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4年春天，武汉某大学，一名外语系女生在疾控中心听见两个字：“阳性。”她没晕倒，没哭，只是盯着单子发呆。她叫朱力亚，长得不惊艳，学习却拔尖，中专未毕业就被保送读大学。

2004年春天，武汉某大学，一名外语系女生在疾控中心听见两个字：“阳性。”她没晕倒，没哭，只是盯着单子发呆。她叫朱力亚，长得不惊艳，学习却拔尖，中专未毕业就被保送读大学。

可她没想到，和一个巴哈马男生谈了两年恋爱，谈进了艾滋病晚期。从此，这个普通女生，变成了新闻头条、职场禁忌、邻里禁区。她活着，却像失踪。今天，我们就讲讲她的故事。

2004年4月，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单上赫然两个字：阳性。朱力亚的世界随即坍塌。她1982年9月生于西安，家庭普通，父亲是司机，母亲种大棚。

靠奖学金一路逆袭，从荆州中专被保送进武汉一所高校外语系。她是同届唯一中专未毕业直升本科的学生，入学即成“传奇”。

2002年秋，朱力亚在武汉市一家音像店门前邂逅一位来自巴哈马的男生，对方在武汉某大学医学院留学。对方身体高大，英语流利，西式幽默，令她迅速沉溺。他们公开交往近两年，频繁同居，规划过婚姻和孩子，对方却隐瞒了两项重大信息：艾滋病晚期和肺结核。

他发烧时，她递水；他呕吐时，她递巾。她在毫无防护的状态下，多次发生无防护性行为。直到2004年春天，他因签证问题被遣返回国。朱力亚随后因学校组织例行体检，被校方安排到疾控中心复查。当检测结果送回手中，医生沉声只说两个字：“阳性。”

她的大学生涯被迫中断，学校劝退，她接受劝退。官方未作处理，但她成了“哑巴炸弹”，未被公开，未受追责，却永远失去了正常人的身份。

此后，她独自在汉口租房居住，不敢对外透露病情。多次求职，全数失败。她的简历干净，学历优秀，但一经面试便被委婉拒绝。“眼神游移、语气迟疑、口头敷衍”，她熟练识别这些拒绝的套路。她后来才明白，有些拒绝并非对能力，而是因流言已悄然蔓延。

2005年7月1日，她出现在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上，身份匿名，画面经过处理。她说：“我必须说出来，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唯一。”那天，她的生活完全变了。

她失去了一份原本已签约的工作，好友不再联系，租房的邻居用开水冲洗她用过的洗手池。她知道，她已不是朱力亚，而是“艾滋女生”。

她的状态继续下滑。一次饮酒过量后，她拎着水壶站在窗台边，警察赶到时，她已打包好遗书。自杀未遂后，她陷入沉默，长时间不出门，黑色窗帘遮住整扇窗户，屋内无光、无声、无人。

屋外人们在议论：“她为什么不早点说？”但无人问一句：“她要是说了，还能活到今天吗？”社会给她定了罪，却不给她改过的机会。

她的生活至此完全冻结。但这一切，没有结束。

2005年秋，朱力亚离开武汉，前往西藏。没有路线图，没有随行者，只有一个信念：离开熟人。她在藏北无人区独行七日，帐篷边有野狗，干粮已霉，她依旧向前。她说：“活下来，是为了证明我还能自由走。”

她不信教，却绕着布达拉宫走了三圈。不是祈福，是试图唤醒沉睡的心智。她不是去“净化”，是要逃离。“在武汉我连空气都觉得被监视。”

回汉后，她走进了一个志愿者组织，专门服务艾滋病感染者群体。她第一次作为“已知携带者”公开身份参与集会。

2005年10月和2006年5月，她两次赴河南省文楼村——当时中国艾滋病患最集中的村庄。她在村里教孩子学拼音，翻译国外捐助基金申请文书，替孤儿联系食宿安排。

她的日记中写道：“村里的孩子不怕我，他们拉着我手，还要跟我回武汉上学。”那一刻，她明白：她不是绝望的代言人，而是活教材。

她曾在西藏旅途中立誓：“如果活下来了，就要用这条命，讲完自己的故事。”

回到武汉后，她以“志愿者”身份，走进多个高校。2006年6月10日，华中科技大学学生活动中心513室，她第一次站上讲台，面对200多名学生说出第一句话：“我得了艾滋病。”

没有人鼓掌，也没人离场。全场沉默。有人低头，有人咬唇，有人拿纸擦眼。她没有哭。她说：“如果你们从此不敢恋爱，我的讲座就是失败的。”

她演讲后走出校门，一名女生追上来，递上纸条。纸条上只有一句话：“谢谢你，我今晚决定不分手了。”

她说：“这就是我活下去的理由。”

2006年以后，朱力亚没有“复学”，也没“复出”，她选择以“非政府组织协作员”身份，进入更基层的艾滋病防治项目。

她在民政局登记为志愿讲员，接受各地高校、公益组织邀约，自掏车费，自己制作幻灯片，每到一处，都说一句话：“我不是来恐吓，我是来提醒。”

她并未获得任何官方资助。她住在汉口老社区，一室一厅，常年窗帘拉开。她不再遮掩，不再匿名，不再说谎。她公开的讲稿中这样写道：“在这条路上，没有归途，只有向前。”

她曾走访云南、贵州、河南多个艾滋病高发地区，协助筹建地方志愿者队伍。她翻译了8份国外公益资料，将其本土化后交由高校传播。她从不接受捐款，也不回应私信求助。她说：“我要做的是传播机制，而不是个人怜悯。”

2005年至2010年，她共开展超过150场公开讲座，触达近5万人。她没有做慈善，也未申请项目，她只是坚持讲清楚：一个携带者，怎么生活、怎么工作、怎么恋爱、怎么不传染他人。

2010年之后，朱力亚逐渐淡出媒体。她不再出现在台前，但继续留在机构内担任资料翻译和内容审核。她的名字，成了志愿圈内的“口头传说”。

她不接受采访，不留影像，甚至拒绝在讲稿中出现自己的照片。她说：“我讲的是病毒，不是自己。”

她没有再恋爱。她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我不能把一个普通人拉进这场战斗。”但她并未苦涩，只是淡然。

她的最后一篇日记停在2015年春。她写道：“我的生命已经不属于个人，而属于社会了。”这一句话，后来被志愿组织刻在宣传册封底。

朱力亚不再活在舞台上，但她的故事，成为全国多个艾滋病宣教手册的核心案例。她不是“幸存者”，她是一面镜子，一声警钟，一个活着的教材。

朱力亚走到现在,我的生命不再属于个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网.2006.6.11

[面对面]朱力亚感染艾滋病.CCTV.2005.7.23

世界艾滋病日：一名艾滋女大学生的故事.人民网.2016.12.2

来源：加巴有布黄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