一家私人亲子鉴定机构。

“需要多久出结果？”我问。

“三到五个工作日。”工作人员说，“您要留下联系方式吗？”

“不用了，我到时候自己来取。”

等待的日子里，我几乎无法入睡。

每天夜里，我都会偷偷起来，看着熟睡中的王凯。

他眉毛的形状，他鼻子的轮廓，他的睡姿。

我试图在这些细节中寻找我和王建军的影子。

有时我觉得能找到相似之处，有时又觉得完全陌生。

那一周，我像行尸走肉一样生活着。

王建军问我怎么了，我只说是更年期到了，心情不好。

王凯忙着和同学聚会，为大学生活做准备，没注意到我的异常。

五天后，我去取了检测结果。

拿到那个信封时，我的手不停地发抖。

工作人员似乎想说什么，但我转身就走。

我把信封放在包里，没有立即打开。

我开车去了郊外的一个小公园，找了一处僻静的长椅坐下。

天空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

我深吸一口气，拆开了信封。

看清楚里面的结果，我整个人震惊的瘫软在地……

红色的“排除亲子关系”四个大字刺痛了我的眼睛。

我感觉呼吸突然停止，心脏像被人攥紧。

报告显示，王凯与王建军的DNA不匹配，排除了父子关系。

更让我崩溃的是，王凯与我的DNA也不匹配，同样排除了母子关系。

我差点晕倒在长椅上。

王凯不是我的孩子？不是我十月怀胎生下的孩子？

这怎么可能？

但这还不是全部。

报告的最后一页有一行小字：

“样本间检测到部分DNA序列相似性，建议进一步咨询专业遗传咨询师。”

我和王凯之间有DNA相似性，但不是母子关系？

这是什么意思？

暴雨忽然倾盆而下，但我浑然不觉。

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打湿了那份改变我一生的报告。

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

我养了十八年的儿子，不是我的儿子？

可如果不是我生的，我们为什么会有DNA相似性？

难道是近亲？堂兄妹？表亲？

一个可怕的想法突然闪过我的脑海...

回到家时，我已经全身湿透。

王建军吓了一跳：“丽子，你去哪了？怎么弄成这样？”

我看着他熟悉的脸，突然泣不成声。

“建军，我有事要告诉你，很重要的事。”

我们坐在餐桌前，王凯还没回家。

我颤抖着把报告递给他。

他看了很久，表情从困惑到震惊，再到愤怒，最后归于平静。

“这是什么意思？”他问，声音异常冷静。

“意思是，王凯可能不是我们的亲生孩子。”我说，每个字都像刀子划过喉咙。

“胡说！医院肯定搞错了！”他突然拍桌子站起来。

“不会错的，建军。血型就是第一个线索。”

“那这个什么DNA相似性又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王建军沉默了很久。

“十八年了，”他最后说，“他就是我儿子，不管什么狗屁DNA。”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我以为他会责怪我，会怀疑我，会大发雷霆。

但他没有。

“丽子，你还记得他第一次叫爸爸的样子吗？”王建军问。

我点点头，眼泪又流了下来。

“记得他三岁时摔破头，我们吓得半死的样子吗？”

“记得他上小学第一天，我们送他到校门口，他一步三回头的样子吗？”

“记得他初中毕业那天，给我们做了一桌菜，说要报答我们的样子吗？”

每一个回忆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这些才是真的，丽子。”王建军说，“比什么DNA都真。”

我哭得更厉害了。

但我知道，我们不能就此打住。

有些谜团必须解开。

“建军，我需要知道真相。”我说，“不管结果是什么，我们都要面对。”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那就找。一起找。”

第二天，王凯去同学家帮忙搬宿舍用品。

我和王建军悄悄启程回县城。

二十年过去，县城变了很多，高楼林立，街道宽敞。

我们先去了当年的医院所在地。

原来的建筑已经被拆除，变成了一家现代化医院。

我们在新医院的老年科打听退休的医护人员。

“李医生还健在吗？就是90年代的产科主任。”

“李医生去世好几年了。”护士长说。

“那赵护士呢？个子很高的那个。”

“赵护士调到市里去了，好像也退休了。”

我们几乎失去了希望。

正准备离开时，一个正在打扫卫生的老阿姨叫住了我们。

“你们是不是在找产科的人？我看你们问了好几个了。”

“是的，阿姨，您知道些什么吗？”我急切地问。

“我以前在产科做护工，退休后在这里做保洁。”老阿姨说，“你们找产科的人干什么？”

