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因日本干涉兵败被俘，奉军参谋长杨宇霆亲拟处决电文：「郭松龄夫妇着即枪决，以昭炯戒。所有随从叛逆，一概免究。」但张作霖加批：「暴尸三日，拍照分送各军，以儆效尤。」据奉军宪兵队记录，行刑前郭松龄向围观士兵高呼：「吾为革新东北而来，虽死无憾！」

当褪色相纸漫染油彩，民国的轮廓在明暗交界线间骤然苏醒，这组上色老照片，像被时光浸泡的显影液，每抹斑驳色块里，都住着一个呼吸起伏的、矛盾的民国。

照片中竖排字标注的“郭松龄”，是奉系军阀核心将领、张学良的军事导师，因不满张作霖内战及亲日政策，1925年率7万奉军精锐反奉，直逼奉天城下。

后因日本干涉兵败被俘，奉军参谋长杨宇霆亲拟处决电文：「郭松龄夫妇着即枪决，以昭炯戒。所有随从叛逆，一概免究。」但张作霖加批：「暴尸三日，拍照分送各军，以儆效尤。」据奉军宪兵队记录，行刑前郭松龄向围观士兵高呼：「吾为革新东北而来，虽死无憾！」

张作霖命人将照片制成明信片，分发给奉军各师、旅，背面印「叛逆者戒」四字；又在《奉天公报》连续三天刊登照片，配文「郭逆松龄伏诛，此乃乱臣贼子之下场」。

1928年，张学良主政后，暗中派人将郭松龄夫妇遗骸从乱葬岗迁出，安葬于北京西山卧佛寺旁，墓碑仅刻「郭公茂宸之墓」，未署年份与生平。1934 年张学良访欧前，曾至墓前祭拜，对随从说：「若茂宸在，东北不致此。」

照片竖排字标注“郭松龄之妻”为韩淑秀，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率7万大军从滦州出发，一路势如破竹，12月5日攻克锦州，直逼奉天。关键时刻却因日本关东军介入（张作霖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换取日军支援），郭军在巨流河遭遇奉军与日军联合夹击，12月24日郭松龄夫妇化装潜逃，25日在新民县老达房被奉军抓获。

张作霖接到电报后批示：「将郭松龄夫妇就地枪决，曝尸三日，照片印十万份，分送东三省各市县张贴。」12月26日，韩淑秀身着藏青色棉袍、脚穿黑色皮鞋，与郭松龄并肩站在新民南荒地刑场，临刑前她向围观百姓高呼：「吾辈死不足惜，唯望后来者继续革新！」枪声未落，奉军摄影师已拍下36张照片，其中一张「韩淑秀倒地瞬间，围巾飘落露出脖颈枪伤」的画面，被张作霖制成「反逆罪证」在《奉天公报》头版刊登。

1948年6月18日，长春围困期间的国民党女兵照片中，她们头戴大盖帽缀「青天白日」帽徽、留烫发、身着的浅灰色军装为1946年国民党军队「统一军服令」后的产物，她们的脸部胖嘟嘟的，显得身材微胖，有点肉肉的感觉。

6月正值长春围城初期（解放军5月完成合围），国民党军队控制区仍有少量粮食配给（士兵每月定量16斤高粱米），女兵所属的「后勤辎重团」或「政工队」因职务便利，可通过黑市获取罐头、饼干等「特供物资」。

那时，解放军已切断长春对外铁路、公路，空投成为唯一补给方式（日均空投量仅需物资的10%），邮差、商路彻底消失，其中一人将照片夹信寄家乡，因邮路中断滞留，后由吉林省档案馆收藏。

这张照片是京剧两大流派宗师同框，左边是身着西装的梅兰芳，右边是保留「传统艺人」装扮的程砚秋。两人着装形成「改良派」与「守正派」的视觉对照，恰如梅派「开放」与程派「内省」的艺术分野。

此照极可能摄于1930年代初（程派艺术成熟期），背景或为北京「南花园」（京剧艺人聚居地）后台。1927年《顺天时报》「四大名旦」评选中，梅兰芳居首，程砚秋位列第三（前为尚小云），但至1930年代，程派以「程腔」独步梨园，与梅派形成「南梅北程」格局。

1923年，19岁的程砚秋正式拜梅兰芳为师，梅亲授《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剧目，甚至将琴师穆铁芬让与程，助其打磨唱腔。但程砚秋并未止步于模仿，他在梅兰芳「柔媚」基础上，融入梆子腔的「刚劲」，创造出「幽咽婉转、若断若续」的「程腔」，代表作《锁麟囊》《荒山泪》等，以「悲剧美学」突破梅派「中正平和」的范式。

此类合影存世极少，因梅程二人艺术路线渐趋分野，1949年后更因政治身份差异（梅为「体制内标杆」，程为「民间革新派」）鲜少同框。

这张民国老照片中，汉奸郑孝胥之孙郑广元（左）与溥仪二妹爱新觉罗·韫和（右）（婚后称金欣如）并肩立于船舶甲板。郑广元着长款呢大衣、戴礼帽；韫和披皮草、尽显「日化贵族」气派。1932年，溥仪为拉拢郑孝胥，亲自指婚韫和与郑广元，婚礼在伪满「执政府」举行，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出席，婚后随郑广元常驻东京，成为「日满亲善」的活体符号，曾在《东京朝日新闻》发表《我的满洲》一文，称「日满一体乃天命所归」。

