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传播是塑造国家形象、增进国际理解的重要途径。本文探讨中国在国际传播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提出构建多元传播主体参与的立体传播布局的策略。文章强调，国际传播既要有官方的声音，更要有民间的声音，通过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和个人等多方参与，才能更有效地塑造中国形象，

关键词：国际传播；多元主体；立体布局；中国形象；民间力量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 (编号：21&ZD318)

[作者简介]

吴飞：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梦琳：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1245年，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柏朗嘉宾受教皇之命出使蒙古，写出《柏朗嘉宾蒙古行纪》，10年以后，鲁布鲁克·威廉出使蒙古归来，写出《鲁布鲁克东行纪》。虽然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没有踏上中国土地，但他们游记中介绍的“契丹”其实就是中国。1298年《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自那时起，七个世纪过去了，中外交往越来越频繁，但就像1785年左右赫尔德抱怨的那样：“糟糕的是人们最终还是无法找到一条既不美化又不丑化中国的中间途径，无法找到一条真正真实的大道”。赫尔德抱怨又过去了二百多年，时至今日，这条“大道”还在求索之中。

当今的传播环境为国际传播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伴随着更大的挑战。任何信息的传播，都能实现全球同步，这是传统媒体时代难以想象。观念之冲突、文化之差异，较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彰显且激烈，共识与冲突并存，理解、误解与曲解同在。国际传播活动已经超出了传统地缘政治边界，超越了传统的时间与空间格局。在这个全球化和新传媒技术推进的全球互动世界中，如何进一步提升全球意识，增进各国对彼此价值观、政策和活动的理解？中国如何才能建构更有效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策略？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我们认为中国在国际传播战略上应推动多元传播主体参与，即官方与民间共同参与国际传播，构建一个立体的国际传播布局。

由于全球化，影响力正在让渡给跨国公司、自由资本以及跨境数字媒体平台，甚至是正在兴起的各种智能大模型技术。这种影响力的转移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组织方式。非常规武器的扩散、跨国移民问题、跨境犯罪与恐怖主义、金融动荡、经济离岸化以及气候变迁等等，所有这些复杂的全球性问题都不能依靠单个国家政府解决。

二、中国在国际传播中面临的挑战

长期以来，国人在讨论国际传播以及国家软实力建设时，存在一个误区：即认为国际传播只是一种政府行为，甚至是一种政绩工程，误以为投入大量资金，请几位名人制作完成系列形象宣传片即可。但事实上，国际传播和软实力建设是一个相当复杂且漫长的系统工程，是一项需全民参与的公民工程。每一位中国公民，包括官员、学者、艺术家、科学家、企业家、中国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人员、留学生、甚至是在中国城市街头的行人、旅游景点的小摊小贩，都是中国形象的建构者。国家形象是由不同的影响因子组成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民形象。当我们以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形象出现在外国人面前，尊重他人的文化与习俗，我们才会赢得应有的尊重。人们常说，爱国情浓时，多在国门外。这种爱国情怀不是虚幻的，更贯注在我们的行动中。那么，我们就不妨从端正自己的行为习惯做起，当好自己的“国家形象大使”。

2020年9月，中国外文局发布的第七次“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显示，海外受访者中认为中国媒体“话语表达方式不地道，看不明白”(18%)、“不善于讲故事,内容不吸引人”(8%)和“节目种类少”(9%)、“形式不新颖"(5%)，负面评价合计占比高达40%。这可能表明，中国传统媒体未能与海外受众建立起共通共鸣的关系。尽管中国在海外建立了许多孔子学院、也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等国际盛事，还持续不断的向各国伸出援助之手，但这些努力并没有化解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敌视态度，“中国威胁论”等负面的论调依旧层出不穷。为什么如此？究其原因可能还在于，西方社会普遍对一个强大全能的政府持怀疑态度，他们更愿意相信社会的力量。如果政府在文化外交中作用过于突出，会让接受个体主义观念的西方社会产生不信任感，甚至是抵触情绪。比如TikTok在遭受指责时，虽然背后可能是源于中国数据平台公司的影响力太大，但西方社会指责的焦点不是公司本身，而是对中国政府可能利用美国用户的个人数据表示担忧。由此可见，国际传播在传播主体、议程设置、传播渠道等方面过于依赖政府，传播效果难达预期。

