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个人都在奋斗，每个人都想超越，每个人都渴望成功，我们羡慕成功者，我们喜欢创业英雄。我们更多的是普通人，普通家庭，普通的成长的环境。李在明成功了，大家都在热议着他，为什么热议他当选总统呢？因为他的人生轨迹，他的沧桑。真的很具有社会实践主义的真实感，有了拼搏向上
每个人都在奋斗，每个人都想超越，每个人都渴望成功，我们羡慕成功者，我们喜欢创业英雄。我们更多的是普通人，普通家庭，普通的成长的环境。李在明成功了，大家都在热议着他，为什么热议他当选总统呢？因为他的人生轨迹，他的沧桑。真的很具有社会实践主义的真实感，有了拼搏向上的目标感。他之所以让很多中国的观众喜爱，因为他身上有中国年轻人的很多相似之处，有一种普通人出身的契合感，是人生向上的一种积极的因素，正能量的东西它是不分国界的。我们羡慕泰国总理佩通坦·钦那瓦，她出生于1987年，目前38岁，因为她年轻，因为她漂亮，但是她代表的是一个有辉煌家族历史的一个人物，作为泰国前总理他信·西那瓦的小女儿，离普通人是有距离的，而李在明不一样，他就像中国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成长壮大。
在韩国政坛的跌宕起伏中，李在明的逆袭之路堪称一部鲜活的“草根奋斗史”。这位从工厂童工到韩国总统的政治人物，其人生轨迹中渗透的贫寒出身、教育改变命运的执念、屡败屡战的韧性，恰与中国千万年轻人的打拼历程形成跨时空的共鸣。当他在龙山总统府公布新政府人事名单时，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政治家的布局，更是一个底层奋斗者用近半个世纪书写的“逆袭剧本”——那些被机器轧伤的手指、深夜苦读的台灯、三次竞选总统的孤勇，都在无声诉说着一个真理：时代或许有国别，但奋斗的逻辑永远相通。
李在明1964年生于庆尚北道的赤贫家庭，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五，父亲沉迷赌博，母亲靠帮佣和拾垃圾维生。小学毕业后，他便用化名进入工厂当童工，在机械轰鸣中辗转于不同车间，直到手部被机器重伤落下六级伤残。这段经历与中国80、90后中许多从乡镇走进城市的年轻人何其相似——当同龄人在课堂上背诵课文时，他们已在流水线旁丈量生活的重量；当青春被定义为“叛逆与梦想”时，他们的青春是沾着机油的工服与凌晨五点的通勤路。
但正如无数中国年轻人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李在明在18岁时做出了相似的选择：白天打工攒学费，夜间备考初中、高中文凭，最终考入韩国中央大学法律系。这让人想起中国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的拼搏，也像极了如今无数“自考青年”在出租屋里啃下的一本本教材——教育，永远是底层突破阶层最公平的通道。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曾撕毁我的课本，骂读书无用，但我知道，这是唯一能爬出泥潭的梯子。”这种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仰，与中国“寒门贵子”的叙事内核惊人地一致。
大学毕业后，李在明受卢武铉影响成为劳工律师，为底层群体代理案件。这让人联想到中国许多投身公益法律的青年——他们放弃高薪律所，走进城中村为农民工讨薪，在拆迁现场记录证据，用法律为弱势群体筑起防线。2010年当选城南市长后，他清还7000亿韩元债务、推行免费校服与育儿津贴，被民众称为“解决沉疴如汽水消暑般痛快”的“汽水市长”。这种务实与理想兼具的施政风格，像极了中国基层治理中那些“接地气”的改革者——他们既懂“向上要政策”，更会“向下找办法”，在官僚体系中硬生生闯出一条便民之路。
他的“网红式”政治营销——携妻子参加综艺、在社交媒体用直白语言与民众互动——也暗合中国年轻人熟悉的“亲民人设”逻辑。当地方官员在短视频平台跳广场舞、直播带货助农时，李在明早在十年前就用“生活化曝光”打破了政客的距离感。这种对传播规律的洞察，本质上是奋斗者对“如何被看见”的本能探索，就像中国无数创业者在抖音、快手上讲述自己的工厂故事、农田日常，用真实感敲开机会的大门。
李在明的政治生涯堪称“屡败屡战”的教科书：2017年初选败给文在寅，2022年大选以不到1%差距惜败尹锡悦，其间还遭遇刺杀、背负七项司法指控，甚至在绝食抗议中因器官损伤昏迷。这让人想起中国互联网创业圈的“连续创业者”——他们可能经历过项目崩盘、团队散伙、投资人撤资，但总能带着新的BP出现在路演现场。2024年釜山遇刺后，颈部伤口深达1.4厘米的他仅住院8天就重返岗位，这种“轻伤不下火线”的狠劲，与中国年轻创业者“996是福报”的自我鞭策，虽语境不同，却透着相似的生存韧性。
更具共鸣的是他对“逆袭剧本”的清醒认知。在自传中，他曾坦言：“我从不是天赋型选手，只是把别人用来抱怨的时间都用在准备下一次冲锋。”这种“准备主义”恰是中国年轻奋斗者的生存哲学——就像考研二战、考公三战的考生，像连续多年凌晨四点起床写代码的程序员，他们相信“失败不是结局，放弃才是”。李在明三次竞选总统期间，支持率曾一度跌破10%，但他在街头演讲时总说：“再试一次，万一呢？”这种孤勇，与中国千万“考公人”“考研人”抽屉里越堆越高的真题卷，本质上是同一种对命运的不妥协。
李在明的故事之所以能跨越国界引发共鸣，在于他的奋斗轨迹暗合了全球化时代底层上升的共同逻辑：在工厂流水线上拾起课本的少年，与中国无数“打工妹”“打工仔”通过夜校、函授改变命运的路径高度重合；他从劳工律师到地方长官的进阶，恰似中国基层公务员通过“选调生”“驻村书记”等通道实现阶层跃升的缩影；而他在司法围剿中绝地反击的经历，也让人想起许多中国创业者在政策夹缝中寻找生机的艰辛。
这种共鸣的深层，是中韩两国年轻人在相似发展阶段面临的共同命题：如何在阶层固化的压力下保持向上流动的可能？如何用教育与汗水对抗“背景即资源”的现实？李在明胜选后，韩国社交媒体上刷屏的“从工厂到青瓦台”，与中国B站“上岸第一剑”“小镇做题家”的千万播放量，实则是同一群人在不同语境下的呐喊——他们都在证明：即使原生家庭是“困难模式”，人生依然可以靠“刷题”（学习）、“组队”（人脉）、“复活甲”（抗挫折力）打出逆风局。
站在青瓦台的台阶上，李在明回望自己沾满机油的少年时光，或许会想起那个在工厂夜班后捧着法律课本的自己。而此刻，中国某个电子厂的宿舍里，或许正有年轻人借着手机微光刷题；某个城中村的出租屋里，或许正有创业者对着PPT修改第37版方案——他们和他一样，都在相信：那些被生活碾压过的痕迹，终将成为破土而出的裂缝。这不是韩国版的“中国梦”，而是人类面对命运时，最朴素也最动人的共性。
来源：谢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