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1年，16岁的非裔美国少女莫妮莎·沙利文（Monisha Sullivan）频繁就医，咽喉炎、哮喘、疥疮和肥胖等疾病轮番袭来，常规的治疗方法都未起效，而她更是表现出抑郁、冷漠和对生活缺乏兴趣等不良的状态。这让儿科医生纳丁·伯克·哈里斯（Dr. Nadin
2011年，16岁的非裔美国少女莫妮莎·沙利文（Monisha Sullivan）频繁就医，咽喉炎、哮喘、疥疮和肥胖等疾病轮番袭来，常规的治疗方法都未起效，而她更是表现出抑郁、冷漠和对生活缺乏兴趣等不良的状态。这让儿科医生纳丁·伯克·哈里斯（Dr. Nadine Burke Harris）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反复无解的身体问题背后，可能隐藏着更深层的社会和心理因素。
事实的确如此。调查和研究证实了沙利文从小被母亲遗弃，辗转寄养家庭、成长于帮派暴力横行的社区，这些“看不见的创伤”，并没有随着时间消散，而是深深嵌入了她的身体和精神。
许多人或许都知道，童年时期的创伤经历会对一个人造成深远影响。但你是否想过，这些隐形的伤害，也许并非止步于个体，而是穿越血缘和家庭关系，在代际间悄然流转？
2025年5月14日，《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Western Pacific）在线发表的一篇中国本土研究，为我们揭开了“家族创伤”传递的谜团。
“健康，不始于出生，也不止于个体。”文章通讯作者、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徐小林研究员告诉南方周末，“他们的研究试图回答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健康在家庭中是否会通过行为、情绪和社会环境代际延续？这些问题在公共卫生研究中关注不足，尤其在中国这样强调家庭连结和母亲角色的文化背景下，相关研究更为稀缺。”
三代人的健康档案
这项题为“跨代童年创伤如何影响女性的孕产期心理健康：中国三代女性健康研究”的项目，首次利用中国三代女性的纵向队列数据，深入了解第一代女性（外祖母）、第二代（母亲）第三代（子女）之间的童年经历与精神健康状况的关联。
他们依托江苏淮安人群建立了“GMATCH（Grandmothers, Mothers, and TheirChildren’s Health）研究”队列，招募了2242个家庭，自2020年起持续收集了涵盖心理、社会经济、生命经历、医疗记录等多维度数据，最终纳入1931组母女样本，深入探讨童年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在母女之间的代际关联及其对精神健康的长期影响。”
女性童年期不良经历与身心健康关联的多代际传递分析。受访者供图
“这是中国首个专门研究三代女性健康的纵向研究队列，他们以科学证据揭示‘家族创伤’如何穿越时间，在亲密关系及家庭中代代相传的流行病学证据。”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黄荷凤教授对南方周末评价道，并提出“他们可以继续通过长期跟踪和系统分析，更全面理解ACEs如何在家庭内部代际传递的机制，以揭示其对女性精神健康的长期影响以及在生命早期采取更有效的干预措施。”
研究采用国际通用的儿童创伤筛查问卷（Childhood Trauma Screener）评估ACEs，并通过自报诊断、症状评估及标准化量表（GAD-7、CESD-10）评估子代女性在孕期、产后1年和产后3年的焦虑与抑郁症状。分析还引入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子代创伤是否作为中介变量。
成长中的隐秘危机
并非所有的童年都是美好而愉快的。这句略显残酷的话，正是ACEs研究的出发点。
早在1998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与凯撒医疗集团就首次提出ACEs的概念，指个体在18岁之前遭遇的各种负面或创伤性经历，常用于公共卫生、心理学与社会服务领域评估个体的早期创伤风险。
这些“逆境”通常分为三大类，共10种典型项目，包括虐待、忽视、家庭暴力、父母离异/犯罪等内容。大量研究表明，童年创伤与成年后的健康风险高度相关，包括但不限于：抑郁、焦虑、自杀倾向等心理问题；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肥胖、癌症等慢性病；吸烟、酗酒、药物滥用等健康风险行为。
后续超过1.7万人参与的大型研究发现：ACEs评分越高，个体成年后抑郁、物质成瘾、自杀、心脏病、癌症等风险显著增加。该研究还提出了“ACEs累积效应”模型——每多一种逆境，健康风险成倍增长。
