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敦煌 “画” 了四十年？记敦煌壁画临摹师牛玉生

摘要：2025年6月2日，敦煌老牛迎来了从敦煌研究院退休两周年的特殊日子。两年前的今日，他最后一次以在职人员的身份踏入研究院美术所的画室，将陪伴自己多年的画架、颜料等绘画工具一一交接。那一刻，他仿佛完成了一场庄严的仪式——四十载春秋寒暑，从青涩少年到两鬓斑白，他把最

2025年6月2日，敦煌老牛迎来了从敦煌研究院退休两周年的特殊日子。两年前的今日，他最后一次以在职人员的身份踏入研究院美术所的画室，将陪伴自己多年的画架、颜料等绘画工具一一交接。那一刻，他仿佛完成了一场庄严的仪式——四十载春秋寒暑，从青涩少年到两鬓斑白，他把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莫高窟的壁画临摹事业。他为敦煌研究院完成的诸多临摹作品，不仅是对培养自己成长的敦煌研究院的深情回馈，更是对四十年如一日坚守的完美诠释。

临走时，他缓缓环视这间承载着无数回忆的办公室，目光最终停留在墙上那幅巨幅线描稿上——那是他亲手临摹的东千佛洞第7窟《涅槃像》的样稿。他爬到台子上，像对待初生的婴儿般，轻柔地将画卷从墙上取下，指尖拂过每一道墨线，仿佛能触摸到这些年与壁画对话的点点滴滴。

随着办公室门锁“咔嗒”一声轻响，他正式告别了这个从二十岁起就再未离开过的艺术殿堂。这幅《涅槃像》是他在敦煌研究院工作期间最后一幅临摹作品，恰似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既是对过往职业生涯的圆满收官，更是新艺术生命的华丽开篇。

1985年敦煌班全体成员毕业前与中央美院授课老师合影（图片来源：牛佳）

时光倒回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敦煌研究院定向培养的唯一一批美术队伍一员，这个被大漠风沙磨砺出坚毅品格的年轻人，用四十年的光阴从青葱到成熟，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职责。如今，虽已退休两年，“敦煌老牛”的雅号仍在研究院内外流传。那些被敦煌颜料浸染的岁月，早已化作他生命中最厚重的底色；而他对敦煌艺术的赤子之心，也如莫高窟的壁画般，历经时光洗礼而愈发璀璨夺目。

青年时期的牛玉生进洞临摹壁画（图片来源：牛佳）

醉心敦煌壁画临摹：择一事爱一生

敦煌老牛，1963年出生于甘肃玉门市。姓牛，也许像很多玉门出生的孩子一样，被父母起名为“玉生”。1982年，他看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一则招生简章，要招收10名美术专业学生。自幼爱好绘画的他报了名，在兰州统一考试，在众多考生中，他成了幸运儿，连同其他9位被录取。这十名学生，兰州考上2个，武威民勤2个，酒泉1个，张掖1个，玉门2个，敦煌2个。

1982年到1983年，这十名学生在敦煌莫高窟边上的招待所完成一年期的敦煌文化艺术知识培训。虽然条件简陋，但老师们都非常厉害，除了美术和绘画，还有历史、文学、哲学等方方面面的专家。让他们喜出望外的是，第二年他们就被敦煌文物研究所派到了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中央美术学院去代培，接受两年系统的美术专业训练。美院为来自敦煌的学员单独开班，配备名师授课，并针对敦煌壁画临摹工作的需求制定了特色专业课程。因而这个班级被称为“敦煌班”，在中国美术馆东边的老美院附中学习。敦煌班是中专，美院附中也是中专，他们文化课和一些共同课都和美院附中同学一起上。专业课主要由美院国画系安排，几乎国画系的所有老师都教过他们。

在北京学习的这两年，让牛玉生大开了眼界，丰富了学养，增加了专业技能。研修班毕业后，敦煌班十人有八人回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有两人因为个人原因留在了北京。

如今，已经退休两年的老牛回忆这段往事时，幸福感溢于言表，“我这辈子运气特别好，老天对我特别眷顾。当时高中毕业，我说就告别学校了，结果考进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定向招生班，先在莫高窟进行了一年的基础培训，所里又送我们到北京，到中央美院学习两年，我们又成了中央美院的代培生。我们这一生都顶着敦煌的光环，所以对于敦煌的感恩无以言表。”

是的，敦煌老牛他们是幸运的。敦煌班的缘起是这样的。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敦煌学蓬勃复兴，敦煌文物研究所对外交流展览日渐增多、壁画临摹任务日益繁重。当时，所内美术工作人员不足，加之生活条件艰苦，难以招到愿意长期留守敦煌的美术专业人才。面对这种特殊困境，段文杰先生决定通过自主培养的方式来解决壁画临摹人员紧缺的问题，于是招收了一批具有良好美术基础的青年作为培养对象……然后，就有了“敦煌班”的故事。

