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 拯救劳动——AI时代的呐喊

摘要：丽萨·赫尔佐克，1983年出生于德国纽伦堡。慕尼黑大学经济学硕士、牛津大学哲学硕士和政治理论博士，现任格罗宁根大学哲学系主任，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与经济思想的交叉研究，研究重点为经济民主和工作哲学。曾任鲁汶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访问学者，柏林高等研究院和

拯救劳动

——AI时代的呐喊

在AI时代创造一个平等、共享的劳动环境，我们能做什么、该做什么？

★重新审视劳动的社会属性及其在经济上和自我实现意义上的重要性。

★反思当下经济模式，探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构建和谐劳动世界的可能性。

★试图寻求一个既能维护个体的尊严和权利，又能保证社会的整体福祉的可行性方案。

★充满审慎思考与人文关怀的社科小书，写给对社会现状保持观察和思考的实践者。

Author＆Translator

著译者简介

作者简介

丽萨·赫尔佐克，1983年出生于德国纽伦堡。慕尼黑大学经济学硕士、牛津大学哲学硕士和政治理论博士，现任格罗宁根大学哲学系主任，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与经济思想的交叉研究，研究重点为经济民主和工作哲学。曾任鲁汶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访问学者，柏林高等研究院和汉堡高等研究院研究员。著有《发明市场：斯密、黑格尔与政治理论》（Inventing the Market: Smith, Hegel, and Political Theory）、《公民知识：市场、专家和民主的基础设施》（Citizen Knowledge: Markets, Experts, and the Infrastructure of Democracy）等。

译者简介

寇瑛，留德五年，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环球时报》特约记者、译员。译有《人性的退化》《新摩擦：中国VS西方》《新货币战争》及《阿伦特手册》（合译）等。

Content Introduction

内容简介

当AI时代到来，人类世界的未来究竟会怎样？

如何防止AI技术成为新的“资本”力量对人进行压榨，同时利用它来创造一个平等、共享的劳动环境？

本书基于人类劳动分工的社会性这一基本特征，探讨了构建数字化劳动世界的必然性、必要性和责任担当。对“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将如何组织人类共存？创建一个良好和公正社会的要素是什么？如何在实践中推进对现有制度和社会生态的改造？”等问题，本书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Catalogue

向上滑动阅览

第一章劳动的未来：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

一、劳动的终结？拯救劳动！

二、拯救劳动，从何入手？

三、技术决定论，还是政治设计？

四、过去的神话

第二章劳动分工的社会特征：孤胆英雄还是共同创造？

一、创造性天才的神话

二、分工的劳动，共同的成就

三、误区1：劳动的经济观念

四、误区2：仅作为自我实现的劳动

五、共同的劳动

六、数字化劳动分工的问题与潜力

七、劳动分工的困境以及为什么吹哨人是我们时代的英雄

第三章非自然力所为，政治使命使然：为什么我们必须构建数字化的劳动世界？

一、乐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

二、市场的设计与政治的作用

三、按“等级制度”塑造劳动世界

第四章风险、责任与担保：劳动世界中的公平

一、推卸责任

二、有限责任的隐患

三、死抓小人物，放任大人物

四、数字世界的社会网络

第五章数字化劳动世界中的参与：等级制度还是民主？

一、等级制度的缺点

二、新的通信技术，新的决策形式

三、为了劳动世界中的民主

第六章经济人还是社会人？社会人的数字化劳动

一、劳动、团结、民主平等

二、我们想如何劳动？我们要怎样生活？

参考文献

致谢

Digest

精彩文摘

向上滑动阅览

未来的劳动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对未来的生活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会是怎样的？我们会遇到哪些人？他们来自哪些社会阶层？我们能和其他人一起规划我们的时间，还是奴役般地被计算机设定的日程所束缚？我们能够参与事情的安排，还是工作就意味着被动地执行命令？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对我们与其他人打交道以及我们生活的其他领域产生什么影响？特别是，哪些游戏规则适用于谁？劳动世界中不同的角色设定是为了让我们在工作场合之外依然能够以平等的身份相遇，还是更加巩固了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差异，以至于在某个时刻，人们不再清楚在同一个社会中共同生活还意味着什么？

劳动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主要取决于我们如何劳动。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从政治上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当人们这样要求的时候，往往会遭到如下的反对意见：对劳动世界的构建不是国家的任务。国家必须保持中立，它不允许对某些价值决定有优待，例如决定从事一份不能带来最高收入但却能带来职业成就感的工作。或者还有人说，协调劳动供求关系以及提供不同形式的劳动是市场的任务，最多也算是劳资双方的任务。