1935年郑孝胥因与关东军矛盾被罢免，1938年病死于长春，死前哀叹「本欲保清室，反使清室亡」。其遗产被国民政府列为「汉奸逆产」，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其列为「甲级战犯候选人」（因已死亡未起诉）。郑广元作为继承人，曾试图通过「捐赠文物」洗脱罪名（向伪满国立博物馆捐赠青铜器），却难掩家族污点。

1945年日本投降后，韫和随溥仪「逃亡」至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虏，关押于赤塔集中营。在狱中，她被迫揭发郑孝胥的汉奸罪行，写下《我的公公郑孝胥》材料，其中提到「郑孝胥常言『满洲乃日本之满洲，非中国之满洲』」。1950年被引渡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她痛哭忏悔：「我曾以身为格格为荣，如今方知那是耻辱的标签。」

郑广元因「未直接参与伪满政权核心决策」，1952年被释放，改名「郑光远」，在长春某图书馆任资料员，1976年病逝于吉林；韫和1957年获特赦，改名「金欣如」，成为幼儿园保育员。

照片是近代外交官顾维钧与第二任妻子唐宝玥的合影。唐宝玥为清末民初重臣唐绍仪之长女。1908年，唐绍仪为拉拢留美归来的顾维钧（时为奉天外事顾问），促成其与唐宝玥的婚姻，这场婚礼被《申报》称为「新派官僚与旧门阀的世纪联姻」——顾维钧借此跻身「北洋外交精英圈」，唐绍仪则获得「留美人才为己所用」的政治资本。

照片极可能摄于1915年顾维钧赴任驻美公使途中。1915年6月，顾维钧携夫人从上海搭乘美国太平洋邮轮公司「西伯利亚号」赴美，途经日本横滨、檀香山时，因「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引发侨胞关注，船上拍摄的合影被《旧金山纪事报》称为「中国新外交家的国际亮相」。

1918年11月，唐宝玥因感染西班牙流感病逝于北京，年仅31岁。她的死亡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顾维钧正筹备巴黎和会事宜，接到噩耗后含泪写下：「巴黎和会之席，吾妻不能共往，痛哉！」

照片是我国近代外交官顾维钧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她生于荷属爪哇（今印尼雅加达），其父黄仲涵是东南亚「糖业托拉斯」掌控者，巅峰时期拥有11座糖厂、50艘货轮，资产超1亿美元（约合1920年中国白银7000万两）。其母魏明娘为爪哇土生华人贵族之女，陪嫁包括苏门答腊橡胶园与雅加达唐人街半条街房产。

黄蕙兰自幼生活在「黄金宅第」，卧室墙壁镶嵌珍珠母贝，地毯为波斯定制，每日早餐用金盘盛放；6岁拥有第一颗钻石（10克拉黄钻），12岁起由巴黎设计师定制礼服，家庭教师包括荷兰王室指定的礼仪专家。

1920年，顾维钧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在纽约偶遇黄蕙兰时，顾维钧对这位名媛心动不已，双方坠入爱河，黄蕙兰的嫁妆非常丰厚，包括500万美元现金、爪哇橡胶园股权、以及母亲的「翡翠鸽子蛋」（直径2厘米，估值200万两白银）。

照片中黄蕙兰佩戴的「南洋珍珠项链」由58颗直径15mm的白珠串成，每颗珍珠均产自印尼海域，经荷兰东印度公司专属工坊打磨。其耳垂上的「祖母绿耳坠」原为印尼苏丹王室藏品，1898年黄仲涵以3万盾（约合2万两白银）购得，作为女儿周岁礼。

这张银盐老照片中，身着改良版蜀锦长袍、手持青城山竹节杖的长髯老者为张大千。他往枯树堆里一坐，特有老文人的调调。背景里歪扭的枯木头、苍劲的松树，远处还透着点海的影子，看着又荒又古，和他画里爱画的山水风格一脉相承。

张大千蓄须始于1925年（时年27岁），刻意模仿石涛「长髯飘飘」的传世画像，此造型使其在上海画坛迅速获得「石涛再世」的声名。1936年《良友》画报专题报道《张大千的胡须》，称其「每根胡须都浸过古墨，沾着宋元山水的灵气」，实为民国文化界「造神运动」。

这张照片藏着三层真相，照片下的日文，把抗日志士王庆余叫“天下红副匪首”，把日军杀人说成“剿匪”——就像小偷喊抓贼！“天下红”是华北农村的抗日武装，专断日军电线、劫军粮，日军打不过，就给他们扣“匪”帽子，骗老百姓“我们是来维持秩序的” 。

“天下红”成员多是农民、手工业者，没枪就用镰刀、土枪，却敢夜袭日军炮楼。王庆余是二把手，打仗不要命，日军恨他入骨。1934年，富永部队（日军在华北的“治安队”，专门镇压抗日）设埋伏抓了他，可照片里他腰杆比枯树还直，棉袄破得像筛子，眼神却像刀——这哪是“匪”？明明是跟侵略者死磕的汉子！

日军本想拿这张照片在华北贴海报，说“反抗者没好下场”。结果呢？王庆余的倔劲儿，反而让老百姓偷偷传：“看！咱中国人就算被抓，脊梁也没弯！” 这张日军拍的“宣传照”，到头来成了他们暴行的铁证，也记下了咱民间抗日的血性——1934年，全面抗战还没打，但华北的老百姓，早把命豁出去跟鬼子干上了！

来源：历史小破站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