青年时期的牛玉生在工作室临摹壁画（图片来源：牛佳）

1985年夏天，牛玉生他们一毕业就回到敦煌莫高窟，而此时的莫高窟也正如同母亲一样，饱含热望、翘首等待这批经过专业培训的年轻学子学成归来。当他们到更名后的敦煌研究院报到时，就被赋予重任——立刻充实到美术组，赶上了为其时日本刚刚援建的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的重大项目——完整复制8个洞窟中来。连同他们8人，加上美工组原有的美工，一共有20多人，分布到这8个洞窟里工作。他们的工作是完整复制洞窟壁画，且要与该项目的另一项工作洞窟建筑同期完成。这既是是保护的需要，也是展示的需要。他们临摹复制的这些经典洞窟模型，艺术水准上乘，展览效果突出，为观众提供了更好的参观体验。这些整窟模型曾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开拓了敦煌石窟艺术弘扬、展示、传播的新方式。

40年后的今天，敦煌老牛还能脱口而出这些洞窟的序号，“莫高窟第220、217、275、419、3、276、45窟等等。”这些洞窟建造年代涵盖从北魏、唐直至元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洞窟小的，比如第3窟，就安排2到3人进去临摹；洞窟大的，比如第220窟，就安排7到8人进去临摹。就这样，他们经过了大致5年时间，才圆满完成了8个洞窟的复制工作。后面他参与临摹的还有第285、249等窟的壁画临摹工作，其中有的洞窟是文研所的老先生们原先临摹过了一部分，他就按照领导安排，又进去补画一部分。

说起莫高窟的壁画临摹工作，他非常自豪，他说，老先生们刚成立敦煌文物研究所时，一半工作人员都是画画的。是的，从四十年代的首任所长常书鸿，第二任所（院）长段文杰，再到李其琼、李振甫等老先生，都是搞美术出生。牛玉生和他的同班同学共8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加入的，再加上比他们早来十年的七十年代招来的三、四位，一起接过老先生们的接力棒，成为新时期敦煌美术事业的中流砥柱，为敦煌壁画常驻世间，做了大量的临摹复制工作，有的甚至是抢救性复制工作，比如榆林窟第29窟等等。

2022年敦煌班40周年作品展，敦煌研究院领导与敦煌班全体成员合影（图片来源：牛玉生）

榆林窟第29窟是于西夏时期开凿，里面的壁画是原汁原味的西夏风格，但是十年前洞窟面临保护上的难题。敦煌研究院立即采取现场临摹和数字化影像采集双重手段，牛玉生与其他8位同事一道参加了此窟的抢救性临摹工作。他们每人负责临摹一幅，他负责的是主室东壁北侧的《药师经变图》，大概只有5平方米的画幅。他说，因为这是抢救性临摹，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也有些悲壮色彩，所以画这幅画时，跟画其他壁画的心情和状态都不一样，思考的时间会更多一些，他用了四年时间才画完。就这样，他们九人一共临摹完九幅壁画，也仅有50平米左右。当临摹和拍照工作完毕，此洞窟就封闭起来，等待以后有了更好的科学技术再进行洞窟保护。

不过，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那8个洞窟整窟复制的项目完成后，莫高窟就再没进行大规模的整窟复制工作了。随着科技的发展，后续来到美工组的年轻人，就改变了临摹的方式，他们有了数字化高清扫描的图样，只需对着照片临摹，绘制完成后，再进洞窟进行对比。

2025年牛玉生团队为江西东林寺绘制大型壁画线稿（图片来源：牛玉生）

经过老中青三代画师的接力，总面积达45000平方米的敦煌壁画，已有10000多平方米被现场手工临摹了下来，占壁画总面积的四分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敦煌研究院开始探索数字化保护技术，规模化实施了“数字敦煌”项目，通俗一点说，就是把原先的人工面壁临摹方式，转入了全面的数字化影像拍摄和保护方式。这也更符合莫高窟文物保护的客观需要，也大大提升了为壁画留下珍贵影像的效率。毕竟，文物保护，就是与时间赛跑，尽最大努力延长文物的寿命，推迟文物彻底消失的那一天的到来。敦煌壁画，经过千余年风沙肆虐，战乱以及人为破坏，能幸存到今天，已是万幸。而敦煌几代人的努力，就是要让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文化瑰宝留下永不磨灭的影像，并将敦煌文化的影响力传播到全世界。

不过，对于牛玉生而言，相比由数码打印出的壁画，他认为只有进洞对着壁画临摹，才能更好地了解壁画，才能完成复原性临摹的工作，也更有温度，这是绘画者与画中人物的感应道交，与千年前原作者的心灵相通，也是自我的一种深刻修炼。当然现在处于保护的需要，早已经不允许进洞人工临摹了，他们是最后一批幸运者。在他前4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会对同一幅画儿，反复临摹，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尤其是给画中的佛菩萨“开脸”的时候，他都要选择一天中精力最旺盛的时间去做。因为只有这种时候，他笔下的线条，才能将菩萨的眉眼和神情，刻画得更传神。

