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诊疗格局经历了从传统放化疗到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的深刻变革。随着科学进展与多学科协作的不断深入，全球肺癌治疗正逐步迈向更加精准、个体化和高效的新时代。在“变革诊疗，攻克肺癌，共同健康”的全球愿景指引下，“医学界”特别

聚焦精准治疗与全球协作，推动肺癌诊疗再升级。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诊疗格局经历了从传统放化疗到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的深刻变革。随着科学进展与多学科协作的不断深入，全球肺癌治疗正逐步迈向更加精准、个体化和高效的新时代。在“变革诊疗，攻克肺癌，共同健康”的全球愿景指引下，“医学界”特别邀请四位来自中、美的顶尖肺癌专家：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Jamie E.Chaft教授、耶鲁大学医学院Roy Herbst教授和西奈山蒂施癌症研究所Fred Hirsch教授，四位教授就NSCLC治疗的发展历程、关键突破、当下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趋势展开了深入分享。

肺癌治疗的变革之路

吴一龙教授回顾了肺癌治疗的发展历程。他指出，在2000年以前，肺癌治疗手段较为有限，主要依赖于手术和放化疗。其中，铂类药物的应用是当时少有的里程碑之一。真正的转折出现在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时代的到来。2003年，NSCLC有了首个用于EGFR突变患者的靶向药物吉非替尼。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2008年的IPASS研究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它不仅是首次依托亚洲地区力量完成的大型临床研究，更重要的是明确了一个关键治疗原则——必须先检测患者的基因状况，然后才能给予治疗。”吴一龙教授回顾道。这也为NSCLC的精准治疗打开了大门。而随着T790M耐药突变的发现，第三代EGFR-TKI奥希替尼应运而生，AURA系列研究与FLAURA研究分别明确了奥希替尼在EGFR突变NSCLC二线与一线治疗中的优秀疗效，确立了该药作为标准治疗方案的地位。

Roy Herbst教授指出，EGFR突变的发现距今已有20年，靶向药物的发展改善了EGFR突变晚期NSCLC患者的预后，同时，也推动了精准医疗的理念前移到更早期的疾病阶段。

近年来多项关键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正是这一理念转变的有力体现。2020年，ADAURA研究无病生存期（DFS）数据公布，奠定了奥希替尼在EGFR突变NSCLC术后辅助治疗中的标准地位，随后该适应症相继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LAURA研究，它开创性地将靶向治疗作为EGFR突变Ⅲ期不可切NSCLC患者在放化疗后的巩固方案，该方案也于2025年1月获得NMPA批准。

在辅助治疗、巩固治疗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研究者们也将精准治疗的理念进一步前移，探索在术前进行新辅助治疗的潜力。Jamie E. Chaft教授介绍的全球性III期NeoADAURA研究正是这一探索的代表。该研究评估了奥希替尼单用或联合化疗对比单纯化疗作为EGFR突变可切除NSCLC患者新辅助治疗的疗效。

在本届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披露的结果显示，NeoADAURA研究达到了主要研究终点：奥希替尼联合化疗组（26%）和奥希替尼单药组（25%）均显著优于安慰剂联合化疗组（2%），其比值（OR）分别高达19.8（P

展望未来，解决耐药问题将成为领域内面临的关键挑战。探索新的组合疗法、作用机制以及生物标志物，将是推动NSCLC治疗持续升级、惠及更多患者的重要策略。

Roy Herbst教授指出，在美国，在实际符合条件的筛查人群中仅7-8%接受了筛查，“我们还需开发AI、优化筛查策略。”Fred Hirsch教授进一步指出，虽然目前已有LDCT等成熟工具，但在筛查执行和公众接受度方面仍存在巨大挑战。

因此，未来还应构建更完备的筛查体系，制定科学策略、优化资源配置，同时发展液体活检等新型技术，提高筛查灵敏度。

加快科研转化：从突破到真正“获益”

近年来，NSCLC领域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实践的转化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关于如何加快临床研究成果向实际临床应用的转化，四位专家也提出了高度一致的观点：合作与规范。

其中，Jamie E. Chaft教授着重强调了“合作”在数据层面的具体实践。她指出，通过共享全球数据资源并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整合分析，研究者能够深入探究治疗反应和耐药性，从而推动更精准的个性化治疗，最终目标是让每一位肺癌患者都能获得治愈的机会。Roy Herbst教授则通过ADAURA等研究的成功案例，进一步强调了跨国、跨机构及多学科协作对于转化落地的不可或缺性，他表示“我们不仅需要科学，还需要多学科团队协作，听取患者的声音，推动新策略落地。”

除紧密合作外，建立科学、规范的研究路径同样不可或缺。吴一龙教授指出，在今年的ASCO年会上，来自中国的多个高质量研究入选口头报告，显示出中国原创研究的数量和质量正在显著提升。“与以往依赖国外设计的‘跟随式’研究不同，我们如今见证了越来越多具有独立设计思路和临床价值的创新方案，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转变。要想实现有效转化，就必须在前期打好基础，稳扎稳打，从I期、II期研究做起，逐步积累证据后推进III期验证。尤其是在探索新靶点、新机制的药物时，这种科学路径尤为重要。”

最后，吴一龙教授还表示，转化速度的快慢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也受到研究设计、伦理审查、审批流程等多重因素影响。而Fred Hirsch教授则强调，针对中国正在推动的众多新药研发和治疗模式，未来还需在全球人群中进行验证，“我们需要监管机构更快、更协调的审批机制，把创新转化为患者切实的获益。”

面向未来，吴一龙教授提出还需着力提升检测可及性、优化资源配置，力求在疗效、安全性、患者生活质量与成本效益之间寻得最优平衡点。

展望2030：希望之光正在照进现实

谈及2030年的愿景，四位专家均展现出乐观的态度。吴一龙教授表示，肺癌的慢病化管理、筛查常态化和靶向、免疫策略的优化，将是实现“消除肺癌致死原因”目标的关键。此外，吴一龙教授也特别看好肿瘤疫苗和细胞治疗等新兴手段。

Roy Herbst教授表示：“只要我们继续合作、不断挑战标准，未来十年将看到更多患者‘活下来、活得好’。”而Fred Hirsch教授寄厚望于全球协同下的创新生态，相信只要科学持续进步，肺癌患者终将迎来长生存。Jamie E. Chaft教授则指出，需加强个体化治疗和生物标志物探索，以实现多模式治疗，为每位患者提供最适合其疾病的治疗方案。

这场跨越中美、贯穿过去与未来的对话，不仅勾勒出NSCLC治疗的发展轨迹，也为全球肺癌防治的下一阶段指明了方向。精准、个体化和以患者为中心，正逐步构建起一条通向“治愈”的通道。而在科研、医疗、政策与患者携手并进的共同努力下，“消除肺癌致死原因”将不再只是梦想。

吴一龙 教授

广东省人民医院

Jamie E. Chaft教授

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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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医学界影像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