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1976年的冬天，天气寒冷得刺骨。北方的风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像是被刀割一般，走在路上的人都缩着脖子，脚步匆匆。

报恩

＂嫂子，这钱你拿着，不许推辞。＂我硬塞给小姑子周丽一百块钱，她眼眶泛红，最终接下了。

那是1976年的冬天，天气寒冷得刺骨。北方的风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像是被刀割一般，走在路上的人都缩着脖子，脚步匆匆。

我叫林淑芬，是县城第三中学的语文老师，丈夫赵建国在国营纺织厂做机修工。我们那时候住在单位分配的一间四十平米的平房里，砖砌的炉子烧煤球，屋里还算暖和，屋外却寒气逼人。

那会儿生活条件艰苦，屋里没有自来水，每天早晨要拎着水桶到院子里的水龙头排队打水。冬天水龙头经常结冰，需要用热水壶的热水去浇一浇才能使用。屋里墙角处常常渗出水迹，一到阴雨天就泛着潮气。

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腊月初八那天，我在县医院生下了儿子小强。

＂生了个大小子，足有七斤二两呢！＂接生的陈大夫笑呵呵地对前来探望的建国说。建国激动得手足无措，连连点头说＂好好好＂，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那时候哪有什么＂月嫂＂，单位里的女同事们都忙着年底工作，没有人能长时间请假帮忙。我娘家在农村，来回不便，公婆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实在照顾不了我。

正当我发愁的时候，小姑子周丽主动提出要来照顾我坐月子。

＂嫂子，你别担心，有我呢！＂周丽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说。

周丽比我小六岁，那年才十九岁，是建国最疼爱的妹妹。她刚从农村插队回来，正准备参加工厂招工考试。为了照顾我和孩子，她推迟了考试，拎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我家。

＂哥，你放心去上班，嫂子和孩子我会照顾好的。＂周丽对建国说。

那一个月里，周丽起早贪黑地忙活，成了我和孩子的主心骨。

天不亮她就起来生炉子烧水，给我煮红糖鸡蛋，熬小米粥。炉子生得不好，冒烟时，她就蹲在地上，吹得满脸是灰也不嫌弃。

＂周丽，让你受累了。＂我心疼地说。

＂嫂子，这算啥累啊，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天不亮就要下地干活呢！＂周丽呼呼地吹着炉子，笑着回答我。

白天她照顾孩子换尿布，晚上听到孩子哭就立刻起来帮我抱一抱。那时候没有尿不湿，用的都是棉布尿布，洗了晾在屋里的绳子上，冬天根本干不了，她就拿到炉子边烤，一天到晚手上都是湿漉漉的。

周丽的手上冻出了冻疮，裂开了口子，有时候碰到水就疼得直吸气，却从不叫苦。我躺在床上，听着她哼着《东方红》哄孩子，心里暖融融的。

＂周丽，你的手怎么了？＂有一天我注意到她的手。

＂没事儿，就是冻疮，年年冬天都这样。＂她说着就把手藏到了身后，＂嫂子，你多休息，孩子我来带。＂

那时候，家里唯一的取暖设备就是那个砖砌的小炉子，屋子里一走出炉子旁边就冷得要命。周丽半夜起来给孩子换尿布，自己冻得直打哆嗦，却还不忘把炉子上温着的热水拿来，兑点凉水给孩子洗屁股。

坐月子那会儿，正赶上全国悲痛。1月8日那天，收音机里播报着沉重的消息，周恩来总理逝世了。大家都沉浸在悲痛中，周丽偷偷抹眼泪，却不让我看见。

＂嫂子，你别想太多，保重身体最要紧。咱们好好的，国家会更好的。＂她安慰我。

每天早上，周丽都会把收音机打开，我们一起听新闻广播。那时候没有电视，收音机是我们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听着那熟悉的＂沙沙＂声和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我们仿佛能感受到这个国家的脉搏。

