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是一项跨越文明、连接世界的系统性工程，既要坚守文化根脉，又要具备全球视野，在交流互鉴中实现“美美与共”。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持之以恒以多元精神为支撑，以对话者、倾听者角色参与全球文化互动，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多元文明，在文化特殊性与共通性之间找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是一项跨越文明、连接世界的系统性工程，既要坚守文化根脉，又要具备全球视野，在交流互鉴中实现“美美与共”。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持之以恒以多元精神为支撑，以对话者、倾听者角色参与全球文化互动，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多元文明，在文化特殊性与共通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在传播中突破，在守正中求变，在长期积累中筑牢传播根基，以“滴水穿石”的坚持，在异域土壤播撒中华文化种子，建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人类共同价值观。简而言之，要实现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目标，需要的基本素质、能力可概括为F10精神。

F1. Faith（信念）

中华文化要走进世界，本质上是中华文明主体性的觉醒与世界对中国智慧的需要，中国和世界在多元文化体系内对中华文明独特价值都有了清醒认知，对中华文化推进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使命有了明确的责任。这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信念，也是推动中华文化融入世界的信心之源。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源于“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类智慧，可以转化为应对世界变化的全球方案；中华文明“断裂中重生”的生命力，可以转化为应对世界危机的持久力量；“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代际公平理念，可以回应全球老龄化挑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生态理念，可以转化为全球生态契约……这是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信念与信心之源，更是对人类文明生命力的信念。

F2.Foresight（预见力）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需要科学的预见力，需要通过战略预判、技术前瞻与文明对话的深度融合，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化传播生态。有了这种预见力，才能超越短期流量思维，确立长周期价值思维，预判全球多元文化共处的长期矛盾，提前布局“天下大同”等中国理念的世界性阐释，从被动回应转向主动布局，从“文化输出”转向“文明共建”，形成对全球文化趋势、技术变革与人类共同挑战的深度洞察与应变能力，构建跨代际、跨文明的传播共同体。

F3.Fortitude（坚韧不拔）

一种文化被异质文明接纳，往往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沉淀，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日本对唐文化的吸收，都是如此。鉴于此，要做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尤其需要坚韧不拔的精神，传播者要有“十年磨一剑”“铁磨成针”的定力和韧性。在当前源于地缘政治的“文化冷战”环境下，文化交流本质上是文化主权之争，文化霸权国家通过媒体议程设置、学术话语权垄断，系统性削弱中国文化的国际解释空间，因此，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必须持之以恒，超越“传播焦虑”，坚持文明自信，既做历史的守护者，又做未来的创造者，在“守正”与“创新”的张力中，让五千年中华文明在世界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力。

F4.Forward-thinking（前瞻性）

前瞻性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应对全球化竞争、技术革命与文明对话深层需求的基本素质，传播者不仅要紧跟时代，更要定义时代，通过模式创新与价值重构，将中华文化转化为人类文明的未来解决方案。目前，全球传播体系仍由西方主导，中华文化需通过前瞻性布局争夺“定义权”，打破“中心—边缘”的文化权力结构，在AI伦理、元宇宙规则等新兴领域，应尽快形成中国标准，以中国理念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中华文化成为“定义未来的主体”。

F5.Ferocity（顽强）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需要顽强的斗争精神，我们要坚持中华民族的志气、骨气、底气，不怕压，不怕难，敢啃硬骨头，坚决捍卫中国国家尊严、中华文明主体性，并获得文化主权。弱国无外交，怯懦无真友。文化领域的斗争并非狭隘的对抗，而是以战略定力应对文化霸权、以创新思维突破传播困境、以价值重构争夺话语权的系统性实践，本质是通过构建自主话语体系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替代“文明冲突论”，在平等对话中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性重生与全球性共鸣。

F6.Fire（激情）

激情是文化创造的动力，也是文化传播的动力。中华文化走出去任重而道远，必须具有持续的热情，充满激情地将文化使命感、创新驱动力与个体价值实现深度融合。这种激情不仅是情感驱动，更是对文明存续的责任感、对跨文化对话的创造力以及对个人成长的成就感的综合体现。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是时代所需、世界所需、人类所需，传播主体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使命感，不仅做好传播者，还要承担起文明守护者的责任，激发深层动力，点燃工作激情，强化文化认同，推动中华文明在当代世界重生、赓续。

F7.Fraternity（友爱）

中华文化国际化过程也是“传播友爱、获得友爱”的过程。友爱是中国人伦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核心伦理框架“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一，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友爱被赋予了与血缘、政治关系同等重要的伦理地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真正的友爱超越利益，建立在共同的道义追求之上，诚信、互助、患难与共、精神契合等因此成为中华文化中温暖而坚韧的精神纽带，塑造了中国人重视情义、讲求诚信、乐于互助的人际交往模式，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源于此，也是为了此。

F8.Fellowship（伙伴关系）

“君子和而不同”是中华文明的内在精神元素，也是中华文化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构建国际伙伴关系的哲学基础。中华文化历来尊重文化差异，在多样性中寻求共识，强调“以义为先，义利相兼”，共商共建共享，对外合作注重“造血”而非“输血”，致力于建立长期发展伙伴关系。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需要基于已有的中外合作伙伴和团队，也要运用好“和合共生”的传统智慧，基于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这一共同目标，中外合作形成新的伙伴关系，构建中华文化跨文化协作传播网络，形成可持续运行的中外文化交流共同体。

F9.Fairness（公平）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德经》）。“公平、公正”理念是中华文明的元代码，既是中国传统社会维系稳定的精神支柱，也为当代全球治理提供了东方智慧，其内涵超越了简单的分配平等，更指向天人秩序、社会伦理与制度设计的系统性平衡。从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耕者有其田”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包括“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赢逻辑，都是“公平、公正”理念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动态平衡机制，也是通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实现“协和万邦”目标的内在逻辑。

F10.Flexibility（灵活性）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仍生机勃勃，既是中华文化自我革新精神使然，也是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不断互动积淀而成的生存智慧，在变与不变之间，中华文化体现出充分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以天下观天下”（《道德经》），既保持中华文化特色，又兼容并包，既让传播对象适应中华文化，又主动适应所在地语言文化环境；既推动所在地包容接受中华文化，又主动汲取所在地的先进文化，从而形成中外文化互鉴转化机制。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是一门科学，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内在逻辑，灵活性与适应力则是这一体系和逻辑日新日日新的核心元素，从而使其既能包容吸纳融化异质文明，也能主动调适以适应时代变革，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这种特质对中华文化走出去至关重要。

F10精神相互支撑、彼此依存，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又平衡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体系，体现了中华文化“自信”与“开放”的辩证统一，“守正”与“创新”的动态平衡，“深耕”与“共生”的有机结合。无论是专门机构、专业人员，还是每一个普通的文化载体，都需以F10精神为基础，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帆，以时代活水为源，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的海洋中行稳致远，逐渐从“远景”成为“近景”，最终被理解、被认同、被接受、被喜爱，“日用而不知”。

来源：中国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