2022年樊锦诗先生（左一）莅临敦煌班40年作品展并给予指导（图片来源：牛玉生）

对于40年只做临摹敦煌壁画这一件事，有的人会认为枯燥，缺乏创造力，但是牛玉生认为，这是他感到最幸福、最享受的事情。他常常是白天在洞里狭小、昏暗的空间里全神贯注地临摹，晚上回到家里，还在拷贝台上不停地勾线。她女儿牛佳回忆道，“父亲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拷贝台上的蓝色冷光反照在他脸上那个样子，同时还伴有勾线时毛笔和皮纸之间莎莎的声响。从我记事开始，父亲一直在做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在临摹。这就像是我父亲与生俱来的使命，像一种命运的安排，是他要做的事情，也只能他做，别人替代不了的。”

复原藏经洞绢画：把走失的孩子带回来

退休以后，敦煌老牛没有离开敦煌，只是以敦煌为中心，去拥抱更大的世界。他要为敦煌壁画的传播做出更多的努力。按照他的话老说，以前40年，他的工作都是领导安排的。那是必须要尽心尽力完成的。而现在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壁画，看见敦煌壁画穿越时空的美。

2024年下半年，浙江省湖州市德清文旅系统邀请他复制一个敦煌藏经洞。藏经洞壁画完成之后，他又想着去临摹复制60幅藏经洞里面的绢画。可惜这些绢画，国内没有发现一张有质量的原作。它们已经四散于英、法等国家的博物馆了。光是借助这些博物馆提供的高清电子图像，还是无法很好地临摹复制出来。要想临摹好，按照他的习惯，他觉得还是必须到海外亲自走一趟。

2025年牛玉生在月牙泉小院建造藏经洞（图片来源：唐中）

2024年1月，寒冷的冬日，他飞去了英国伦敦。首站就是到馆藏最多敦煌藏经洞绢画的大英博物馆，他要亲眼去看看那些100多年前，从敦煌流失到海外的宝贝们。他根据博物馆的公开资料，提前与大英博物馆进行了展品的网上预约，申请了几幅特别想看的绢画，但是都没有成功。等进了展馆，他隔着玻璃，见到了几幅不完整的画作和一幅特别完整的观音菩萨画像。当在异国他乡看到这幅观音菩萨绢画图像还是那么清晰、颜色还是那么鲜艳（尤其是红色）的那一刻，他感觉到“特别亲切，就像见到了家里的孩子、亲人一样，虽然走失了一百多年，但是那些画还是那么完美，见了一眼，就过目不忘了，印在脑子里了。”此外，他还见到了一幅《凉州瑞相图》刺绣品原作。他在国内曾经见过这幅刺绣的复制品，是根据网上照片进行复制的，但看了真迹以后，还是觉得复制品与原作差别很大。

从英国回来后，敦煌老牛就卯足了劲干劲，一年半内就基本完成了接近40幅藏经洞绢画的临摹工作，目前已经处于收尾工作。今后这些绢画将长期展示在莫干山艺术馆。他感觉这件工作很有意义，有些像把走失的孩子带回家的感觉。

2025年牛玉生在月牙泉小院复原藏经洞（图片来源：唐中）

他还要与时间赛跑，为敦煌的文化遗存更多地保留世间做出自己的努力。他在月牙泉附近租下一个院子，带着几位助手，除了复制莫高窟崖壁外形，还正在等比例复制三个洞窟，包含莫高窟永久性不开放的第3窟，还有第25窟，以及第17窟藏经洞。其中第25窟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残窟，是特窟，不是所有的人有机缘能看到，且有三分之一的壁画目前处于缺损状态，但是有记录该窟全貌的上世纪30年代的照片可以借鉴。

他说，建造复原窟也非常有意义。那凝聚了上世纪前辈们和他们这一代心血的复原窟，现在也显得尤为珍贵。即使是已临的第25窟的复原窟，因为是原样照临，有三分之一壁画处于空白状态。他打算按照老照片进行全面复原。他觉得这是他能做到的事情，而且目前这个事情没有人去做。

让敦煌艺术在千年梵刹重放异彩：佛光普照，大爱无疆

敦煌莫高窟，这座历经千余年沧桑的艺术宝库，其壁画不仅是佛经故事的视觉呈现，更是修行者观想悟道的无上法门，承载着普度众生的慈悲愿力。近年来，随着敦煌文化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寺院开始认识到敦煌壁画深厚的佛教内涵和独特的艺术价值——那些庄严的佛菩萨像、生动的经变画、飘逸的飞天，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佛法智慧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