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要新石器时代大中原相对发达的区域都偏向西边。青铜时代，中原腹地的二里头率先成为夏王朝的首都，其后的商王朝仍要立足于此，西周则将王朝中心拉回到了中原西部。在王朝中心不断东西摆动的过程中，大中原逐渐融合为一个同质化越来越高的整体，最终成为整个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
✦
✦✦
摘要新石器时代大中原相对发达的区域都偏向西边。青铜时代，中原腹地的二里头率先成为夏王朝的首都，其后的商王朝仍要立足于此，西周则将王朝中心拉回到了中原西部。在王朝中心不断东西摆动的过程中，大中原逐渐融合为一个同质化越来越高的整体，最终成为整个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大中原地区展开的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其实是在“青铜时代全球化”背景下，中原区位优势开始突出的表现。西北高原率先开花，但最终收大功、结硕果者却在环境更优良的中原的河谷平原。作者：戴向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摘自：《考古学报》2025年第1期原题：《何为中原——新石器至青铜时代中原文化区的新认识》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5年第4期（点击查看第4期目录）
中原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原以环嵩山地区为中心，包括河南大部。广义的中原包括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晋南的运城—临汾和长治—晋城地区、陕甘渭河谷地、汉水上游，可称“大中原”。大中原又可分为两个核心区域，一个是环嵩山地区的“中原腹地”，另一个是包括关中东部、运城—临汾和三门峡地区的“陕晋豫邻境地区”。考古学中的中原文化区多指广义的中原。这种范围的界定是老一辈学者早就提出的，如苏秉琦和严文明。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将陕晋豫邻境地区视为史前中原文化区的核心区域。如何理解中原文化区，关涉对中国史前和青铜时代文化格局的整体认识，以及对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趋势形成的认识。本文重新梳理黄河流域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文化与社会格局的动态变化过程，对中原文化区的形成、演变、特征以及地位与作用，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中原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文化与社会格局的演变过程
1. 裴李岗时期。在史前农业初步发展成熟、人群开始普遍定居的裴李岗时代，黄河中游从西到东分布着秦岭南北的老官台文化、嵩山周围的裴李岗文化和太行山东侧的磁山文化。这三个文化的分布地域实际上就构成了大中原区的主要部分，奠定了中原文化区的基础。2. 仰韶早期。此期以豫北冀南为中心演化出了后岗一期文化。该文化直接冲击到豫中和晋中北及河套地区，并且在这一带与渭河流域兴起、扩散开的半坡文化混合共生。黄河领域呈现出黄土地区的半坡文化与华北平原的北辛—后岗一期文化西东并峙的二元结构。处于两者间的嵩山周围的中原腹地则呈衰微之势。3. 仰韶中期。仰韶中期的庙底沟文化空前繁荣。其初兴和最发达的区域包括晋南、豫西和陕西关中东部，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它以强劲的势头向外扩展，囊括了整个黄河中游及上、下游的部分地区，覆盖了此前的半坡文化，原后岗一期文化在这股西风东进的浪潮中也被取而代之。整个黄河流域仍呈现为黄土高地的庙底沟文化与海岱低地的大汶口文化西东并峙的二元格局，中原腹地仍处于这两个核心文化区的边缘地带。4. 仰韶晚期。此期东风西进再占优势，大汶口文化在黄淮之间开始向西扩展，对中原腹地产生强烈冲击，与本地原有文化相结合孕育出了繁荣的大河村文化。同时，原本发达的陕晋豫邻境地区的发展势头却有所衰落，罕见大型聚落。而东边豫中及关中西部到甘肃东部地区却呈现出兴旺发达的局面，发现了多处规模大、结构复杂、有大型高等级建筑的中心聚落。5. 庙底沟二期。受持续增强的大汶口文化西进浪潮的影响，庙底沟二期文化从晋南豫西兴起后，很快往西、往北冲击到整个渭河和汾河流域。此时陕晋豫邻境地区特别是晋南再次趋向繁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陶寺早期一批权贵大墓为代表的社会集团。而此前东、西两边兴盛一时的豫中和关中西部到陇东地区，发展势头有所回落。此期的黄河流域，西北甘青宁地区马家窑系统的文化，陕晋豫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北方高原新兴的老虎山文化，还有东部海岱及黄淮间的大汶口晚期文化，三大系统并立共存。处于夹缝间的中原腹地再次陷入低谷。6. 龙山时期。此时在黄土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了一个范围广大的“鬲文化系统”，包括北方高原的石峁文化、陕西关中的客省庄文化、晋南豫西的陶寺—三里桥文化。此外在西北甘青宁地区先后有以平底罐为主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与西北高地这两个系统并峙的，则是分布在我国东南平原丘陵地带的鼎文化系统。