我和王建军对视一眼，决定实话实说。

“阿姨，我们在找二十年前的一些信息，关于我生孩子的事。”

“二十年前？那我还在产科呢。”老阿姨说，“你叫什么名字？”

“马丽。”

老阿姨的表情突然变了。

“马丽？”她重复道，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

“是的，我是马丽，2005年在这家医院生了个儿子。”

老阿姨四下看了看，压低声音说：“我记得你，也记得那天晚上。”

“那天下着大雨，雷声轰隆，电线都被打断了，医院用的是备用电源。”

她的描述让我心跳加速。

“您还记得什么？”我急切地问。

“今天不方便说。这样吧，晚上六点，在老县医院后面的小公园见。”

老阿姨匆匆离开了，留下我和王建军面面相觑。

“她好像知道些什么。”王建军说。

“嗯，晚上去看看吧。”

我们在县城找了家小旅馆住下，等待着晚上的会面。

六点整，我们准时到达了约定地点。

老阿姨已经在那里等着了，穿着朴素的灰色外套。

“我叫张婶，当年在产科做了二十多年，什么事都见过。”她自我介绍道。

“张婶，您还记得我生产那天的事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张婶深吸一口气：“记得，怎么会不记得那个雷雨交加的晚上。”

“那晚医院特别忙，妇产科只有两个医生值班，护士也不够。”

“你是剖腹产，情况很危险。”

“另一个产妇是自然分娩，但也很艰难。”

我试探着问：“那个产妇，您还记得她是谁吗？”

张婶看了我一眼：“年轻女孩，没有家属陪同，好像是从外地来的。”

“她后来怎么样了？”

张婶沉默了一会儿：“没能挺过来，难产，大出血。”

我和王建军都倒吸一口冷气。

“那她的孩子呢？”

“孩子是个健康的男婴，但没人领养。”

我的心开始狂跳。

“张婶，您能告诉我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张婶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说：

“那晚上发生了一件事，一件医院一直保密的事。”

“你剖腹产生下的孩子有严重问题，活不长。”

“同时，那个年轻女孩难产死了，但她生的孩子很健康。”

“李主任做了个决定......”

张婶的话像雷击一样震撼了我。

“你是说，我的孩子被掉包了？”我声音发抖。

“不是掉包，马丽。你的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活了不到三天。”

“李主任怕你受不了这个打击，看那边刚好有个没人要的孤儿，就......”

“就谎称那是我的孩子？”

张婶点点头：“当时条件差，监管也不严，这种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感受什么。

一方面，我失去了亲生孩子，这个事实让我心如刀割。

另一方面，王凯陪伴了我十八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那个年轻女孩，您知道她的名字吗？”王建军问。

“姓马，叫什么琳还是玲的，记不太清了。医院有她的档案。”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她姓马？是从哪里来的，您记得吗？”

“好像是西南某个县城，具体哪里我不清楚。她没有家人来认领遗体，医院最后联系了民政部门处理。”

我和王建军对视一眼，心中同时闪过一个念头。

“谢谢您，张婶，您的信息对我们很重要。”

离开公园后，我们默默走在县城的街道上。

“你在想什么？”王建军问。

“我在想我爸。”我说。

我父亲在我十岁时就离开了我和妈妈，据说是去了西南某地。

此后再无音讯。

如果那个女孩真的姓马，来自西南，会不会...

这个想法太荒谬，但又太巧合。

“明天我们去民政局查查看。”王建军说。

“嗯。”我轻轻应了一声，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了县民政局。

查阅二十年前的档案并不容易，但我们编了个寻亲的故事，打动了一位老干部。

他帮我们查到了那个年轻女孩的资料。

马玲，23岁，贵州某山区人。

无固定住所，无直系亲属。

死亡原因：产后大出血。

遗体由民政部门按无名氏处理。

遗留一名男婴，因无人认领，被临时安置在医院。

资料很简单，没有更多细节。

但有一张身份证复印件。

我看着那张模糊的照片，一个年轻女孩的脸，有些面熟。

她的眉眼，和我有几分相似。

“建军，你看，她有点像我吧？”我声音发颤地问。

王建军仔细看了看：“确实有几分像，尤其是眉毛的形状。”

