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本人的声望与号召力，均达到了顶峰。与中共相比，无论在经济还是军事层面，都占据着绝对优势。鉴于此，广袤富饶的东北地区，就成为了我党的希望所在。
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本人的声望与号召力，均达到了顶峰。与中共相比，无论在经济还是军事层面，都占据着绝对优势。鉴于此，广袤富饶的东北地区，就成为了我党的希望所在。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东北人口众多，超过了四千五百万，是天然的“人口富矿”；其次，这里不仅有大型的工业城市，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粮食储备，还有茂密的山林可作为游击作战的天然屏障。
上世纪30年代的沈阳火车站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迅速占据了整个东北，并用一年多的时间基本瓦解了活跃于各地的抗日义勇军。
不过还是回来，就在抗日活动陷入沉寂之际，我党先后派出了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周保中等干部潜伏进东北，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在进入东北初期，他们曾在几个孤立地区展开游击战，破坏军用设施，甚至做出了土地改革的尝试。
1935年8月，方正县成立的地方自卫队
根据日方的档案显示，抗日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青年人。
其中，年龄在21—25岁的占到了29%，26—30岁的占到了29.5%。至于活跃于此的我党党员，职业与社会阶层背景的分布也非常广泛，里面既有知识分子、学生，也有农民、工厂与铁路工人、商人、军人、警察等。
在经历了几年的苦斗之后，1936年2月，由我党率领的抗日游击队以及以原东北军旧部和地方武装为班底组成的救国军、反日山林队等抗日武装，被统一整合为东北抗日联军，给日本人以非常大的冲击和震撼。
部分抗联指战员合影，前排右二为柴世荣，左二为季青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基于进一步巩固对“侵华大后方”的东北的有效统治的需要，日本人借“满洲国”当局的名义，加紧了对东北抗联的“围剿”。
首先，他们摧毁了一个又一个抗日救国组织，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者，严密控制人民活动。
其次，日本人在农村推行“集团部落”政策，把分散居住的农户强行迁到“集体部落”，同时实行保甲制和连坐法，让他们在重重警力的监视下生活，旨在割断抗联部队与老百姓的联系，断绝抗联部队的给养来源，加紧经济封锁。
除此之外，基于震慑民众的目的，日本人大肆被捕抗日人士（或疑似有抗日倾向的中国人）在“秘密营地”进行活体实验。在这些“犯人”当中，有的被注射病了细菌，有的遭到活体解剖，或被用来“研究”极冷、极热对人体的影响。
日趋困难的东北抗联将士
其结果就是，进入1938年以后，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到了极其艰苦的阶段。在接连失掉了大部分根据地和游击区之后，抗联将士们不得不从人口较多的浅山区转移到了人口稀少的深山区。
截至1938年底，抗联人数从巅峰时期的3万余人锐减至不足5000人；等到了1939年底，已不足1000人。
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东北抗联的残部不得不潜入苏联，休养生息。1942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留守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的抗联部队被正式整编为接受苏联远东军总部“代管”的“苏联远东军独立88旅”即“教导旅”，对外番号为“8461步兵特种旅”。
1943年10月，北野营抗联教导旅部分干部合影。第一排中间高者为周保中，周左侧为金日成
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很快，教导旅的部分官兵被编入远东第一方面军的“空降敌后战斗队”，执行先遣作战任务。9月，教导旅的主力部队共分为四个批次返回东北。
教导旅与苏联红军以及各地方兄弟部队互相配合，先后控制了长春、佳木斯、吉林、牡丹江、沈阳、大连等11个地区以及其他57个大中城市。
截至10月15日，他们合计收缴了日伪军步枪6万余支，机枪一千余挺，掷弹筒五百余个，迫击炮二十余门，山炮野炮五门，子弹一千二百余万发。截至20日，教导旅合计扩军为11个团、一个大队和两个骑兵连，总人数超过了四万人。
1945年8·15光复留影纪念，东北抗联教导旅成员
伴随着日本的战败以及苏联军队进入东北地区，那些原本被打散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又重新活跃了起来。
