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和十四年冬，当死神降临时，柳州刺史柳宗元正赤脚站在衙门后院奋力掘一口新井。此时的他何曾料到，自己托付刘禹锡的信件已在路上。信中写尽对两个稚子的牵挂，却只字未提自己咳血的沉疴。
元和十四年冬，当死神降临时，柳州刺史柳宗元正赤脚站在衙门后院奋力掘一口新井。
此时的他何曾料到，自己托付刘禹锡的信件已在路上。信中写尽对两个稚子的牵挂，却只字未提自己咳血的沉疴。
公元793年，春闱放榜的长安。21岁的刘禹锡与20岁的柳宗元名字并悬于贡院皇榜之上，二人从此相识。少年相逢意气风发，皆怀着经邦济世之志。这绝非仅是志趣相投者的惺惺相惜，更像是两股激流汇聚一处。新唐书记载他们同入杜佑幕府，彼此之间“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锋芒之锐，令人侧目。
命运给予他们的机会来得极快。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顺宗登基。他与心腹王伾、王叔文等人发起了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这场以两位年轻进士为中坚力量的变革急风暴雨般展开，正如史学家司马光所言，他们试图“罢宫市、禁五坊小儿”，目的明确，就是要为皇帝扫除积弊。
然这风暴来得急，退得更凶。
顺宗因病失权，新皇帝宪宗甫一即位，仅仅维持百日的革新便如同泡沫般瞬间幻灭。史笔无情，《资治通鉴》卷二三六寥寥数语却足以令人透体生寒：“贬神策行军司马韩泰为抚州刺史……司封郎中韩晔为池州刺史……而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坐王叔文之党，并贬远州司马。”
曾经的进士少年们，一起成为帝国最遥远角落的“八司马”。他们的命运由此彻底捆绑。
柳宗元流放之地永州（今湖南零陵），刘禹锡则被贬至朗州（今湖南常德），相距不远。那是真正的南方蛮瘴之地，如柳宗元在其《捕蛇者说》中直言：“永州之野产异蛇”，环境之险恶可窥一斑。十年苦熬，虽同在荆南，两地往来却需艰难跋涉。
柳宗元
永州十年间，柳宗元写下了《江雪》《小石潭记》等著名诗文，字里行间尽是荒山古木间的凄凉。而相对开朗的刘禹锡，在朗州也写下“晴空一鹤排云上”的名句，却也不过是深寂孤独之下的自我安慰罢了。
元和十年（815年），在流放地的两人忽然被召唤回长安时，柳宗元时年四十二，刘禹锡也已四十三岁了。
可等待他们的并非光明未来。长安玄都观的一首诗让刘禹锡再次陷入险境：“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句似一把利刃刺穿了当朝新贵们的面具。这直白讽刺立刻引来新势力残酷反扑——史官提笔记道：皆谓“执政不悦”，再贬风波轰然而起。
命运再次残酷地将他们抛向更为偏远的绝境：刘禹锡被贬播州（今贵州遵义），柳宗元则是比播州还要险恶的柳州（今广西柳州）。
当诏书抵达之时，刘禹锡想到的是家中高龄老母。播州僻远，母亲如何能承受这无尽跋涉？正在悲愤绝望之际，柳宗元毅然踏出一步，竟不顾自己也将被贬的事实，向朝廷上奏——恳求以自身之险恶柳州，换刘禹锡较近的播州。
史书清晰记下他的理由：“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这一片赤诚之心，竟然也撼动了当朝宰执裴度，《新唐书·刘禹锡传》明确记载了此情：“大臣”以其孝母之情为然，方改梦得为连州刺史。
刘禹锡
一纸诏书终将两人分隔在南方迢迢路途两端，却难断思念。柳宗元被贬柳州后所作《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字句浸透了无边苍凉，最后他仍不忘嘱咐老友：“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是天涯两端的共同守望。
公元819年11月，柳宗元病逝于柳州任上，年仅四十七岁。
死神的迫近悄然无声，以致身在连州的刘禹锡毫不知情，只是奇怪来信为何突然中断。
直到噩耗传来如雷击顶。史书留下简短却沉重的死亡记录：“病且革，留书抵刘禹锡曰：‘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据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记载，柳宗元更留下绝笔托付：“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 ”遗命内容令千年后世人读之鼻酸——他将幼小的两个孩子与毕生心血凝结的手稿全部托付刘禹锡。
彼时的刘禹锡，自己前途未知。他却即刻着手整理老友遗稿，把挚友骨肉接到身边抚养。元和十五年，当柳宗元灵柩千里迢迢归葬故土时，史官用六个字记下了刘禹锡的悲绝之态：“刘禹锡为祭文…行路闻者，皆为饮泣。”他在《重祭柳员外文》直书：“誓使周六（柳宗元幼子），同于己子”，信誓如石，重若千斤，字字血泪。
长庆元年，刘禹锡扶病转任夔州刺史。自蜀赴新职时，他特意绕行柳宗元墓前告别。墓前长跪后起身，风霜已尽染双鬓。此时他翻开随身携带的柳宗元遗稿，在异乡凄风苦雨的夜晚伏案，整理那些曾经滚烫的文字。《柳河东集》的初稿，就在他手中一笔一划艰难完成。
刘禹锡的后半生，从未离开过柳宗元的影子。他整理并传播柳宗元文章、抚养子嗣直至成人，更在文集中反复为亡友辩白申冤。数十年风霜过后，六十八岁的刘禹锡再览柳宗元遗文时，悲慨之余写下了那句自喻：“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当柳宗元决定冒死上书换两人贬所、至死将全部人生责任托付挚友之时，这早已超脱了凡人交情，而是一座中华文明深处关于知己与责任的精神界碑。它让刘禹锡在失去挚友的岁月，仍然坚韧完成了两人共同的文脉责任。
那远去的贞元进士少年早已鬓生华发，他们的名字也已融于历史长河。然而我们依然能从柳宗元托付遗稿与稚子的动作上，从刘禹锡数十年无倦的坚守中，读懂一种不朽信诺。
友谊在安稳时光里常有，于生死关口却最为珍贵；君子相知不只在巅峰处的携手共进，更在深渊之中托付一切依然无愧于心。人世间最贵重的信任，是当对方跌入黑暗，你依然愿成为他托付至暗时刻的那双手。 这份生死至交穿越千年风雨，是中华精神血脉中永恒燃烧的暖与光。
来源：自说自话聊历史