我们又去查了马玲的出生地信息。

贵州省某县，正是我父亲离开我们后据说去的地方。

我心中的疑虑越来越强。

“我们得去趟贵州。”我说。

“可是凯子马上就要上大学了。”王建军提醒我。

对啊，还有王凯。

我们的儿子——不管亲不亲生——还在家里等着我们。

“那先回去，等送完凯子上大学再说。”

回家的路上，我们商量着该如何面对王凯。

“要告诉他真相吗？”我问。

“不急，丽子，等我们查清楚再说。”王建军说，“现在说了只会让他分心。”

回到家时，王凯正在收拾行李。

“爸妈，你们去哪了？我打你们电话都没人接。”

“手机没电了，对不起让你担心了。”我勉强笑着说。

看着王凯忙碌的身影，我突然有种恍惚感。

这个大男孩，我一手拉扯大的，不是我的血肉，却胜似我的血肉。

两周后，我们送王凯去了大学。

看着他兴奋地融入新环境，我和王建军都红了眼圈。

“爸妈，你们别哭啊，我寒假就回来了。”王凯笑着说。

我紧紧抱住他：“好好照顾自己，想家了就打电话。”

离开校园时，我回头看了最后一眼。

我的儿子，无论如何，永远是我的儿子。

回家后，我和王建军立刻启程去了贵州。

那是一个偏远的山区县城，交通不便，条件艰苦。

我们在当地派出所查到了马玲的户籍信息。

她的父亲叫马德福，母亲早逝。

这个名字让我心跳加速。

马德福，正是我父亲的名字。

我们找到了马玲曾经住过的村子。

村里的老人还记得马德福和他的女儿。

“马德福啊，早不在了，十年前就去世了。”一位老大爷说。

“他女儿马玲去城里打工，后来也没回来过。”

我鼓起勇气问：“马德福有没有提起过他还有别的家人？”

老大爷想了想：“他喝醉时好像提过，说他以前在北方有个家，有个女儿。”

“他为什么离开北方？”

“不清楚，他不爱说这些。但他常说对不起北方的妻女，每年都要烧纸祭拜。”

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下来。

马德福就是我的父亲，马玲很可能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亲子鉴定报告中提到我和王凯有DNA相似性。

因为他是我妹妹的儿子，是我的亲外甥。

我们回到县城，找了一家DNA检测机构。

我提供了自己的样本，请他们与之前王凯的样本比对，确认是否为姨甥关系。

三天后，结果出来了。

确认无疑，王凯是我血亲的孩子。

是我从未谋面的妹妹的遗腹子。

回到家后，我和王建军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真相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更荒诞。

我失去了亲生的孩子，却抚养了亲妹妹的孩子。

这个妹妹，我从未谋面，却因为父亲的过错，成了我命运中最重要的联系。

“建军，我们该怎么办？”我无助地问。

“什么怎么办？凯子就是我们的儿子啊。”王建军坚定地说。

“可是，他有权知道真相吗？”

“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我们爱他，从出生那天起就爱他，一直爱他。”

我明白王建军的意思，但我内心挣扎。

“如果有一天他发现了，会恨我们吗？”

“他不会的，丽子，凯子是个懂事的孩子。”

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王凯的血型、DNA都与我们不符。

将来如果他生病需要亲属配型，或者他自己组建家庭做婚检，总会发现异常。

“与其让他从陌生人那里得知真相，不如我们亲自告诉他。”我最后说。

王建军沉默了很久，点了点头：“你说得对。但要选个合适的时机。”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这个秘密。

王凯在大学适应得很好，每周都会打电话回来。

听着他兴奋地讲述校园生活，我常常忍不住流泪。

“妈，你怎么了？听起来不开心。”有一次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情绪。

“没事，就是想你了。”我说。

寒假即将来临，我和王建军决定在他回家时告诉他真相。

我们提前准备了所有材料：检测报告、医院的证明、马玲的资料，甚至还找到了一张她模糊的照片。

我们想让王凯知道，尽管他不是我们亲生的，但他并不是无根之人。

他有血亲，有家族，只是以一种我们都没想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

寒假的前一天，王凯打来电话，说要提前三天回来。

“怎么了？”我问，心里突然紧张起来。

“没什么，就是想早点回家看看你们。”他说，但语气有些奇怪。

挂了电话，我对王建军说：“凯子好像有心事。”

“可能是学习压力大吧，大学嘛。”王建军安慰道。

三天后，王凯回来了。

他看起来瘦了一些，眼神也有些躲闪。

“凯子，怎么了？有什么事吗？”我关切地问。

他欲言又止，最后像下定决心一样说：“妈，爸，我有事要告诉你们。”