＂嫂子，听说今年可能要恢复高考了。＂一天早上，周丽一边给我梳头，一边兴奋地说，＂等我考上工厂，稳定了，我还想继续学习呢！＂

＂好啊，你这么聪明，一定能行！＂我由衷地为她高兴。

那个冬天，尽管外面天寒地冻，我们的小屋里却充满了温暖和希望。周丽的到来，不仅仅是帮我度过了坐月子的艰难时期，更给我们这个小家带来了欢声笑语。

一个月后，我的身体逐渐恢复了，周丽却得准备自己的工作考试了。临走那天，我硬塞给她一百块钱。那可是我和建国攒了大半年的积蓄啊！在那个普通工人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块的年代，一百块钱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嫂子，这使不得！我是自家人，怎么能要钱呢？＂周丽连连摆手，坚决不肯接。

＂这不是给你的工钱，是嫂子的心意。＂我握着她的手说，＂你马上要考工了，总得添置些新衣裳，见人不能太寒酸。再说了，你照顾我和小强这一个月，自己的工作都耽误了，这钱你必须拿着。＂

周丽红着眼眶接过钱，把它小心翼翼地放进内衣口袋：＂嫂子，谢谢你和哥。这钱我会好好用的。＂

送走周丽后，我抱着小强，看着窗外纷飞的雪花，心里充满了感激。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更显珍贵。

三个月后，周丽如愿考进了纺织厂，和建国在同一个厂里上班，只是不同车间。每次下班，兄妹俩一起骑自行车回家，路过我们家门口，周丽总会下车来看看小强。

＂强强，姑姑给你买了糖葫芦！＂她总是笑眯眯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串冰糖葫芦，那是当时孩子们最喜欢的零食。

小强一天天长大，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周丽见证了他成长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每逢周末，她都会来我家帮忙，带着小强在院子里玩耍，教他唱儿歌、认字。

＂周丽，你这么疼小强，以后自己有了孩子，还不得宠上天啊！＂我打趣道。

＂嫂子，我把强强当自己的孩子看呢！＂周丽抱着小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1978年底，全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城市里的氛围明显轻松了许多，人们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那年冬天，周丽认识了同厂运输科的李长明。

李长明是个老实本分的小伙子，比周丽大三岁，在工厂里负责开货车运输布匹。他对周丽特别好，常常下班后骑车送她回家，遇到下雨天，还会把自己的雨衣披在她身上。

＂嫂子，你说长明这个人怎么样？＂有一天，周丽红着脸问我。

＂我看挺好的，踏实肯干，对你也有心。＂我笑着回答。

两年后，周丽和李长明定了亲。按照当地习俗，我们家作为女方家长，要为周丽准备一套像样的嫁妆。虽然那时候生活还不宽裕，但我和建国商量后，决定尽我们所能，给周丽置办一份体面的嫁妆。

＂咱妹子这么好的姑娘，嫁人不能太寒碜了。＂建国说。

我们东拼西凑，添置了一台缝纫机、一辆二八自行车、一个大衣柜和一套崭新的被褥。那时候，这样的嫁妆在县城里已经算是相当丰厚的了。

＂哥、嫂子，你们对我太好了！＂看到这些嫁妆，周丽感动得眼泪汪汪。

我摸着她的头，心想：这哪算什么呢？你当初不顾自己，照顾我和小强的恩情，我们这辈子都忘不了。

1980年春天，周丽出嫁了。婚礼在厂里的俱乐部里举行，简简单单却充满喜悦。周丽穿着一件红色的确良连衣裙，头上戴着白色的塑料花环，美丽动人。李长明一身中山装，显得格外精神。

厂领导送了一幅＂团结友爱，勤俭持家＂的红纸条幅，工友们则凑了一套搪瓷茶杯作为贺礼。虽然物质条件有限，但大家的祝福却是真心实意的。

婚后，周丽和李长明住在厂里分配的宿舍里，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小屋，但两人收拾得干干净净，充满了新婚的甜蜜。每逢周末，他们都会来我家吃饭，带着自己做的点心给小强。

