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随溥仪在苏联战俘营

摘要：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午前十一时飞往苏联。（毓嶦、万嘉熙、溥仪回忆被俘时间是八月十六日，飞往苏联是八月十七日，据我记忆应顺延一天。从通辽起飞的时间，毓嶦说：清晨起飞，万说正午起飞，溥杰说下午起飞，我记忆是午前，因中途降落时，还聊进午餐。以溥仪为首的九名伪满战俘，

爱新觉罗·毓塘/文

俘囚纪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午前十一时飞往苏联。（毓嶦、万嘉熙、溥仪回忆被俘时间是八月十六日，飞往苏联是八月十七日，据我记忆应顺延一天。从通辽起飞的时间，毓嶦说：清晨起飞，万说正午起飞，溥杰说下午起飞，我记忆是午前，因中途降落时，还聊进午餐。以溥仪为首的九名伪满战俘，从通辽起飞押往苏联，中途在一片沙原上降落加油（据后来推断，可能是外蒙的乔巴山机场），傍晚飞抵赤塔，在机场候车有一小时，黄昏后分乘吉普车（我与黄子正坐一车）驶至莫洛科夫卡，夜餐之后，就寝时已是八月十九日凌晨三时。

又过了四天，西迁到附近一里之遥的平房别墅，不几天，复去赤塔机场补拍入苏电影。

十月十四日晨至十六日晨，这个时间也是各说不一，我记得是两天两宿的行程，把我们解往伯力，住东郊红河子江边别墅。七个多月后（即一九四六年六、七月间）又迁伯力市内第四十五特别战俘收容所。

一九四六年八月，溥仪去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约月余复归四十五所。

一九四八年八月，润麒、李国雄、万嘉熙和我（因我们不够特别战俘级）调往伯力第十三战俘收容所，不久，又转第四战俘士兵收容所，每天从事卸煤，打捞木材等体力劳动。

一九四九年春，我们又调到第二士兵收容所。同年秋溥杰、毓嵒、毓嶦及黄子正（他们也是不够特别战俘级）也调到该所。以后同转第五士兵收容所。同年十二月底又同调回第四十五特别收容所，再与溥仪一起囚居（与溥仪分别了近一年四个月)。

一九五〇年七月末，从伯力解送回国。三十一日晨，车抵我国绥芬河车站。至此，我随溥仪共度过了五年的囚居异国生活。

溥仪要求留苏的隐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溥仪等人在沈阳机场被俘，我看到他一再向苏联将军打手势，递眼色，暗示不跟日本人走，愿意上苏联去。第二天在通辽，一位苏联少校问溥仪：

“为什么想要逃到日本去?”溥仪向他诉说了在伪满身不由己的苦衷，明确表示了想去莫斯科的愿望。到赤塔一个多月，又让溥杰起草，正式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要求留居苏联。

迁往伯力红河子之后，苏联一中将示意溥仪“献宝”。溥仪借机再次提出留居苏联的请求。在点收珠宝时，溥仪又写了申请书，并且要求我们三个“学生”也递申请书。当时我虑及家中上有老母，下有妻子，表示不能和溥仪一起留在苏联，愿意回国。从此，溥仪就认为我不忠于他了。他在战俘营中还摆“皇帝”架子，对我们几个“学生”不敢明打，就连掐带拧。有时让我“惩戒”两个弟弟，我抗命不干，由此他在内心中更是恨上了我。

迁到伯力市内四十五收容所之后，前述那位苏联中将，州内务局长道尔吉赫曾来视察，溥仪又第三次递上申请书，强烈要求留苏。在苏的五年，他每见一个苏联人就说一次请求留居苏联，并追问此事希望怎样?可以说，留苏是这五年中他的最大“心事”了。

溥仪为什么这样执着、迫切地要求留苏呢?据我了解，这是因为他做过末代皇帝，日本傀儡，自认罪不容救，害怕落到国民党手里，更怕落到共产党手里，就是说，他怕“引渡”回国，审判杀头。他几次和我们讲过，他在东京国际法庭作证时，一个美国辩护律师曾对他大声叫嚷：“你也是罪犯，你终究要受到中国政府的裁判的!”此话经常萦绕在他的脑际。为预下未来的命运，他常常摇动那八枚日本硬币，按着诸葛亮马，前课卜占吉凶。五年中他怕听到“回国”二字。他认为落在外国人手里，尚有活命的一线希望，倘若到了中国人手里，必然和陈公博一样上断头台的。所以，在一九五年七月底，当他刚踏上归程时，就怕得“灵魂出窍”了。在火车上，开始时我和他联袂而坐，突然间从座位上蹦起来，趴在地上向着伪大臣黄富俊磕了三个头，真是怕的发了疯。

