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解放台湾，美国会不会干涉？看1950年杜鲁门，说得有多透彻？

摘要：1949年10月15日，广州解放。11月30日，重庆解放。在此之前，“代总统”李宗仁已逃到香港，不久赴美就医。12月8日，国民党政府正式迁台。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如无美国军事占领或控制，台湾“大约将于1950年底置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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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5日，广州解放。11月30日，重庆解放。在此之前，“代总统”李宗仁已逃到香港，不久赴美就医。12月8日，国民党政府正式迁台。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如无美国军事占领或控制，台湾“大约将于1950年底置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

到这时候，美国实际上面临要么出动军队冒与解放军直接冲突的危险，要么作出放弃台湾的抉择，而且形势逼人，必须很快作出决定。

11月2日，艾奇逊与他聘请的“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共同制定了一份有关远东政策的决定，其中有关台湾问题否定了美国用武力或通过托管取得对台控制，从而把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方案。

不过还拖了一个尾巴：如果有其他国家以争夺台湾的冲突威胁和平为由，向联合国提出台湾问题，美国将支持一项停火和自决的决议。

事实上，没有国家可能在联合国提出这一问题，所以这条尾巴是没有意义的。

12月1日，默钱特提出一项备忘录，题目是“如果台湾陷落”，提出了三点关于台湾易手之后美国善后工作的建议：

(1)做好宣传解释工作，解释美国为什么未能防止此事发生；(2)以台湾局势威胁和平为由向联合国提出提案，但不是为了挑起军事行动，只是为了让共产党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3)准备加强与菲律宾、日本及其他太平洋国家的防务联系。

这个建议完全是以美国不再插手台湾为前提，只是还要在政治上同中国共产党斗争，挽回美国一点面子而已。

1949年12月，美国政府内部就对台政策展开了一次有决定意义的辩论。以国务院为一方，主张完全放弃台湾；以军事部门为一方，主张以少量军援助蒋拖一个时期。二者共同一致的前提是美国不能出动军队为“保卫”台湾而战，这点没有变。

艾奇逊在讨论这一问题的各部门联席会议上阐述了对这个问题更加深远的考虑。他说台湾问题要从整个背景看，并且要看得长远些。

即使采取了军方的意见，把台湾的“陷落”推迟一年，美国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太大：

首先使美国再次卷入一场举世瞩目的失败之中，从而丧失威信；更重要的是把全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目标吸引到美国身上；使苏联有机会在安理会控告美国；美国在全体亚洲人民心目中成为腐败、威信扫地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者。

此外，还没有人认为台湾在战略上重要到如果一旦丧失，真的会打断美国的防线，所以不值得为它付出这么高的代价。

军方有人认为如美国要秘密支持大陆的反共游击活动，台湾将是很好的基地。艾奇逊表示目前并不存在可以支持的这类活动的基础。

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两种意见同时上报。

最后杜鲁门裁决：基于政治的理由，同意国务院的意见。

国防部长约翰逊事后说，他在1949年12月间与杜鲁门一次谈话中发现自己的斗争已经失败了。

可以说，到1949年底，美国基本上承认“用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分离台湾”的努力已经失败，决定面对台湾可能统一于新中国的现实，准备进一步从中国内战中“脱身”。

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出一份内部文件，题为“宣传政策文件——台湾”。这是供与政府有关的宣传机构掌握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宣传口径。

该文件开宗明义点明，本文件要解决的问题是：

“制定一项宣传政策，以便在台湾可能为中国共产党军队攻陷时，尽量减少对美国威信和其他国家士气的损害。”

宣传要点大意谓：

(1)动用一切材料来抵消以下“错误印象”：保住台湾能拯救“中国”政府；美国在该岛有特殊利益或有所图，或准备建立军事基地；该岛如为共产党所占将对美国或其他反共国家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美国承担了“拯救”台湾的责任，等等。

(2)强调台湾从历史上、地理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纯属中国的责任范围，与美国无关。