1945年8月11日，即苏联对日宣战的三天后，朱德总司令发布“第二号命令”，要求原东北军吕正操部向察哈尔、热河方向进发，原东北军张学思（张学良的弟弟）部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部向辽宁进发；冀东军区李运昌部向辽宁、吉林进发。
资料显示，在这一期间，大约有11万八路军以及从各解放区抽调的2万名党政军干部进入东北，并迅速与教导旅以及其他地方抗日武装“兵合一处”。
10月31日，他们被统一整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截至年底，“自治军”的总兵力发展到了27万人。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正式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
老照片中的东北民主联军战士
总的来说，东北民主联军的基层官兵，基本上都是东北人——要么是原东北军旧部，要么是主动加入的本地人——他们发誓要尽快攻占那些重要城市。在今天看来，这与我党一贯坚持的“农村包围城市”有了显著不同。
当然，“农村包围城市”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简单地说，我党自身的军事实力比较有限，不具备攻打大中城市的硬实力。退一步讲，即便是占领了一些大中城市，我党也很难应付敌人的大举反扑，无论对手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军队。
老照片中的东北民主联军
值得一提的是，八路军一抵达东北，就惊讶地发现，苏军早在1945年8月就全面占据了主要的工业城市、铁路和矿区。他们不仅大批日本人的武器、装备、兵工厂留给了八路军，还在一定程度上阻挠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计划。
当然，东北的大批工业设施被苏联人洗劫一空。用他们的说法，这是为了弥补与德国作战之后的巨大损失。
根据美国调查小组的报告显示，苏联人不仅将东北主要城市的电力设备、变压器、电动机、实验室、医院以及最先进精良的机械工具拆得一干二净，还拿走了三百万美元的黄金，拆掉了多个大型矿场的发电设备与抽水机，使矿井因洪水倒灌遭到了严重损害。
人在东北的苏联红军
在八路军进入东北几个月后，国民党军队也加入到了“争夺东北”的角逐。11月16日，他们攻占了山海关，打开了通往东北的陆上通道。在12月至1946年1月间，陆续增兵加紧攻占东北的大中城市。
等到苏军撤出东北后，日本人在东北的大部分投资，基本上都落入到了国民党手中，比如规模庞大的鞍山钢铁厂、辽阳棉纱厂、抚顺煤矿厂及许多水力发电厂。须知，截至1945年夏，日本人在东北的投资估计已有一百一十亿日元。
不得已，东北民主联军不得不主动撤离沈阳、长春等大城市。
为了与国民党相抗衡，我党在这一时期派出了大批干部深入到离相对偏远的中小城市和广大的乡村地区。他们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建立地方武装与人民政权，拓展革命根据地。
老照片中的土改
讽刺的是，就像在上海等关内的大中城市一样，这些“远道而来”的国民党官员们，在接收工厂的过程中一如既往地大肆搜刮、中饱私囊，出租公共财产以牟取私利的现象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
更令东北各地民众感到愤怒的是，或许是基于削弱东北人地域意识的需要，蒋介石不仅将东三省划分为九个行政区，还全部指派外地人（大多数是南方人）出任重要职位。
这些官员们不仅滥用权力，还很乐意在辖区内坐享其成；再加上他们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忠诚度缺乏信心，因此一直倾向于与昔日的汉奸以及地主阶级结盟。
除此之外，为了避免通货膨胀连带影响法币的币值，国民党当局在东北地区单独发行了一种新货币，结果导致当地经济濒危。可即便如此，居高不下的军费支出以及大量冗员的薪资，使得他们不得不硬着头皮通过每月发行数十亿元纸币来支应。
1946年的东北民众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蒋介石没有像东北军旧部希望的那样，释放已被软禁十多年的“少帅”张学良，而是将他押送到了安全且遥远的台湾。
其结果就是，东北各阶层对国民政府乃至蒋介石的不信任情绪已经日趋激化。对此，一家报社的特派员于1946年年底发自沈阳的文章中如是写道：
对于（东北的）普通百姓而言，他们一方面感到天底下的一切尽属于南方来的人，另一方面又觉得今日的生活甚至不如满洲国时代。
1946年的沈阳
但不管怎么说，与南京国民政府相比，我党的力量依然十分薄弱。他们既无法与数量庞大、作战力强且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相抗衡，也无力占据东北南部（即南满）的大中城市。
鉴于此，位于松花江北岸的哈尔滨——一座人口近八十万的工商业城市，成为了我党革命的神经中枢。