珍宝的秘密

如前所述，溥仪一行从大栗子沟仓惶出走时，只带出来一小皮箱金银珠宝，这是为以后生活打的算盘。他并不热爱苏联，但屡屡要求留苏，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企图先保住脑袋，然后再相机行事，转到拉丁美洲或美国去当“海外寓公”，或者携带珠宝去英国投靠当年的老恩师庄士敦。他曾说，以后的日子就指望这些珍宝了，可是，苏联当局和战俘管理人员也惦上了这些宝贝。

记得从沈阳被俘，乘飞机驶往通辽，起飞不久，溥仪的手表就引起苏联军官的兴趣。这位押解军官主动拿出几盒牛肉罐头，几瓶啤酒和一长条黑面包招待我们。当时在被俘惊恐之余，确实也感到饥肠辘辘了，于是就领受了他们的“美意”。谁知餐后那位军官却伸出了自己的手腕，然后又指指溥仪手上戴的白金壳手表，面露笑客。溥仪当即“心领神会”，慷慨“赠”表。而那位军官不但心照不宣地戴上了手表，还示意另一军官再要一块，溥仪又让我把表解下来，我说：“我还得留着看时辰呢!”溥仪急着说：“以后再给你一块!”我也只好对押送者“恭敬从命”了。

在我们从赤塔解到伯力住在红河子以后，大约是过了苏联“十月革命节”不久的一天下午，伯力州内务局长专请溥仪赴宴。在宴会上，这位东道主对溥仪说，苏联战争创伤很重，又遇上大旱歉收，困难很多，希望溥仪能慨予解囊，大力支援。溥仪明白不能“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场答应捐献。

他回到小楼上，连忙把我们几个人叫到一起计议。大家也知道不献是不行的，但忍痛割爱，又绝了来日的衣食之源，经过一场密谋，李国雄急中生智，提议从大栗子沟带来的那个原装电影放映机的箱子改装藏宝。这件秘密直至回国，始终未被苏方发现。此外，溥仪又决策化整为零，分给每人两件珍宝，作为私物，备日后个人不时之需，也免得被人一网打尽。当时分给我的是一副钻石袖扣和一枚镶钻石的金别针（西服领带上别的）。我记得分给大李的是一挂金表链，分给毓嶦的是一副嵌着各种宝石的金手镯，……。还有一小袋珍珠藏在“别列塔”（壁炉）里。溥仪的西服上衣里还缝了几个秘兜，也藏有不少小件珍宝，每次洗澡去，都要带着。囚徒心虚，我们每天都提心吊胆。溥仪更是胆小如鼠，疑神疑鬼，生怕一被发现，就将被认为是欺骗苏联，也就绝了留苏的活路。因此他日夜悬心，坐卧不宁，索性决定毁宝，两只钻石扣子被我溶进每月发的肥皂中，直到回国前，不敢带回，又掷进厨房的灶火中，那副金镯也沉于江中送给“龙王爷”去戴了。

通过精选剩下来的那一批珍宝就变相地成了战利品，开列清单献给苏联。当时我要把手上戴的卡马牌表换一块带日历表，溥仪胆小，说是已开了清单，没有换成。

皇帝的架子

皇帝当了俘虏，他在战胜者面前是俯首帖耳，毕恭毕敬的；但在他“臣下”面前，始终称尊，没有倒架。五年囚笼，还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始终不去食堂与别人同桌就食，也从不去看电影和臣子们平起平坐。就是在我们这些侍从分批调离之后，还得由他岳父荣源随侍身边，进奉饮食。

说起这位荣源，原是满洲棉花株式会社的一名挂名拿薪理事，根本不够战俘。原是苏军去抓伪中央银行总裁荣厚，偏巧找错了，荣源的邻居说，我们这里有个姓荣的，是溥仪的老丈人，也就“李代桃僵”把他“捎”来了。