此后，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国陆续开展大量研究，揭示ACEs不仅损害个体健康，更有可能在家庭中代际循环。一项美国研究显示，近一半儿童生活在经历过大于或等于4种ACE的成年照护者身边。日本学者还发现，有童年创伤史的成年人，更可能对他人施加虐待，这也被称为虐待循环理论（cycle of maltreatment theory）。国际学者们广泛讨论童年创伤如何通过家庭关系模式、行为复制和表观遗传等机制影响下一代，甚至有研究指出童年时期慢性压力会永久改变大脑结构，影响免疫系统。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ACEs的关注度显著上升，本土ACEs研究数量逐年增长，但仍缺乏全国大样本纵向队列研究，干预实践有限，政策嵌入度也不高。在公众层面，对ACEs的认知仍较低，多以“原生家庭”概念出现，在社交媒体上零散传播。
这也更加凸显了GMATCH研究的价值。
“多数ACEs研究停留在个人或亲子两代，GMATCH研究将外祖母也纳入模型，提供了‘代际传递链条’的实证数据。”《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高级编辑黄洁芳博士告诉南方周末，“这项跨越三代的纵向研究揭示了女性ACEs暴露对其后代成年心理健康（尤其是孕产期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这些发现可以为完善儿童早期发展干预体系、优化家庭支持政策以及加强女性全生命周期心理健康服务提供重要的依据。
此外，相较于荷兰Lifelines和日本ToMMo等已有的三代队列研究，研究团队认为，GMATCH具有三方面创新：其一，围绕母系亲属结构建立三代纵向追踪队列，更符合中国家庭结构实际；其二，整合个体童年经历、孕产期精神状态与家庭社会经济因素；其三，采用标准化工具与多时间点测量设计，为揭示ACEs在母女之间的传递路径提供了更高的识别力。
创伤如何穿透三代女性
“创伤的种子，有时并不只长在一个人的生命里。”淮安市妇幼保健院朱晓琴副院长也是GMATCH研究的通讯作者之一。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妇幼健康工作的临床医生。她见到过许多女性在围产期出现情绪困扰、亲密关系障碍，甚至影响到亲子互动，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可以追溯到她们童年时期未被觉察和处理的创伤性经历。
从一份份细致的调研问卷中，研究人员了解到这些女性年幼时经历的冷漠、辱骂、暴力的过去，以及为人母后的焦虑和抑郁时光。但在这些故事之外，科学家们更想知道：这些痛苦的过去，是否会在家庭内部悄然流转？
结果印证了他们最初的猜测。GMATCH研究发现，在1931对母女样本中，19%的母亲与14%的女儿曾报告童年创伤经历，且母亲有创伤史的女儿，更易遭遇类似创伤。
更重要的是，母亲与女儿的童年创伤经历，都与女儿孕期和产后心理问题显著相关。数据显示，经历ACEs的女儿在孕期、产后1年和3年出现焦虑或抑郁症状的风险，分别是未经历者的2.05倍、2.41倍和2.30倍。
未来的研究也将进一步关注女性ACEs、围产期心理健康对下一代婴幼儿社会情绪发展的影响。已有文献提示，母亲的ACEs和围产期的焦虑与抑郁可能削弱儿童的情绪调节、社交反应和安全依恋能力，这一过程可能在我们的样本中同样存在。
此外，尽管外祖母并不直接抚养孙辈，但她们的童年创伤经历，依然可能通过家庭情绪氛围、沟通模式等“隐形路径”，作用于子代与孙代的心理发育过程。
研究者指出，这种代际传递更可能通过“社会-心理机制”而非单纯遗传机制发生，例如通过家庭关系、养育方式、情绪表达方式，甚至是对子女安全感的塑造等途径传递下去的。
“创伤的传递并非简单的‘复制’，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影响下一代的情绪调节能力、自我价值感、与他人的亲密关系能力等。”研究人员指出。
打破代际创伤的时间曲线
打破创伤的代际传递，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GMATCH研究还揭示了一项重要发现：童年逆境对孕产期精神健康的影响，并非在整个产后时期均一存在，而是在孕期及产后第一年最为显著，至产后第三年有所缓解。这一发现提示，孕产期或许是打破创伤代际传递的重要“窗口期”。
徐小林向南方周末解释：围产期是女性身心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之一，既包括妊娠和分娩带来的生理负担，也包括角色转变、照护压力等心理社会挑战。对于有童年逆境经历的女性来说，这一阶段的压力更容易被放大，从而引发或加重精神健康问题。
这一时点的“脆弱性”恰恰也意味着干预的可能性——提供及时、系统的心理筛查与支持服务，或可在创伤的家庭传递链中插入一道“减震带”。
“我们强调的是一种‘纵深干预’逻辑。”文章第一作者、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慧指出，“围产期干预不仅要关注当下心理状态，更要追溯其成长轨迹与家庭史，从更早期、更根源处打破代际循环。”
