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6月9日，高考结束。飞机准时降落在虹桥机场。手机解除飞行模式的瞬间，一条来自水水的消息跳了出来：“写写韦神吧。”这个被称为“韦神”的年轻人，此刻正在北京大学的办公室里，继续着他那些让常人难以理解的数学演算。

2025年6月9日，高考结束。飞机准时降落在虹桥机场。手机解除飞行模式的瞬间，一条来自水水的消息跳了出来：“写写韦神吧。”这个被称为“韦神”的年轻人，此刻正在北京大学的办公室里，继续着他那些让常人难以理解的数学演算。

而就在这一刻，我突然想起另一个名字：陈景润。两个数学天才，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却在当代中国的精神图景中，形成了某种奇妙的互文。

1978年，《人民文学》刊登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用“他像一颗钉子般钉在数学的高峰上”这样的修辞，将陈景润塑造成改革开放初期的精神图腾。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这个蜗居在6平米锅炉房里的数学家，意外成为了“科学的春天”最鲜活的注脚。

近半个世纪后，韦东奕的走红路径则完全遵循着流量时代的传播法则：一段4秒的自我介绍视频中，他手提馒头、肩挎矿泉水的形象，在抖音、微博等平台被不断解构重构。“北大扫地僧”“数学苦行僧”等标签纷至沓来，甚至有人专门分析他每分钟眨眼的次数。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所预言的“拟像社会”，在这个案例中得到了完美印证——大众消费的已不是韦东奕本人，而是经过媒介精心编码的“韦神”符号。

当科学偶像的塑造权从作协转移到算法，这种转变是进步还是异化？在流量逻辑的裹挟下，我们是否正在失去对智识应有的庄重？

陈景润的成长轨迹堪称一部知识分子的“荒野求生记”：在文革期间，他靠躲在厕所里偷读《堆垒素数论》维持学术生命；而韦东奕则代表着当代中国精英教育的巅峰产物——从山东师大附中奥数班到IMO金牌，从北大“黄金一代”到哈佛访问学者，他的每一步都精准踩在人才选拔体系的节点上。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成长模式，折射出中国教育理念的深刻变迁。陈景润式的“野蛮生长”依赖的是个体强大的内驱力，其弊端在于容易造成人才浪费；韦东奕式的“精密培育”虽然提高了成才效率，但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警告的“均值高、方差小”问题也随之浮现——我们的教育体系正在生产大批“优秀却雷同”的头脑。

2024年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国代表队6名选手全部获得金牌，但其中5人的研究兴趣高度集中在代数几何领域。这种同质化倾向，与陈景润时代“有什么条件研究什么”的多样性形成鲜明对比。

在关于韦东奕的网络狂欢中，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对他“缺陷”的集体凝视：讨论他缺失的门牙，计算他每月300元的生活费，甚至揣测他的阿斯伯格综合征倾向。

这种看似矛盾的“神化”与“祛魅”并存现象，实则暴露了当代社会的认知困境：我们既渴望仰望天才，又迫切需要通过发现他们的“不完美”来获得心理平衡。

相比之下，陈景润晚年获得的是一种更具温情的理解。当媒体报道他“不会用煤气灶”时，字里行间流露的是怜惜而非猎奇。这种差异或许源于两个时代不同的精神底色：前者尚存对知识的朴素敬畏，后者则深陷解构主义的狂欢。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祛魅”概念，在此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我们对天才的祛魅，本质上是对自身平庸的救赎式确认。

要打破这种困局，需要建立三个维度的认知重构：

1.从“造神”到“建制”：与其消费个别天才的传奇，不如完善支持体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无压力科研”模式值得借鉴，那里允许学者“十年不发表论文”。

2.从“应试”到“适性”：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近期的研究表明，在标准化考试中表现平平的学生，可能有更适合原创性思维的认知特征。

3.从“围观”到“参与”：MIT开放课程的成功证明，当普通人得以窥见顶尖学术的堂奥，反而能建立更健康的知识崇拜。

在《美丽心灵》的结尾，纳什学会与他的幻觉共存。这个隐喻或许适用于我们对天才的态度：不必苛求他们“正常”，正如不该要求社会停止对卓越的追寻。

走在北大燕南园的小路上，常能看到韦东奕匆匆而过的身影——他依然提着那个标志性的塑料袋，里面装着或许将改变某个数学分支的手稿。而相隔不远的图书馆里，陈景润当年用过的阅览灯依然亮着，照在一代代学子伏案的背影上。

两个时代的天才在此刻相遇，共同诉说着一个朴素的真理：一个文明的高度，不在于它能制造多少天才，而在于它能否为那些“不合时宜”的头脑，保留一方安静的天地。

来源：酷猫谈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