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历史的焦点被李自成席卷中原的雄师与清军入关的铁蹄牢牢吸引，中原大地狼烟四起，鏖战正酣之际，江南的弘光小朝廷却在秦淮河畔的靡靡之音中醉生梦死，上演着一出出粉墨登场的戏剧，对北方传来的惊雷充耳不闻。然而，在这风雨飘摇的大明江山之外，西南的崇山峻岭间，另一支庞大的
当历史的焦点被李自成席卷中原的雄师与清军入关的铁蹄牢牢吸引，中原大地狼烟四起，鏖战正酣之际，江南的弘光小朝廷却在秦淮河畔的靡靡之音中醉生梦死，上演着一出出粉墨登场的戏剧，对北方传来的惊雷充耳不闻。然而，在这风雨飘摇的大明江山之外，西南的崇山峻岭间，另一支庞大的农民军力量正在悄然崛起，它的领袖便是与李自成齐名，同样来自陕西，同样桀骜不驯的张献忠，他所建立的大西政权，正如同暗夜中一柄磨砺的利刃，准备刺向四川这块富庶之地。
张献忠，这位自崇祯三年在家乡揭竿而起，自诩“八大王”的绿林好汉，与李自成之间可谓宿命般的对手。两人性格乖张，互不服气，如同两股无法交融的洪流，使得他们的势力范围泾渭分明。在李自成纵横西北、河南时，张献忠更多地将他的矛头指向了湖广、江西一带，与明军周旋。然而，命运的齿轮在崇祯十七年春天开始加速转动。当李自成的百万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兵临北京城下，大明王朝气数将尽之时，张献忠也瞅准时机，挥师西进，目标直指群山环抱、易守难攻的四川。
彼时，明廷在四川的防御力量本就薄弱，经多年战乱消耗，更是形同虚设。张献忠的大西军如同猛虎入羊群，势如破竹，很快就将蜀中的大片土地纳入囊中。兵锋直指重庆这座川东重镇。重庆城池坚固，城墙高耸，易守难攻。面对这难啃的骨头，张献忠没有硬拼，而是展现了他残酷而高效的手段——他命人搜集大量火药，在城墙下挖掘地道，然后引爆。轰隆巨响之后，一段城墙轰然倒塌，为大西军打开了缺口。重庆城破。
入城之后，张献忠的残暴本性暴露无遗。他下令处死了明朝宗室瑞王朱常浩（原文“朱常号”可能有误）、四川巡抚、重庆知府等一众官员。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下令将那些在守城时曾与他军抵抗过的将士，一律砍去一只手，然后放他们回去。这是一种何等阴狠的震慑手段！这些断臂的士兵回到各地，他们的惨状和经历，比任何檄文都更能传播恐怖。果然，当大西军兵临成都城下时，城内早已人心惶惶，守城的明军官兵闻风丧胆，纷纷弃城而逃。蜀王朱至澍与其王妃在绝望中投井自尽，成都这座千年古城，几乎没有经过多少抵抗，便落入了张献忠手中。随后，四川各地的府州县见状，大多望风而降，大西政权迅速控制了四川全境，达到了权力的顶峰。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大西军志得意满，准备在四川这片新天地大展拳脚之时，一个坏消息从北方传来：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山海关惨败于多尔衮的清军，主力溃散，李自成本人一路向南败退。这位昔日的盟友兼对手，竟然也想效仿自己，退入四川避祸。他派遣手下大将李玉田、冯双礼（原文“冯科”可能有误）率军先行入川，探路并试图占据一席之地。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张献忠如何能容忍李自成也来分享他的胜利果实？这无疑是对他权威的公然挑战。他立刻调集重兵，亲率大军迎击。在川北一带，张献忠的大西军与李玉田、冯双礼所率的大顺军发生激战，大西军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和更强的战力，一举击溃了来犯之敌，将李自成的残部彻底赶出了四川地界。曾经的盟友，如今反目成仇，四川彻底成了张献忠一个人的舞台。
入川初期，为了稳定局势，笼络人心，张献忠也曾试图推行一些看似严明的军纪。在成都，他实行了严格的“城禁”制度：若有人要出城，必须在左脸上盖一个特殊的印记，晚上返回时，城门守卫会仔细查验印记是否清晰。倘若印记被汗水浸花或无意擦掉，那后果不堪设想——轻则被拘押审问，重则直接斩首。此外，他还派士兵化装成普通百姓，在成都的大街小巷四处巡查，一旦发现有百姓私下议论、诽谤他的统治，便立刻严惩不贷。
有一次，夜深人静，城内一户人家，小夫妻俩在屋里闲聊。丈夫可能因为白天的事情有些郁闷，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妻子听得不耐烦了，忍不住抱怨道：“天这么晚了，你还张家长李家短地说个没完，烦不烦啊？”这句无心之言，恰好被潜伏在附近的便衣士兵听到了。第二天，这个丈夫便被抓进了官府。张献忠听说此事后，非但没有动怒，反而哈哈大笑起来：“张家长，李家短？这岂不是说‘我张献忠家长久，李自成家时短’吗？这是个明白事理的良民！”他当即下令释放，并赏赐了酒肉。这一插曲，既显示了张献忠初期的某种“雅量”，也反映了当时恐怖的政治氛围，稍有不慎便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然而，南明的威胁并未消失。1644年，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虽然内部腐朽不堪，但也意识到了四川的重要性。他们派了一位熟悉四川情况的本地官员潜入四川，联络当地的明朝残余势力和地方乡绅，意图策动反叛。这个策略相当奏效，四川各地针对大西政权的反抗开始此起彼伏。1645年春天，南明将领曾英率军击败了大西军一部，重新夺回了重庆这座战略要地。张献忠派大将刘文秀率军反攻，却未能夺回重庆，大西军的军事形势开始变得不利。四川南部，逐渐成了官绅地主们颠覆大西政权的主要基地。