我和王建军对视一眼，心里都咯噔一下。

“我查了自己的血型。”王凯直接说，“发现和你们不符。”

原来，他在大学上生物课时，教授讲到血型遗传，他突然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我就是想知道，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他直视着我们，眼中是压抑的痛苦。

我感到一阵晕眩。

王建军上前一步，扶住了我。

“凯子，我们正打算告诉你这件事。”他说，声音异常平静。

“所以是真的？我不是你们亲生的？”王凯的声音发颤。

我忍着泪，点了点头。

房间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王凯坐在沙发上，低着头，不说话。

我和王建军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最后，是王凯先打破了沉默：“你们知道多久了？”

“几个月前。”我轻声回答，“在你上大学前我们发现的。”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怨气。

“我们不想影响你的学习，凯子。”王建军说，“而且我们需要时间去查清楚一切。”

我慢慢地，从头到尾讲述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关于他的出生，关于医院的决定，关于马玲的身份。

“所以，我的亲生母亲是你从未谋面的妹妹？”王凯问，表情复杂。

“是的，她叫马玲，比我小十几岁。”我说，拿出那张模糊的照片给他看。

王凯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眼泪突然落了下来。

“我长得像她。”他说。

我点点头，也流泪了：“是的，你有她的眉眼。”

“那我亲生的父亲呢？”

“我们不知道，档案上没有记载。”

王凯陷入了沉思。

我们给了他时间消化这些信息。

“凯子，不管怎样，你永远是我们的儿子。”王建军最后说。

“十八年了，从你呱呱坠地那天起，我们就把你当成自己的血肉。”

王凯抬起头来，眼中的情绪复杂难辨。

“我需要时间，爸，妈。”他说，“这太突然了。”

他起身回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那天晚上，我和王建军彻夜未眠。

我们害怕失去他，害怕他会恨我们，害怕他会离开。

清晨，我听到厨房有动静。

走出卧室，看到王凯正在煮粥。

“我小时候生病，妈总煮皮蛋瘦肉粥给我吃。”他说，没有回头。

“嗯，你最爱吃了。”我轻声说。

“我想了一晚上。”他说，“关于亲情，关于血缘。”

“我猜，我的亲生母亲如果活着，应该也会像你一样爱我。”

“但她不在了，而你们给了我一个家，给了我爱。”

他转过身来，眼睛红红的：“这比血缘更重要，不是吗？”

我哽咽着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王建军也起床了，站在一旁，眼中含泪。

“我想了解更多关于她的事。”王凯说，“我的亲生母亲。”

“我们会帮你的，凯子。”我说，“我们一起去找。”

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重新定义了“家庭”的含义。

血缘很重要，但爱更重要。

养育之恩，胜过血脉相连。

寒假结束前，我们一起去了贵州，去马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我们收集了更多关于她的故事，找到了几张她的照片。

见到这些照片，王凯很激动。

“她很漂亮。”他说，“我有她的眼睛。”

“是的，你们很像。”我说，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回家后，王凯把这些照片放在了书桌上。

他说，这样他就有了完整的家人——养育他的父母，和给他生命的母亲。

至于他的生父是谁，这个谜团也许永远不会解开了。

但这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

时间慢慢流逝，我们的生活回归了平静。

王凯回学校后，我们仍然每周通话，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

但实际上，一切都变了，又什么都没变。

他依然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依然是他的父母。

只是现在，我们之间多了一层了解，多了一份坦诚。

有天晚上，我翻看王凯小时候的照片。

突然发现他抿嘴微笑的样子，和我一模一样。

王建军看到了，笑着说：“他从小跟你学的，连翻白眼的样子都一样。”

我恍然大悟：原来血缘之外，还有更深的联系。

那些共同生活的日日夜夜，那些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些无法割舍的记忆。

这才是真正的亲情。

这才是家的意义。

亲子鉴定的结果确实让我崩溃过，但现在，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

我失去了一个从未谋面的亲生孩子，却得到了一个外甥做儿子。

我失去了一个从未相识的妹妹，却通过她留下的生命，完成了自己做母亲的心愿。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也是一个有着圆满结局的故事。

就像王凯所说：“重要的不是我们从哪里来，而是我们将去向何方。”

而我和王建军都知道，无论他去向何方，我们都会一直爱他，一如既往。

因为爱，才是亲情最本质的部分。

来源：木森森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