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喀喇昆仑山脉（Karakoram Mountains）的雪峰在晨曦中泛着冷冽的银光，红其拉甫的山风裹挟着沙石呼啸而过，而在海拔4700米的绝壁之间，一条蜿蜒的公路正无声地诉说着两个国家的命运交织。 它像一条倔强的血管，将中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与巴基斯坦北部的吉尔
内容提要
喀喇昆仑山脉（Karakoram Mountains）的雪峰在晨曦中泛着冷冽的银光，红其拉甫的山风裹挟着沙石呼啸而过，而在海拔4700米的绝壁之间，一条蜿蜒的公路正无声地诉说着两个国家的命运交织。 它像一条倔强的血管，将中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与巴基斯坦北部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Gilgit-Baltistan）连接 ，让冰川融水与人文暖流在此交汇。 这条公路，曾被西方工程师断言 “不可能建成” ，却在1968年至1979年的11年间，由中国筑路者与巴基斯坦劳工以血肉之躯凿穿岩壁、跨越冰河，最终在喜马拉雅褶皱带上刻下了一道不可磨灭的印痕。
喀喇昆仑公路（Karakoram Highway，简称 KKH） 不仅是混凝土与沥青的堆砌，更是中巴两国在冷战铁幕下“战略突围”的产物，是观察中国如何通过基础设施投射国家能力的绝佳样本。 它的诞生与延续，承载着两国跨越语言、文化与地缘裂痕的情感共振。 从“工程奇迹”到“民心纽带” ，这条公路的叙事早已超越了物理空间的连通，成为中巴关系中最具韧性的象征符号。
本文试图从 巴基斯坦政府的战略话语 、 精英阶层的认知转向 ，以及 公共外交的实践逻辑 三个维度，剖析喀喇昆仑公路如何从一条穿山越岭的通道，演变为缝合两国政治意志与民间情感的“血脉之路”。
一、特殊时代背景下的诞生与延续
“比山高、比海深、比蜜甜、比铁硬”的中巴友谊绝非空洞的修辞，而是深深植根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战略抉择与长期互动之中。20世纪50至60年代，冷战格局全面铺开，中美对抗、苏美争霸与中苏裂痕相互交织，使得亚洲区域秩序陷入剧烈动荡。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中国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正经历从“抗美援朝”的硝烟中走出，转向“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重塑；而巴基斯坦，作为冷战初期美国“前沿国家”战略的关键支点，虽在名义上与西方结盟，却对自身的安全环境与国家认同产生了深刻的焦虑与不安。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巴两国在多重国际结构与制度缝隙中，找到了“战略相遇”的可能性，开启了双方合作的新篇章。 巴基斯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伊斯兰国家之一，1950年1月即与中国建交。 尽管1954年巴方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1]（SEATO）一度使中巴关系趋于冷淡，但1955年万隆会议（Asian-African Conference/Bandung Conference）成为转折点 ：周恩来总理与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 阿里·博格拉（Muhammad Ali Bogra, 1909–1963）在会议期间首次会晤，打破僵局。会议期间博格拉总理对周恩来总理万隆会议开幕式的即兴演说作出高度评价“这是（一次）很和解的演说”[2]。表明巴方高层对中国“非意识形态化”的亚洲外交策略持开放态度。 1956年12月，周恩来总理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与伊斯坎德尔· 米尔扎总统（Iskander Mirza, 1899–1969）、侯赛因·沙希德·苏拉瓦底总理（Huseyn Shaheed Suhrawardy, 1892–1963）会谈。双方签署 《中巴文化合作协定执行计划》（Executive Programme of the Cultur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3]，首次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双边文件。值得注意的是，米尔扎在闭门会议中评价 中国“展现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外交风格——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平等协商”高度认可中国“去霸权化”的国际交往模式。 此次访问为两国后续合作奠定互信基础。 在这一关键历史时期，中国正处于国家建设的起步阶段， 推行“以工代赈”与“三线建设”政策，外交服务于国家发展、国家发展依赖于边疆稳定成为基本发展路径。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由于印巴冲突不断以及国内族群分裂问题日益凸显，开始寻求对外战略平衡。中巴两国在制度需求层面展现出的“互补性”，为双方开展深层合作奠定了现实基础。喀喇昆仑公路（KKH）的诞生与持续发展，与中巴高层之间的战略互动紧密相连。 随着两国元首外交以及高级别对话的不断深入推进，巴基斯坦政治精英群体对喀喇昆仑公路项目的认知， 经历了从单纯惊叹于“工程奇迹”到将其视为“制度标杆”加以学习的转变过程。 196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中巴双方正式启动公路工程合作计划。