同时亚组分析结果也显示：社会经济条件对ACEs的影响有显著调节作用——家庭资源越匮乏，童年创伤的代际影响越剧烈。母亲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导致医疗服务获取受限、经济压力增加、社会支持不足，从而增加女儿对童年期不良经历所致精神健康风险的敏感性，进一步放大其不良影响。
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已经给了我们一些线索。应对ACEs的干预和服务在美国、日本、欧洲（如英国、芬兰、德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已经广泛存在。目前，已有部分国家尝试将ACEs评估纳入孕产妇常规筛查流程。
如美国自1998年ACEs研究首次发表以来，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不断将ACEs理论嵌入医疗、教育、司法、社会服务等多个体系中。2018年，“支持家庭第一法案”（Family First Prevention Services Act）就利用联邦资金用于预防性服务，支持高风险家庭，防止孩子进入寄养系统，还允许资金用于ACEs相关心理健康咨询、家庭治疗、育儿培训。而美国卫生资源和服务局（HRSA）支持的“早期启蒙计划”（Early Head Start）项目，为0–3岁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包括ACEs筛查、早教、家庭访视在内的综合服务。
类似的还有英国，作为国家级创伤知情系统改革先行者，将ACEs视为公共健康问题，2017年起大规模推广ACEs知识，不仅与慈善机构合作，制作《ACEs宣传短片》（“Resilience”）在全国传播，还为所有教育、卫生、警务和社会工作者接受创伤知情培训（Trauma-Informed Training）；并在多数小学配备心理咨询人员，引入“情绪识别”和“正念时间”等课程，帮助孩子识别和表达情绪。结果显示英国特别是苏格兰地区，中小学学生的校园暴力率和早期退学率下降，家庭访视服务满意度显著提升。
在澳大利亚，全国设有多个创伤恢复中心（Child Trauma Recovery Centers），专门为遭遇ACEs的儿童提供心理治疗、创伤叙事支持。司法系统也与ACEs联动，引入“创伤评估报告”，家庭法官在处理儿童监护案件前必须审阅专业心理师出具的ACEs评估，判决更倾向于安排具有安全感和稳定关系的照护人。
借鉴上述经验，徐小林和研究小组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将童年期不良经历筛查纳入常规的围产期保健服务。建议同时评估孕妇及其母亲的童年期不良经历的暴露情况，以早期识别精神障碍的高风险个体及家庭。对于筛查阳性的孕妇，应延长心理健康监测的时间范围，不仅覆盖孕期和产后早期，最好延长至产后3年，甚至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第二，强化基于家庭的心理干预措施。对于存在童年期不良经历暴露的家庭，应提供以家庭为单位的育儿支持和心理干预，重点促进儿童社会情绪发展，从而打破不良经历代际传递，降低后代精神健康风险。第三，推动ACEs筛查在中国的本土化试点与路径探索。
谈及研究动机，研究者强调，这项工作并不是要“标签化”曾有创伤经历的母亲，也不意味着有“创伤就一定会伤害下一代”，而是希望通过数据与证据，打破社会长期以来对“家庭问题”的沉默和忽视，让社会更理解这些隐形痛苦背后的机制，从而通过制度干预减轻其连锁反应。
“很多人会下意识地弱化自己的创伤经历，或把它视为成长的‘正常代价’。王慧指出，中国文化对“隐忍”和“坚强”的强调可能影响个体对ACEs的报告意愿及准确性。因此，在筛查实施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以下方面：如引入创伤知情评估理念，向筛查对象解释评估目的与流程；加强医务人员关于敏感问题沟通与心理支持的培训；提供安全、私密的筛查环境，并采用简洁、标准化的筛查工具；加上结合病史等客观医疗信息，提升筛查结果的准确性。
“基于现有关于童年期不良经历对女性精神健康影响的研究，我们将继续开展GMATCH队列的随访，深入追踪女性精神健康的长期轨迹，探索关键干预窗口及跨代影响机制，尤其关注早期逆境如何通过跨代效应影响个体精神健康及家庭功能。”徐小林在最后表示。
在这样一个家庭结构深重、亲密关系高度嵌入的社会，理解创伤的代际路径，不仅关乎公共卫生，更关乎我们如何理解家庭、理解母亲、理解成长。
正如一些心理学专家指出，创伤本身并不会自动在家庭中延续，但那些未被承认、未被回应的痛苦，往往会以沉默的方式在亲密关系中悄然流转，影响下一代。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袁端端
责编 朱力远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