＂强强，吃姑姑做的蒸糕！＂周丽总是笑盈盈地看着小强狼吞虎咽的样子，满脸都是疼爱。

1981年，周丽怀孕了。我得知这个消息后，特意去市场买了两斤猪肉、一只老母鸡，还有几个新鲜的鸡蛋，送到她家里。

＂嫂子，你太客气了！＂周丽不好意思地说。

＂你当年照顾我坐月子的情分，我可一直记在心里呢！这次轮到我来照顾你了。＂我拍拍她的手说。

周丽的孕期很顺利，到了预产期前两周，我请了假，住到了她家帮忙。10月1日那天，周丽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叫李小红，寓意在国庆节出生，红红火火。

＂嫂子，你说我这个做娘的，能像你一样贤惠吗？＂坐月子期间，周丽常常这样问我。

＂你比我强多了！＂我笑着回答，＂当年要不是你，我和小强都不知道怎么过来呢。＂

我照顾周丽坐月子的那一个月，把当年她照顾我的点点滴滴都铭记在心，一一回报。每天早起熬小米粥，炖鸡汤，洗尿布，哄孩子。

李长明每天下班回来，看到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感激地对我说：＂嫂子，真是辛苦你了。＂

＂自家人，说这些做什么。＂我摆摆手，心里却暗暗高兴，终于有机会报答周丽当年的恩情了。

周丽月子坐完，我回到自己家。日子一天天过去，两家人走动频繁，感情越来越深厚。小红和小强一起长大，像亲兄妹一样亲密无间。

1983年夏天，一场意外打破了平静的生活。李长明在一次送货途中，车子陷入了泥坑。他在尝试推车时，不慎滑倒，被后面的车轮轧过了腿。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右腿受了重伤，需要做手术。

那时候，医疗条件有限，好的医生和设备都在市里的大医院。为了让李长明得到更好的治疗，周丽东拼西凑，把他送到了市人民医院。

这件事我并不知情。直到那年秋天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才意外发现了真相。

那天晚上，我在收拾建国的衣服时，发现他连续几个月的工资都少了一大半。起初，我以为他可能在外面有了什么花销，甚至怀疑他有了外遇，心里又酸又痛。

＂建国，你这几个月的钱都去哪了？＂我忍不住问道。

建国支支吾吾，不肯说实话。我急了，翻箱倒柜找他可能藏的存折或票据，想找出真相。就在这时，我在他工作服的内袋里发现了几张医院收据，上面写着李长明的名字。

＂这是怎么回事？＂我拿着收据质问建国。

建国这才道出了实情。原来，李长明出事后，周丽不愿惊动我们，怕我们担心，就偷偷找了建国帮忙。医院的手术费和后续治疗费用很高，周丽和李长明的积蓄远远不够，建国就悄悄地拿出工资来帮他们。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又生气又心疼地问。

＂我知道你最近为小强上学的事发愁，怕你担心，就一个人扛下了。＂建国低着头说，＂再说了，周丽当年帮了我们那么大的忙，这点事算什么？＂

听完建国的解释，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周丽有困难，居然不肯开口向我求助，而是偷偷地找建国，这让我感到既心疼又愧疚。

第二天一早，我连夜赶到市人民医院，看到周丽憔悴的面容，心如刀绞。她瘦了一大圈，眼睛下面有深深的黑眼圈，原本红润的脸色变得蜡黄。看得出来，这段时间她一定吃了不少苦。

＂嫂子，你怎么来了？＂周丽见到我，惊讶地站起来。

＂傻丫头，你怎么不告诉我长明出事了？＂我紧紧抱住她，眼泪夺眶而出。

＂我不想让你们担心...＂周丽支支吾吾地解释。

我打断她：＂咱们是一家人，还分什么你我？你有困难为什么不跟我说？＂

周丽泪流满面：＂嫂子，我...＂

＂别说了，带我去看看长明。＂我拉着她的手说。

病房里，李长明躺在床上，右腿打着石膏，看起来精神还算不错。见到我，他有些局促不安：＂嫂子，让你操心了。＂

＂长明，你好好养伤，其他的事不用担心。＂我安慰他，然后转向周丽，＂小红呢？＂

＂在厂里托儿所。＂周丽回答。

＂这样，我先带小红回我家住几天，你安心照顾长明。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开口，别再瞒着我了，知道吗？＂我握着周丽的手，语气坚定。