环嵩山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及其以东的几个龙山期文化都可归属于鼎文化系统。因此龙山时期黄河流域仍是三大文化系统并立的格局。此期原本更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和海岱地区先后衰落，中原腹地尚未出现能统领群雄的“大邦”，真正强势兴起而发展出早期国家水准的社会且能代表当时东亚最高发展水平的，是黄土地区持续兴盛的晋南的陶寺集团和陕北高原上的石峁集团。7. 夏商周时期。中原腹地的真正崛起始于二里头代表的夏王朝的诞生。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外围还包括晋南和陕西关中东部，差不多将大中原的两个核心区域都囊括在内。夏商时期，海岱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仍处于相对衰落状态，位于“半月形高地”的燕辽、河套、甘青地区的文化以及成都平原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虽表现出程度不同的繁荣景象，但都没有达到中原文化的发展高度。到西周时期，周人以关中西部为核心向东拓展，通过进一步整合中原腹地，将大中原融合成为一个紧密相关的整体。经夏商周三代的接力、传承与不断开拓，大中原区真正成了中国文明的核心。
对中原文化区的再认识
如上所述，新石器到青铜时代的大中原主要包括两个核心区域，一是西边的陕晋豫邻境地区，二是东边环嵩山周围的中原腹地。陕晋豫邻境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脉络比较清楚，而且呈现出比较发达的面貌，只是有时发展重心会在不同的小区域里转移。中原腹地在新石器时代主要受到东西两大文化系统的强烈影响，多数时段不算很发达，但到夏商时期终于汇聚四方精华并摆脱了周边的束缚，发展成为中国文明的中心。
总体看，新石器时代大中原相对发达的区域都偏向西边，即黄土高原南部的河谷地带；中原东部的环嵩山地区则主要是两大文化系统的交汇与边缘地带，自仰韶晚期以后受东方海岱文化影响更多些。因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种认识：史前的大中原西、东两部分经常分属不同文化系统，且格局多变，总体上没有形成连续、稳定、独立、统一的文化区。然而，如果就此说“史前无中原”，则又显得过于简单、草率。换个角度看，史前中原区又确实存在，那就是黄河中游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最充分、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各小区域彼此交织、关系最密切的地区。特别是到夏商周时期，中原文化无论源于何处，最终都以独立、核心和引领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将大中原统一为一个整体。另外，进一步说，只有将陕晋豫邻境地区和环嵩山地区统归为大中原文化区，我们才能在恰当的尺度上把握中原与周边其他文化区的区别与联系，确立史前和历史早期文化区的分布格局。
中原的区位与经济文化特征
首先，整个大中原区都可看作从高原山地向平原低地过渡的区域，其河谷阶地、平原丘陵兼有东西两边地理的特点，在史前晚期和历史早期物产丰富，具有一些独特的环境与生态优势。其次，中原为黄河中游最适宜农业发展的区域，史前到青铜时代东西两部分都以旱作农业为主，同时还兼有一些水稻种植，形成旱稻混作的农业种植模式。自龙山时期开始，从西域传播而来的绵羊、山羊和黄牛逐渐扩散到我国西、北部的黄土地区，在许多地方其数量超过传统饲养的家猪，使得原本农业略显微弱的黄土地区获得了新的生产力，最终为陕北石峁和晋南陶寺代表的早期国家的兴起创造了充分的经济条件。到青铜时代，随着中原腹地也开始大量饲养和输入这些食草家畜，畜牧业也成了中原王朝得以繁荣发展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再次，地理环境、生业经济差别导致东、西两个区域的生活习性有所不同，在考古遗存上直接体现为陶器形态、种类和组合的区别。仰韶到龙山时期，东部平原低地主要以鼎为炊器，西部黄土高原先以平底罐、后以斝—鬲等空三足器为主要炊器。商周以后随着王朝势力的扩展，以鬲为主要炊器的商周文化不仅覆盖了整个中原，而且使得原本流行鼎的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广大地区，也都逐渐以鬲取而代之，成为中华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的物化表现之一。东、西两部分及各自所连属的低地平原和黄土高原，在房屋建筑等方面也是有同有异。尤其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在东部平原地区地面式房址逐步变成主要的建筑类型。西部黄土地区，新石器时代始终流行穴居的房屋形式，仰韶晚期以后窑洞式房子又逐渐普及。但无论东、西，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大型高等级建筑基本都是建于夯土台基之上的多开间房屋，以此宣示贵族的身份、地位。另外，中原东、西两部分史前大型中心聚落的防御设施存在不同的形式。陕晋豫邻境地区流行环壕聚落，这显然是黄土地貌条件下一直延续下来的因地制宜的防御措施。而中原腹地则同东部海岱和黄淮平原一样，龙山时代流行高耸于地面之上的城墙，城壕结合，是适应平原区地貌特点的表现。到青铜时代及以后，整个中原大型聚落、城址的防御设施逐渐趋同。最后，作为一个整体，中原文化区处于中国史前八大文化区的中心地带，周围分别被甘青区、北方区、海岱区、燕辽区、巴蜀区、两湖区和江浙区所环绕。这种独特的人文地理特征，使得这个看似松散的史前文化区，在其后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