(3)台湾在军事上不重要，中国从来不是海上国家，该岛不会对中国共产党提供特殊战略利益。

(4)针对要求美国派军队干涉或建立军事基地等意见，宣传这样做对国民党并无好处，对美国害处极大。

(5)不要对台湾表现不适当的关注，因此不要对台湾何时易手作过多猜测以引起过多注意；避免把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来提，并且不再提台湾地位要等对日和约再定。

(6)对中国的宣传中不强调台湾在国民党治下的糟糕情况，而对其他地区，则可以提国民党在该岛和在别处所表现的同样的弱点。

从以上宣传内容可以看出，总的精神是尽量缩小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重新强调台湾是中国人的事，为美国“脱身”作舆论准备。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1年艾奇逊在国会为这项文件辩护时说，可能美国的政策并不是认为台湾对美国军事上不重要，但是在遇到失败时，只能强调它没有什么了不起，才能鼓舞士气继续前进，这是宣传中的常情。当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减少对美国威信损害的目的。

有意思的是，最早向国务院建议作这样的舆论准备的是当初力主“抢救沉船”的魏德迈。他此时为陆军副总参谋长。他于1949年9月间就建议，应通过“美国之音”以及美国的国际机构作宣传准备，以便一旦台湾“陷落”时，把对美国的损害降到最低限度。

3、杜鲁门声明与艾奇逊讲话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正式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该声明确认联合国大会于1949年12月8日通过的决议所重申的对中国的原则：尊重中国领土完整；要求一切国家避免在中国领土内获得势力范围或建立由外力控制的政权，或谋求特权，并称上述原则“在目前局势下对台湾特别适用”。

声明重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明确表示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声言：

“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局势”；“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

声明还特别表示，“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

这是美国在将近一年多对台湾的暧昧态度之后，最明确地表明遵守历次有关台湾问题的国际协议，决定不干涉台湾的一项政策声明，也是“脱身”政策的最后一个步骤。

这项声明中有一个钉子，就是“目前”二字。无论如何，在1950年1月，美国是决定退出中国内战了。

同日，艾奇逊举行记者招待会，解释杜鲁门的声明。

这篇讲话与以后的行动形成鲜明对照，值得多引几句：

中国人治理台湾已有四年。美国和任何一个盟国都没有对这一占领的权威性提出疑问。当台湾成为中国的一个省的时候，没有人对此提出过法律的疑问。这是被认为符合过去的承诺的。

现在，在有些人心目中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现在控制中国大陆的力量是对我们不友好的，因此，我们要说，“那我们要等一项和约”。我们在朝鲜并没有等待一项和约。我们在库页岛并没有等待一项和约。对于我们负责托管的那些岛屿，我们也没有等一项和约。

不论法律问题如何，美国不能用律师的语言来含混自己严正的立场…这关系到美国的基本正直性，关系到使世人相信，一旦美国采取一种立场，它将坚持下去，而不会因权宜之计或自已得利而改变。全世界必须相信，我们是坚持原则的，我们是尊严、体面的人民，我们不像其他国家那样，说话只是为了进行利己的宣传，而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使我们坚持这一立场有困难时，就立即予以推翻。

1月12日，艾奇逊又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美国国务院称之为“美国基本立场”的著名讲话。这篇讲话详细分析了战后亚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摆脱贫困的基本要求和历史背景，并明确承认，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是这一潮流的一部分，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美国的援助只能起有限的作用，不能向别国人民提供“决心”、“意志”和“对政府的忠诚”。他重复强调，美国决不要干一些蠢事来取代苏联“不令人羡慕的地位”，而要坚持“谁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就是美国的敌人”的立场。

这篇讲话还提出美国在西太平洋必须保卫的安全防线，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群岛，到菲律宾，未提台湾。他明确说，美国对北太平洋（到朝鲜为止)与对南太平洋不一样，南太平洋地区除菲律宾外，主要应由当地人民自己负责。他分别列举美国对该地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只字未提台湾。