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0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8.6%。大约80%左右的用户，主要是通过各种新媒体平台获取新闻信息，传统媒体的用户正在消失。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将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全球化1.0自1492年，持续到大约1800年。全球化2.0大约从1800年持续至2000年，期间曾被大萧条及两次大战打断，但全球化进程并为停滞。2000年后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全球化3.0。他认为在1.0时代，推动力来自国家，在2.0时代，推动力来自跨国公司，而在3.0时代，推动力则来自个人和小型集团。个人力量的大增，不但能直接进行全球合作，也能参与全球竞逐。借助软件、各式各样的电脑程序，以及全球光纤网络等技术，使“天涯若比邻”的愿景得以实现。全球化3.0改变了传播的时间与空间结构，国际舆论场的格局亦被重塑，传统的以国家为主的区域性单元舆论场逐渐成为全球传播舆论场的分场。在这种复杂的舆论环境中，民间舆论场呈现出越来越巨大的影响力。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国际传播工作已经不再是单一维度的模式。政府外交、非政府组织（NGO）的公关活动、民众之间广泛的直接互动以及新闻传播这四大领域必须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影响力。尽管我国在这些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NGO的发展水平、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以及这四个领域的协同运作上，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整体表现不够成熟和流畅。在数字技术泛在连接的时代，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战中，民间力量经常扮演着官方机构难以替代且至关重要的角色。民间组织、非政府机构以及普通公民通过社交媒体、文化交流活动、教育合作等多种渠道，有效地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尊重，同时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更加多元和包容的视角。这一点在国际交流与传播的实践中得到了反复的验证。

三、构建多元传播主体参与的立体国际传播布局

为有效应对国际传播领域所面临的多重挑战，中国必须构建一个包含多个传播主体的立体化国际传播布局。这样的布局不仅需要政府层面的积极参与和引导，还应该鼓励和吸纳民间组织、各类企业以及个人的广泛参与。通过这种多元化的参与方式，可以构建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传播网络，从而更有效地传播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成就，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认同。

（一）政府引导与支持：

促进国际传播的多元化与广泛性

国际传播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已然成为提升国家影响力的一个关键路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这是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举措。

这一过程中，政府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尼克劳斯·沃斯提出，顶层设计采用 “自顶向下，逐步求精，分而治之”的设计原则。在国际传播研究领域中，所面临的传播环境是复杂多变、目标多元的，通过顶层设计进行全局性的、协同性的、多样性的谋划，方能构建更有效的传播格局。就当前国际形势而言，需要我们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做好顶层设计，统筹制定对外传播战略规划，将传媒产业布局、智能技术运用、民族品牌打造，对外形象建设等方面进行统合规划。通过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为民间组织、企业及个人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支持。这些政策不仅确保了国际传播活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还使得国家的声音能够更加清晰和有力地传递到世界各地。

例如，中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激发其参与国际传播的积极性；简化审批流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优化传播环境；签署双边多边合作协议，为企业走出去创造便利条件，加强国际合作等。还在资金投入上继续保持扩大态势，如增加财政拨款，支持重点传播项目；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国际传播领域，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优化资金使用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确保资金投入在关键领域等。在各个领域开展协同配合，如加强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的利用，增加与海外媒体的合作；推出过境免签政策，方便各国民众感受中国的进步发展，感知中国的文化；为个人提供国际传播技能培训，搭建实践平台等。这些举措能够有效降低参与国际传播的门槛，激发出更多主体的积极性。

以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为例，该组织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政策引导下，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活动，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民间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提升。此外，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紧紧围绕消除贫困、零饥饿、健康福祉、优质教育、清洁饮水和体面工作等六项联合国 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在缅甸、尼泊尔、埃塞俄比亚、柬埔寨、乌干达等国开展了援助项目，成功助力贫困地区实现减贫与发展，成为国际传播领域的典范。这些努力不仅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也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合作。再如原创舞剧《咏春》，在政府的支持下前往全球42座城市巡演超过220场，以功夫为符号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文化价值转译，收获了海外观众的喜爱。通过“政府支持+机构合作+市场运作”的模式，推动中国文化出海、“出圈”，扩大国际影响力。