青铜时代中原崛起的密码
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既然中原腹地自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一直处于东、西两大文化系统的交汇处或边缘地带，为何到二里头时期却开始以独立、核心、引领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其后大中原为何能够继续成为商周王朝的龙兴之地和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核心区域？其间东、西两部分从边缘或区域中心转变为整个中国文明的中心，奥秘何在？
其一，夏商到西周，中原的崛起与周围其他地区的持续衰弱或相对落后，是彼此共生而又对比强烈的现象。这是一种长时段的、结构性的转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此前繁荣兴旺、分布在东部平原低地的鼎文化系统的全面衰落。另外，尽管随着羊、牛、马等大型家畜和青铜冶金术的输入，我国半月形地带呈现出相对繁荣的景象，但始终都没有达到中原夏商周王朝的发展高度，反而受到中原王朝多方面的辐射和影响。其二，随着资源的增加和生产能力的增强，青铜时代的中原具备了强大的混合型的经济基础和获取多样化生业资源的优势。中原的河谷平原地带一直属于粟、稻混作农业区，粮食种类较多，到青铜时代牛羊等家畜在肉食中的占比也有显著增长，多品种的生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三，作为地理中心和四方通衢之地，青铜时代的中原还具有全方位获得多种战略资源的区位优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夏商王朝能从邻近的晋南地区获得充足稳定的铜、盐资源。到了晚商和西周，这两大资源的主要来源分别扩展到了长江中游和东部沿海地区。其四，如人们所熟知的，中原地处“天下之中”，容易汇聚四面八方的优秀文明成果，经融合、创新，不断形成充满活力、推动中华文明进步的核心力量。作为夏王朝的首都，二里头拥有众多新的发明创造，特别是使用复合陶范创造出了与国家秩序建设相配套的青铜礼器。这种高端技术与礼制建设的完美结合，到商周王朝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一个显著特色。其五，逐鹿中原的激烈竞争不断增强社会发展的动力。作为“天下之中”，中原区域内外族群间的竞争是常态，使得这里成为各种社会势力碰撞、争斗的旋涡中心。从史前不同时期多种文化的此起彼伏，到青铜时代夏商周的兴亡交替，这个中心在涡流激荡中形成了一种动态结构。古史传说中属于不同集团的唐尧、虞舜、夏禹在中原大地轮番登场，其实就是各种竞争加联盟的族群关系的反映。其六，夏商周时期随着王朝中心统辖范围的不断扩大，大中原区东、西两部分能够在生业资源和其他战略资源等方面互相支持，在地缘战略上互相支撑，从而在剧烈动荡的局面中，反过来又能在黄河中游肥沃的河谷平原地带，拓展出一片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和“王畿之地”。商周之际，通过不断分封的外围诸侯国、势力所及的诸“方”盟国或藩属国，逐渐形成了一个有中心有外围的“天下国家”的圈层结构。这种结构对其后古代中国的国家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
结语
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大中原文化区可分为陕晋豫邻境地区和环嵩山地区两个核心区。东、西两部分史前时期在地理环境、生业经济、日用器物、房屋建筑和防御设施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形式和风格。特别是从陶器为主反映的文化面貌看，好像“史前无中原”。在新石器时代大部分时段里，陕晋豫邻境地区都是西北部高原区的文化中心，环嵩山地区则是西北高原与东南平原两大文化系统相交汇的边缘区。然而，两地又一直存在密切的关系，尤其到青铜时代两地的文化特征逐渐趋同，并最终实现了大中原的统一。青铜时代，中原腹地的二里头率先成为夏王朝的首都，其后的商王朝仍要立足于此，西周则将王朝中心拉回到了中原西部。在王朝中心不断东西摆动的过程中，大中原逐渐融合为一个同质化越来越高的整体，最终成为整个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大中原地区展开的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其实是在“青铜时代全球化”背景下，中原区位优势开始突出的表现。西北高原率先开花，但最终收大功、结硕果者却在环境更优良的中原的河谷平原。此前自西、北而来的牛羊和青铜冶金术在二里头时期扩散到了中原腹地，与本地原有的旱稻混作的农业种植和家猪饲养相结合，与内地传统的制陶和玉石器制作等手工业相结合，形成一种新型生产力，创造出一种新文化，最终缔造出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这些新的生产力、文化和社会又由商人、周人不断发扬光大，于大中原这块沃土上绽放出灿烂的青铜文明之花，在全球范围内都显得格外耀眼夺目。
来源：何延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