溥仪每天的日课就是念佛打卦，祈求佛菩萨保佑，卜吉占凶，他放苍蝇、保臭虫，力戒杀生。在去伯力的硬板车上臭虫之多之大，是从未见过的，还把臭虫拣在火柴盒里掷于窗外“放生”。

溥仪在每个战俘营中都形成了自己的“朝廷禁区”，他带着几个学生（臣下）从不和大臣们往来，更不参加他们的吆五喝六的赌博，“凡人不接语”。有时还赏赐臣下，伪第八军管区少将参谋长赵伟，曾蒙“皇帝”派“皇”侄赏赐血肠一盒，而被拒绝，使溥仪受到顶撞，却也感到无可奈何，他对一般大臣总是摆出皇帝的神气。

溥仪对日俘是深恶痛绝的，大有不共戴天之慨。有时囚居一所，散步相遇，日官加礼致意，溥仪置若罔闻，甚至嗤之以鼻。

但是溥仪的这个小集团，也在逐渐瓦解。最初他还能在我们三个“学生”中作威作福，“扑作教刑”，到后来我们逐次调走，他也就真成为孤家寡人了!

战俘的衣食

五年囚禁，寄居异国，我们每人都各怀心腹事，心情忐忑，精神苦闷，自不必说，就是物质生活，因战争刚结束，又加一九四六年苏联大旱，经济比较紧张。入苏以后，在赤塔那两个月较好。自调到红河子以后，生活日渐艰难，苏联发给战俘的津贴，溥仪和伪大臣们每人每月是三十卢布，校官以下官员包括我们几个侍从学生，每人每月减半为十五卢布。收容所每年冬夏给每人发放两套灰色卡其粗布的肥大囚衣，一人一床粗毛毯，一条被单，每人每月十五盒大白杆纸烟，一块肥皂。伙食较差，尤其是一九四六年苏联大旱，严重歉收，面包、牛奶、肉食都缺，每餐是黑面包数量还少，副食更少。有一阵子，伪满大臣们闹哄改善待遇，略有好转。有一个苏联人告诉我，现在我们吃的粮食，牛羊肉都是从你们东北运来的。

一九四八年以后，我们调到士兵收容所，那里没有津贴，自食其力。每天靠卸煤，捞木头挣钱吃饭。万嘉熙在干活时，还撞伤了腿。

五个苏联军官

一九四五年八月士八日夜，一列吉普车队穿过还在灯火管制的赤塔市街，摆渡过河，开抵一所三层木造楼前，楼内灯火辉煌，大厅右方柜台内坐着一位经理模样，身穿乌克兰白色镶花边上衣的人，年约四十多岁。押送我们前来的苏籍中国人李少尉向他翻了几句语，然后就让我们上楼安排房间。不一会，来了一位苏军少校，向我们收缴武器。我们早在沈阳机场就交了枪，但慌乱之中我身上还遗留两梭子手枪子弹，溥仪交出一架望远镜，万嘉熙交了一个指南针。苏方军官草草地检查一遍。然后，李少尉就带我们到餐厅去，饱餐一顿苏式“八宝饭”。餐后归寝，那位穿西服的经理又来了。他通过翻译对我们说：这里是苏联的一所疗养院，名叫莫洛科夫卡，你们要在这里好好“休养，休养”。我们以溥仪为首的九个人，这时穿着都是西服革履。溥仪仍穿他那身蓝色带条的西服，打着领带，我还是临来的那套咖啡色西装。不知底细的人，乍一看很可能把我们看作一群异国的游客呢!

我们下榻的这所别墅，设备很好，房间宽敞，地毯、沙发、钢丝床、有线广播，一应俱全。每日四餐，每餐供应很丰盛，酒肉兼备，奶油面包，有时还有身穿白色罩衣的、戴大尉肩章的人给我们端菜，还询及菜饭味道可好。饭后散步，还可以喝一杯名叫“那尔赞”的矿泉水。此水乍喝味道颇殊，习而久之，其味颇佳，真有些疗养的气氛。不久，又搬到西边不远的平房。

