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维护中华典籍为己任——顾廷龙与图书馆

摘要：顾廷龙（1904—1998年）是我国著名图书馆事业家、版本目录学家。从早年传统文化的思想启蒙和投身图书馆事业，到革命战争年代对图书文化遗产的奋力保护，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对图书馆事业的集大成，这位20世纪的见证人，以中华文脉的守护者为肇始，以66年的求索深刻影响着

顾廷龙（1904—1998年）是我国著名图书馆事业家、版本目录学家。从早年传统文化的思想启蒙和投身图书馆事业，到革命战争年代对图书文化遗产的奋力保护，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对图书馆事业的集大成，这位20世纪的见证人，以中华文脉的守护者为肇始，以66年的求索深刻影响着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程，而最终融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复兴事业。

顾廷龙自幼浸润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在青少年时期即与图书馆结缘。他生于江苏苏州的书香世家，从四岁起即由祖父教读《四书》《五经》，并受家族金石图书之学的熏陶，逐渐形成对传统文化典籍的虔敬之心。1931年至1932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读研究生，容庚、郭绍虞、黎锦熙、顾颉刚等名家大师为一时之盛，激励着顾廷龙对国学图书的热情。

此时正值中国图书馆事业新旧转换，影响了顾廷龙的从业选择。1931年夏，蔡元培主持建成国立北平图书馆，一改历来藏书楼旧制，结合国情制定新的规章制度，为我国第一所新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及省立图书馆都受其影响，管理体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逐渐改观，出现新貌”。顾廷龙当时“负笈燕京，前往参观，洋洋大观，美不胜收”，对其选择从事图书馆事业产生很大吸引力。

顾廷龙在工作实践中立足于文化传统，以维护中华典籍为己任。他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担任校图书馆中文采编部主任，“以搜集、整理材料，作为一生办馆治书的方向”，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还创造性地进行馆藏书目的编纂，所编第一部书目《章氏四当斋藏书目》，以藏书的内容特点分为三卷，每卷又按经、史、子、集分列，对经史之书加注章氏题跋、友人识语、章氏移录前人题记少见者，间或加以按语，使读者一目了然，立即引起学界关注和赞誉，初步奠定了其在图书馆事业中的地位。此外，他还兼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驻北平采访处主任，虽力尽其责，但对哈佛意图购买中国珍稀古籍，则坚持内外有别，或自己设法或尽力游说燕大筹资制作复印本交予美国，使国内原刻本得以保存，拳拳之心颇为同仁感佩。

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华战争，各地经年积累的无数珍贵图书文物毁于战火，顾廷龙深感痛心。他慨叹：“抗战以来，全国图书馆能照常进行者，仅燕京大学图书馆一处，其他或呈停顿，或已分散，或罹劫灰。私家藏书亦多流亡，而日、美等国，乘其时会，力事搜罗，致数千年固有之文化，坐视其流散，岂不大可惜哉！”

参与创办合众图书馆，终使顾廷龙一展保护传统文化之抱负。爱国藏书家叶景葵、张元济等同感国家劫难，时局紧迫，欣闻顾廷龙才志，遂力邀赴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主持馆务，“谋国故之保存，用维民族之精神”。顾廷龙欣然应允，“谓人不能自有所表现，或能助成人之盛举，亦可不负其平生”。1939年7月，顾廷龙抵沪担任合众图书馆总干事，具体承担起创办和主持各项馆务的重任，提出负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任，“建设一专门国粹之图书馆”，“以保存古书为职志，并当保存其式样，一以旧时庋藏为主旨，略采现代之方法，不求形似而取得其实利”。其办馆思想得到董事会和社会各界认可，捐赠匡助者甚众，几年中合众图书馆藏书即达十几万册。他根据馆藏特点编印了各类书目，合起来即可展现合众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分开则能反映各家捐赠图书的特色，形成具有鲜明人文和学术内涵的书目版本系统，大大提高了馆藏资料的利用效率，迄今仍为古籍编目工作者参考，为文史哲学者提供引导和借鉴。为存亡继绝，顾廷龙十分重视编印图书馆藏书，使稀见典籍化身千百，以流传和弘扬中华文明遗产。他在《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中提出：“名人未刻之稿当为刊传，批本、校本当为移录，汇而刊之……专为前贤行役，不为个人张本”。处于“孤岛”时期的上海合众图书馆，克服经费、人力等各种困难，陆续印成《合众图书馆丛书》一、二集，共十几种，为古籍传播作出可贵贡献。

顾廷龙冒险收集了大批革命文献。当时有关马列主义和共产党情况的书刊资料很难收藏，公立图书馆不会也不敢，普通私家一经发现则有杀头之虞。顾廷龙出于职业敏感，意识到它们具有珍贵的文献史料价值，所以在参与创办合众图书馆时就千方百计注意搜集保护这方面的书刊资料。抗日战争胜利后，顾廷龙冒着生命危险，秘密从贵州大学图书馆将一批革命文献转移至合众图书馆，藏于书架顶端与天花板接合之处。解放初期，中央宣传部曾派员到上海征集革命史料，他们在许多地方空手而归，却在合众图书馆觅得一大批珍贵资料，后作为北京图书馆的新善本永久保存，这是难得的历史远见。

新中国成立后，顾廷龙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图书馆事业迎来了光明前途。1953年，合众图书馆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后更名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1958年并入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出任馆长，渐集图书馆事业之大成。

广泛收集抢救各类文献。顾廷龙从事图书馆工作以来，就以自己的学识和慧眼，抢救了各类稀有文献。如抗战以来收集朱卷达八千余种，后成为上海图书馆特藏。1955年，曾从废纸堆中抢救了大量很有价值的文献，并据此提出，收集文献的标准应当宽些，否则很容易与许多历史文献失之交臂。他总结了12大类型的收集范围：革命文献、档案、地方志、家谱、社团记载、个人记载、古代医书、账簿、迷信书、民间文艺、古典艺术、图片。还强调，要积极向社会宣传，重视图书文物的保存、积累和分类整理。这些思想对指导高品质、有特色图书馆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编制巨型古籍联合书目。一是编制古籍检索工具书《中国丛书综录》，共收录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全国41个大型图书馆所藏古籍丛书2797种，子目38891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1962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一版。二是按照周总理遗愿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978年至1998年历时二十年完成，共收录全国781个图书馆等文化机构所收藏的古籍善本6万种，约13万部。该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保存研究贡献巨大，推动了其后一系列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的完成，成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发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联合目录和图书馆古籍整理成果。

倡导大量复制，使孤本不孤，代代相传。除提倡利用现代技术如缩微照相，对重要图书资料随手采获外，他极力主张大批印制古籍。在担任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馆长期间，先后主持影印30多种珍贵文献，或由上海图书馆石印，或与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等合作影印，很多极具历史价值的文学、音韵、经学、数学、农学等孤本得以广行于世。顾廷龙还注重言传身教培养图书馆事业人才，其精神业绩深深感染教育了几代图书馆人。

顾廷龙经历不同时代，他在自传中说，新旧政权和军队，“两个世界，两个天地”的对比，无数事实说明：“党是真正爱护图书文物、保存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前程未可限量”。因此，1982年，顾廷龙以78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无数仁人志士的归宿，也是沧桑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