从这时开始，这一项目就被赋予了超越一般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政治意义。 中国路桥公司总助兼巴基斯坦办事处总经理李植淮曾讲述中国援助喀喇昆仑公路的历史：“当年，中国政府决定援建喀喇昆仑公路，负责修建红其拉甫到塔科特全长616公里的公路，整个工程历时11年，从1968年持续到1979年，总共投入了22000人。该项目属于经济援助项目，牵头单位是中国交通部援外办公室，技术方案与设计工作由交通部负责安排和组织，具体施工则由总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后勤保障部）负责，还抽调了新疆建设兵团的官兵参与建设”[4]。巴基斯坦时任总统阿尤布·汗（（Mohammad Ayub Khan）在政治自传《不是主子，而是朋友》（Friends Not Masters，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年）中称： “中国展现出非凡的组织力和国家协调能力，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 [5]二、巴基斯坦政治精英对中国建设能力的解读
随着中国国家能力的提升，喀喇昆仑公路成为巴方政治精英观察中国治理模式的重要窗口。从上世纪70年代的“筑路奇迹”到21世纪初中巴经济走廊构想的提出， 这一地标性工程的政治意义远远超出了基础设施本身。 2008年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 1943-2023）总统访问中国时曾表示，巴基斯坦钦佩中国的基础设施动员能力与工程效率，这些在喀喇昆仑公路建设中已显现无疑。同时他表示“我认为中国是发展进步的典型例子，中巴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使两国在经济版图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6]这一表态 不仅流露出对中国技术能力的钦佩，更隐含着对中国制度模式的认同。 事实上，巴基斯坦政界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关注，往往并非仅停留于工程技术层面的“仰慕”，而是在更深层次上出于 “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焦虑”的制度参照冲动 。在“发展差距”与“治理落差”所形成的鲜明反差认知影响下，“中国模式”在巴基斯坦精英阶层中逐渐成为一种经常被提及的政治话语。 他们不再仅仅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提供援助的国家或是单纯的盟友，而是将其视为在制度层面值得深入学习的标杆 。 这种认知上的重大转变，促使巴基斯坦在涉及瓜达尔港（Gwadar）开发、中巴经济走廊建设（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CPEC）、数字基础设施打造等一系列战略工程时，更加主动且积极地采纳“中式治理”的思路和方法。甚至在中巴双方发布的联合声明里，多次出现了 “共同发展”“互联互通”“能力建设”等带有浓厚中国经验印记的政治词汇 ，这进一步彰显了巴基斯坦对中国经验的认可与借鉴。三、喀喇昆仑公路建设与多层次外交
四十载岁月匆匆流逝，当年喀喇昆仑公路的亲历者如今都逐渐老去，但他们留下的这条中巴友谊路依旧在惠及两国人民，他们留下的感人故事也将继续在中巴两国民间广为流传。 而这条友谊路亦是中巴之间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交流合作项目。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政府在对外交流中愈加强调“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作用，尤其发挥喀喇昆仑公路建设对深化中巴外交关系、推动民心相通的独特作用[7]。（一）
公共外交视角下的喀喇昆仑公路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时代， “公共外交” 已成为国家间增进相互理解、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关键手段。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倡导者赵启正在其著作《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How China communicates :public diplomacy in a global age）中明确指出， 公共外交的核心要义在于“借助文化、教育、媒体等非官方途径 ，与外国公众展开真诚对话，以此消除误解，凝聚合作共赢的共识”[8]。从本质上看，公共外交是一场“以民心相通为目标的实践”。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 公共外交并非单向度的宣传行为，而是强调在政府的主导下，鼓励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实现双向互动，进而构建情感共鸣。 同时，实施公共外交不能局限于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其核心价值在于提供 具有公共属性的产品 ，以此赢得公众支持的合法性根基[9]。喀喇昆仑公路的建设与运营，正是这一理念在中巴关系中的生动实践。尽管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援助巴基斯坦建设喀喇昆仑公路有着“促进经济发展援助以及保障战略安全”的考量，但并非仅仅着眼于“狭隘的国家利益”。