一天下午，一辆小轿车开到我们迁移的新居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戴着全金肩章的苏联将军。他走到房门北侧的凉亭内，叫溥仪和我们几个人前去谈话。一见面，我们发现这位将军，正是那天晚间乍来莫洛科夫卡，坐在柜台后边的那位“经理”。谈完话听万嘉熙说，初来那天，我们一进大厅，他就宣布：“苏联政府命令，从现在起将你们拘留。”不过当时，我们大多数人都未听懂，现在才知道，他原来就是驻赤塔的卫戍司令。

将军驾到，一位胖中校跑步来见。将军当着我们的面，把他训了一通。据懂俄语的万嘉熙说，将军申斥：“你把这里搞得象个坟圈子，今天我就在这个坟圈子里坐着。”中校唯难听命。当晚将军设宴招待我们。此公诙谐滑稽，他好和那个端菜的管后勤的大尉开玩笑，掳他的秃脑瓜，动手动脚，嘻皮笑脸。因此我们就送给他一个诨号——疯少将，而把那个大尉称作秃头大尉。

一天早晨，我们在盥洗时，忽然看见一个黑不粗溜的大汉进来。有人认识他是伪国民勤劳部大臣于镜涛。原来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以次各大臣们，昨天晚上都解来了。他们是分两批来的，时间是我们到苏联后的一周多。这些人见面，相对唏嘘，心里都不落底，未卜来日的命运，更不知苏联如何发落。不久，少将又举行一次小型便宴招待伪大臣们，并且交代一下对待俘虏的政策。

中校是我们定居莫洛科夫卡两天后从莫斯科派来的。他自己介绍说是沃罗阔夫，胸前佩带一枚红旗章，据说那是最高苏维埃代表的标志。他就任了赤塔战俘收容所的所长。

沃罗阔夫中校待人彬彬有礼，他时常晚上来谈心，有时也约我们到他寓所去作客。有一次，溥仪在他那里还喝醉了。他还曾命令一位少尉带几个士兵，把附近俱乐部的钢琴搬到我们住所，供溥仪消遣。

所长带来的翻译，是一个身体很高的中尉，通过他与溥仪对话。这位译员的汉话并不高明，我们问他姓什么?他歪斜的写出一个“猫”字，于是大家就叫他“猫中尉”。因沃罗阔夫腰肥体祖，就称他“胖中校”。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六日晨，中校送我们到伯力，把我们移交给一位新主人——第四十五特别战俘收容所的捷尼索夫少校所长。

这个收容所所长捷尼索夫少校是乌克兰人，棕发、蓝睛，三十多岁。下车，捷尼索夫所长对我们所带的财物检查一番，尤其对溥仪所带的一小箱珠宝和小筒“三炮台”以及“三五”、“黑猫”牌的香烟更为注意。

不久，捷尼索夫来见溥仪，并说所带财物，应由苏方代为保管，并派人来登记品种数目，办理保管手续。同时对溥仪的珠宝他还要过目。当他看到一条项链时，说：“我若有这样一条项链，送给我的妻子，那她该多么高兴啊!”张绍继把所长的意思转达给溥仪。溥仪便把项链“送”给夫人，同时又拿了一只精致的怀表“送”给所长，聊表寸心。捷尼索夫完全“赏收”，他高兴地说：“非常感谢，我妻子也一定感谢您，但是千万不要告诉我的长宫啊!”以后新年时，所长为此特地给溥仪送来一桌丰盛的俄式大菜以回报。

第四十五特别战俘收容所，有一名翻译叫别尔面阔夫。据说此人是在哈尔滨长大的“中国通”，善操日语及汉语。他曾陪溥仪去东京作证。因为他是翻译、语言关系，和我们的接触最多。

在伯力市内，苏联人对中国俘虏还是很友好的，从不敌视。

老实说，这五年中，苏方从未打过我们，收容所恪守了《国际战俘公约》，实行了人道主义。

讲授中国民俗

一九四九年，在第五收容所的时候，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来了一批实习生，到战俘营调查，向我们了解中国的历史、风情、礼节和民俗。万嘉熙、毓嶦、胡绵书（伪吉林市教育馆馆长）等和我，每个人都带上几个学生。晚上收工后“答问授业”。我分担了两个男生，每晚讲中国的婚丧嫁娶。不几天，他们完成任务就告辞了。我们这几个战俘向苏联传播了中国文化，同时，很多人也学会了些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