周丽点点头，眼泪又流了下来。

从医院回来后，我和建国商量了一下，决定拿出我们的积蓄，帮周丽和李长明度过难关。

＂就当是还周丽当年的恩情吧。＂建国说。

＂不，不是还，是互相帮助。＂我纠正道，＂我们是一家人啊。＂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周都去医院看望李长明，给他和周丽送去营养品和换洗衣物。小红则在我家住了下来，和小强一起上学放学，两个孩子相处得很好。

＂姑姑，我爸爸什么时候能好？＂小红经常这样问周丽。

＂快了，等叔叔阿姨的祝福和你的想念都传到医院，爸爸就会好起来的。＂周丽摸着女儿的头，温柔地说。

李长明的伤势逐渐好转，医生说可以出院了，但需要在家静养一段时间。出院那天，我们在家里摆了一桌团圆饭，虽然菜色不多，但却充满了家的温馨。

饭桌上，周丽突然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旧布包，打开后是那张已经发黄的一百元钱。

＂嫂子，还记得这张钱吗？＂周丽问我。

我愣住了，这不就是当年我给她的那一百块钱吗？七年过去了，她居然一直保存着。

＂这钱我一直没舍得用，我想着留着给孩子念书。＂周丽眼含泪水地说，＂嫂子，这些年你们对我的好，我记在心里。现在长明生病，花了这么多钱，我...＂

我打断了她的话：＂周丽，这钱是我当年发自内心要给你的，你既然留着，就按你的意思用吧。给孩子念书是好事，咱们不缺这一百块。＂

＂嫂子...＂周丽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好了，别说这些了，来，大家一起吃饭。＂我招呼着众人，＂小强，给你李叔叔盛碗汤。＂

屋外，雨停了，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在那张泛黄的百元大钞上，也照在我们彼此相连的心上。那一刻，我感到无比幸福和满足。

饭后，周丽帮我收拾碗筷，就像当年在我家一样熟练。看着她忙碌的身影，我不禁感慨万千。

＂周丽，你记得那年你照顾我坐月子时，唱的那首歌吗？＂我问道。

＂记得，《东方红》。＂周丽笑着回答。

＂再唱一次吧，就当是给我们这个团圆的日子添个彩。＂我提议道。

周丽放下手中的碗，清了清嗓子，轻轻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她的声音不算嘹亮，但却温暖人心。建国和李长明也跟着哼唱起来，连小强和小红都加入了进来。

那一刻，我明白了：亲情不是计较得失，而是心与心的守望相助。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拥有的，是比金钱更珍贵的东西——彼此的牵挂和关爱。

＂嫂子，谢谢你。＂周丽握着我的手，眼神中满是感激。

＂傻丫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笑着回应，心里却默默地想：真正应该说谢谢的人是我啊。

时光匆匆，转眼间，小强和小红都长大了，他们各自考上了大学，有了自己的前程。李长明的腿也完全康复了，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我和建国也退休在家，含饴弄孙，享受着晚年生活。

但那段艰难岁月里的相互扶持，却成了我们共同的记忆，时常被拿出来回味。每当家人团聚，周丽总会说：＂要不是当年嫂子和哥的帮助，我们这个家可能就散了。＂

而我则会笑着回应：＂要不是当年你照顾我坐月子，说不定小强都长不这么壮实。＂

或许，这就是人间真情的模样——在最困难的时刻伸出援手，在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温暖。不求回报，却收获了一生的牵挂与守护。

那张珍藏了七年的百元大钞，见证了我们之间超越血缘的亲情，也成为了我们家族中最珍贵的传家宝。每当我想起它，心中就会涌起一股暖流，提醒着我：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不是金钱和物质，而是那些刻在心灵深处的情感与温暖。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