面对南明势力的不断反扑，张献忠加紧了军事镇压，然而叛乱如同野草般，斩尽还生，屡禁不绝。长期的战争、内部的消耗，以及外部的压力，让张献忠的性情变得越来越暴躁乖张。他开始将失败和挫败感迁怒于无辜的四川百姓，认为是他们“不识抬举”，才导致他的统治不稳。他的行为，开始变得愈发不可理喻和残忍。
1645年十一月（原文“一六四五年十一月”可能有误，结合后文清军1646年入川，此处时间应更早或为1646年初），张献忠找了一个荒唐的借口——举行所谓的“特科考试”，命令各府县将所有考生一律集中到成都的大慈寺。数千名满怀希望的学子被诱骗而来，被关押在青羊宫（原文“青阳宫”可能有误）。张献忠的屠刀终于落下，他下令：“见一个，杀一个！”数千名手无寸铁的读书人，在这场突如其来的血腥屠杀中丧生。据说，事后清理现场，只见到处都是散落的笔墨砚台，堆积如山，触目惊心。只有雅州（今雅安）的学子们，提前收到了风声，伪造了张献忠的诏书，才侥幸躲过一劫。
杀完手无寸铁的学子，张献忠的杀戮欲似乎仍未得到满足。紧接着，他下令除大西政权官员的家属外，成都城内的所有居民，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杀绝！随后，他派部队前往成都周边的州县，进行更大规模的搜杀。一时间，繁华的成都内外，变成了人间地狱，哭声震天，血流成河，昔日生机勃勃的街巷变得死寂凄凉。
这种偏执、变态的滥杀无辜，让张献忠彻底失去了四川百姓的支持，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而越是孤立，他的猜忌心就越重，性情也变得更加暴虐，导致他进一步滥杀百姓，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大西政权的地盘，在这种疯狂的自我消耗中，越来越小。
1646年八月（结合清军入川时间，此时间点更合理），在绝望和疯狂之中，张献忠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他下令放火，将成都这座他亲手夺取的都城，化为一片焦土！熊熊大火燃烧了数日，曾经繁华的都市只剩下断壁残垣。张献忠打算放弃四川，率领残部向东或向南，另寻出路。
然而，命运早已为他铺好了最后的路。此时，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早已被清军彻底击溃。清朝在招降了原大顺军的部分将领后，决定彻底清除西南的抵抗力量。1646年，清朝任命肃亲王豪格为平西大将军，率领一万八千精锐铁骑，由陕入川，直扑四川。而清军能够如此迅速、准确地找到张献忠的行踪，一个关键人物起到了向导的作用——刘进忠。
刘进忠，正是张献忠手下的一名将领。他原本镇守叙州（今宜宾），但他的部下发生了叛乱，投降了南明势力。刘进忠害怕张献忠追究此事，一怒之下会将自己斩首，于是做出了一个致命的选择：他主动投降了清朝豪格大军，并提供了张献忠军队的详细部署情报。
164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从俘虏口中，豪格得知张献忠的主力大军此刻正驻扎在川北西充县的凤凰山下。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豪格立刻下令，命鳌拜、准塔两位大将率领精锐，由刘进忠带路，昼夜兼程，急行军三百余里。
十一月二十七日凌晨，大雾弥漫，能见度极低。清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抵达了凤凰山下，距离张献忠的大营仅有咫尺之遥。张献忠万万没有想到，清军会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近。探马一次次飞马来报，说发现了清军踪迹，但张献忠或许是因为长期胜利带来的轻敌，或许是因为对刘进忠等部下的不信任，始终不信，甚至认为是部下谎报军情，试图动摇军心。
直到清军骑兵的喊杀声隐隐传来，近在眼前，张献忠才如梦初醒，带着几个随从，匆匆走出大营，登上附近一座山岗，试图亲自查看虚实。浓雾之中，他举目四望，试图分辨方向。就在这时，隐藏在雾气中的清军发现了他们。最先看到张献忠的，正是那个叛徒刘进忠。他立刻用手指着河对岸的山岗，对身边的豪格喊道：“没错！那就是张献忠！”
豪格一声令下：“放箭！”一支劲箭破空而出，不偏不倚，正中张献忠的胸口。这位叱咤风云、杀人如麻的农民军领袖，顿时鲜血喷涌，从马上栽倒在地，在血泊中痛苦地翻滚挣扎了几下，便气绝身亡。
“大王被射死了！”随从们惊恐地大喊。大西军群龙无首，瞬间陷入巨大的混乱和恐慌之中。清军趁机发动猛攻，一万多精锐骑兵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刺入了数万毫无准备的大西军阵中。大西军主力瞬间崩溃，死伤枕藉，数万人四散溃逃。
张献忠，这位曾经让大明王朝闻风丧胆的枭雄，最终却以一种如此戏剧化、如此屈辱的方式结束了他的一生。他的覆灭，既有外部强敌（清军）的致命打击，也有内部矛盾（与李自成反目）的推波助澜，但更重要的，或许是他自己后期残暴统治、失去民心所种下的恶果。
大西政权虽然覆灭，但其残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等将领的率领下，并未全军覆没。他们收集残部，向南撤退，最终在云贵地区重新集结力量，后来投奔了南明永历政权，成为了南明抗清斗争的中坚力量，继续书写着那段波澜壮阔又充满血泪的抗争史诗。而张献忠的名字，则永远与四川那段惨烈的历史，以及他复杂的、充满争议的一生，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来源：小胡说史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