实际上，公路的建设在不同领域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巴基斯坦当地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显著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活质量。 在喀喇昆仑公路修建之前，与中国接壤的巴基斯坦吉尔吉特 - 巴尔蒂斯坦地区几乎与外界隔绝。巴基斯坦公路局前副局长阿卜杜勒·贾恩（Abdul Jan）自幼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他回忆道：“在喀喇昆仑公路修建之前，吉尔吉特 - 巴尔蒂斯坦地区与巴基斯坦其他地区以及中国之间都没有公路相连。当地人只能依靠马和驴子进行贸易往来，他们每年外出一次，用牲畜驮着自家的特产前往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等地区销售，再把当地的商品运回来售卖。”[10]1979年，在中方人员的参与下，喀喇昆仑公路红其拉甫至塔科特段顺利完工。这条公路的建成，为巴基斯坦北部打通了一条通往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彻底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如今，从中国进口的各类水果能够便捷地运抵吉尔吉特 - 巴尔蒂斯坦地区，当地居民也可以在吉尔吉特的市场上轻松购买到巴基斯坦其他地区的芒果、蔬菜和新鲜水果。由此可见， 喀喇昆仑公路的建成极大地便利了中巴两国的人员和经贸往来。时至今日，作为中巴经济走廊的起点，它更是为两国关系的持续深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
喀喇昆仑公路在社会交流中的象征意义
“公共外交”强调突破传统外交“局限于政府间对话”的模式，转而聚焦“民众间的情感纽带”。 喀喇昆仑公路的建设历程，无疑是对这一理念的鲜活诠释。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巴两国约2万名工程人员携手投身筑路事业，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并肩作战、攻坚克难。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工程师与巴基斯坦工人朝夕相处、同吃同住。中国工程师在向巴基斯坦工人传授工程技术的同时，也积极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文化。这种 “以人为本的互动” 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使得喀喇昆仑公路成为了中巴民众共同克服艰难险阻的集体记忆载体。 “以实际行动传递真诚” 的理念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中国援建者们不畏艰险、以血肉之躯开凿绝壁的形象，深深烙印在巴基斯坦民间对华认知之中，成为了“情感寄托的关键点”。 当地人对中国筑路队的深厚感情，还源于筑路队医院在关键时刻的救死扶伤。 1975年10月底，公路指挥部南线分部驻地巴丹附近发生了7级以上强烈地震。援巴筑路队在居特尔村设立的工程医院迅速行动，成功挽救了数千名当地人的生命。 而令人唏嘘的是公路建设期间牺牲了超700名中巴工人，巴基斯坦将部分路段命名为 “中国烈士路” 并为其设立纪念碑。当地民众至今保留“中国工程师教我们修路”的口述传统，甚至 将中国筑路者的故事编入小学教材 。2022年巴基斯坦洪灾期间，喀喇昆仑公路成为国际救援物资运输干道之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通过该公路向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捐赠了一批价值100万元的救灾物资[11]。巴基斯坦时任外长比拉瓦尔（Bilawal Bhutto Zardari）直言：“这条公路在灾难时刻证明了何为真正的朋友”[12]。这条公路的背后是两国坚韧的情感纽带，这种情感纽带被巴基斯坦学者阿西夫·拉扎（Asif Raza）称为 “比条约更持久的联盟基础” [13]。四、结语
喀喇昆仑公路不再仅仅是一条穿越冰川与山谷的柏油路，它更像一条沉默却坚韧的经络，悄然将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国家意志和发展进程紧密相连、深度缝合。在红其拉甫的风雪呼啸中，在吉尔吉特热闹的集市上，在通往瓜达尔的滚滚热浪里，那些曾经由中巴建设者们以血肉之躯开凿出的隧道，正默默诉说着一个新兴国家如何在他者的目光中被审视，又如何在这样的凝视中展现出一个全新的自我。 喀喇昆仑公路，它既是由钢铁浇筑而成的通途，承载着两国的交流与往来；也是岁月沉淀的记忆年轮，镌刻着无数难忘的过往。它让“国家建设”不再仅仅是一组冰冷的统计数字，而是化作了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些故事里，有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籍的人民，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携手合作，不惧牺牲，彼此信任。 未来的道路或许依旧充满曲折与挑战，但只要这条公路还在不断延伸，中巴两国之间就会不断回荡着命运交融的乐章。喀喇昆仑高处的风，依旧在凛冽地吹着，那是历史在轻声耳语—— 一个国家能否真正走向强大，不仅仅取决于它建造了什么宏伟的工程，更在于它如何被世界理解、被他人讲述、被后人铭记。 边来源：金钱猎人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