在这里，我党不仅可以招纳到足够多的青年人在这里接受资深党政干部的培训，还可以使用所有现代化的传播渠道——报纸、影片、杂志、收音机等——向广大市民们传递党的方针政策以及社会主义理念。
老照片中的哈尔滨
在经济层面，粮食、燃料、食用油等刚需品的税赋总体保持着较低的水平，但香烟税却高达40%，奢侈品以及其他“非刚需”消费品的营业税更一度高达70%，至于其余的商业活动也需要依法课税。
为了管理数量庞大的城市人口，哈尔滨城区北规划为六个行政区，然后进一步划分为五十八个街道政府，每一街道有约一万四千人。
为了应对城内众多流动人口——劳工、摊贩、挑夫、俄式马车车夫——的问题，党组织在此实施了登记制度，并对盗匪与破坏分子进行了围捕，同时组织了一支由一万七千名市民组成了“巡夜自卫队”。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每一条街道都成立了自己的巡逻队，同时要求“目击犯罪而未能上报者亦将视为协同犯罪”。除此之外，出行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管制。
老照片中的哈尔滨
当然，一场迅速消灭鼠疫的“战争”，使得我党充分赢得了民众的信任。这场瘟疫的传播者，正是日军研究细菌战时喂养的那些满身跳蚤的老鼠。
在日本战败前夕，日本人不仅没有扑灭这些老鼠，反而将它们放生。经过一整年的潜伏之后，可怕的鼠疫在进入1947年集中爆发，受害者至少超过了三万人。
在苏联防疫专家的协助下，防疫人员第一时间给市民们接种了疫苗。为了避免疫情扩散到其他地区，我党采取了有效的隔离措施，严格管制所有铁路和公路交通。因此，死亡率相对来说并没有升高。
1946年，哈市防疫小组的工作照片
伴随着社会局势的日趋稳定，我党开始运用行政权力，动员城市工人协助东北民主联军运送货物、驾驶货车和在战场上抬担架等，并发起了密集的宣传活动，号召所有居民“主动捐助”支援作战。
资料显示，在1947年间，共产党人在哈尔滨通过召开大会、张贴海报、悬挂旗帜、发行报纸等，至少筹集了两亿元。
当然，深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我党，从东北中部的根据地哈尔滨派出了一支又一支干部前往农村，希望通过更为激进的土地改革政策，号召农民加入解放的事业。为此，他们没收了所有日本人与汉奸的土地。
上世纪40年代的东北农村
事实证明，无论是我党治理哈尔滨的城市管理经验，还是在东北推行土改的得与失，都将会在后续派上用场。
在城市与农村的改革持续开展的同时，林彪一直致力于将东北民主联军组建成一支正规军而非游击队。
当然，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在1945—1946年间，国民党发动了猛烈攻击，东北民主联军被迫撤退到松花江北岸，前者沿着山海关北岸扫荡出一条宽阔的走廊地带，打开了锦州至沈阳与长春的交通要道。
1946年的林彪与众高级将领
但是，东北民主联军坚守住了哈尔滨，并在1946年11月突然渡过冰封的松花江，袭击了国民政府诸将领的冬季驻防地区。
为了不给国民党军队留下任何喘息余地，林彪又于1947年年初决定乘胜追击，数次渡江攻击，指挥四十万大军于同年5月大举进攻铁路要冲四平市。
南京方面集结部队在空军掩护下展开反击，东北民主联军遭受重创。但很快，林彪便重整旗鼓，切断了铁路供输线，孤立了国民党治下各大城市。
有观点认为，南京方面在权力还不够稳固的前提下就贸然派兵前往东北，并不是一个稳妥的方案。
四平攻坚战示意图
伴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屡战屡败，不仅数量庞大的美式装备，以及库房、运输补给火车军悉数落入到了我军的手中，士气也日趋低落了下来。不得已，他们只能采取守势，主动挖掘固定掩体，用以抵御东北民主联军的反扑。
对此，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武官在1947年5月底致国务院的电文中如是写道：
有充分证据显示，冷漠、怨恨与失败主义氛围在国民政府各阶层中迅速弥漫，导致投降与败逃不断发生。
驻防于长春的新一军官兵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因素在于共产党在兵力上的优势——大量就地增补兵源，加上地下党员与朝鲜部队援助——国民党士兵对援兵到来不抱希望，共产党士兵团结一致且战斗力旺盛。
国民政府军伤亡惨重、耗尽兵力，对官员的富裕和士兵的微薄薪饷、艰困的生活之间的严重落差日益感到愤愤不平，他们无意离乡背井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地作战。而大都是本地人的共产党士兵，则是在为自己的土地而战。
驻防于长春的新一军官兵
或许在美国人看来，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东北的企图似乎要化为泡影，胜利的天平已经倒向了我党的一边。
事实证明，美国人的判断是准确的。但或许他们没有想到，国民党军队会在进入1948年之后一溃千里，毫无招架之力。
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