（二）加强民间组织建设：

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

民间组织在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是连接政府与广大民众之间的桥梁，致力于解决全球范围内社会公共性的问题。这些组织通过提供专业化的服务，以及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能够在社会服务、环境保护、文化传承以及教育推广等多个领域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区别于政府和企业，民间组织因其组织性、私有性、非营利性、自治性与自愿性等，成为了国际传播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面对霸权性国际传播时，民间组织凭借其在地化、深入嵌入实践的特征，能够更好的避免意识形态冲突，为国际传播带来更大的灵活性。

例如，爱德基金会作为一个典型的民间组织，通过与国际伙伴的紧密合作，不仅提升了中国民间组织在国际多边平台上的专业能力，还促进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理解，增强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日内瓦大爱基金会通过与中国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在促进人权保护和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并发挥出积极作用。这种跨国界的合作不仅显著提升了中国民间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而且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和进步贡献了中国民间力量，展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责任与担当。

国际竹藤组织是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专门致力于竹藤可持续发展，成员国主要来自发展中地区。2022年，该组织与中国政府一同发出“以竹代塑”的倡议，以减少塑料污染，应对气候变化，并在2023年从“中国倡议”升格为“全球行动”。 国际竹藤组织还进行了一系列协同传播，如在跨境电商平台Temu中设立专区，开展“每笔订单种植1棵竹”的营销策略；通过TikTok挑战赛展示竹编工艺，相关视频播放量超过了27亿次，实现了用户生产内容的裂变式传播，并被BBC等国际主流媒体评为“少数不受地缘政治干扰的全球倡议”。通过“以竹代塑”活动，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环境治理支持率显著提升，更突破了“官方叙事”的单向性，推广了中国绿色发展理念，让世界看受到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做出的努力，成功塑造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多年来，部分西方受众对我国的对外宣传持抵触态度，而来自私营资本背景的资讯甚至是独立个人传播的信息，因其独立性反而更容易被西方受众所接受。据《法制晚报》报道，美国当地时间2012年12月1日是《开罗宣言》发表69周年纪念日，中国大陆与港澳台以及海外的民间“保钓”团体联合在《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同时刊登大幅广告，抗议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对中国主权的挑衅行为。这是日本东京都政府2012年7月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呼吁支持其购岛行为的广告后，中国民间团体首次公开在外国媒体刊登广告，驳斥日本政府的购岛闹剧和无理行为。在美英大报刊登“保钓”广告的行动由香港市民维护公正和平联合会、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香港“保钓”大联盟、台湾中华“保钓”协会、纽约“保钓”联合会等中国及海外华人民间组织共同发起。首倡刊发这则广告的是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童增。这两则广告的费用共100多万元人民币，全部由香港惠明基金会捐赠。

（三）推动企业“走出去”：

提升国际竞争力

企业“走出去”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传播的重要途径。据统计，截至2023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共设立境外企业4.8万家，遍布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1.7万家。中国企业已经成为国际传播格局中的重要主体，成为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主力军之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通过品牌建设和对外投资，不仅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更能够有效传播中国的声音，塑造积极的中国国际形象。无论是TikTok的火爆，还是最近热门的“深度求索”（DS）的出现，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企业科技创新力的重要体现，它们即使不做什么国际传播的宣传，仍是国际传播最好的案例。因为这些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不仅体现了企业自身的实力，也彰显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与创新能力。这些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拓展，不仅为自身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为中国的国际形象增添了光彩，让世界更全面地看到了中国企业的实力与潜力。

以华为为例，作为全球领先的通信设备和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近年来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其成功不仅体现在市场份额的扩大，更在于品牌的全球认知度和影响力。华为在5G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方面持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先后在多个国家（如欧洲、东南亚）建立了5G网络。这种技术输出不仅推动了当地的科技发展，也显著提升了华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此外，华为通过赞助国际体育赛事（如2018年世界杯）和科技展会（如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等活动，增强了其品牌在全球的曝光率。这些活动不仅展示了华为的技术实力，还传递了中国企业的创新精神，彰显了中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影响力。