这篇讲话被称作是“划线”的讲话，也就是说，美国正式把台湾划在防线之外。

4、放弃台湾的背景

美国政府决定此时将内部决策公开发表，有以下一些背景：

（1）应付国内斗争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争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是否承认新中国和如何对待台湾。关于台湾，军方与国务院有不同意见，已如前述。尽管杜鲁门作出了裁决，以国防部长约翰逊为首的一批人并不因此罢休。

国会内外的“援蒋集团”以及国民党方面的活动此时也很活跃。

1949年11月，共和党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到远东旅行回来，一再写信给艾奇逊，表示坚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让台湾落入中国共产党或俄国的统治之下”，在12月吴国桢当省主席之后，史又敦促美国政府开始与吴谈判，安排美国占领台湾。诸如诺兰、塔夫脱、胡佛等共和党议员也纷纷提出从派军事代表团到以海军“保卫”台湾的军事行动方案。

1950年新年伊始，美国国务院关于台湾问题的宣传政策的内部指示，以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台湾决策的文件内容都被透露了出去，引起轩然大波。共和党亲蒋议员们向政府提出质问，要求政府公布文件全文，进一步要求对台湾采取更加“进攻性”的政策，等等。

国民党使馆专门从事对国会游说工作的陈之迈向顾维钧报告称，共和党人看来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发动一次全面斗争，有一名共和党人说，1950年的中期选举有赖于此。在这种情况下，艾奇逊认为政府方面有必要明确表态，进行还击。他安排一系列与国会方面的内部会见，解释政府对台湾政策的考虑，但是国会内的“中国帮”颇为顽固。国会中期选举在即，政府的对华政策不可能不在公众中进行辩论。因此，决定及早公之于众，以便公开为之辩护。

（2）配合整个亚洲政策

美国在考虑从中国“脱身”的同时，调整了整个亚洲政策，决心大力争取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抵制“共产主义蔓延”。为此，必须对该地区人民摆脱外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要求表现出同情的姿态。艾奇逊等人认识到公然表露美国对台湾的野心将在亚洲丧失人心。

巴特沃思在1949年12月反对军方关于对台使用少量军力的意见时曾坦率地说：正当美国在“集结一个由小国组成的大联盟”时，不顾自己关于尊重这些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保证，见机就把能到手的财产据为己有，适足以破坏这些小国的信任。

1950年1月，杜鲁门的声明发表后，艾奇逊在参议院外委会内部听证会上回答议员的质询，也阐明了这层意思。在有的议员一再以对日和约未签订之前台湾“在法律上地位未定”进行纠缠时，他表示反对再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他说他目前所关心的是，美国不要在亚洲以法律的名义采取一种立场，结果被全世界人民视为“伪善，认为美国说的是一套，实际上是别有所图”。对于有人提出支持台湾“独立”等建议，艾奇逊的回答是，有关这方面的种种方案都已考虑过并都遭弃绝，其原因就是代价太大，使美国在亚洲丧失的阵地远比得到的多。

艾奇逊1950年1月12日在“全国新闻俱乐部”的讲话，既是向美国公众解释政府政策，又是说给亚洲人听的。其中对亚洲人民的民族运动给予充分肯定，用了许多亚洲的“黎明”、“新生”一类的辞藻，并大力宣称美国是“亚洲人的朋友”。

（3）再作一次努力争取中共疏远苏联

1949年12月，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正式访问苏联。这次访问的结果是1950年2月14日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初一个阶段毛泽东在莫斯科受到冷落，谈判不顺利，美国感到还有一线希望可以在分化中苏上做些文章。此时美国在台湾的所作所为已引起中国人民的疑虑和反对。一些在美国心目中对美友好的民主人士一再向当时还留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外交官指出，如果美国阻挠解放台湾，它将失去全体中国人的好感，从而丧失在全中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