但这些论点都站不住脚。因为市场和劳资双方都在国家政策提供的框架内运作。这一框架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定的价值判断。举一个鲜明的例子：刑法法典出于充分的理由不允许职业杀手这个职业存在。在其他方面，政治也塑造了劳动市场，例如为公司提供不同的法律形式、确立最低工资标准和界定雇主与雇员相互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国家通过税收制度中的财政激励措施来影响提供或不提供哪些劳动形式。这不仅适用于直接针对劳动收入征收的税费，也适用于税收制度产生的间接影响，例如鼓励投资可再生能源，从而在这些领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运用这些政治杠杆并不是“反市场经济”，至多是“反资本主义”，即加强了非金融投资者（即绝大多数民众）的权利。近几十年来，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脆弱的平衡越来越向资本主义方向倾斜。这通常因所谓的别无选择而合法化。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扭转，那么数字化转型也会由资本主义而非民主来控制：这有利于那些大型互联网公司的顶层人员或可以将其资本投资于新生产方式的人，而以牺牲那些必须靠工作收入生活的人的利益为代价。如果这种情况不受遏制，那么民主在未来是否还能反抗资本主义，或者是否会露出真相，就像左翼批评家们所断言的那样，仅仅是一种表象，一种反映经济世界权力关系的上层建筑。这些都是成问题的。

笔者在第五章解释了为什么为未来的劳动世界斗争的核心必须是积极加强具有参与性的、民主的组织形式。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支持，这些组织形式即使因新的通信技术而变得更容易实现，也很难在纯利润导向的逆风中得以实施。但如果只从表面上改变通信结构，而不改变更深层的权力和决策结构，我们将会错失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和政治机构可以建立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可以检验新的组织和协调形式。一旦我们对哪些形式是有效的这个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就可以在有充分依据的基础上引入新的机制，使其成为所有企业的义务，而不必担心会引起太大的动荡。

政治控制的第二种可能性是对劳动和资本征税。我们可以利用税收制度来回答一个社会的核心问题：哪些劳动形式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哪些领域应该保留人类劳动，哪些领域可以由机器人接管？在未来，算法很可能会比人类更好地完成某些任务，但哪些任务是真正如此的？以及谁来定义这些任务的实际内容？例如，抚养孩子或照顾老人是仅涉及完成某些步骤，而这些步骤有朝一日可以由机器人接手，还是也涉及人际尊重？学术教学是为了填鸭式地灌输内容（这也可以通过线上视频和选择题测试来教授），还是为了传授批判性思维和职业精神？

如果我们作为社会成员，想要不仅以成本压力和效率考量来决定在何处让算法和机器人取代人，那么我们在此处须采取对策。具体来说，可以对不同的劳动形式征收不同等级的税，根据希望它在多大程度上由人类完成；可以提高对算法、计算机或机器人征收的资本税——最好是在欧盟层面，以防止这些活动转移到其他国家。在一个理想世界中，这将发生在全球层面，但在目前这可能还是一个乌托邦。如果一些观察家预见到的场景出现，即失业率阶段性急剧上升，那么国家组织的就业模式，特别是在社会领域的就业模式，也将重新变得重要；因此，令人欣慰的是，一些政治家敢于推动促进这一领域的试验。

在当今的工作生活中，外在看起来卓越的时刻，如升职、完成项目，和对人们来说最重要的时刻往往是割裂的。真正重要的、能打动个人的，通常不是外在的成功，而是那些看似不起眼，但人们多年以后仍然记得的事件，如一次来之不易的知识突破、找到某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一个在最后一刻才意识到并得以避免的危险等。这些时刻大多与人们和他人共同的经历有关：克服困难、达成妥协、提供帮助以及得到同事们的认可。它们能够真正判断人们的工作有多出色。

这一切都无法规划、无法施展魔法甚至无法下达命令，但是我们能以这样一种方式塑造劳动世界，大概率使这些经历成为可能：不是仅针对少数特权阶层，而是针对所有从业者。任何一个计算机程序的捷报都不能取代客户对好产品的感激之情，任何一个调度程序都不能像人类老板那样懂得对员工所付出的努力进行赞赏。让我们用算法、计算机和机器人来完成劳动中最不人性化的部分，如日常例行的苦差事、体力活和吃力不讨好的形式主义琐事。但是，让我们将劳动世界保持为一个适合智人的世界——一个适合社会人的世界，其人际交往永远不会被技术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