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主动发声，在品牌建设和文化传播方面具有广阔的空间。比如通过参与国际展会、合作项目和行业论坛，企业可以展示中国丰富的文化和先进的技术实力，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与认同。在2023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上正式发布的《中国企业海外传播力分析报告（2022）》称，作为全球领先的新能源创新科技公司，宁德时代凭借技术领先的“硬实力”，精心设定传播内容和渠道，通过国际展会，高层专访等方式给国际权威媒体“喂料”，巧妙将“主动发声”与“借嘴说话”相结合，并借助多层次和立体化的渠道有效传播，将硬实力优势充分转化为吸引海外受众的软实力效能。

近年来，中国企业主动传播意识也有了显著提升。除了在传统主流媒体进行品牌展示外，加大了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力度。如在多个平台开设张号，依据不同社交媒体特征，制定传播策略，在国际传播矩阵中主动发声。在《中国企业海外传播力分析报告（2023）》中提到，海信是一家全球知名的家电企业，在品牌宣传过程中，抓住体育这一世界性语言，聚焦赛事营销，建立起海信与足球世界杯与球迷的关联。这一举措推动了品牌自身的国际化，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品牌传递积极价值观的理念。

近年来，随着政府的政策引导与资金支持，中国数字平台正通过科技赋能与文化创新，重塑国际传播格局。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泛娱乐出海前景广阔，头部企业表现也十分亮眼。如TikTok凭借其去中心化推荐算法，消解了流量垄断。这种“技术平权”机制，使得TikTok迅速获得海外用户的青睐。截止2023年底，TikTok的全球用户达到16.77亿，用户日均使用时长明显领先于同类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全球下载量最高的移动应用程序，流量方面更是遥遥领先。

2019年上映的《流浪地球》是中国科幻电影的一次突破性尝试，票房超过40亿元人民币（约6亿美元）。该片改编自刘慈欣的小说，讲述了人类为了拯救地球而进行的壮举。影片以宏大的科幻叙事，展现了人类团结一致、共同面对灾难的精神，深刻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与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理念相吻合。影片通过对亲情、友情和牺牲精神的刻画，引发了全球观众的共鸣，展现了中国文化中的人文关怀和集体主义价值观。

2024年作为中国首部3A级游戏《黑神话：悟空》一经推出，引发了现象级关注。该游戏以全球玩家熟悉的“西游”IP作为切入点，以虚幻引擎5作为技术基底，凭借高精度实景扫描绘制的顶尖的视觉表达与沉浸式的玩法，将东方哲学内核与中国古典美学成功转化为可交互的数字化体验。《黑神话：悟空》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游戏产业跻身全球游戏顶尖赛道，更是用“游戏语言”重塑了国际受众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推动了传统文化从符号输出转向价值共融。

2025年春节档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实现了票房与口碑的双向突破，凭借着硬核科技实力与传统文化的现代重构，荣登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首。影片对传统神话进行了“颠覆性改变”，从“反抗父权”的经典叙事转为“对抗命运”的现代命题，从“逆天改命”的个体反抗转为“守护苍生”的责任担当。同时影片在技术上也实现了多项突破，如自主研发的“动态水墨渲染引擎”、超大规模流体模拟技术、高精度的动作捕捉和面部表情捕捉系统等，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电影工业正式开启“科技赋能文化”的新时代。

（四）积极发挥个人的力量：

人人都是国际传播参与者

个人作为国际传播的最小单元，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也是最活跃和最具影响力的传播主体。每一个个体，无论其社会地位或职业如何，都有可能成为信息传递的起点，通过多样化的渠道和方式，将文化、观点和知识传播到世界各地。个人的言行不仅能够影响周围的人群，还能够跨越国界。他们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平台、学术交流等多种形式，积极参与到全球信息的交流与共享中，成为推动世界互联互通的重要力量。以独立制片人孙书云为例，其纪录片作品《西藏一年》，历经春夏秋冬四季的观察拍摄，潜心记录了西藏百姓的日常生活。该片在 BBC—年内播出三次，并被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西班牙、挪威、阿根廷、伊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南非、韩国以及覆盖整个非洲的非洲电视广播联合体、覆盖整个拉美的拉美电视广播联合体、覆盖整个亚洲的发现亚洲频道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流电视台订购与播放。《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报》《星期日独立报》《金融时报》《每日邮报》等英国各媒体均对该片进行了报道。“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扶持与建设，对西藏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的保护，通过西藏民众“不愿回到过去”的内心满足来体现，得到了国际受众的肯定”。

社交媒体、博客、短视频等多样化平台，为个人提供了可以分享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广阔空间。社交媒体的普及为个人参与国际传播提供了便利，使其能够通过发布高质量的内容，吸引全球受众的关注，从而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一些中国网红通过分享美食、旅游和文化体验，成功吸引了数百万国际粉丝，这充分证明了个人在国际传播中的巨大潜力和作用。例如，李子柒是一位通过短视频平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网络红人，自2016年以来，其视频以精致的内容和独特的视角吸引了全球数千万受众的关注。她的短视频以农村生活为背景，展现了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地方美食和自然景观。李子柒的成功不仅在于她展示的内容，更在于她通过视频传递的个人故事。她曾在城市工作，后回到乡村生活，追求一种简朴而和谐的生活方式。她的经历引起了许多受众的共鸣，特别是在现代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的背景下，李子柒所倡导的“慢生活”理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心灵的慰藉。李子柒的视频常常传达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传统的珍视，强调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鼓励受众关注生活中的细节，享受简单的幸福。她的这种生活哲学反映了一种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吸引了那些追求精神满足和生活品质的受众。如，李子柒在爆米花即将出炉的那一刻，帮奶奶捂住耳朵，这一细节温暖感动了无数受众，她展现了善良、孝顺、勤劳、自强的品质。因此，李子柒的作品不仅受到中国受众的喜爱，更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她的短视频从视觉、心理和审美等不同层次同时“按摩”异域文化中焦虑的受众，唤醒了海外受众对逐渐消逝的乡村田园生活的、世界性的共通情感。她的YouTube频道拥有超过千万的订阅者，视频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助力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通过李子柒的作品，许多海外受众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手工艺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的视频常常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许多受众表示希望亲自体验中国的乡村生活和传统美食，这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理解。

此外，许多中国普通民众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积极分享他们的扶贫故事也非常有价值。这种个人传播的力量，为国际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他们通过真实、生动的叙述，展示了中国在脱贫攻坚战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这些故事涵盖了从农村教育、健康医疗到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展现了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减贫工作中的团结协作和不断创新。志愿者们的扶贫故事不仅仅是个人经历的分享，更是中国社会转型与进步的缩影。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这些故事迅速传播开来，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增强了外界对中国扶贫政策和实践的理解。同时，这也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和积极向上的社会风貌。志愿者们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和感人事迹，传递了中国社会的正能量，展示了中国在社会发展中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激发了更多国家在解决贫困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

四、结语

随着人类社会步入21世纪，我们亲眼见证了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经济格局，也使得现代社会中人类心灵的困境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人们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的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文化冲突、身份认同危机以及精神层面的孤独和焦虑等问题。这些问题跨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最理想之境，当然不是在全球传播战争和冲突的价值理念，而是试图化解各冲突方之戾气，建构和平之舆论环境。在国际传播的广阔舞台上，我们应当鼓励多元声音的交汇，让不同的观念以及生活方式得以共存共融。在这个多元化的环境中，如果必须选择一种主导的旋律，那么它应当是“和平”的天籁。这种声音应当贯穿于个体、媒体以及社会组织之间，形成一张充满宁静与平和的信息网络，使得和平的传播成为国际舆论的主旋律。法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大师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任职于巴黎新索邦大学）曾经强调：“我深刻地认识到‘和谐’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无疑将成为未来重要的伦理资源，它将帮助我们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异共存与相互尊重”。

全球化不仅影响了物质层面，更深入到了精神和心理层面，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因此，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持个体的心理健康和文化多样性，成为了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应对的重要课题。政府引导与支持、民间组织的专业化建设、企业“走出去”战略以及个人传播的力量，共同构成了国际传播的多元化格局。未来，随着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和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力一定会进一步提升。当下的世界，是一个分裂冲突的时代，国际传播仍然没有超越冲突论的范式，但我们不应对人类的未来太过悲观，有理由相信，越来越多的全球公民通过数字技术基础设施而连接在一起，各国已经并且必然在全球共通方面有更多的可达性和可能性。通过多方协作，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更加开放、尊重、包容和互惠共通的美好世界的来临。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